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史视野中的人文知识转型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学派 Author 姜文涛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数字人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得到迅猛发展，它将人文阐释和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信息科学等结合在一起，比传统的人文研究更注重开放性和团队协作性。其倡导者认为，人文研究和新技术之间可以互相促进，人文学者应熟悉数据的管理和人文研究的可视化，注重建设性的思考和实践。这对人文学术知识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有可能在各个人文学科之间、在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创造出新的人类知识。这是我国发展新文科转型的学科基础和技术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以宽泛意义上的技术与人文知识生产的关系为着眼点，追根溯源，历史性地考察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中的发生发展，及其与印刷文化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认识新的媒体技术条件下人文学科发展的方向和意义，展望并设计符合我国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新文科战略。
数字人文的兴起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在1999年和2002年举办的“人文学计算是大学学科吗？”“数字人文课程研讨班”这两个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密切相关。这些研讨会正式将之前数十年的“人文学计算”塑造为新的“数字人文”，将目录校勘等有关文本技术的学术工作定义为它的主要内容。参加这些研讨会的学者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历史、社会和理论方法的重要性，确认了计算技术和学术管理方面的才能同属人文知识范畴。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对人文知识的传统定义，推动了人文知识生产的方向性转型，具有历史性意义。
现代印刷文化与人文知识的形成
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技术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要求产生新的人文社会研究方法、新的知识论和新的知识生产主体。数字技术媒体环境的到来，必然会令印刷时代以来形成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大学学科体制受到影响。而后者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弗吉尼亚大学查德·魏尔蒙教授的研究表明，随着现代印刷文化的兴起，文化文本的生产逐步进入工业化阶段，语文学校勘技术得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普鲁士科学院大臣的历史学家西奥多·蒙森（1817—1903）组织上百名学者对古希腊拉丁铭文进行收集、整理和校订。蒙森的同时代人称这样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为“大人文”。这样的学术项目需要参与的学者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知识和情感欲望，并规范自我的主观意志，投入历史纪实材料的收集整理之中。这促成了现代学者形象的产生，也催生出现代的知识生产伦理。
与此同时，根据魏尔蒙教授的考察，在19世纪前半期的西欧，作为现代印刷文化兴起的结果之一，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大学中人文学科知识生产机制的一部分。比如，德国浪漫派作家、最早的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学者之一弗·施莱格尔，将“纯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从大量印刷文本中过滤和挑选出来的写作范畴。在施莱格尔看来，文学不是“粗糙的书本堆积”，而是对某种“精神”的抒发，对某种共同生活状态的表达。正是这种共同的民族精神赋予文学以整体性，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完备自足的作品集合”。
从英语语言的词源上来看，“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一方面指“学识或知识修养”，另一方面指现代历史时期才出现的、某些写作文类之内的、文学研究范围内的书写。纽约大学克里夫·希斯金教授和加州大学威廉·沃纳教授认为，该词这种双重语义的历史性出现是由现代印刷文化媒体技术革命引发的，与现代大学人文学科知识生产机制的产生密切相关。1828年，伦敦大学任命托马斯·戴尔为英语语言文学教授，这是世界历史上首个大学体制机构内的英语文学研究职位。而事实上，苏格兰的一些大学早在18世纪就开设了英语文学方面的课程。比如，被后世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于1748—1751年间就在爱丁堡大学主讲英国文学和修辞。在希斯金和沃纳看来，英语语言文学在19世纪前半期成为大学学科及人文知识生产的范畴，这是为了在现代印刷文化带来的书写革命和日常社会生活之间建立某种媒介关系，它所体现的是技术的发生发展而生成的某种现代化学科知识的生产和流传。如果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以英国为例，统计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现代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体制大致也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诞生的，也或多或少与现代印刷文化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比如脑力劳动的产生和知识产权的出现等）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制下的知识生产，在技术媒体与社会发展之间一直扮演着媒介的角色。
数字时代知识流传的技艺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有一个短语，叫“知识流传的技艺”，常用来表明我们享受到什么样的知识取决于这些知识具体的传播实践、途径和方法。对培根来讲，这里的“技艺”包括基本的身体活动比如聆听和言语，也包括较为复杂的逻辑和辩证法。如果我们将这个说法稍微延展一下，也许可以说，这还可以包括书写和印刷、数字化、可视化等。处于早期现代的培根观察到，当时的“知识流传的技艺”出现了很大问题，于是他致力于实验科学和归纳法等新方法的创造。处于晚期现代的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需要发明新的“技艺”来创造、传播和保留知识。如今，现代印刷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时代已经渐进尾声，数字媒体和算法正将那些由印刷文化所塑造的社会形态、意义形式和生活空间重新媒介化。对当代数字媒体环境、现代印刷文化与现代文学发生学的历史相仿性进行深度思考之后，许多以传统方法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纷纷开始倡导数字人文这种全新的方法。
在我国，现代大学教育机构和学科体制的建立都是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这与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这也是一个我们的社会文化传统发生各种现代化转换的历史社会过程。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有必要站在新的高度，在新时代呼唤新文科，促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人文与技术的互融。推动建设符合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以数字人文为基础和核心的、基于文化自信和中国实践的新文科势在必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与研究”（18ZDA23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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