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

著者说明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2辑发表了我的《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一文以后，责任编辑詹小洪邀我以“父母住进养老院以后”为题写个续篇。此间，父母和我们姊妹仨面临的紧迫问题，主要是生活状态变化中的适应与应急。这就催生了现在这篇《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3辑，2016年第3期）。

　　2016年3月，我在为老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料保险制度，以便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以前做养老保险研究时就知晓，这一制度在德国被纳入社会保险，在美国则以商业保险的形式出现。2016年11月初我去纽约开会，恰好遇到一位从事高龄慢性病患老人护理的朋友，交谈中了解到有关美国低收入病患老人照料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出资，通过医疗援助项目（Medcaid），为低收入病患老人提供了可谓无微不至的照料。据此，我为《茶座》第74辑撰写了一个短篇案例报告。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组织青岛考察，我从一位副市长那里获知，青岛市已在人均两元的筹资水平上，建立了长期照料保险。可以设想，这一有益的尝试将会通过制度推广，惠及全国老龄人口。

　　一个在财务上可持续的社会照料保险，只能给付“经济型”的照料费用。如果受照料者及其家庭选择“舒适型”甚至“豪华型”，那就需要购买附加照料保险；或是自掏腰包，直接支付超出基本水平的费用。目前，中国的长期照料保险制度虽然还谈不上建立，养老服务市场却已蓬勃发展，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市场细分，这就给了家庭和个人更多的选择余地。一位西大好友看了《合作与冲突》一文，专门找我来讨论“五零后”的养老问题。经历计划生育政策的“五零后”，不可能像自己的父母那般，进入高龄阶段会有多位子女照顾，因而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俩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朋友结伴而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第四，到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原因是，她的孩子在京工作，我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走出大都市养老，对家庭和个人而言都堪称最经济的选择。然而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机会和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大都市集中。老人为了追随子女，也不得不奔向大都市。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老人选择迁往都市边缘的养老机构。与异地养老相关的人口迁移，已成为常见现象。与此相伴的难题也随之而来，第一是医疗费用不便结报。例如，我母亲六月份的住院费用，是妹妹拿到咸阳办理报销手续的。报销比率大约相当于实际支出的1/3，所得报销款尚不及北京至西安的高铁往返票价。若非妹妹家居西安，我们注定会放弃报销的。第二，都市空巢老人的房产处置，与户籍捆绑的福利安排相冲突。在燕郊这家养护中心的京籍老人当中，有的由儿女代管原住房的出租事务；有的卖掉自己的住房，把户口迁到了亲戚家。倘若把户口迁入河北省地界的养护中心，他们就不能享受北京的老年优惠了。其实，无论他们怎样处置原住房，都既可充实自己的养老财务，又能为北京增加住房供给。市政府只消回应他们的需求，即可收获一石二鸟的成效，又何乐而不为呢？父母的一位邻居听说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声音马上高起来：“你们能影响国家决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户口这件事影响老年人的福利，给我们放在原来的社区派出所也行啊！”

　　当然，机构养老并非高龄老人唯一的选择。何种选择最优，取决于老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自身的财务和健康条件以及居住偏好。我在《德国高龄老人怎样生活》一文中（《经济学家茶座》第64辑）提到的Bergmann教授，人到百岁仍生活自理。2015年，他依然独自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还单独去往以色列，接受亲朋好友为他举办的百岁庆典呢！

　　朱玲：2016年12月11日

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

朱  玲

　　父母入住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已有七个多月（参见《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2辑）。此间平静中又频发危机，我们整个扩展家庭不得不相机应对。决策的原则，是财务约束下的家庭福利最大化。

一

创造辅导期

　　父母脱离家庭接受专业化照料，意味着与熟悉的生活方式告别。我们做子女的也随之做出调整，有意为他们创造了一段辅导期。首先，通过定期探望满足亲情需求。弟弟最初反对送父母去养护中心，但眼见短期内别无选择，还是主动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每周探望两次甚至三次。在父母把养护中心视为自己的家以后，改为周六下午带着妻女去一次。我则周三或周四前往，以保证父母每周至少有两次探望。弟弟送柑橘，我送衣物或其他生活用品，并分别陪同他们在院子里散步。妹妹回西安检查和调养身体月余，时不时给父母打电话问候。

　　其次，与护理人员建立联系，及时为父母排忧解难。养护中心为了规避风险，规定半自理区的老人必须由护理员陪伴才能离开住宿楼。父母所在的楼层护理员与老人的比例是1:5左右，最初规定每人每天外出半小时。这对习惯于户外散步的父母而言，不啻是失去自由。我立即给护理部打电话，一是强调：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户外活动过少会加剧情绪狂躁；二是表明，只要天气正常，就让父母户外活动一小时，我愿为护理员的额外工作负担支付附加费用。护理主管请示高管后答复，同意我的请求，护理部将改革原有制度，因而不会加收费用。此后，我与销售员、护理主管、护士站、营养师和父母的护理员都建立了电话及微信联系。没承想，这些联系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5月31日，母亲深夜头晕呕吐。父亲按响床头呼叫器，养护中心的医生和护士迅速到场。医生给母亲测了血压，低压100、高压170。鉴于她平日低血压，就给服用了降压药并辅助吸氧。次日清晨我和妹妹抵达，护士又来测血压，母亲的指标值降到90和130。根据医生建议，我们陪母亲去了200米开外的医院。见过心内科大夫，即送她住院检查。由于母亲几乎一分钟都离不开父亲，住院部同意让他陪住。妹妹带着母亲逐一完成检验项目，我则交费办手续，还与护理主管敲定了后续措施。午前，养护中心两位护理员把饭菜送到病房，并给带来卫生纸和餐巾纸。她俩十分亲切：“姐姐，还需要啥就告诉我们，下午送饭时给你们带过来！”

　　弟弟接到我的电话于正午赶到，当日留住养护中心，很快为母亲聘用了一位病房护工。下午6点左右，父亲短信报告，母亲血压稳定在80和120。6月2日，我和妹妹再次驱车前往燕郊。弟弟告知，母亲这次血压突然升高是由颈椎病引起的，此外还有心动过速问题；一早见她无大碍，即通知住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回到父母的住宿楼层，大厅里聊天的护理员和老人都迎上来问长问短。母亲愣在电梯前什么也答不上来，父亲和我们姊妹仨就连连道谢。进入房间，母亲喜孜孜地东张西望：“可回到自己的地方了！”父亲则赶紧掏出手机上网：“看，看，积攒了多少信息！”我和妹妹到家即收到父亲的微信：“午睡起来后，刘大夫主动带护士来给我换了腿部的药。剧大夫送来你留下的药（住院部为母亲开具的补钾片），小樊（护理员）给你妈洗了澡，又把我们的薄被换成新的，把旧被拿去洗，我真有回到家的感觉。”至此，弟弟对父母的照料方式也就不再持反对意见。

二

关注隐患

　　母亲出院后，体力逐渐恢复但智力继续下降。进餐时她从不专心，总是边吃边玩拖延吞咽。到护理员回收餐具时，她往往还吃不完。护理员若有空，就给她喂饭。否则，父亲只好快快吃完给她喂。不过，母亲肢体灵活，乐意社交。护理员每天都带她跳健身舞或听别人聊天，到饭点儿就送回来。父亲说，邻居送她回房也是常事，因为她不认门，看见楼道里谁家门开着就进去了。养护中心的医疗团队每天都给父亲换药，先后有四位医生不厌其烦地给他打绑腿。进入7月，他的腿部肿胀已消退，每日除了奋力健走，就是拿着手机或ipad玩儿得不亦乐乎。

　　父母融入养老社区，我们姊妹仨的日子也重返正轨。妹妹帮我张罗装修了父母原住的套房，于端午节前回西安。暑假她与刚退休的丈夫一起旅游甘肃青海，8月底来京入住已充分通风的装修房。这样，我下楼便可改善伙食。弟弟照常上班，周末携妻女往返燕郊途中常到我们这里歇脚。妹妹的女儿女婿都在京工作，也来聚会并享用陕西面食。从端午节到中秋节，我率课题组完成了甘肃、内蒙和新疆农场调研，还参与了世界银行的全球贫困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9月9日，这般平静的日子再次被打破。父亲来电话说，护理员发现母亲起身和走路总往前栽，医护团队征得他同意，就送母亲去医院就诊。大夫要求做CT检查，母亲却挣扎不已，根本不予配合。为了检查脑部、腰椎和双胯，护理组长小王双手固定母亲的头部和腰胯，协助完成了CT扫描。不想母亲起身就咬了他的手，还手脚并用踢打，幸被小王闪过。我先让妹妹妹夫带了月饼去向小王致意，随后自己去找父母的责任医生交流。在向医护团队表示感谢的同时着重说明：第一，母亲于3月和6月做过两次CT扫描，9月是第三次，以后不再体检。原因在于，从她脑部检查出多少病灶都治不了，这是医学界的共识。她年龄过高容易骨折，腰腿查出毛病也不能治。加之她还有房颤（心率失常），挣扎中出了意外岂不更糟？第二，人到高龄，重要的是安养，大折腾相当于找罪受。如果患大病，不必再治，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如果得小病，最好也用安宁疗法，优先使用有助于减轻痛苦的药品。第三，父母在护士站留有预嘱，申明病重时不做破坏性抢救，去世后遗体捐献医学研究。还请医护团队在他俩遭遇不测之时，遵从老人以往的意愿。责任医生听得一脸惊愕，但也表示认可。

　　那以后的两周里，母亲总在凌晨两三点钟起夜，父亲照顾她如厕后就再也难以入睡。我让父亲暂且用安眠药应对：第一，每晚8:30自己服用一片，争取9点入睡。照料母亲起夜后，再小憩一次。第二，每天中餐前给母亲服用一片，以便保证两人都能睡好午觉。国庆节前去探视，父亲还说这一招顶用。可是，节日下午我就接到叔叔转来父亲的微信，一颗心顿时坠入深渊：“老伴失智，是很折磨家人的，我已经86岁，希望得一个能够猝死的病。”赶紧抓起电话拨到父亲住处，得知母亲躁狂升级，闹得父亲昼夜难眠，熬不住了！我表示，马上联系养老中心销售部和护理部，为母亲购买“一对一”护理服务（简称专护）。父亲却不置可否：“等你来了再说！”

　　放下电话我就给销售员发送微信，请求为母亲安排专护，争取节后办手续，还希望能把父母安排在紧邻的两个房间。对方即刻答应节后安排。接着我又给护理主管发了微信，麻烦她安排护理员关照母亲进餐、如厕和起居，尤其是回应父亲夜里的呼叫器求助。主管也迅速应承做重点护理，并留心换房事宜。我马上把信息传递给父亲，叮嘱他干不了的事情不要勉强，按呼叫器请护理员帮忙便是。他在电话那头为母亲的状态痛哭起来，既舍不得与她分开，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翻番。

　　我细细地劝解：第一，您自己若累垮了，母亲这笔专护费用还得出。第二，您若先于母亲而去，她的状况将更糟。第三，两月前卖掉了您二位在咸阳学校的房子（无所有权），得款18万元，加上存款和退休金，差不多能支付3年，那以后我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此外，又给他讲了些案例，说明照料病人的底线，当为照料者不被病人拖垮。父亲听后终于平静下来，但还未接受专护服务方案，要求再观察一段。

　　10月3日我去燕郊，护理员提到：“奶奶今早吃鸡蛋噎着了，其实鸡蛋清块儿不大，可她最近经常吃东西不嚼，我把大头菜丝儿都给她挑了出去。”我一听，立即给护理主管和营养师发微信，说明母亲咀嚼功能严重退化，需要跺碎的饭菜，麻烦她们尽快通知厨房。营养师随即回应，从次日起，给母亲的煮鸡蛋改为鸡蛋羹，其他食品全剁碎。于是我就安心地带父母下楼晒太阳，让他俩坐在长椅上，听听购买专护服务的理由。

　　父亲不同意：“你妈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现在不能分开。”我解释道：“我妈的病情恶化速度和状况难以预料，趋势必然是每况愈下。您对自己能力的想象高达两米，可实际能力只有一米，以后照料她还需要您具备更高的能力，怎么办？这个缺口只能请专护员来弥补。”我站在他俩面前连说带比划，引来一位笑嘻嘻的胖大妈：“让我也听听行吗？”她听明白了就热心劝解：“先把房子登记上吧，真要是用不着就退了呗！”父亲有点儿不好意思，同意先预定两间房，当母亲不再认识他的时候就搬迁。

三

把握“局点”

　　观赏奥运赛事的时候听到“局点”一词，觉得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把握关键时机的重要性。父母事故频发的时候，即预示照料方式转变的“局点”来临。自10月4日始，母亲每天都出事。先是腰椎间盘膨出以至寸步难移，接着是餐后喷吐，最终还滑倒在卫生间。父亲屡屡按响呼叫器，医护团队每次都到场查看并立即清理房间。这一下，不用我再费口舌，父亲就同意购买专护服务了。医生怀疑母亲脑溢血或脑梗，几次建议做“脑CT”检查，父亲坚定地谢绝：“我女儿不让做”。此间我打电话请教西大好友，因为她亲见自己父母的脑溢血症状。讨论之后，我再次给父亲打电话强调，以后遇到任何情况都按以下原则办事：睡不着就吃安眠药，疼痛则服止疼片，不检查不治疗，争取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4号午后大雨倾盆，弟弟和妹妹两家搭乘的飞机刚落地首都机场（他们去福州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我就打电话让弟弟去养护中心。妹夫到家换上厚衣服，就与弟弟一起驱车前往，给了父亲莫大的精神支持，还扶着母亲在楼道走了几圈。直到假日结束，他们两家天天有人去燕郊。我再次联系销售部和护理部，说明尽快购买专护服务的决定。10月6日，护士站来电话告知，自当天起为母亲配备专护服务。6~7日两晚，暂且在父母房间为专护员添加一张折叠床。7号早上的电话里父亲报来好消息：第一，头天晚上母亲起夜，护理员给照顾如厕，事后母亲睡得很好。父亲虽然听见但未起身，所以也休息充分。第二，雨天降温，他们都加了衣服。我把信息发到家庭聊天群，妹妹回应道：专护员入住后父亲心情大好，一大早打电话要她代买彩票。我的课题组伙伴得知消息打趣道：“守望彩票，乐在其中”！这下子，我们全家都轻松起来。

　　10月8号是节后第一个上班日，养护中心销售员午后发来短信：七层有两个相连的房间。我马上回电话表示，立即去给父母搬家。当我和妹妹妹夫抵达时，三层的几位护理员已把所有的零碎物品整理妥当。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就把父母原住的房间清空了。趁着妹妹妹夫安置新房间的当口，我跟闻讯赶来的销售员一起去补交差价。房间调整后，父亲仍为半自理，单住一间房，每月费用5800元。母亲和专护员同住的房间带阳台（两间房经阳台相通），按一对一护理和套间计算，每月费用15700元。打九五折后，两人每月住宿加护理的费用为20425元。与原先的费用（10260元/月）相比，增加了99.1%。

　　父母搬到七层后，三层的老邻居们让护理员陪同，先后上楼看望。这份友情让父母深受感动，也使他俩更加喜爱养护中心的环境。母亲很快适应了一对一照料模式，父亲也从中享受到“福利溢出”。专护员小马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矿区，笃信基督。她认为，自己虽因煤矿效益不好到养护中心打工，也是“主”让她来做善事，所以一定要全心全意把老人护理好。小马把我母亲的房间和衣柜整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给老人洗澡、穿衣和喂饭，还是梳头洗脸剪指甲，都是边做边抚慰。晚上照顾母亲起夜如厕，白天陪她参加健身活动或是到户外散步晒太阳。午休时分母亲常常亢奋，有时安眠药也失效，小马便耐心地陪伴。她在照顾母亲进餐或外出时，还顺便关照了父亲。给母亲换洗衣服时，把父亲的也带上。10月下旬，母亲的健康状态明显好转，看到小马就笑逐颜开，一见家人来探望还高兴地拍手。父亲觉得，小马一心向善，承接了他所有的负担，命我给护理部写了一封感谢信。

　　父母入住养护中心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第一，规范的专业化照料服务无疑有益于高龄老人安养；第二，高龄老人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全面支持；第三，作为高龄老人的家属，我们也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支持。养护中心和医院员工的热心服务给了我父母足够的安全感，也温暖了我们的心。在当今中国，我家的案例已非个别，比我家收入低的群体又当如何？高龄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我曾与一位德国同行聊起这一现象，称赞那里的长期照料保险。他说，我们这一代对人口老龄化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德国也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当然，这也是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因为研究领域必将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扩展。

（2016年10月29日，北京）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3辑，2016年第3期

撰稿：朱玲；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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