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群体能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最后的儒家》作者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或可通过引导中国慈善家、慈善机构走向世界来助力儒家文化走向全球，一如百年前基督教通过慈善把福音传到中国，因为中国慈善文化的根基是儒家文化。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汉学家，你怎么看？
艾恺：中国的慈善文化跟儒家文化当然有关系，它讲“仁者爱人”，但是，依我看中国文化中慈善的观念主要不来自儒家，而来自佛教。
儒家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差序格局，第一圈是家，第二圈是家族，第三圈可能是我住的村子，第四圈之后就越来越远了，分得很清楚。对于陌生人，一个儒家不一定会爱。但是佛教不一样，它跟基督教一样认为众生平等，包括动物在内，所以一个佛教徒对于陌生人也有义务。中国的很多慈善机制，例如孤儿院，就是到了宋朝理学中融入了佛教的成分之后才有的。
《中国慈善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如果没有佛教思想的融入，以儒家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就会相对薄弱一些？
艾恺：是呀，应该是薄弱一些，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很特别，他们对社会有义务感，觉得为了老百姓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了这种理念。当时其他的国家、别的社会的贵族没有这个观念，他们认为老百姓对他们才是有义务的。这个是儒家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谓“儒商”身上。“儒商”要做儒家传统里的君子，所谓君子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虽然赚钱，但对社会也有义务，要帮助穷人、不幸的人。但是，你绝对不要忽略佛教思想的贡献，是它从内在强化了君子对老百姓的责任感。中国有“积德”这个观念，它原来就是佛教的东西，为的是未来、死了以后。
《中国慈善家》：最近两年，“儒商”这个词热了起来，不少企业家开始自觉地以“儒商”为追求。杜维明认为，这个企业家群体将成为真正积极推动儒家文化复兴的力量。你怎么看？
艾恺：完全赞同，非常赞同。梁漱溟先生的理想是，复兴儒家应该是民众自发的一个运动。如果这些大的商人真的接受儒家的文化观念，那他们就有力量可以帮助，不要说儒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理由跟杜维明先生一样，不能光靠政府。就像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社会像一块豆腐，政府像一个铁钩，铁钩好意地想帮助豆腐，结果是豆腐碎了。也不能光靠学者的“新儒学”，它不过是学术界的一个东西，就是开什么座谈会讨论一些问题，或者出学术性的书和文章，跟大社会、跟社会风俗、风气没有多少关系。企业家不一样，他们一是面向社会的，可以接触全世界，再是他们有资源，包括资金、视野等等。
《中国慈善家》：梁漱溟先生以王阳明为思想导师，如今中国不少被称为“儒商”的企业家也推崇王阳明，日本企业家也推崇王阳明。梁漱溟先生对王阳明思想的吸取可以给他们提供怎样的启示？
艾恺：梁先生为什么把王阳明当作他的老师？依我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明显地是因为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你所谓的知识，如果没有实践，就不算真正的知识。梁先生是很赞成这个观念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也喜欢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原因，因为杜威强调实用主义。第二个原因，我前面也说了，理学有佛教思想的成分在里面。我想说，如果没有理学，没有把佛教思想和儒家文化综合起来的那种思想，就不会有“儒商”这个观念。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正在到来吗？
艾恺：依我看，到了这个阶段，复兴中国文化的时机到了。
过去，严复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有陈独秀，有《新青年》，有新文化运动，意思是不要中国过去的东西，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富强是障碍。不只是“打倒孔家店”，有的人主张把筷子也要扔掉。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中国的范式就是革命，就是连续不断地要破坏中国传统的东西。这是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原来的任务是保护中国文化，后来觉得这种文化对国家的发展是障碍，保国要紧，文化不怎么要紧。
到了这个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中国经济发达了，科技发达了，国家富强了，原来要排除障碍的原因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文化终于可以开始复兴了。
但是，你也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其他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70年代发展得非常快，也非常好，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上的问题也比当时的西方社会要少一些，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破四旧”、没有破坏封建的东西、破坏传统文化的一切。
《中国慈善家》：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在你看来，中国儒家文化复兴的障碍有哪些？
艾恺：我还是觉得，要先在国内复兴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儒家文化才能当世界的一种模范。为什么呢？中国越来越不像中国了，对不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没有了，那也不是最近10年、20年才开始的一个现象，前面说了，可以追溯到严复那个时代。
梁先生原来把复兴儒家文化的期望放在乡下社会，但是，现在看来也很难，因为乡下现在也跟城市的情况越来越一样，逐渐地变成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甚至家庭里的感情也淡漠了，何况村子的社区气氛。
《中国慈善家》：梁漱溟先生临终前以“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嘱咐后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能够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同时持守自我？
艾恺：梁先生预测，人类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会进化到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寻求内在的满足、内在的快乐、内在的生活，也即解决人跟人的关系，而那是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态度可以解决的。所以，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里说了，大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西方的东西要接纳，但是因为人类会向第二个阶段移进，所以不能完全放弃中国固有的文化。
《中国慈善家》：梁漱溟先生曾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你看来，中国文化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艾恺：人本来就是动物，为了生存，他们会尽可能地想办法。不过人又跟动物不一样，人可以用理智来解决生存遇到的问题。除了理智之外，人和动物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人知道有死，动物不知道。因为知道有死，人类不但要生存，也要生命有意义。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分国家、不分社会、不分文化、不分宗教，都努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兼得生存和生存的意义。不过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一个完善的、让世人满足的答案。人类社会演变到最近两三百年，生存的需求和意义的需求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强。
我觉得，人类需要一个共同的道德体系，目前的局面是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或者根本没有道德观念。恐怖分子将杀害无罪的人当成有道德的、积德的行为。儒家文化、道德系统有可能形成一种解答。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是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和谐的整体，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这使得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很强，它可以融合任何宗教，不排斥任何思想，但同时又可以保存中国原来的道德体系。这是很特别的，别的无论什么样的一神教都是不可能的，你只要信了，就都会排斥其他文化和宗教。
但是，我也只是表示我的一个期望，是按照可能性来说的，还不敢下论断。（文/徐会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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