数字人文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兴起——以北美文学研究学科史为中心的文献学考察
摘 要
Abstract
本文从近来北美文学研究模式变化的角度，理解数字人文出现的学科环境，并将其放置在西方近代文学以及作为大学学科体制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中，以期引起关于数字媒体时代文学研究和教育的反思。鉴于这个题目包涵的内容远超出了一篇文章的限度，数字人文也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本文集中讨论与数字人文在北美的兴起关系较为密切的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所涉及的领域也是在笔者较为熟悉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
关键词：数字人文；印刷文化；学科体制；近代文学；英文系
德国理论家韩秉珠（Byung-Chul Han）在2017年出版的《在蜂群中——数字前景》（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英文版首页写道：“观察到电子媒体飞速的崛起，麦克卢汉1964年写到：‘电子技术已经涌进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结构之中，而我们对其与古登堡以来印刷技术的相遇却是麻木的，也不去讨论。’今天在跟数字媒体的关系方面，我们几乎依然如此。这个新的媒体正在重新编程（reprogramming）我们，而我们却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范式大转变。正是这个媒介在我们意识还朦胧的时候，在改变我们行为、感知、感觉、思考以及群体生活的方式。我们为之迷狂，却不能全面估量我们如此疯癫的原因。目前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媒体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还处于昏迷的状态之中”[1]。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现在毕竟距离麦克卢汉的年代过去半个世纪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数字媒体与印刷媒体的相遇对当下文学研究来说，依然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历史上，印刷媒体是促成近代意义上文学兴起的很重要的物质技术因素。就本文所关心的英国文学而言，古登堡的印刷技术虽然在15世纪即由威廉•卡可斯顿（William Caxton）从欧洲大陆携带到英格兰，但印刷文化是到了18世纪才逐步影响到社会日常生活，从而促进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写作文体的近代化发生发展，以及包括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2] 当然，20世纪数字媒体时代的来临并不会全面代替印刷文化，以及后者所塑造的社会形态和意义形式，但印刷文化与数字媒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历史发展，数字媒体的到来“重新媒介化（remediate）”了印刷文化所塑造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3]
文学从物质形态上来说，必然与书写及其传播和社会化相关。柏拉图早在其《斐多篇》中就提出，书写是人类记忆的帮助，但同时也会导致人类记忆的萎缩。在柏拉图看来，书写是一种新的技术，会带来对已有社会秩序的挑战，“书写戏仿了在场；它是非人性的，缺乏内在性，破坏了本真性的对话，是非个人化的，不承认对话双方的个体性；并且，书写内容在流传时是混乱的、超出了所能管理范围的。”[4] 也就是说，在柏拉图记录下来的苏格拉底对话中，两名对话者相互聆听，充满着对哲学和知识的爱，关注的是灵魂的事情。对柏拉图来说，一旦诉诸于书写，对话对象是谁就变得无关紧要，交流的过程中也就无所谓情感的投入；如果仅仅注意到知识流传的物质形式，就会忽略知识本身也是一件思考的实践，忽略了知识中人性的层面；如果仅注意到知识的物质形式，会使得知识流传的物质方式取代人类的灵魂而成为知识的主体。柏拉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人文主义者长期以来否认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技术和媒介力量的原因。[5]
在柏拉图之后的西方传统中，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个断面是17世纪。麦克卢汉的学生瓦尔特•翁（Walter J. Ong，1912-2003）195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系统，空间，与文艺复兴象征主义中的智性》（“System, Space, 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6]。瓦尔特•翁注意到西方在早期近代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从古代到近代想像知识方式最大的转换”，即知识从“话语及听觉及个人”置换为“观察和视觉和物事”。这开启了思想方式转向“视觉，而非听觉的类比”。知识发展的模式成为了从个体对事情的观察活动那里获得结论，而不再是聆听教师的教导和参加什么对话。根据翁的考察，与这种“知识论的视觉方法（epistemological visualism）”同时发生的还有两件事情：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空间观到哥白尼空间观的转换，”一是“活版印刷的使用”（Ong 232，228）。翁认为语词被放置于印刷纸页的空间中，语词的声音沉寂下来。这样，印刷产品的纸页就成为了意义和知识的载体，书籍的名称也由先前向读者致辞的形式，转换为“标签，就像是盒子上的标签一样”（Ong 228-229）。这种知识流传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知识本身。如果书本可以“容载（contain）”知识，那人的大脑呢？“人的头脑可以‘容载’知识，尤其考虑到人文与科学知识一个个的区隔，它们可以彼此‘容载，’它们都‘容载’语词。话语容载句子，句子容载短语，短语容载字词，而最后字词容载观念”（Ong 229）。[7]这时，知识发展模式更多与视觉阅读活动相关，而不再是聆听对话。
瓦尔特•翁在其学术名著《拉米斯：方法与对话体的衰落》（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中还指出，早期近代的欧洲，书籍不再仅仅指向或重述事实，而是可能“像盒子一样封闭事实”[8]。这一点也被学者查德•威尔蒙（Chad Wellmon）所观察到：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语文学校勘技术的提高使得“对古代手稿、注释和评论进行细心研究”变得可能，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能帮助读者与古代的道德典范相遇。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同时也会削弱古代文本的权威性”，“印刷传播文化造成的去稳定化效果”[9]。也就是说，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文本的生产逐步进入工业化的状态之中，语文校勘学技术的提高使得古典语文学者们开始为古代文本的权威性焦虑。另一方面，近代文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产生出来的。[10]。
我们从瓦尔特•翁及麦克卢汉的分析中，能看出自早期近代开始，印刷文化成为知识生产和意义创造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而近代文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都是发生在这个历史过程。其中包括近代的美学和感受形式、个体性、公共空间、民主政治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相信，麦克卢汉对于数字媒体与古登堡以来印刷技术的学术兴趣，是他对于媒体与社会、美学、技术之间关系的迷恋。对他来讲，媒体是与人类感官、物理世界、社会生活领域互动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代发生的数字技术媒体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印刷时代产生的近代文学及其研究，也必然会影响到由印刷时代以来形成的知识生产机制。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阅读行为。它在当前数字媒体时代不同于印刷文化时期，模式更为广泛，涉及更多种媒介，所参与的感觉也更为密集。具体到文学研究，著名理论家N. 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就曾写道：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实际上，即使是印刷文化时代的阅读也非是自然的，比如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默读”这件事情，当它首次在18世纪的英国发生的时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12]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阅读的媒介发生了变化外，阅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欧美学术界1980年代发生的有关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其实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反映。由于受1960年代以来平权运动身份政治的影响，文学文化经典受到了质疑。由于其作者常常是死去的英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这些经典被认为是充满了文化殖民话语权的。出于“多元性”（diversity）和“混杂性”（hybridity）的文化政治诉求，许多后殖民、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文学作品进入大学课堂，以实现文化多元性和身份政治平等。这股潮流在北美人文学科内部引发了许多的讨论。纽约大学英文系从事英国早期近代文学文化研究的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教授认为：“对于文学经典问题最好的理解，是将其作为文化资本形成和分配的问题来看待。更为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是否拥有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权利问题。”[13] 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更多是关于“文学素养的支配和一直在进行的文学课程设置的现代化，”而非有些人认为的“文学作者的社会身份问题。”[14] 对盖尔利教授来说，文学是一个历史政治范畴。尤其当文学研究的对象会涉及到非文字的人类艺术品的时候，文学研究与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会发生变化。作为书写的文学概念主要被确定为欧洲近代通俗写作，这必然与近代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15]如果我们考虑到媒介所涉及的政治、技术和美学方面的社会变化，那么并不难推断说数字媒体环境的到来必然会引起由印刷文学及其研究的改变，以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盖尔利教授决定将其发表于美国现代语文协会（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会刊千禧年特期上的短文命名为《文学的时代》（“The Period of Literature”），这里不无伤感一个时代的终结之意。
数字人文将阐释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在一起，风靡美国各个大学，许多与之有关的新的学术项目建立起来。支持者认为，这种方法比传统的人文研究更注重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强调开放性、团队协作性，提倡人文研究者要具备建设性思考和实践能力，需要熟悉数据管理和可视化，从而促进文学研究和新技术互相交融。在反对者看来，数字人文是保守势力，不注重阐释，不鼓励知识上的怀疑，只注重管理和以实验室为主的实践。较为代表性的批评意见刊登于2016年5月1日的《洛杉矶书评》，题为《新自由主义工具（及档案）：数字人文的政治史》（“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它认为，数字人文并不是它所号称的使用数字或量化方法来回答人文领域中的研究问题，只不过是将技术知识定义为一种人文知识，并认为这种知识会高于其他形式的知识，推行以计划和lab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以取代阅读和写作。[16]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Milwaukee）分校“21世纪研究中心”的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教授甚至认为，数字人文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使得传统人文学科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让位于代码、界面涉及和脚本语言，这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大学校园中的实现，会激化美国高等教育中已经存在的人文学科的危机。[17]
数字人文范围之广、变化之快、涉及内容之多，使得数字人文难以被简单地界定。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弗兰克•莫雷蒂教授（Franco Moretti）针对文学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数十年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在2000年提出了一个叫作“远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18]。这被认为是“数字人文”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发生发展一个转折点。莫雷蒂也由此被认为是数字人文的代表人物。他在《洛杉矶书评》（LARB）“数字人文”栏目的访谈中认为，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概括不了目前的实际情势，“‘数字人文’这个短语没有任何内涵。”[19] 事实确乎如此。马里兰大学英文系的马修•克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教授在他发表于2010年的《什么是数字人文，及其在英文系的任务》一文中认为，“什么是数字人文”这个题目已经成了一种写作文类，评论者们针对该问题有很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观点。[20]
数字人文的起源问题也很复杂。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是“人文学计算应用（Humanities Computing）。”[21]如果说“数字人文”这个术语及相关学术组织机构的诞生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那么，人文研究中对于计算机的使用，则要久远得多。许多谈数字人文历史的学者都会提到耶稣会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1913-2011）神父。他从1949年开始，在IBM公司的帮助之下，为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的著作编制索引，持续了三十多年。1980年代，计算的方法开始成为词典编纂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对柯林斯（Collins）公司的词典产品及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20卷本的编纂都发挥了很大作用。[22]之后，人文学计算的方法由图书馆及其他附属人员来完成。这些工作人员并非是学校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为了帮助教授们使用计算机开展研究，与正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相比，是二等的工作。[23]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得到改变，以2005年“数字人文研究组织联盟”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的成立为标识。
在这个脉络下，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兼大学图书馆主任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被认为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安斯沃斯从名字起源的角度回忆说，这个术语（digital humanities）真正起源于和安德鲁•麦克内利（Andrew McNeillie）的谈话中。麦克内利是最初为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出版社出版《数字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的征稿编辑。在讨论书的名称的时候，雷蒙德•西门斯（Ray［mond Siemens］）想用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术语，《人文学计算指南》（A Companion to Humanities Computing）作为书名；而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和销售人员想使用《数字化的人文研究指南》（Companion to Digitized Humanities）作为书名。安斯沃斯就建议使用《数字人文指南》，这样就使得重点不再是简单的数字化。[24]
数字人文文学研究兴起的另外一个背景是文学文化和历史研究中的“校勘学”（textual studies）。“校勘学”指研究文本物质史的“书籍史”研究，比如书籍的流传、阅读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个人审美；也指文本评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版本目录校勘学，即文本的整理、校订和出版。从学术传统上来讲，校勘学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一部分。查德•威尔蒙的研究认为“人文主义者关于阅读和书籍的怀疑与假设在18世纪晚期的德国古典语文学中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顶峰。”[25]这与当时文本可以在技术上较为容易地印刷生产关系密切。印刷和流传的文本增多了，就产生了“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必要性。事实上，威尔蒙教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如今数字时代大量的数据信息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论意义上的改变，这与德国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时任普鲁士科学院院长的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所施行的“大人文（big humanities）”有许多相似之处。“大人文”涉及组织上百名学者对古希腊拉丁铭文等的收集、整理和校订。蒙森的同时代人称这样大规模的、类似于工厂形式的学术活动为“工业化”的学术模式。这种模式促成了现代化学者形象的产生，也产生了现代的知识伦理。在这种普鲁士国家及科学院资金资助的大型校勘学学术项目中，个体学者的重要性减弱了，他并不再能把握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知识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学术项目需要参与的学者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知识和情感欲望，学者需要规范自我的主观意志，投入到历史纪实材料的收集整理之中。学者不再是牧师一样的意义的掌握者和解释者，更多是单调乏味的机械性收集整理工作。学术项目规模越大，个体参与学者的辛勤和才智也会更不重要，就越需要学术机构的稳定性，这样才能保障项目的最后完成。它所培养的学术品质和技能更多与组织管理相关，项目组织者替换了阐释和批判的大师。[26]
校勘目录学和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之间的确存在着可比性。具体到文学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的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罗米•麦根（Jerome McGann）教授。他认为文学研究要吸收目录校勘学有关作者意图观念的讨论，并提出不仅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就连文本本身的物质性存在也是不确定的。1990年，麦根教授开始建立一个有关英国19世纪诗人和画家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的网上数据库，将罗塞蒂所有的手稿、素描、绘画等整理出来，并放置在互联网络上。为了解决罗塞蒂学术计划中的许多技术问题，本来是属于辅助性工作的“人文计算”在弗吉尼亚大学学院内部的地位得到了提升。[27] 弗吉尼亚大学分别于1999年和2002-2002年举办了“人文学计算是大学学科吗？”（“Is Humanities Computing an Academic Discipline”）和“数字人文课程研讨班”（“Digit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eminar”）两个重要的学术研讨会，正式地将人文计算塑造为数字人文，并将目录校勘等有关文本的学术工作定义为它主要的内容。这些研讨会主要由三位学者组织，包括英文系的麦根教授，人文计算的先驱性人物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的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教授。参加这些研讨会的人员中，有许多后来成为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史蒂文•拉姆塞（Steven Ramsay）、马修•克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本特尼•诺维斯基（Benthany Nowviskie）。这些研讨会认同了科学与技术中历史、社会、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技术和管理也属于人文知识的范畴。这就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文知识的定义。[28]在21世纪，这一在数字媒体深入日常社会生活并成为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必要部分的历史时刻，弗吉尼亚大学的这些学术会议及其所推动的人文知识生产的方向性转型，在今天看起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就人文学科生产内部以及广义上的社会文化政治而言，“数字人文”研究的背景也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的传统密切相关。在1960年代，理论批评在美国各个大学英语系的教学和研究中很流行，“新批评”学派的“作者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观念深入人心。“新批评”阵营的威廉姆•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和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在1946年提出，阐释文学作品的时候，作者本来的意图不相关，文学文本才是重要的，文本之外的一切（包括作者）都只会对阐释活动造成干扰。[29]作者对于所创造的文本意义没有唯一的解释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这与当时民权运动中所普遍主张的平等、颠覆权威等社会文化主张不谋而合。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弗吉尼亚大学邀请了著名的阐释学家E.D.赫施（E. D. Hirsch, 1928-）教授来校任教。赫施教授坚持传统的阐释学研究路向，坚持强调作者原意的权威，有意批评当时文本阐释的随意性和相对性，从而抵制文学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关联性研究。赫施教授的观点当时流行的新批评观念和理论文本批评格格不入，更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政治化方向截然相反。赫施教授所主张的传统阐释学使得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成为抵抗抽象的法国文学理论的重镇。这些与下文所要谈到的文化研究之后数字人文的兴起有关系。
E.D.赫施（E. D. Hirsch）
赫施所坚持的较为传统的校勘学路径和文学文化研究方向是从文化政治的理论角度对美国人文及社会学科中文化研究转向的一种批评。事实上，文学研究内部也对泛文化研究倾向有一些反思和批评。纽约大学英文系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克里夫•希斯金（Clifford Siskin）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文系研究英国18世纪小说的威廉姆•沃纳（ William B. Warner）教授在美国现代语文协会会刊（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职业》（Profession）杂志上合作发表了《停止文化研究》（“Stopping Cultural Studies”）一文。[30]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代表性，在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广泛。
希斯金和沃纳教授是北美文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批评起自于对何为“文化”的语义学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问题在于这里的“文化”有双重的意思：一是总体意义上的，指的是“所有人类活动和思想的全体”；一指的是这总体性之下的某个类别的人类活动，体现为人文、美术专门性质的题材方面。这使得“文化研究”的实践像是一种蹦极运动，其学科性始终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将这个“文化”的双重涵义从语义学方面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西欧。这两位教授对于文化研究之后的其它各种学术潮流（比如，“理论之后、”“新纯文学、”“新传记”及“文学与其它”等）也充满了批评。对他们来说，“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在18世纪英文中语义上发生的变化与“文化”两重涵义的发生较为相似：一方面是指“学识或知识修养，”另一方面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某些写作文类之内的、文学研究范围所要包括的书写。他们认为，这种双重语义的历史性出现是一种称为“印刷文化”的近代媒体技术革命引发的。19世纪初期英文系能够成为人文大系就是因为其是书写技术革命和日常社会之间的某种媒介。[31]他们认为21世纪英文系依然应该在技术书写（包括宽泛意义上的涉及各种媒体和感官的阅读）与社会之间发挥媒介的作用。18世纪以来的印刷文化主导的社会时代已经渐进尾声，而今日的社会已经被电子、数字及算法（algorithmic）媒体等再度媒介化了。如果之前英文系以及文学研究注重的是印刷文本及其引发的种种社会机制，那么现在的方向就应该是研究多种媒体之间的关系、数字媒体算法的应用及其带来的相应的社会机制的转变。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所关注的并不是文化研究学派所特意强调的文化生产和流传过程中的政治、阶层或者身份的问题，而是技术及其引起的文化与社会的改变问题，尤其体现在整个近代化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学科、机构等社会机制问题方面。作为近代文学研究者，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本文开始所提到的麦克卢汉、瓦尔特•翁以及韩秉珠等所关心的是一样的：近代文学及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不仅仅具有人们所赋予的想像性与虚构性属性，而是更多地涉及到近代技术发展下的学科知识生产和流传。[32]
基于这样一种学科制度史的意识，希斯金和沃纳与来自纽约市立图书馆、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及大英博物馆等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及图书馆的多名学者一起合作，自2006年开启一项学术研究项目。他们将其命名为“回启启蒙运动计划（The Re: Enlightenment Project），”其中的“Re：”部分颇富有数字媒体时代的特色，表明他们是以数字媒体时代的问题和框架出发，重新关联启蒙时代和启蒙运动。在这项跨越大西洋两岸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中，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包括：历史上发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当前时代启蒙思潮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发生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各类近代学科、职业和机构重新关联起来，如何重新想像当前世界下知识生产的结构和工具等[33]。这项明显带有希斯金和沃纳教授个人风格色彩的学术项目已经持续长达十余年，活力十足，举办了多个学术会议、演讲和学术活动，在北美和欧洲的人文学术界影响深远。[34]希斯金和沃纳在2010年合写的《此即启蒙》（This Is Enlightenment）卷首文章《此即启蒙：引玉之论》（“This Is Enlightenment: An Invitation in the Form of an Argument”）中提出了“媒介启蒙”（Mediating Enlightenment）的概念。他们从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的讨论出发，讨论近代以来知识和工具、理论与实践之间“媒介化”的重要性。[35]他们主张将18世纪的“启蒙运动”看作是这种“媒介化”历史（history of mediation）中的一项事件。这本他们主编的文集所收录文章探讨的历史时期从1450年的西欧到20世纪的印度，其作者阵容强大。包括研究早期近代英国的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18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彼得•波拉（Peter de Bolla）、早期近代西欧书籍史的安•布莱尔（Ann Blair）、早期近代以来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18世纪英国文学文化研究的约翰•本德（John Bender）、19世纪英国文学文化的玛丽•普维（Mary Poovey）、英国小说史研究的麦克尔•麦基翁（Michael McKeon）等这些已经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较老一代的学者，也包括比如英国浪漫主义和印刷文化研究方面的毛琳•麦克兰（Maureen McLane）、18世纪英国小说与印刷文化研究的保拉•麦克道维尔（Paula McDowell）、美国书籍史及新媒体研究的丽莎•吉特曼（Lisa Gitelman）等较为年轻的学者。参与这项学术项目的还有许多更为年青的学者，他／她们既从事较为传统的英国18世纪或者19世纪文学文化研究，同时也在目前的数字人文文学研究界非常活跃。这些年青学者或者是希斯金教授的学生，或者修过希斯金教授在纽约大学英文系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所开的博士研讨班课程。毫不夸张地讲，这些学者的职业生涯起自于希斯金教授有关近代技术媒体、社会与文学研究思维的启发。而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除了各自的特色外，也都多多少少体现出是这种思维的延展。这些学者中较为典型的是目前任职于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并指导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Stanford Literary Lab）的马克•阿尔吉-休伊特（Mark Algee-Hewitt）。阿尔吉-休伊特主要的研究是用数字人文的方法来讨论漫长的18世纪中（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一万一千多个文本中所出现的有关崇高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ublime）的话语模式。[36]其他学者还包括麦克吉尔大学英文系的苏真（Richard Jean So）、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霍伊特•朗（Hoyt Long）、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德语文学研究及数字人文学术期刊《文化分析期刊》（The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tics）主编安德鲁•派博（Andrew Piper）等。
“The Re:Enlightenment Project”网站首页
这样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并非是希斯金和沃纳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以及对于人文学科发展与当前社会现实之间关系认真思考的结果。《此即启蒙》并非偶尔。在大约同时期，美国人文研究方面出现了多个类似的研究项目和主题。比如2004年美国人文研究顶级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上刊登了由芝加哥大学多位著名学者主编的 “知识流传的技艺”（“Arts of Transmission”）专刊，[37]美国近代语文协会会刊（PMLA）2006年刊发了“书籍史和文学观念”（“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Idea of Literature）专期[38]，以及由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和马修•克申鲍姆分别提出的量化转向（quantitative turn）和数字人文转向（digital-humanities转向）等，[39]这些都是新的媒体技术文化环境下人文学科研究整体上转型的一个体现。
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钱德勒（James Chandler, 英文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I. Davidson，哲学系，福柯研究专家）和安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历史系，英国及西欧书籍史研究）在他们合写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知识流传的技艺”（“Arts of Transmission”）专刊的前言中，承认“知识流传的技艺”（“Arts of Transmission”）这个专刊名字来自于培根，以此来强调“我们所知取决于知识传播到我们时代的具体流通实践”[40]。培根意义上的技艺既包括基本的身体活动比如聆听和言语，也包括较为复杂的逻辑和辩证法，还包括我们“今天认为的媒体和交流方式，如口语性、书写和印刷”。他们提出，正如培根所察知的早期近代历史时期“知识流传的技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发明新的方法论一样，我们也处于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需要发明新的“技艺”来创造、传播和保留知识。这不仅仅是比如印刷技术和互联网这样的物理装置，也包括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到的或者是前代人传下来的技术或者手艺。[41]钱德勒、戴维森和约翰斯也注意到了不同的流通文化（比如印刷文化、口语文化、手稿文化、数字或信息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过程。他们呼吁在研究媒体、实践以及思维的时候需要一方面注意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注意到知识论层面上恒久不变的属性（“epistemological constancy”）。[42]
同样也是在2006年，哈佛大学英文系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利耶•普莱斯（Leah Price）教授在美国近代语文协会的会刊上组织了一期“书籍史和文学观（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Idea of Literature）”的特刊。她在其写于卷首的《引言：阅读事务》（“Introduction: Reading Matter”）中承认，虽然书籍史、印刷文化、媒体研究及版本目录研究（textual scholarship）各自早就存在了，但最近这几十年以来这些研究之间出现了某种联合。这份较有影响的特刊中的作者们对抽象意义上的“文学”以及“文学性”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认为这是早期近代的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不去注意印刷品的外相、手感甚至是味道等物质性，因此提出在各种媒体融合的今天，学者需要具有一种“新物质性”的眼光，以书籍史、印刷文化和媒体研究的角度反观作为一种抽象理念的文学。[43]
综合而看，以希斯金和沃纳教授对以理论和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泛政治化反思，在美国大学英文系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提出的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方法以近代历史上的印刷文化为参照（或者说他们以当代数字媒体文化为参照反观历史上的印刷文化），体现了对我们所处时代知识生产形态的历史性思考。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与18世纪中期之后印刷媒体在西欧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可比性。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文化研究机制及知识形态产生于18世纪，在19世纪前半期成为大学教育之中的一个学科，从而完成了文学知识生产的机构化，这与印刷文化这种技术媒体的历史发展关系密切。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媒体环境提供了一个很有参照意义的历史框架，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历史框架下重新回到历史上发生类似媒体技术变革的历史时代（即18世纪的印刷文化），并以此为出发点反观今日现实。
与本文有关北美文学研究几十年以来的学科史考察相关的，是希斯金教授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的背景，他是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教授1970年代的学生。科恩自1967年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于1969年创办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学术期刊《新文学史》。一方面，科恩对于电子媒体的到来对于写作技艺的影响具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科恩从来并不特别在意新奇的事物，他所在意的更是如何去界定何为新、何为旧。[44] 科恩将“历史”与“文类”并置在一起，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分类法来理解变化，甚至去理解分类的方法是怎样在历史中发生变化的。[45]在英语文学研究处于危机的时刻，这种方法尤其有用，可以帮助我们重返两百年前由于印刷文化的爆发而产生英文系的历史时刻，并勾勒出一种有关“媒介化”的历史。[46]希斯金认为，科恩所强调的“文类”即是“媒介化”的形式。观念从来都是通过形式流传，也就是说，观念流传的形式即是“文类，”而不同“文类”的划分、归类即是“媒介化”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同一和差异的等级系统”。“媒介化”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方，比起抽象的观念来，是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到确定的，这样的研究也是可施行、可操作的。“媒介化的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来思考科恩一直敦促我们关心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包括“大范围内的物体、形式、技术、机构、互动等”，而并不仅仅局限于非常传统的诗歌、喜剧、小说、散文等具体的文类划分。
科恩对于“文类”考察的强调通过希斯金的传播,，成为了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重点。苏真和霍伊特•朗通过“细读”和“机器习得”的方法，对“英语俳句”（English Haiku）这一北美与东亚跨文化文学文体的辨识及其流传进行了考察；安德鲁•派博以奥古斯汀的《忏悔录》对卢梭之后自传体写作的影响为出发点，通过数据模型分析，界定了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史及小说阅读中一种“信念转变小说”（“conversional novel”）的文体，并由此试图建立一种“计算阅读（computational reading）”的阐释学（Piper 6）。[47]这些对新的文类的界定和考察是建立在计算模型以及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新文类”的出现将会影响到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知识的重新划分，会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造成冲击。
希斯金和沃纳以当代的媒体环境为出发点，通过历史地讨论近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研究和人文研究方向性的思考。他们对于当代数字媒体环境和近代印刷文化与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发生学的历史相仿性思考，也许能说明许多较为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学者纷纷转身投向媒体研究及数字人文研究的新方向。比如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加州大学杰罗米•克里斯滕森（Jerome Christensen）转向了好莱坞电影研究，英国浪漫主义华兹华斯研究学者加州大学学者艾伦•刘（Alan Liu）转向了数字人文及“跨媒体识读”（transliteracies），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钱德勒（James Chandler）也在从事早期好莱坞电影的研究等等。这些人文研究职业转型的例子除了能说明这两个时代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历史相仿性之外，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科研究大转型的一个症状。而数字人文这股学术潮流也许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这种学术潮流也正在进入北美的人文学传统之中。
（原载于《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Abstract: This essay puts the ris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a larger disciplinary setting, which is the changing methodologies of humanities within the recent decades in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ies. Placing digital humanities along with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modern literary stud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at print textual culture helped to shape from early modern to the modern period in western Europe, it encourages critical reflections upon litera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Indeed, this is a topic whose range is far beyond what the length of one essay could possibly cover, and digital humanities as a methodology is happening in many disciplines. The focus of this essay relates more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presents a selectiv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hat correlates to the institutional ris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setting.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print culture; academic disciplines; modern literature; English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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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 Han, Byung-Chul,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trans. by Erik Butler, The MIT Press, 2017, Kindle Edition, Kindle Locations 58-64.[2] 关于英国18世纪印刷文化与近代文学兴起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最为基础性的文献可以参考比如James Raven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 1660-1780,” in John Richett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Cambridge UP, 2008, pp. 11-36, 及Paul Keen e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Print Culture, 1780-1832, Broadview Press, 2004，还有Paul Keen, Ina Ferris eds., Bookish Histories: Books, Literature, and Commercial Modernity, 1700-1900, Palgrave Macmillan, 2009.[3] 关于“再度媒介化（remediation），”参见Jay David Bolter and Richard Grusin,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MIT Press, 2000.[4] John Durham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U of Chicago P, 1999, p. 47. Quoted from 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P, 2015, p. 23. [5] 参见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p. 24.[6] Walter J. Ong, “System, Space, 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18 (2), 1956, pp. 222-239.[7] 关于Ong的这些观点，引自Clifford Siskin, System: The Shaping of Modern Knowledge, The MIT Press, 2017, pp. 27-29.[8] Walter J. Ong,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3, p. 313. 参见Chad Wellmon, “Sacred Reading: From Augustine to the Digital Humanists,” in The Hedgehog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2015.[9] Chad Wellmon, “Sacred Reading: From Augustine to the Digital Humanists,” in The Hedgehog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2015.[10] Wellmon, “Sacred Reading.”[11]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The U of Chicago P, 2012, pp. 78-9.[12] 参见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The Cambridge UP, 2007.[13] 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The U of Chicago P, 1995, p. ix. 引自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出版的LiteraryLabPamphlet 11（https://litlab.stanford.edu/LiteraryLabPamphlet11.pdf），2017年8月29日。[14] John Guillory, “The Period of Literature,” in PMLA, Vol. 115, No. 7, Special Millennium Issue, Dec., 2000, pp. 1972-1974, p. 1972.[15] John Guillory, “The Period of Literature,” p. 1973.[16] 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David Golumbi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liberal-tools-archives-political-history-digital-humanities/#!), 2017年8月28日。[17] Richard Grusin, “The Dark Side of Digital Humanities: Dispatches from Two Recent MLA Conventions,” in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Vol. 25, No. 1., pp. 79-92, p. 81.[18]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in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 有学者认为，关于“远读”的文本阅读实践实际上远远早于莫雷蒂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包括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文化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参见Ted Underwood, “A Genealogy of Distant Read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Vol. 11, Nov 2 2017,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1/2/000317/000317.html), 2017年7月26日。[19]（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digital-in-the-humanities-an-interview-with-franco-moretti/），2017年5月24日。[20]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in ADE Bulletin, No. 150, 2010.[21] Susan Hockey,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in A Companion to Digital Literary Studies, eds., by Schreibman, Raymond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Oxford: Blackwell, 2008.[22] 戴安德、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26-33页。[23] 参见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David Golumbi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24] 引自Matthew Kirschenbaum,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in ADE Bulletin, No. 150, 2010. pp.3-7, p. 3.[25] Chad Wellmon, “Sacred Reading.”[26] Chad Wellmon, “Loyal Workers and Distinguished Scholars: Big Humanities and the Ethics of Knowledge,” pp. 19-23.[27] 参见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David Golumbi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28] 同上。[29] 参见W.K. Wimsatt Jr., and Monroe C. Beardsley,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The U of Kentucky P, 1954.[30] William B. Warner and Clifford Siskin, “Stopping Cultural Studies,” in Profession (2008), pp. 94-107.[31] 关于西方英文系以及英语文学的学科和制度史，已经有许多的研究了。参见Lionel Gossman,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Harvard UP, 1990; Franklin E. Court, Institutionalizing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Literary Study, 1750-1900, Stanford UP, 1992.[32] 关于英国背景下近代学科的形成，以及学科性（disciplinarity）和专业性（professionalism）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参见Clifford Siskin, The Work of Writing: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1700-1830,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8.[33] http://www.reenlightenment.org/reenlightenment-project. 2017年6月5日。[34] Clifford Siskin and William Warner, eds., This Is Enlighte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关于针对这本书的具有建设性意见的评论，参见Alan Bewell, Jon Klancher, Christina Lupton and Ted Underwood 2011年发表于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 50, No. 3, Fall 2011, pp. 531-543）上的书评。[35] Siskin, Warner (2010), p.5, p.7, p.9.[36] http://www.reenlightenment.org/people/algee-hewitt. 2017年8月14日。[37] 都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参见The Re: Enlightenment学术计划的“牛津协议”（“The Oxford Protocol”）（http://www.reenlightening.org/protocols/. 2017年6月8日。）中对“Stuckness、”“Mediation、”“Protocol、”“Platform、”“Fiction”等几个关键词的界定。[38] PMLA, Vol. 121, No. 1, Special Topic: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Idea of Literature.[39] Matthew Kirschenbaum,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Jeffrey J. Williams, “The Statistic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7 January 2011: B14-15.[40] James Chandler, Arnold I. Davidson, Adrian Johns, “Arts of Transmission: An Introduction,” in Critical Inquiry 31, Autumn 2004, pp.1-6.[41] Chandler et. al., 2.[42] Chandler et. al., pp.2-3.[43] Leah Price, “Introduction: Reading Matter,” in PMLA, Vol. 121, No. 1, January 2006, pp. 9-16.[44] “Re-mediating Ralph,” p. 721.[45] “Re-mediating Ralph,” p. 722.[46] Ibid.[47] Hoyt Long and Richard Jean So, “Literary Pattern Recognition: Modernism between Close Read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42, No. 2, Winter 2016, pp. 235-267; Andrew Piper, “Novel Devotions: Conversional Read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the Modern Novel,”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46.1, 2015, pp. 63-98.作者简介
姜文涛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18世纪印刷文化与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
联系方式：wentaojiang@intl.zju.edu.cn。美国芝加哥大学霍伊特·朗副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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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肖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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