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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算不算知识分子?

2017-06-22 王开东 聚焦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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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载自王开东(微信号heimawangziwkd)


有朋友留言,问我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


我先是想笑。教师怎么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呢?不是知识分子却传授知识,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但接着往下想,我又觉得惶恐。如果教师自己不相信所谓的知识,不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加工者,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那么教师还配称作知识分子吗?


再往下想,我简直想哭。我们教的那个东西能够叫做知识吗?很多人一轮复习、二轮复习不就为了混个熟能生巧?所谓的考试秘笈、应试宝典不就是一块敲门砖?老师能够当真?学生能够当真?学生不是刚刚拿到准考证就撕书、撕书,考完之后就胜利大逃亡了吗?


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不妨深入辨析之!


何为知识分子?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国外的主流看法是:所谓知识分子,是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尤其是具有批判精神,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如此看来,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人,更不是传授知识不得法的人。所谓知识,不仅是知“晓”主义者,还要是知“识”主义者。也就是他们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践行知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有知识,有见识,还要有胆识,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批判性、开辟性,这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具有修身致良知的人文精神。比如重义轻利、群体至上、舍生取义、正道直行、自强不息等品质。


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是具有诉诸纸笔的知行合一能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知识分子都注重“立德立功立言”。尽管在三不朽之中,“立言”放在最后。但从知识分子内心来说,何尝不想把立言看得更重?只是嘴巴上不便明说罢了。


但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先天弱点,那就是他们绝大多数是依附性人格。


为何古代知识分子是依附性人格呢?


因为在古代中国,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孔子说:“从道不从君”。但他奔走于六国,累累若丧家之犬是为了什么?待价而沽又是为了什么?孔子尚且如此,可见在现实社会中,“道”屈从于“势”到了何等地步!


当统治者通过政统的“势”,把“天道”世俗化,君主即天子。君主所有作为即变成了“天道”意志,成为绝对精神。


君主替天行道,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绝对正确,无需反省,更谈不上忏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全在臣子。老百姓抗君就是抗天。试问,谁还敢反抗?谁还能有批判思想?不依附还能怎样?

所以古代知识分子,他们拼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断“修身、齐家”,不就是想把自己的才华贷与帝王家,实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所以儒家一定要强调:“学而优则仕。”当“仕”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选项,“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而且不可逆转。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的士女同构,更是赤裸裸的说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屈原和苏轼一旦被统治者抛弃,也要感慨自己是芳草美人,奈何女人不坏,皇帝不爱?屈原“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苏轼的“多情却被无情恼”,显得多么失落,多么可怜兮兮。


因此古代少有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很多就是皇帝身边的怨妇。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高度。连梁山好汉也知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从对国君的绝对依从,到对一切上级的奴才性顺从,慢慢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


以鲁迅先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有的属于帮忙,有的属于帮闲,有的属于帮凶,还有的属于扯淡。


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则是“帮忙”;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则是“帮闲”;为统治者作恶,则是帮凶。无论“帮闲”和“帮忙”都须有才华。可怕的是有“帮闲”、“帮忙”之志,而无“帮闲”、“帮忙”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鲁迅尖锐的指出司马相如和屈原之流,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和“帮忙”。屈原的《离骚》也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牢骚之辞。


其实屈原和陶潜都没有独立人格,至多属于“帮忙”。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对国君的“势与道”极为忠诚,而不屑与小人为伍。


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写到,中国传统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无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经六义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这就是依附性知识分子的悲哀。


但世界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有一句俗语,叫言必称希腊。因为古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希腊理性文明强调真善美,强调对上帝的信仰。所以造成了学统的“道”与政统的“势”的相对独立。


赫拉克利特的选择是:“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这是知识分子掷地有声的选择。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去看望哲学家狄阿杰尼斯。狄阿杰尼斯正在一个木桶里晒日光浴,亚历山大走上去问候他,问他需要什么东西。狄阿杰尼斯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种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了,皇帝过来了也不买账。在中国,想来也只有李白一人。天子呼我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亚历山大大帝无限感慨:“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阿杰尼斯。”这是一代国君的选择。政统的“势”非但没有压制学统的“道”,反而无限神往艳羡。


这就是两种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知识分子多“舍道从势”的世俗之人,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高高兴兴地成为依附性人才。西方则多有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独立性人格的知识分子。这既有知识分子本身的责任,更有统治者的责任。


什么是合格的知识分子?罗斯福说,应该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然后你才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教师已经很难做到了。我们靠的就是这份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呢。


对知识分子而言,除了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时代的预言家,还要坚持批判立场。


左拉在《知识分子宣言》中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预言者,引领着社会发展,应该担当时代大树啄木鸟的重任。如同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狂风和大海之间高傲的飞翔。


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传统定位,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能称为知道分子。更何况现在比韩愈所说还要等而下之。很多老师只教书不育人,只教考试不教书,甚至只教解题不教考试,越来越窄化了教育,那就更加与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


胡适说:“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深夜无人,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我虽然算清醒之人,但无法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只能坚持本性不作恶而已。也曾怒发冲冠发一些批判之词;但一有风吹草动,赶紧挥刀自宫,前段时间就听朋友劝告,主动删除了很多文章。想做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何其难也!


那么老师中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著名杂文家南师附中的吴非。比如深圳已经去世了的马小平,还有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等人。


宏大叙事不说,作为现代老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堂堂正正教书、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盲从、不献媚、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以赤诚之心做对学生终生受益的事。倘能如此,也许就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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