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便已震撼南北两朝，也许是辛弃疾一生中最接近理想的时刻了
当辛弃疾以二十三岁的英年，纵横驰骋于抗金前线，两渡江淮，诛叛逆、进忠荩——特别是他深入金营擒获叛贼张安国千里献俘南来，在绍兴末年便已成震撼南北两朝的风云人物。辛弃疾本人后来在其词中也一再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不能忘怀。而我们后人将其壮志未竟的一生的画卷展开，会十分扼腕叹息道，二十三岁的辛弃疾，或许已站在了他一心一念的理想的最高点了，其后的浮浮沉沉，皆未能及。
说回这一壮举。记载辛弃疾擒获张安国的史籍，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有《宋史》的《辛弃疾传》。宋人章颖《南渡四将传·魏胜传》中的记载更详，但却将其归功于辛弃疾随从王世隆，只字未提辛弃疾在其中的作用。《宋史·高宗纪》遂也大书：“是月，张安国等攻杀耿京，李宝将王世隆攻破安国，执之以献。”亦未及辛弃疾，此何故？
关于这点疑惑，我们先按下不表。在正式道来辛弃疾创造这次惊天动地英雄壮举的史事之前，先交代一下擒获张安国的前因。
（电影《辛弃疾1162》剧照）
- 拥众起义 -
金贞元元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三月，成功篡夺帝位的完颜亮将金国迁都燕京后，政权渐趋稳定。于是，素有南犯野心的完颜亮便开始准备对南宋用兵。南犯之前，完颜亮对中原和塞外的各族人民实行了横征暴敛和残酷的镇压政策。这使得金国上下一片骚乱，直接酿成了金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动乱。
自金正隆五年（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始，中原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大规模的起义始济南府农民耿京领导的一支起义军。而此时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亦纠合了乡里两千余人，结成自卫武装，举起了返金起义的大旗。随后，他又义无反顾地同耿京起义军联合抗金，担任了义军的掌书记。到金正隆六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这支起义军已达其全盛时期。
“决策南向”，是辛弃疾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在他看来，中原起义军若没有南宋的支援，是很难坚持敌后斗争的，女真贵族不论哪派得势，都很快会集中力量来对付起义军。即南归的主旨正在于，使起义军接受南宋政府的号令与支援，推动敌后战争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把起义人马带回南宋境内。
这一建议也得到了耿京的响应。于是耿京指派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十三名将领前往南宋联系此事。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十八日，辛弃疾等入建康，宋高宗即日召见，并表示接纳，并要臣僚拟定耿京等人的授官计划。其中，辛弃疾还奏陈恢复大计八条，这八条大计今虽不得其详，但必然是就南宋抗金的决策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表的意见。
然而，对金人已成杯弓蛇影的南宋当局却只寄希望于金兵不再来犯，却不敢向北发一兵一卒。于是，在宣布了耿京等起义军将领的官职以后，便顺水推舟，把他们又遣送回山东复命去了。就在辛弃疾等返回山东的途中，传来了耿京被张安国、邵进等裨将杀害、起义军大部队被遣散的最坏消息。这一晴天霹雳使他们的满腔热情顿时化作冰冷，辛弃疾等人立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电影《辛弃疾1162》剧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金世宗入主燕京后，马上按着他即位赦书中“据亡命山泽，聚为盗寇。赦书到处，并限一百日，经所在官司陈首，与免本罪”的计划，着手瓦解山东起义军。他宣布起义军中“如系头领，能劝率徒众出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书省奏闻，当议别加旌赏”。又宣布振赐山东百姓粟帛，放还山东、河北等地征南步军，令官员“安抚山东百姓，招谕盗贼或避贼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他还令都元帅奔睹开府山东，讨捕起义军。
在这种威胁利诱面前，起义军中的叛贼张安国、邵进等贪图金人的厚赏，趁起义军核心人物如贾瑞、李铁枪、辛弃疾皆不在军中的机会，刺杀了耿京。起义军中农民出身的士兵，原就不够稳定，如辛弃疾所说，是“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人心思散，于是因耿京之被害一哄而散，以获取金政权的“赦宥”，归家重新为农去了。
辛弃疾等返回海州，与同行的起义军将领商讨对策。在这紧急关头，辛弃疾表现了不同寻常的胆识、大智大勇和领导才能。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他对众人说：
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
于是他约集原在耿京帐下的统制官王世隆和忠义军中的马全福等人，跟随他去擒拿张安国。他的这一倡议当即得到不少人的响应。辛弃疾选定王世隆所部二十人、起义军三十人，共五十骑，一道北上。
这时的张安国已接受金人招降，做了济州（今山东巨野）知州，所裹胁的部众尚有五万人。辛弃疾等人深入金国境内六百里，提前做好返回的准备，每隔五里安排一人作为接应，辛弃疾乃与三十名起义军直扑济州。
张安国正与部将酣饮，辛弃疾与王世隆等突骑冲入，就在众人之中把惊愕未定的张安国擒获，如同捉拿狡兔一般，缚之上马，随即冲出济州，押解着张安国，束马衔枚，历尽艰险，昼夜兼程，从山东西路直趋淮河，向南疾驰，甚至一昼夜未进粒食，金将因此才没有追赶上。这支人马直到抵达淮河，才得以休息。
是年闰二月，辛弃疾等将叛贼张安国献于行在，下廷尉，劾其反复状，张安国服罪，被斩于市。同时，在辛弃疾大义凛然的英雄行为的感召下，原起义军部下有数千人反正，并随后相继南渡，回到南宋。
（辛弃疾像 今藏铅山县紫溪西山辛村）
从正月二十日到这年的闰二月（以此月中旬斩张安国计），历时五十余天，行程为宋、金的海、沂、滕、济、单、归德、亳、宿、庐、滁、建康、广德、湖十三州之地，约为二千里之征程，历尽艰辛，饥餐渴饮，摆脱追堵，安然抵达临安。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一件事，即把公然背叛祖国，残杀上司、投靠敌人的叛徒张安国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辛弃疾千里深入敌寇，胜利完成了这一件事。这对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都是极大的鼓舞。
在这样一场敌我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中，辛弃疾以其传奇般的经历，英雄豪杰式的壮举，震惊了南北两地，充分表现了他足以建功立业的谋略、胆识、手段和才华。他深入金营擒获张安国千里献俘南来的突出事迹，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赞誉。
当时的著名文人洪迈在《稼轩记》中说：
余谓侯本以中州隽人，抱忠仗义，章显闻于南邦。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
南宋最有名的理学家朱熹，则详载辛弃疾这一英雄行为及其军事韬略，把他和南宋初年的张浚、赵鼎、岳飞等人并称为“中兴人物”。
到了南宋晚期，爱国志士谢枋得也在《宋辛稼轩先生墓记》中说：
耿京死，公家比者无位，犹能擒张安国归之京师，有人心天理者，闻此事莫不流涕。
辛弃疾后来在其词中也一再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不能忘怀：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稼轩长短句》元大德三年己亥广信书院本）
-辨明史实-
行文至此，我们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疑问做一点说明了。
今按，王世隆和马全福均为随从辛弃疾袭击张安国之人，诸人协力擒获张安国，但倡议者、奋勇擒获其人者均应以辛弃疾为首，《宋史》本传与洪迈及谢枋得均记载无误。《朱子语类》曾载：“耿京起义兵，为天平军节度使。有张安国者，亦起兵，与京为两军。辛幼安时在京幕下为记室，方衔命来此，致归朝之义，则京已为安国所杀。幼安后归，挟安国马上，还朝以正典刑。”稍晚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载：“京东义士耿京据东平府，遣掌书记辛弃疾赴行在，京后为裨将张安国所杀，弃疾擒安国以归，斩之。”
这些记载应当说十分可信。知当时的《国史》及《宋史·高宗纪》所载必系王世隆独上首功所致。辛弃疾有词曾云：“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辛弃疾早年以报国为志，不以个人得失盈怀。然而这一件事却在当时轰动了社会各阶层，以致“壮声英概”，却不是国史记载所能抹杀了的。
王世隆其人，虽粗有勇力，却是毫无见识的莽夫。他南归后虽被授予御前诸军统制，不久却因反复，欲行“作过”（阴谋反叛）而被南宋当局处死。《 魏胜传》亦言：“其后，世隆为镇江府都统制刘宝所恶，有告其谋叛者，宝斩之。”直言为刘宝忌妒诬陷所致，然其人实不足道。
同时，关于辛弃疾擒获张安国的史实，还牵涉到另外一必须要阐明的事——辛弃疾是否曾率万众来归。
有人曾说辛弃疾在擒获张安国后，曾当场号召了上万起义士兵反正，并将他们带回江南。这应当不是事实。一则因为它不见于史书记载。二则辛弃疾虽有“壮岁旌旗拥万夫”之句，但那是指其统率起义部队而言，与渡江南来不是一回事。
三则辛弃疾擒获张安国后急于南归，以防金人追袭，故此所率领的全是“突骑”，而并没有步卒。从济州到淮河的直线距离是六百里，按《宋史·吴玠传》中“日夜驰三百里”的记载，恰是马军两昼夜的行程，如果有步卒同行，必得五六天方能到达淮河，如此一来，焉能不被金将追上？而当时张安国部下又如何会有上万骑兵可供辛弃疾统率？
（辛弃疾手书《去国帖》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辛弃疾研究是一门不甚容易的学问，此乃是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著作背景方面的资料太少。同样是杰出的词作家，辛弃疾和苏轼就不同，苏轼的资料浩如烟海，可以取之不竭，而辛弃疾在这方面就特别缺乏。对于辛弃疾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事实、完整的理据作为支撑，才能相对充分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辛弃疾研究、宋金史研究及古典文献研究专家辛更儒先生在2008年曾出版了《辛弃疾研究》一书，如今已过十余年，辛先生认为，“根据我的经验，在述写传主事迹及词作佳话上应当还有许多遗漏和不足”，因此，他把这些年来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新的资料不断加以补充，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修订本的规模，并更名为《辛弃疾新传》，已于日前与各位见面了。以上擒获张安国的史实，便是本书对辛弃疾旧有事迹的增补中，最重要的二十三条之一。
细节研究决定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程度。辛弃疾研究，由于很多经历和情节都需要经过整理和考证而获得，而稼轩词中所要表达的隐蔽的立场和态度，所包含的词人的思想和情感，更需要深入挖掘。譬如以上，不仅需要许多细节上的辨明与考证，还应该要和他的词结合一起，这既是考证的珍贵资料，亦是我们深入触摸辛弃疾内心的起伏跌宕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在“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豪放表面之外，读出他那些理想永远落空了的痛苦。
《辛弃疾新传》正是这样一部考证扎实的人物传记。在生平线索之外，本书特别注重词作线索。作者夹叙夹议，在叙述生平事迹的同时对其内情进行评点，穿插辛弃疾的经典作品细致鉴赏，去触摸辛弃疾的喜怒哀乐，带领我们体悟辛弃疾的卓越才华、深邃思想和心路历程，同时以窥宋史的幽深一角。
还值得一说的是，为了追寻辛弃疾生平的履迹，作者曾在塞北江南沿着词人经行的路线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饶的云洞，博山的雨岩，作者聆听到了八百年前词人留下的心声；在长江的夹江上，手抚巉岩峭壁，亦读到词人抒写“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的心底波澜。正如作者所说，“实地考察和履迹追踪，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词人的不平常经历，体悟其各个时期的非凡的心路历程，使我更多地读懂了稼轩词”。
那么，《辛弃疾新传》也势必是一部更加读懂了辛弃疾的传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