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1803期）中国楼市将保持相对稳定

经

热

济

点

中国楼市将保持相对稳定

摘要：中国楼市2017年总体保持平稳，年末非热点城市涨幅有所扩大，预计2018年调控基调不会变化。有学者认为房产税可能称为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中国楼市调控基调不变

　　中国楼市以整体稳中微升告别了2017年，严格受控的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房价持稳，非热点二三线城市涨幅则有所扩大，得益于年末冲销售和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新年伊始，部分二线城市以吸引人才为由微调楼市政策，一度引发市场对政策松绑的揣测，但随即遭到相关部委否认，显示调控基调并未有变。另一方面，在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上又有新进展。国土部表示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分析人士认为这正是十九大要求的“多主体供应”的重要体现，将助力租赁市场发展，但由于体量有限，短期对房地产市场供需影响不大。“楼市表现与城市调控政策力度同向，调控力度大的城市房价涨幅缓，调控力度最大的城市出现了同比下调。”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他预计2018年的调控政策力度依然持续，70城市房价数据依然会明显分化，最近发布吸引人才的系列城市，预计房价年初有望平稳，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今年将继续同比下调。

　　路透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2017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升5.3%，连涨27个月，涨幅在连续一年收窄后首度扩大，高于上月的5.1%。从环比看，12月新建住宅销售价格较上月上涨0.4%，连涨32个月，高于上月的0.3%，为五个月高点。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称，初步测算，12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0.1%。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和0.5%，涨幅比上月均略微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上涨0.3%，涨幅均与上月相同。同比来看亦呈现类似趋势。一线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15个月回落，12月比11月分别回落0.1和0.4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二手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续五个月回落，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楼市年末微涨，主要受二三线房价涨幅扩大带动。与之相对的是15个热点城市多数持平或微跌。

　　从环比看，有四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降幅在0.2至0.3个百分点之间；北京、杭州和合肥三个城市持平。从同比看，有九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降幅在0.2至3.0个百分点之间，这些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低于上年同期水平。70个大中城市中环比上涨的城市自上月的50个增至57个，持平和下降的城市分别为六个和七个，均较前月减少。环比涨幅居前的城市有昆明（2.6%）、海口（2.2%）、泸州（2%），均为非热点二三线城市。张大伟认为，二三线房价依然上涨，主要原因在于，二三线的信贷相比2016年明显收紧，但资金价格依然处于历史低位；一线城市严格调控下的溢出需求，包括自住与投资，都回流到了二三线城市；调控政策分化，非调控热点城市虽然也密集发布调控政策，但整体内容相对较宽松，对市场抑制作用弱。此外，11月-12月，部分项目冲刺年末销售任务，入市供应量有所上涨，市场活跃度提高。

　　新年伊始，南京、合肥、兰州等城市对本地房地产政策进行微调，吸引人才流入，引发对房地产政策松绑的猜测。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从2017年10月来，短短三个月时间，全国就有近20个城市与地区发布了引进人才的新政策。针对松绑传言，各地住建部门纷纷否认，住建部亦重申，对房地产调控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是一以贯之的。今年将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进一步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在调控基调延续的同时，长效机制则在继续推进。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稍早表示，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此番表态被视为租赁市场的又一利好。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在报告中表示，“国土部的上述表述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重要举措，也是对13城市集体土地建租赁试点的延续。”他指出，当前北上深分别有220万套、300万套、100万套的租赁供给缺口，房源供应短缺是制约租赁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些供需矛盾紧张的城市需要注重增量和存量相结合，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及企业用地是一种潜在补充。集体土地建租赁的城市范围可能会在之前13个城市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如果将这一政策推广到全国，要防止一些租赁需求并不强烈的城市跟风。杨现领指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纳入租赁供地长期会改善城市租房短缺的矛盾，但短期难以影响供需格局。短期来看政策对租赁市场供需格局边际增量影响不会太大。简单测算，以北京为例，即便2018年完成全部的租赁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供给计划，增量供应也只有10万多套，在整个存量租赁房源中的占比只有6%左右，在北京所有存量房源中的占比只有1.5%，难以对市场形成冲击。另一位接近监管层的资深专家认为“方向很正确，实际效果可能有限”。他指出，一方面新增集体建设用地非常少，加上遗留的存量建设用地，供应量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他认为，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租房供应增加，有助于商品房价格下调，通过租赁房增加满足住房需求。但对地方而言，租赁住房供应太多，房价下调，土地收益就会减少，难以完成土地收益指标，会有压力，积极性会打折扣。“所以，政策初衷很好，但实际能执行到什么程度，还得再观察。”

房产税会是那只灰犀牛吗？

　　FT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认为，房产税在未来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上海从2011年开始执行房产税试点，七年过去了，房产税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虽然学者们当时测算说上海执行房产税之后房价大概会下降15%，实际上，即使限购政策在侧，这7年的上海房价仍旧一路飞涨。

　　2010年，国务院财政部发布三次文，作为房地产试点城市的上海和重庆启动了房产税。二者都是以新增购买住房为考虑，重庆针对别墅等高档住房，上海针对普通住房，且对于本地人有不少优惠。从抑制房价的效果来看，两地房价持续上涨证伪了房地产税可以降低房价的说法。更何况，一方面，法规本身较松，另一方面，民间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肖捷心目中的房地产税自然与此有所不同。那么，此刻推出房地产税的背景，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无疑是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伴随着拆迁成本高升以及城区土地日渐稀少，一线城市房地产正在由一手房市场变为二手房市场，收入土地出让金年年减少：土地出让金在2014年达到4.3万亿的历史高位，随后一度回落，直到2017年才回升到4万亿左右。而过去十来年，土地出让金占到某些地方政府收入的四成到五成。这个时候，以房产税补充土地出让金，自然成为可能选项。

　　在70年产权的情况下，土地产权没有完全落实，中国“房产税”还是“房地产税”仍旧无法厘清的情况下，屡屡吹风征税，的确映射了当下中国财政的问题。政府的官方债务水平虽然比较低，表面上没有赤字，但是各种隐性负担核算之下，地方一级政府的赤字率惊人。

　　过去的土地财政模式，虽然看起来是点石成金的金融炼金术，但是容易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些年土地招投标制度使得中国深陷土地财政旋涡，中国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在大干快上的投资狂潮中无法自拔，一步步依靠新增投资如同饮鸩止渴。

　　这种模式起源于香港，其弊端以及短视其实更应该引发反思。香港房价不断高涨，中产阶级收入止步，表面上赋税不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为高房价而付出代价。

　　香港和内地的过去已经不可更改，未来更应该思考是如何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即使土地招投标制度在过去有其历史意义，但在当下几乎已成为鼓励地王、奖励投资的负面因素。这是比起房地产税更值得关注的土地政策。

　　退一步说，房地产税真的能够大幅扩张地方政府财力吗？有人测算全国房产地价格在130万亿左右，这看起来是一块大肥肉，但是实际情况收到手的房地产税到底有多少？按照国泰君安的测算，在0.5%的房产税税率假设下，针对房屋市值征收的房产税能占到地方本级收入的约10%；若房产税为1.5%，则对地方本级收入的贡献为30%。但如果考虑每人20平米减免，那么在0.5%和1.5%的税率下，房产税仅能分别占到地方本级收入的4%和12%。

　　进一步说，在年年房价上涨压力之下，有购买能力的中国家庭多数已经完成自住房配置。据美盛环球资产管理与渣打银行中国2017年报告，中国投资者自有住房拥有率领先全球，高达74%的中国投资者拥有房产，属于受访市场中最高比例，而亚洲（日本除外）平均仅为57%。这其实说明房屋已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金融资产。随着房地产税的推出，无疑将会导致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缩水。增加地方政府财力与家庭财富缩水之间的对冲，将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净效益？其实值得深思。

　　最后，从房产税的用途来看，美国等国往往作为地方一级政府使用，用于公立学校建设以及社区维护等，这种情况下房产税并不是作为贫富调节或者房价调整的因素，而更多是取之于本地用之于本地的做法。

　　在日本案例中，房产税的目标并非房价调整。以日本房地产为例，其房产分为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规划税等类别，目前并不算高。80年代时候一度出台比较高的税率，但并没有起到遏制房价上涨作用，到了90年代为了鼓励持有房地产做了调整，但也没有遏制土地价格下跌的势头。

　　回到中国场景。在房地产界，或许有房叔房姐，却并没有真正的神，一直鼓吹炒房的网红，可能最终是是通过梦想暴富的粉丝来变现。房价剧变带来的阶层变化，让焦虑和自满都成为集体游戏，大家都不过是时代经济中翻腾的蚂蚱，运气好的时候面朝上，给个灿烂笑脸，运气不好的面朝下，不小心就跌四仰八叉。

　　在一二线城市拥有两套房产，是中国中产阶级梦想标配，也几乎是他们对于自身奋斗最高肯定。也正因此，对于即将而来的房产税消息多以视而不见的态度加以忽视。

　　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并不仅仅以经济逻辑为要点，房产税推出的可能性在加大，但是推出之后，经济逻辑仍旧会发挥作用。房产税的问题不仅仅在公平问题，更在于可能的一连串反应，从居民层面，除了可能的房地产价格跌落，更多持币待购者出现犹豫，这带来申请房贷的放慢；从企业层面，银行抵押物缩水，在银行的调整之下，可能会带来流动性进一步收缩，甚至引发通缩循环。

（综合消息）

国

经

际

济

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危害仍在继续

　　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新自由主义仍未被击败，并给美国经济带来新诅咒，而其他国家和民众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引起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随之带来社会及政治的危机。在此之后，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尽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崛起并取代过去曾被有效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但我们没有理由庆祝这波日渐抬头的风气。而且奇怪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更常出现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你不能以邪恶对抗邪恶，正如谬论不能说服另一谬论。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正在给复苏的民族主义让路时，很难找到值得庆祝的理由。比起前者，后者已经尽了更大的努力以提供新的东西，一些进步的、具有社会吸引力的政策观点，以取代新自由主义之下有害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及其有缺陷的经济政策。无疑，一种新的实用主义正是这样的主张。不过，这波浪潮还远未达到弥漫的程度。

为了少数而牺牲多数

　　当前，距离那场2008-2009年从美国、英国蔓延到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经济学派，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一种依靠自由、自由选择、民主、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等关键因素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少数人富裕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目标被经济的去管制化进一步推动，在21世纪之交，这种趋势通过一波近乎荒谬的经济金融化以及对富裕阶层有利的财产重分配，将全世界的劳工放到了相对资本而言的劣势地位。

　　此外，1986年，美国在里根总统任期内那场臭名昭著的税收改革也是幕后帮凶。1979年，当里根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时薪是18.78美元（按2008年汇率折算）。到了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一数字居然低于1979年的水平，只有18.52美元。这些年间的重大劳动效率增长的果实到哪去了？国民收入增长又到哪去了？很遗憾，作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这些本应属于大多数人的果实都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还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在1970-2010年间，利润占GDP的比重上升了将近10%，因为工资的比重从超过53%下降到低于44%。

　　三十年来，从1979年到危机之前的2007年，收入水平前1%的美国富人的净收入增长超过了约280%，而美国社会最穷的20%则仅仅增长了20%，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几乎每年都对这种收入增长“无感”。后来，收入不平等仍然持续扩大，目前几乎在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最常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是基尼系数，这一系数在0-1，理论上，0代表着社会上的每个人拿到同样的收入，也就是绝对平等。而1代表着有一个人拿到了社会的全部收入，也就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而波兰只有0.3，更平等的丹麦则只在0.25左右波动。

　　很明确的是，日增的收入不平等和扩大的社会排外趋势导致了人们的愤怒，并迫使他们走上街道，甚至占领了那条著名的华尔街。而由于一些政治精英、媒体表现出令人气愤的漠不关心，加之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们的推波助澜，局势进一步恶化。政治和媒体精英们试图将问题归咎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等客观的进程，他们技术娴熟地将民众愤怒的焦点向外转移，转向其他国家和外来移民，像是中国、墨西哥或穆斯林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照此逻辑，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之下，再加上一部分原因被归结为每个人自己的成就，于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看起来无可责备。

　　精英们的这种行为带来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反全球化情绪。为这一现象下一些正确的结论是很值得做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看到这些努力。至少最近一次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目前仍是世界最强经济体的美国，还没有看到这种积极的反思。

　　事实上，在特朗普上台的这一年，一个比里根时代酿成的错误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造成。这一次的飞蛾扑火是在近年来的危机之后再次发生，人们本应有一些后见之明，包括那些新自由主义者。不幸的是，这一次，新自由主义标志性的贪婪与民粹主义的天真一拍即合，两种特点在当前白宫的主人身上合二为一，造成一种不太符合正常逻辑的现象：尽管人不能踏进一条相同的河流两次，但无论如何要踏进一滩相同的沼泽两次。而美国人急着在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正是这种路径的延续。我认为这个法案的通过很匆忙、急迫，是因为共和党为了打败民主党的反对而选择在晚上投票，甚至通过收买党内的参议院以获取明显的特定让步。当然，也因为法案仍需在众议院再次投票表决，所以共和党若想让今年有个拿得出手的立法成果，则不得不在圣诞之前与时间赛跑。

　　当共和党人正在高调宣传他们的胜利时，特朗普总统正在推特上呼喊“工作，工作，工作！”，他还写到：“这真是一个结果会自己说明一切的法案，很快就会证明。”民主党人全体一致地抗议这项税改政策，将法案形容为“强夺”或“欺骗”。好吧，也许这不能称为抢劫，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完成，也没有违宪，但这确实像是一场欺诈。

　　这一切的重点何在？人们能察觉这一切，因为只有27%的美国人支持这项新法案，反对者却高达52%。民众依靠他们自己的眼光就能看清，同时，他们更信任无党派立场的权威提出的实用的主张，而不是那些因新自由主义的游说而变得腐败、带有亲政府偏见的专家和经济学家们。

　　当后者宣称公司所得税的下调会带来大幅经济增长加速时，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包括部分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到2027年，削减公司所得税能带来的额外GDP增长只有微不足道的0.4-0.9%，甚至可能近乎为0。而根据国会研究处的分析，公司所得税降低10个百分点仅仅能提升0.15%的长期增长率。那么，这场法案之战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是保证在这波对企业的税改趋势之下，其他的法律调整可以形成合力，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更富有。我在1994-1997年以及2002-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任职期间，我也减过税，包括公司所得税，我的减税方案虽激进但不鲁莽：首先从40%降低到32%，再从28%下调到现在的19%。同时，减税也有其他财政调整来配合，配套政策不止促进融资和投资，也关注理想的社会收入关系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因而，改革之后，增长迅速找回节奏，收入不平等降低，长期的政府债务也没有增加。

　　但这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的方案在把很高的公司税降低的同时也去除了不少减免税，这对税收体系有害。因而，不止经济不会显著加速增长，失业率也不会下降，更糟的是，不平等、债务问题都会更加严重。

　　实在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美国税改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们怎么能在无可避免的预算赤字增长以及相伴而生的政府债务剧增面前显得无忧无虑，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巨大无比。除了那些税改方案的辩护者们，社会已有一项基本的共识，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的国债会增加1.5万亿美元。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大约超过GDP总量的7%。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会更积极地提升利率，这将打击资本的投资倾向，从而使增长放缓。

　　民主党希望纳税者们（政治人物眼中的选民）能够从政府宣传的误导中跳脱出来，发现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操纵，并在2018年用选票让共和党失去国会的多数席位。或许是这样，尽管这未必是必要的。根据这套税改方案的组成方式，减轻的税赋确实会带来好处，在未来的几年，多数纳税者，包括那些不那么富裕的、更大众的阶层也会受益。然而，这种税赋降低的作用会在2025年消失，在那之后，就轮到穷人来为富人买单了，而且这将没有时间限制。再次，这一税改法案将会紧随下一轮选举的脚步，包括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地方选举。总的来说，在2018-2027的这个十年间，在2026年之后回归的高税率将会抵消在2018-2025这段期间产生的利益。在2025年之后，53%的纳税者将纳更多的税给美国国税局。

　　一些公正的分析师们已经计算出，这次税改的最大获益者将是最富裕的阶级，诸如跨国公司、财产的所有者。确实，在过去四十年来所发生事件的背景下，决策者如果还在其经济和政治思考中表现出如此的短视和偏见，是应被谴责的。这样的税改法案将无法为人口中最贫穷的20%实现真正的减税。据估计，到了2027年，最贫穷的阶级平均减税仅有可忽略不计的10美元，而对于最富裕的千分之一来说，从税改中得到的收益将达到278000美元。

　　因此说明，尽管有近年来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很显然仍未被击败，并且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下一场更大危机的诅咒。这并不是美国自己的事，尽管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正在逐渐下降，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将持续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在可见的未来，美元也仍将维持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众也会为这场新自由主义滥用的续集付出代价，而这一悲剧背后的始作俑者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FT中文网，2018.1.18）

中

经

国

济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消费主导”？

　　中国表示中国经济火车头已从投资转为消费。不少外资企业也推进瞄准中国市场的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真正变为“消费主导”，进行了调查。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2017年12月14日的记者会上这样强调，“这显示过去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逐步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这也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因为2017年1-9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一般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而在经济成熟后，则将接力棒交给消费。此外，从中国最高领导人强调的“高质量发展”来看，消费主导也是一个关键。

　　过度增长的投资反而显示出消费的贡献。查了一下中国过去30年投资和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1987-2016年，消费超过投资竟然达到20次。3分之2时间属于“消费主导”。在上世纪80、90年代，投资超过消费的只有2次，但2000-2010年达到7次。2014年以后，均为消费超过投资。从贡献率来看，准确的说法是，原本属于消费主导的经济陷入严重的投资依赖，目前正在重返消费主导。

　　不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GDP的构成比如何呢？投资的构成比自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的2008年起，持续高居40%以上。除中国以外，这是只有小国才会出现的异常的高水平。日本曾在公共投资膨胀的1996年超过30%，但目前仅为逾20%。发达国家均在20%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个人消费的构成比自2005年起持续低于40%。80年代曾超过50%，但1990年以后一次也没有超过。可见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依然严重。

　　以天津市的响螺湾地区为例，在1.1平方公里土地上，有约40栋高层大楼林立。作为金融街，力争成为“中国曼哈顿”，但11月下旬实际造访，发现门庭冷落。很多大楼仍在施工，已完工的大楼也没有入驻者。没有发现共享单车，是这里没有人的证据。

　　天津是象征中国对投资依赖的典型城市，2000年代投资出现激增，2010年的投资额达到2000年的10.3倍。北京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同一期间增至3.6倍。天津市职员回顾称，“当时国家项目接连不断，到处都在投资。醒过来后发现，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已被其他城市甩开”。

　　中国2016年政府和民间合计进行了59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日本GDP的2倍。由于投资过度导致经济难以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结果反而显出“消费主导”。“双11”等中国消费看起来火爆，但包括实体店在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7年11月实际仅增长8.8%。相对于2012年增长12%，减速倾向显而易见。一个原因是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乏力。

　　观察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2017年1-9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9.1%。增幅超过2015、2016年，但这里存在统计上的“陷阱”。如果不看平均值，而是观察中间值，则增幅仅为7.4%，持续减速。2014、2015年中间值增幅超过平均值，但2016年平均值反超中间值，2017年进一步拉开差距。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间值指的是将100个人按收入高低排列时的第50个人。相当于中产阶层。在财富集中的中国，收入的平均值没有意义。假设99人的收入全部为100万日元，然后再加上1个收入1亿日元的人。平均收入将从100万日元猛增至199万日元，但中间值仍然是100万日元。虽然并非如此极端，但2016年出现通过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而轻易发财的富豪，推高了平均值，另一方面，中间值则增长乏力。富有者逐渐变得更富，与中产阶层的收入差随之扩大。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来看，截至2015年连续7年缩小的贫富差距在2016年反而出现扩大。

　　日趋火爆的消费只是富裕阶层的消费。高档白酒——茅台酒因销售强劲而迎来股价暴涨，但普通白酒并不畅销；老百姓作为食物的方便面连续3年低于上年；啤酒市场连续3年萎缩，但海外的“PremiumBeer（顶级啤酒）”非常畅销，这些都是证明中国贫富差距再次开始扩大的趋势。

　　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家庭负债正在激增。截至2017年6月底，与GDP之比达到47%，虽然低于美国（78%）和日本（57%），但在过去10年里提高28个百分点。快速上升的局面类似于雷曼危机前的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敲响了警钟。这是因为众多中产阶层取得住房贷款，勉为其难地购买了暴涨的房地产。

（日经中文网，2018.1.18）

两孩政策生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出生人口同比下降似乎表明，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经济学家警告，中国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8日表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的1786万人有所下降。中国的年度出生人数出现自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的首次下降，似乎表明这一改革未能扭转生育率的下降。经济学家们警告称，这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威胁。

　　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2016年生效，导致该年出生人数比2015年增加130万人。分析人士称，2016年出生人数的上升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因为等待生育第二胎的夫妇在政策改变后马上利用了该政策。“有一部分人利用了禁令解除，但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都担心如何支付教育费用……很难鼓励人们生更多孩子，”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表示。

　　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的出生率下降正在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这给社会服务带来了更大的负担，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后者竭力应对生育率下降已有几十年之久。“中国正在经历以更发达国家为主的其他一些国家早就遇到的问题。”怀默霆补充说。

　　到本世纪中叶前后，预计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将在60岁以上。北京方面预计，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4亿的顶峰，然后逐年下降。

　　态度的转变，比如更加重视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正在降低中国的生育率。一些人口结构专家称，这些趋势即使在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就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牛津大学的人口结构问题专家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表示：“成家和生孩子在中国是非常艰辛的事情……结婚年龄终于逐渐推迟了，这也会压低生育率。”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中国一些评论人士呼吁出台减税和补贴措施，以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孩子。实行两孩政策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当初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以外的执行力度较低。但中国城市居民倾向于少生，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而且城市里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政策变化对城市夫妇的影响超出比例，而这些人无论如何都喜欢少生，”吉特尔-巴斯滕补充道。

（FT中文网，2018.1.19）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　

责任编辑：王砚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官网  

http://ie.cass.cn

http://ie.cs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