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 ： 城市生命体：体征评价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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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为天下，善治中国
编者按
城市体征评价能提高城市的风险应对、处理能力。然而对复杂动态和多面的城市的研究，难以得出简化量化和可视化的评价。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成为当下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马亮教授在2022第十三届“广州学术季”之“活力广州·韧性城市”学术研讨会上就“城市生命体：体征评价何以可能？”这一主题做进一步分享，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曾获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称号、公共管理研究会议（PMRC）“最佳论文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国际分会“最佳论文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创始人会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二等奖等，经常在新闻媒体发表评论。出版著作五部，译著一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城市体征评价的作用是治“未病”。“未病”指的是能够在疾病早期甚至没发生疾病前提前预知到，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治理城市病。而城市体检在诊断“未病”的同时，能为城市构建仪表盘和预警器，提高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
城市生命体是一个复杂、动态、巨大的系统，而体征评价往往需要是简化、量化、合成和可视化的。城市是巨大的，我们每个人只能观察到局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城市体征评价是一种盲人摸象，所以城市具有不可评估性。因此要得出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精细的城市体征评价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 旧有方法难以适应新范式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从物理学上讲，我们已经从牛顿物理学进入量子物理学；从科技层面讲，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范式在进行转换，且旧范式和新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我们仍然用旧范式的方法评价新范式的情况，带来的问题就非常的大。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城市是一个复杂、动态巨系统，但我们还是用一些简单、线性、静态的方法进行评估，是非常冲突的。目前一些城市指标评价体系，仍然还是发挥统计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出大数据局的优势。
第二， 底层指标设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现在城市体征评价指标数冗余，多数是两千、三千、五千个指标。我们对城市任何的评价，都是为了把指标降为到一至两个核心的指标。城市的体征有表面的短期的问题，也有潜伏的长期的问题。所以我们选取的指标是变化很快的变量还是比较缓慢的变量？也包括其中如何组合的问题；以及我们能不能找到DNA级别的一到三个指标，并进行精准预测。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城市体征评价的时候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 评价数据冗余和实际治理能力的匮乏。很多的部门、企业还有学者提出了大量的方案，但他们对于城市体征的理解不同，覆盖的范围不同，指标的选取不同，合成的方法不同，使得对同一个城市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城市体征的评价往往是知易行难的。在简化、量化复杂现象时，难以区别哪些信息是我们需要的，哪些信息是噪音。同时，我们在明确城市运行体征的具体应用场景方面；在基层智慧和科技协调方面；在部门的联动、跨层级的协调治理城市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 明晰城市体征评价的价值取向。城市体检的作用不是绩效排名，而是提供信息并优化决策，实现以评促改的目。在运用体检结果时，要发挥体检的情报功能，真正发挥城市运行体征的作用。
第二、 做好执政理念和发展逻辑的范式转换与思维颠覆的准备。大数据让我们政府的决策范式发生了转变，我们城市运行体征评价也要进行范式的转变。我们对城市体征进行评价时，要从各个维度我们都要考虑它的差别、不同，也包括在哪一个方面进行优化，跳出原来的框架，拥抱新型的城市体征评价范式。
第三、 做好城市体检的大数据治理。大数据时代前后的政府绩效考核是不同的。在运用技术时，由于大数据的识别能力有局限，在运用大数据时离不开现场的调研和实地考察。我们要慎重地考虑对大数据技术的使用本身的目标，将其与基于经验的基层治理结合在一起，避免智慧城市变成愚蠢城市。
第四、 提供共性制度体系与技术基础设施支持。城市的体检和城市运行体征的评价需要考虑平台的建设，包括一些共性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的搭建问题。很多城市没有搭建平台的能力，同时为了提高投入产出比，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统筹等级，为地方政府和各部门提供共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