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1807期）鲍威尔接棒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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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接棒耶伦
摘要：新任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承诺将关注不断演变的风险，履行美联储支持经济增长、就业和价格稳定的职能，要维护美国金融体系的弹性。
美联储（Fed）新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2月5日承诺将密切关注不断演变的风险，但并未提及上周爆发的股市波动，此轮动荡的部分原因是投资者猜测工资和价格通胀可能上行。
2月5日，鲍威尔在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Randal Quarles）的主持下宣誓就职，之后标准普尔500指数急剧波动。鲍威尔在一场视频演讲中表示：“今天，失业率低、经济正在增长，而且通胀也很低。通过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我们将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健康的就业市场和价格稳定。”鲍威尔补充称：“我还要高兴地报告，我国的金融体系现在远比大约10年前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前更强有力，也更有弹性。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格局。”
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卸任时，美国经济处于良好健康状态，核心通胀率仅为1.5%，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超过趋势水平，失业率处于自网络股泡沫以来最低水平。如果减税和薪资涨幅加快预示着通胀显著上升，美联储可能会被迫改变步伐，考虑增加今年的加息次数，超过政策制定者在去年12月预测的3次。
鲍威尔在讲话中强调，他希望解释“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3月20-21日的利率会议将把美国利率的目标区间从1.25%提高到1.5%。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对鲍威尔接任美联储主席进行了评论。萨默斯认为，耶伦的成功，取决于她意识到美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并不再遵循传统模型。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挑战在于，如何维持增长与稳定的平衡。
文章写道，耶伦已经完成了她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此时的失业率比她就任时低得多、通胀保持较低水平且更接近目标、金融体系的资本状况更好且流动性更充足。人们还能对美联储主席有更多的要求吗？
文章认为，耶伦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她的判断力和缜密思维。但很重要的是，正如上世纪90年代的格林斯潘一样，她很快意识到了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并相应调整了政策，而不再遵循传统模型。格林斯潘察觉到的结构性变化是生产率增长加速，而耶伦发现的是“中性利率”（neutral rate of interest）下降。所谓中性利率，是指储蓄和投资达到平衡而且经济增长既没有大幅加速也没有大幅减速的利率水平。
2014年，当耶伦就任美联储主席时，不管是在美联储内部还是其他地方，普遍观点是，尽管利率非常低，但经济增长缓慢，这是因为存在一些“逆风”——与金融危机有关的将很快消退的暂时性因素。当逆风退去，经济有可能在4%的“正常”联邦基金利率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按照这种观点，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是高度扩张性的，可能带来危险的通货膨胀。
2014年，在金融体系经历了五年的修复期后，上述逆风理论失去了可信性。对中性利率的估计开始表明它很长时间以来处于下行趋势。更简单地说，尽管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且根据2009年的信用息差衡量已经完成了金融修复过程，但经济增长仍然非常缓慢。于是我（编者注：萨默斯）重新提出了“长期经济停滞理论”：除了金融领域存在过度行为的时候以外，经济很可能受到储蓄大于投资的打击，容易出现增长停滞和通胀低迷的情况。
耶伦不认同长期停滞理论，在她领导下，美联储逐步地得出一个坚定的看法，认为中性利率已经大幅下降，并推断政策的扩张性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强烈。她的直觉得到了证实，甚至可能显得有点过于谨慎，因为在她的任期内，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大体上没有达到美联储的预期——即使是在利率低于预期而联邦赤字增长超出预期的情况下。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幸运的是，耶伦看出了经济结构变化，没有遵循基于历史经验的模型和政策规则。如果她遵循此类模型，我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处于衰退之中。但必须承认的是，如果股市没有以明显反常的速度上涨，如果借贷增长没有远超收入增长，近年来低利率环境下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如此强劲。
因此，令人尊敬的杰伊·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搞清楚要如何实现足够强劲且在财政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即使利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美国私人储蓄的正常水平仍然持续、大幅地超过私人投资的正常水平。而外国资本流入会放大这种差距。这会造成通货紧缩的趋势——只能通过预算赤字或者人为抑制储蓄、促进投资的金融状况来抵消。
资产价值和借贷水平的上升不可能无限期地超过GDP增速，尽管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状况的能力促成了过去几年的经济成功。如果美联储以足够大的力度加息以确保金融稳定，经济增长有可能放缓太多。如果美联储着重于维持实现通胀目标所需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造成杠杆率和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给未来埋下隐患。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平衡。除了历次衰退过后那段时期，美国经济在金融基础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良好增长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历史将对近年来金融状况的稳定程度做出评判。在那之前，我们处于从2008-09年的衰退中复苏的时期。再往前溯是住房及其他市场存在金融过度行为的时期。再往前是2001年的衰退和复苏，更早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和股市泡沫。因此，算起来，美国经济获得那种稳定、在财政上可持续的强有力增长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了。
（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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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大干快上”
莫迪：到2025年印度经济将翻一番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开幕辞时表达乐观基调，他为印度经济设定了在未来7年规模扩大一倍的目标。
莫迪在向汇聚一堂的跨国企业高管和金融家们夸口称，印度正在“去除繁文缛节并铺设红地毯”来欢迎投资者。他声称，到2025年印度经济规模将达到5万亿美元。“来印度投资、到印度旅游、在印度从事制造已经变得比以前容易多了，”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达沃斯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印度经济将增长7.4%，使其基本上处于实现莫迪目标的轨道上。
印度政府最近放松了某些经济领域外来投资的限制，其中包括房地产经纪和零售。但是莫迪的某些举动——尤其是废除了印度多达三分之一流通货币的“废钞令”——对商业造成严重扰乱，损害了他自诩的经济改革家的形象。
除了强调在印度投资的新机遇以外，莫迪还谈到了精神层面：他引用甘地的话谴责“以贪婪为本”的消费主义，并强调了瑜伽的好处。他把自己和印度定位成了全球开放秩序的捍卫者，对新形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出现、对跨境投资流动放缓发出了警告。他还表示，全球化正在“慢慢褪色”，而“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抬头，阻碍全球化。他们想逆转全球化趋势。”
印度总理捍卫全球化的言论，将被视为不点名地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议程。特朗普将在周五发表世界经济论坛闭幕演讲。同样，莫迪对气候变化危险的强调也与特朗普政府所表达的怀疑形成了鲜明对比。
莫迪把气候变化列为世界面临的三大主要挑战之首，警告称“冰川在融化、冰盖在融化”。他呼吁采取国际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这潜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印度传统上是最不愿意签署全球气候协定的国家之一。
莫迪的讲话也含沙射影地指责了中国。他强调了印度的民主文化，声称印度没有领土野心，也从未试图攫取他国的自然资源。这可能被视为直指中国的讥讽。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发表了广受好评的演讲。
莫迪是自1997年以来首位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印度总理。加上特朗普的亮相，他的演讲标志着达沃斯作为全球论坛的重要性回升。
印度为何不顾财政赤字也要GDP“争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印度财政部2月1日发布的2018年度（2018年4月-2019年3月）预算案显示，财政支出较2017年度增加了10%，为24.4万亿卢布，连续3年呈两位数增长。为此，实现缩小财政赤字的目标的日期将被延后。着眼于2019年春季大选，莫迪政权此次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补贴，力争重回8%左右的经济增长。同时，此次还增加了国防费，目的是抗衡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的中国。
“我们正在坚定地向超过8%的增长率稳步前进”，印度财政部长贾伊特利在2月1日进行的近2小时的预算演讲开头这样强调。他同时还表示，“如今印度的经济规模排名全球第七，很快会上升到第五”，暗示在预算编制时重视了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扩大尤为明显的是道路交通和高速公路方面的预算，将总共投入1.4万亿卢布，相比2017年度增加了19%。主要对负责修建高速公路的国营公司增加了投资。计划将目前总里程约为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延长到3.5万公里。从中明显透露出莫迪政权希望通过由国家来承担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形成增长引擎的想法。
2014年5月上台执政的莫迪政权在2015年之前连续2年将财政支出增幅控制在7-8%。通过提出财政健全化路线，获得了金融市场的认可。不过自2016年度起政策重心转向了经济对策，连续两年提出了财政支出超过10%的预算。一方面也推迟了实现将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压缩至3%的目标。而是优先使潜在增长率恢复到8%以上增长轨道。
另外，显示出积极姿态的此次预算案也给人以“撒钱”的印象。虽然工商业和教育方面的预算控制在增长4-6%，但面向低收入家庭的补助金及面向农业的预算分别增长了15%和13%。莫迪还发表了对低收入的每个家庭提供上限为50万卢比的医疗费补助新制度“莫迪医疗补助（Modi-care）”。莫迪本人在2月1日强调称：“这将是世界最大的政府医疗健康补助计划。”
相比往年提出更大规模的政府投入计划是因为莫迪政权即将面临大选，这似乎将决定其能否顺利走向第二任期。莫迪首相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拥有过半数议席的印度国会众议院将于2019年4-5月进行改选及大选。不过，执政党目前对于莫迪人气的增长乏力似乎感到焦虑。
印度当地媒体1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支持莫迪连任的民众的比例由2017年时的65%下滑至53%。一方面，印度最大在野党、国民大会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的支持率则从10%上升到了22%。虽然与莫迪仍有一定差距，但人民党中也有声音表示，“为了确保优势，将大选提前到2018年11-12月的可能性有50%”（人民党干部）。
一方面，国防费预算增加了8%，较2017年度预计的6%有所增加。由于意识到中国，将推进装备的现代化，还发表了促进防卫装备国产化的“防卫产业走廊”的开发方案。高速公路相关预算中还包括在边境附近提高陆军机动实力的道路建设费用。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预测，印度的国防费2009年排在世界的第九位，但2016年已迅速上升至世界第五，仅次于中美俄和沙特。虽然与中国的差距依然明显，但着眼于印度洋的摩擦，还准备将预算投向国产潜艇的建造等。
（综合信息）
廉价商品也回归日本造？
在电子手表和日用品等廉价产品领域，日本企业将海外生产迁回日本国内、或新建日本国内工厂的趋势在扩大。卡西欧计算机将推进日本国内工厂的低成本化，将海外生产的一部分迁回日本国内。由于亚洲的人工费上升，海内外成本差不断缩小。日本企业借助生产自动化等，使日本国内工厂的成本降至亚洲水平。资生堂也将时隔36年新建日本国内工厂。日本企业希望把“日本制造”的品牌号召力用于全球销售。
卡西欧将提高在世界各国以20美元左右销售的手表的日本国内生产比例。目前在包括日本山形县、泰国和中国2处在内的全部4处工厂生产基本相同的数量。今后将在山形县的工厂推进自动化投资，将10万块的月产能提高至2倍以上。将在3年内把人工费正在上升的亚洲工厂生产线的一部分迁往山形的工厂。
在山形的工厂，将在今年夏季之前，在组装手表核心部位——模块（复合零部件）的13个工序及负责外饰和表带安装的工序上实现全自动化。投资额达到数亿日元。有望将员工人数降至5分之1以下，卡西欧发面表示：“制造成本能够和仅为日本1/4的泰国相同”，据称，能够低于在亚洲国家中人工费特别高的中国。
20美元左右的卡西欧电子手表是自约30年前开始制造的长期畅销产品。在卡西欧手表整体的约4400万块全年产量中，占到最多的10%以上。最近，虽然廉价，但设计的优良获得积极评价，以“廉价卡西欧”的昵称在全世界受到欢迎。
此外，“日本制造”的高品质等获得积极评价，购买日本企业的化妆品的外国人也在增加。资生堂为了将“日本制造”打造为竞争力的核心，正在栃木县建设36年来的日本国内首座新工厂。
此前随着全球化一直将生产基地迁往海外的日本制造业,目前已开始调整基地布局。其背景是人工费的海内外成本差一直在缩小。中国的工资已涨至2005年的3倍以上，东南亚洲各国也在持续上升。不过，生产回归日本国内存在行业差异。在成本中人工费所占比例较低的产品领域，生产有可能回归日本国内，但需要大量人手的服装行业却很困难。
由于自动化技术，生产一线的省人化成为可能，在日本国内，也容易降低制造费用，这将推动生产回归日本国内的趋势。佳能正在宫崎县建设约9年来的首座国内新工厂。制造数码相机的新工厂将引进自动化生产线，以提升成本竞争力。
不过，生产回归日本国内并非所有行业都能实现。例如运输费低廉、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企业就很难将生产基地迁回日本。这是因为服装的生产基本上全部依靠手工作业，难以实现自动化。日本的很多服装企业正持续将基地从中国迁往东南亚等人工费低廉的地区。
目前，在高品质化妆品和家电产品领域，“日本制造”的需求正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如果面对需求增加而不思进取，日本企业将难以维持竞争力。如何降低日本国内的生产成本？生产一线也需要促进自动化等创新的力量。
（日经中文网,20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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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2.7万亿美元债券再融资挑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4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将在接下来5年面临再融资挑战，原因是超过一半的未偿付债务将要到期，这加剧了人们对某些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的担忧。
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公司、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主权借款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有4090亿美元在岸和离岸债券到期，2019年为6190亿美元，2020年为6640亿美元。将要到期的2.7万亿美元债务占中国4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总额（包括永续债）的一半以上。
对许多借款人来说的一个考验是，在利率走高的环境下，新债的成本将会提高。安本标准投资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沃尔夫（Alex Wolf）表示：“如果公司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发债或借款，那将推高总偿债成本。”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债务狂潮的规模，预计更高的偿债成本将给一些借款人带来压力。Dealogic的一些分析师表示“有理由”担忧，因为“整个经济建立在太多债务之上”，这“可能成为公司的压力（来源）”。Dealogic表示，2015年发售了大量短期债券，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接下来几年到期。
花旗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说：“我们担心企业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大债务人。我认为相对于去年，今年将允许发生更多的违约。”花旗表示，自几年前发生第一例企业违约之后，迄今已经发生89起。花旗表示，2016年有48起违约，尽管2017年减少到33起。但刘利刚表示，政府在允许国有企业违约方面较为“谨慎”，并且政府不会允许大面积违约。
沃尔夫补充称：“在中国处理债务和信贷问题的一贯方式方面，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看到允许更多国有企业违约的政治选择。”
直到不久前，在中国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上，债券违约都很少见，政府通常会介入，为陷入困境的发债者纾困。第一起在岸企业债券违约发生在2014年3月，当时民营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未能如期偿付一笔利息。2015年发生了第一起国企债券违约，违约方是电力设备制造商保定天威。这起违约使分析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更愿意让市场力量占上风的一个迹象。一些市场评论人士认为，再融资不构成重大风险。只评级中国离岸债权的穆迪近日表示，今年“亚洲企业的债务到期和之后的再融资需求”将是“可控的”。他们表示，去年“繁荣的债券市场”让许多亚洲公司能够为再融资发债。他们补充称，2017年“亚洲的发债速度达到空前水平”。
（FT中文网，2018.1.29）
中国乡村振兴须严防地方政府违规举债
2018年立春，中国颁布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号文件，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用更加优惠的政策留住人才，用共建共享的机制用好人才，旨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的新热潮。
不过，面对这个既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又需要突破现行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等各方面大改革工程中，如何守住底线，严防地方政府借振兴乡村之名违法违规举债，以防止运动式的一哄而上、急于求成、大轰大鸣，显然更需要政策制订者们未雨绸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将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要管到2050年。因此，必须注意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实施、典型引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吴宏耀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他表示，要防止层层加码、“刮风”搞运动、搞“一刀切”。比如，现在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就是要集中精力、尽锐出战、稳扎稳打、集中力量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打好坚实的基础。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各地要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根据各地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吴宏耀介绍，中国正在制订《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简单说，文件是指导规划的，规划是落实文件的。事实上，在制定中央一号文件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已联合有关部门同步起草《规划》，现在《规划》的初稿已基本形成，正在按照程序进行报批。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周日发布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不断夯实农村经济发展这个基础，也要推动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并明确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连续发布1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国一共发布20个中央一号文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连续15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凸现“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彰显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无论是此前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抑或眼下的振兴乡村大战略，在设立宏大目标的同时，如何确保政策落实不跑偏，防止初衷很好的政策对其它领域产生不良的外溢效应，确保政策间协调，显然是该项大战略必须考虑的内容。其中严防地方政府借乡村振兴之名违规违法举债，在中国严控地方政府债务的大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针对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必须有真金白银硬投入的大战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提到，中央一号文件对于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有全面的谋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他指出，文件明确要求确保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公共财政首先得给力，要加快建立涉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通过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乡村振兴。“这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不得借乡村振兴之名违规违法变相举债。”韩俊强调。根据部署，下一段还要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起草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估办法。要通过这些政策性文件把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不可否认，中国已经出台的20份一号文件对解决中国人温饱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功不可没。但面对地区经济间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巨大，以及现行经济社会和城乡间方方面面的不均衡，现实生活中涉及三农问题痛点依然很多，这场振兴乡村的大战略仍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
韩俊提到，新形势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现行宅基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每年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人口大量迁移，在农村就出现大量农房、宅基地常年闲置。他称，武汉市做了一个调查，到2016年底，全市1902个行政村，农村房屋73万套，其中长期空闲的农房占到了15.8%。前不久去河南调研，一个216户的村庄，常年闲置的农房和宅基地有46户。大量的农房和宅基地闲置，任其破败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利用起来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他表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即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是借鉴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在总结有关试点县（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改革需要探索的任务。当然，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与承包地“三权分置”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承包土地经营权，鼓励流转、鼓励适度集中，宅基地就不存在鼓励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问题。
下一步，在改革试点过程当中，需要认真的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特别是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的法理研究。要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具体形式，鼓励各地结合发展乡村旅游、新产业新业态，结合下乡返乡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办法，加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办法的，目前社会上对宅基地制度改革关注度非常高，必须准确理解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改革是要鼓励大胆探索，看不清的问题先探索。但是，必须守住底线，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不是让城里人‘下乡’去买房置地。”韩俊称。文件明确提出，一个“不得”和“两个严”，即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要严格实行土地的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同时，在城镇化进程当中，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权，不能强迫农民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进城落户。
（Reuters中文网，2018.2.5）
中国首次发布综合PMI指标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31日首次发布覆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以全面反映中国总体经济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称，新指标将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进行加权求和，权重通过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计算而成。
国家统计局表示，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及其他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综合PMI的推出将为宏观经济监测提供新视角。
10多年来，中国发布的统计和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一直为经济学家所质疑。中央政府表示，地方政府存在数据造假情况，通常是为了虚增其经济和财政表现。辽宁和吉林两省、天津市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已经承认数据存在水分。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月份承诺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对弄虚作假的地方政府官员依法处理。他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可信度进行了辩护，称数据是直接向企业和家庭采集的。
国家统计局称，综合PMI的编制工作进行了有一年。该机构称，1月份综合PMI为54.6，连续第三个月维持不变。当月表现远远高于50荣枯分界线。
1月份制造业PMI为51.3，处于八个月低点，低于去年12月的51.6。1月份非制造业PMI从12月的55.0升至55.3。
经济学家称，制造业PMI下滑反映了圣诞节和元旦后西方国家需求乏力，以及国内工厂因污染治理停工。国家统计局称，服务业PMI受到春节假日前良好需求提振。
不过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称，综合PMI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像一些常用数据那样受到广泛关注。野村集团经济学家赵扬称，市场观察人士通常爱用有长期历史记录的经济数据，例如制造业PMI受关注程度就仍超过较晚推出的服务业PMI。
赵扬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是想创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PMI。据官方数据，目前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产出中的占比略超一半，制造业占三分之一。
国家统计局称，推出综合PMI使得中国与其它提供类似指标的国家具有国际可比性。
私营研究公司Markit进行综合PMI和特定行业PMI调查，其数据在中国官方PMI数据公布后发布，为关注中国市场的人士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
（WSJ，2018.02.01）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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