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榜样3》讲述这位中国科大人知识报国的感人事迹

　　从1976年开始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始终与超导紧密相连。

　　作为开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最早在我国提出要探索高温超导体，最早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为我国超导发展在落后50年的情况下，实现了从起步、追赶，到跻身世界前列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百余年超导研究史中，出现了两次高温超导重大突破，他及其合作者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即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和发现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纪录。

　　在科学技术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的今天，高温超导领域，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推动中国高温超导研究跻身到国际前列。

　　他说，“核心科学技术，只能靠自己干出来。要把个人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合作攻关，报效国家。”

　　他说，“我愿做铺路石子，让年轻的朋友大展宏图。”

他就是2016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大杰出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

　　11月9日、10日，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专题节目《榜样3》在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播出，展示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节目中介绍了中国科大5902校友赵忠贤院士几十年坚持高温超导研究，实现了从"进军"到"领军"，知识报国的感人事迹。

“超导”贤才

赵忠贤，1941年1月出生于辽宁新民。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0多年来，除参加国防任务的几年外，他一直从事超导研究，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超导热”。在这一波热潮中，赵忠贤带领中科院物理所团队日夜攻克。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造的。比如，烧样品的炉子就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买的设备都是二手货。有了自制炉子，赵忠贤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干，夜里不睡觉，困了就靠在桌子上歇歇，有事就起来继续干。“那时候经常就是睡在实验室里，几个月不回家。”赵忠贤说。很快，赵忠贤团队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突破了认为“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克米兰极限。从那开始，“赵忠贤”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赵忠贤团队的研究使得超导电性低温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为便宜而好用的液氮，并因此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这位“北京的赵”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沉下心来，继续在高温超导领域里钻研。经过20多年的沉淀，在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之后，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发现了系列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中国人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2017年，又获得了象征我国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0多年前，年轻的赵忠贤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时，中国的超导研究才刚刚起步，高温超导研究更是天方夜谭。今天，年过古稀的赵忠贤已经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中国的高温超导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他，也被大家称为“中国高温超导领军人”。

在获得国际国内多个技术大奖后，赵忠贤对外界得强调得最多的还是：“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这位“北京的赵”爽朗耿直，喜欢挑战，去滑雪，玩漂流。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他还喜欢音乐，觉得音乐、美术是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重要差别。问到最喜欢的音乐作品，赵忠贤的回答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和87版《红楼梦》中的曲子。

图为赵忠贤从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至今的部分照片

院士不高冷

图为赵忠贤在节目录制现场

侧记1：当超导老专家遇上编译局老局长

　　这次参加《榜样》节目录制的嘉宾中有四位老人家，除了特邀嘉宾牛犇老先生和国测一大队老队员、中国最早参加珠峰测量的郁期青先生以外，就是原中央编译局局长宋书声老先生和超导专家赵忠贤院士了。

　　节目拍摄间隙，赵忠贤院士和宋书声老先生坐在了一起。俩人一个侧靠椅背若有所思，一个坐姿端正身板倍儿直。本以为两位不同领域的老前辈会相顾无言，共同坐成一对安静的美男子，不料却出现了一段特别的对话:

　　“我读过《反杜林论》。”赵院士说。

　　“这本书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比较好读……”宋老先生也回过头来开始认真地交流。

　　相对于高温超导这个高冷的科研课题，赵忠贤老院士本人给人的感觉则生动很多。

　　他性格诙谐耿直，时不时用他洪亮的大嗓门开启“吐槽”模式，引得旁边人哈哈大笑；他日常爱好广泛，滑雪漂流无不尝试，文学、摄影、博物馆的文物以及中西方好听的音乐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内心坚定而又柔软，有科学家的严谨、严格与严肃，又总为学生想，惦记着年轻人的生活和未来发展。

　　在他“遗世独立”般的面庞下，有暖，有希望，有燕子呢喃，有一树一树的花开。

图为赵忠贤与宋书声探讨《反杜林论》

侧记2：“科研就像打麻将”

　　节目录制时，赵忠贤院士被问到：“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而且还是世界上99%的人都不懂的事。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老先生的吐槽模式被打开了。

　　“我觉得很多人不懂科研的乐趣，说科研是冷板凳，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几十年。你如果喜欢打麻将，你会觉得坚持不下去么？”老先生说道。

　　“科学研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就像人们打麻将，只要有兴趣，失败了也还想打，何况我们也是经常和牌的，有小和有大和！”

　　在他的心里，科研的“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在研究过程中，越做也越有兴趣，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非常愿意做它。同时在工作中有新的进展，也是鼓励。坚持做某一事情有一个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认识上的升华。

　　在一次讲话中，他提到自己是怎么对科学产生兴趣的：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作为一个充满幻想、精力充沛的中学生，参加学校物理小组的课外活动，看科普杂志，引导他喜欢了科学。他说：很多年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了解科学是种享受，能获新知、引发好奇、提升情趣。

　　他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说，在那个年代很多同学愿意学理工，这是国家号召，也很时尚。热门的专业有原子弹、半导体等等，“我记得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简章的封面就是火箭。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该说是国家的召唤让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选择了科学技术。”

　　他说，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他恰巧很幸运。

侧记3：我觉得安下心来做事很重要

　　和牛犇老先生聊天过程中，提到电影行业的有些“短平快”现象时，赵忠贤老先生的吐槽模式又打开了：

　　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么多的团队。我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的时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者解决一个核心的技术问题，加起来那还得了吗？

　　他说，不要急功近利，要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现在这些年轻人基础都很好，因为他们受的教育非常完整，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经费充足。我觉得现在的条件非常好，关键是安下心来做事。”

　　他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水到渠成、水涨船高的过程。你有一批人找对了方向，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努力，总会获得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现”。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安下心来，集中做事，而不是赶“潮流”去做同性质的、短平快、急功近利的事，我们国家科学技术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他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探索超导体、开展超导机理研究。如果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持之以恒做一件事，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侧记4：“赵院士的科研党课讲得很好”

　　一次聊天时，赵忠贤院士聊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和英文版我都有，英文版的有的地方比中文版读得更明了一些。”

　　助手董老师正坐在一旁，“赵院士的科研党课讲得很好。”

　　在7月19日中国科学院“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上，赵忠贤院士受邀为参会代表们讲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

　　他讲到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奉献、治学、修身，讲到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受老前辈们的知识传授和精神感召，逐渐将年幼时对科学的喜欢，转化为从事科研工作的责任和使命感。

　　他说，老一辈科学家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在学习和实践中他不断地理解这些前辈名家的治学精髓，逐渐体会到，搞科学研究需要扎根，长期的坚持和积累就会在认识上有所升华，才会抓住机遇、厚积薄发。

　　他说自己四十年的坚守得益于稳定的大环境，在老红军的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精神感召下成长，最安慰的事儿，就是“我奉献了”。

　　他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安下心来，集中做事，“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几代师生耕造，实现中华科学生根”，也相信他们有志气、有能力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图为赵忠贤院士在中国科学院讲课

侧记5：为什么能一生做一事

　　“我有信念，对科学有兴趣。”

　　和赵忠贤院士短短的接触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信念”和“兴趣”两个词。这两个词伴随着他一生的选择，也撑起了他几十年的科研生涯。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作为一个充满幻想、精力充沛的中学生，他参加学校物理小组的课外活动，看科普杂志，渐渐喜欢了科学。

　　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听名师的讲课和报告，聆听前辈讲述科学技术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他开始感到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喜欢，而是有了责任和使命感。

　　1972年，中国科学院得到二十几个出国学习名额，报了超导专业的他被选上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朝九晚十”的实验工作，他乐此不疲，始终充满着激情。与国际同行的接触看到差距，让他开始向高温超导领域迈进。

　　百废待兴的中国，他回国带领团队自己搭建实验设备，条件艰苦到在被窝里打老鼠，仍旧乐观地认为，自己的相对劣势没有那么大。“超导材料探索相对于其他科学研究来讲，不需要特别高级复杂的仪器，我愿意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去进行一个课题。”

　　几十年的科高温超导研究，他感受过一步之差被人捷足先登的遗憾可惜，也体会过国际竞争最激烈时抓住先机的快乐欢喜；经历过“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持续7个多小时的狂热场面，也承受过因实验样品用原料杂质多成果被质疑的巨大压力。或冷坐板凳日复一日，或功成名就荣誉加身。跌宕起伏之间，他兴趣依然，信念始终，“初心”从未变过。

　　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带着少年时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做科研就像打麻将”，他说，在研究过程中，尽管遇到很多困难，有瘾了，就会越做也越有兴趣，非常愿意做它。就像麻将会和牌一样，在工作中的每一分进展，也都是鼓励”。

　　信念则更像料峭春寒时他心中的花开，他说，坚持做某一事情会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认识上的升华，在日复一日的科研中，他看到超导现象的迷人魅力，坚信相信超导还会有突破，更坚信自己的研究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能够给这个国家民族，给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他说，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只能立足于自己，要把个人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咬牙攻关，知识报国。

。。。

陪同前来的助手董老师聊起赵院士，
“他讲课段子不断，下面总是笑成一片”，
“他总为学生想，做他的学生很幸福”，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赵院士在国外为我们国家做了多少事，争了多少荣誉”……
他听着，一脸淡然。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来源：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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