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条件投降73年了，中国“慰安妇”老人还是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但他们没有放弃！

      73年前的今天（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用了醒目的大号字体书写着“日本投降”。

      73年过去了，历史不会忘记，我们这个浴火重生的国家，用血肉长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书写了民族自强的历史奇迹。

      今天，战争留下的伤痛，还有许多没有愈合。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肮脏、丑陋的“慰安妇”制度，给众多受害女性带来地狱般的折磨。这段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大多已在屈辱和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昨天（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这一天，揭露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实施“慰安妇”暴行的影片《大寒》重新上映。中国“慰安妇”老人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每每提及她们的经历，外界无不一片哀痛之声。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在这些老人身边。

“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中国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大森典子、诉讼团的中国律师康健以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分别来自山西、东京、北京和上海的他们在机缘巧合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相遇，共同开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帮助受害老人状告日本政府，直至今天。

今天，一起来看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环球时报分别对这四位中国“慰安妇”老人背后守护者的采访，听他们讲述这2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张双兵：36年义务为她们讨公道

      从1982年起，张双兵迄今共采录了127位“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词，著有《“慰安妇”调查实录》《炮楼里的女人》,还曾16次带领老人们远渡日本“打官司”。然而，官司屡诉屡败，老人们也一一离世。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您当初为什么开始做“慰安妇”调查走访？

张双兵：1982年我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潘乡高村小学教书。那年秋天我在地里见到一个老太太，看上去非常可怜。村里人告诉我，老太太叫侯冬娥，年轻时人称“盖山西”，就是说相貌在山西都数得上号。日本人曾两次把她抓去做“慰安妇”。老人就一孔石窑洞，一张破苇席，生活非常苦。当时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发生在家乡的苦难历史。之后的10年间，老人虽然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但对那段历史闭口不谈。

1992年我把《山西日报》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的报道给老人看，老人起初不相信。后来在我和童增的书信交流过程中，他给老人写了一段话：大娘，讲吧，全中国人民给您做主，我们要找他们算账。老人看完信呆坐了好久，突然放声大哭，一直哭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老人一边哭，一边说出了那段埋藏在心底40年的屈辱。侯冬娥老人也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讲述历史的“慰安妇”幸存者。

张双兵带领中国“慰安妇”老人在日本法庭上。（受访者提供）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这些老人当时是怎样的生存状态？

张双兵：老人们几十年来活着不容易，村民对她们指指点点，甚至亲人也觉得她们“不干净”。她们不能抬起头做人。那段苦难和屈辱成了她们心中的伤疤，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她们只能把自己包裹起来痛苦地度过余生。这些苦难和屈辱就像一个冰疙瘩，冰封着这些老人的身心，她们用体温慢慢一点点融化它。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后来您是怎么发起跨国诉讼的？

张双兵：我搜集到的7名“慰安妇”受害者的调查材料和索赔请求，由童增在1992年8月7日递交给了日本驻华大使馆。1994年开始，委托日本律师团起诉日本政府。先后有4批大陆“慰安妇”幸存者加入诉讼。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仅用一分钟就结束了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道歉不赔偿。理由是诉讼时效过期，而且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15年的官司，9审9判，日本政府对这些受害老人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分钱的赔偿。就是我打你了，欺负你了，但就是不道歉、不赔偿。这让老人们非常伤心。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有媒体曾报道您败诉后说过“早知道这样就不打扰她们了”，是后悔做这件事吗？

张双兵：老人们是相信我可以帮助她们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才把苦难讲述出来的。她们哭着将伤口揭开。她们只是要告诉人们，她们不是日本人的女人，是被逼迫的。她们要的是一个公道。但这个公道我没能帮她们讨回来，我觉得对不起她们。

张双兵探望山西“慰安妇”老人李秀梅（资料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有没有个人或者机构给予赞助？有没有想过放弃？老人们的家人对您所做的事是怎样的态度？

张双兵：36年，骑虎难下！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纯粹是凭良心在坚持。无数次想过放弃，但看到这些老人，又觉得不能放弃。也有家属骂我，而且很难听，甚至告我败坏了老人的名声，让孩子们在村里抬不起头。但老人们都坚持讨个公道。你已经满口给她们希望了，再说话不算数，对不起老人家。还是放不下，老人们放不下，子女放不下，我自己也放不下。但毕竟我一个人的声音太小。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您觉得对日诉讼最难的是什么？需要得到哪些支持？

张双兵：日本右翼一直说这些老人在“胡说”，因为他们的教科书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你必须用证据回击。经历那段历史的受害者一个个离去，但我们的研究又少得可怜，甚至连数字也含糊不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提到“慰安妇”，大家都认为是在韩国发生的事。其实中国是“慰安妇”的最大受害国。但有关中国“慰安妇”研究和调查的英文资料很少，西方世界压根儿不知道。我们应该向韩国学习。韩国官方专门成立了“慰安妇”问题研究所，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而且还建立了数据库，把有保存价值的资料指定为国家记录物妥善管理。希望国内的学术界能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希望我们国家能有一个“慰安妇”纪念碑或者纪念馆，告诉世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敬畏。

张双兵在进圭据点慰安所原址。（受访者提供）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大寒》在今年1月上映，票房只有140多万，您是怎么看的？8月14日复映，您有何期待？

张双兵：“不消费苦难，不宣泄仇恨，不追求视觉冲击。影片要向世界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大寒》导演张跃平说过，这是走过那段苦难屈辱后的态度，不是恨，而是理性的反思。1月上线时，《大寒》评分很高，但因为没有宣发，票房只有140万，和同时上线的贺岁大片比，确实可怜。经历了年初的“荒凉下线”，《大寒》整装再发。8月14日，第6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大寒》将在各大院线复映。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影片，希望影片能“走过大寒”，希望能通过影片引起大家对“慰安妇”问题的更多关注。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张跃平导演说，是您的经历打动了他。您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双兵：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但是这个结果不好，惭愧得很。我和张跃平导演认识将近20年，一起走访了很多老人，我们去过侯冬娥老人的坟头，现在连个土堆都没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可能没有人会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些老人，更不会知道她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和屈辱。《大寒》就是希望通过讲述这些受害老人的故事，唤起更多的人关注那段历史。

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妮身上集中了三个老人的故事。她在片尾喊“打春了”，正是对和平的呼唤。作为二十四个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走过大寒，就是春天。就是说，我们的和平是经历苦难和屈辱之后的和平，只有铭记那段历史，才能懂得和平来之不易。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经过这场跨国诉讼，您希望告诉国人什么？

张双兵：忘记历史，悲剧就会重演！日本对二战至今仍未深刻反省，侵华战犯甚至在靖国神社被作为所谓的“英雄”供奉。日本认为他们不是败给了中国人，觉得中国人没有资格和他讲理。曹黑毛老人说过一句话：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说到底，老人们遭受的苦难，当时的国家贫弱是根本原因。

大森典子：为了让日本道歉，我在拼命努力

说到中国“慰安妇”老人的守护者，不能不提到大森典子。她是中国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东京町田法律事务所律师。

大森典子来自一个法官家庭，自幼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968年她拿到律师执照时，日本女律师的人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优秀的大森此前曾在日本最负盛名的东京中央法律事务所工作。这家事务所擅长处理复杂案件，尤其是与宪法相关的。

1994年，大森典子决定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由此加入日本律师调查团。同年10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实地采访“慰安妇”。当年这种行为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仓库等隐蔽的地方辗转。

彼时日本律师团的人数不少，鼎盛时期超过百人。不过，不少人想着“和这些事扯上关系搞不好能出名”。大森的初衷则单纯许多，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就是觉得必须要为这些事、这些人做些什么。”后来，那些“蹭热度”的人慢慢都淡出了，大森成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

大森典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日本接受正常教育的年轻人，是没有机会了解日本侵华史的，我本人也是在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才知道日军做了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之前，大森刚出差回来。70多岁的她平时忙于婚姻诉讼、经济纠纷、继承问题等法律事务，赚来的钱全部贴补“慰安妇”问题调查诉讼。大森开玩笑说：“我真是个不赚钱的律师，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大森典子说，24年来她从没有产生放弃的念头。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慰安妇”老人们实名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在落后的村庄里。“她们愿意向我讲述过去耻辱的经历，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因此我要对她们负责，绝不可以半途而废。”大森典子说。

尽管日军犯下的“慰安妇”罪行是历史事实，但真打起官司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大森说，诉讼虽然失败了，但是逼迫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一犯罪事实是一个很大的成果。此外，中国“慰安妇”老人出庭指证，足以证明日军的暴行远不止于韩国、东南亚国家等地，中国人民也未曾幸免，这填补了法律诉讼上的一项空白。

谈起未来，大森典子坚定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我在拼命努力!希望她们看到我的努力，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

康健：不要以为受害者去世这些事就完了，没完!

　　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律师团成员。她23年间跑遍山西、海南、辽宁等省份，义务帮助日本律师调查中国“慰安妇”老人情况，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1995年9月，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会。在一场座谈会的尾声，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要向中国“慰安妇”诉讼案提供法律援助，但身为外国律师有些不便，于是向中国律师寻求帮助。当时会场上一片寂静，康健便主动请缨。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本以为就帮忙调查一次，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

经日本律师团介绍，康健和张双兵开始书信联系。康健在第二封信中告诉张双兵：1996年3月，她要去山西实地调查“慰安妇”的情况。

在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慰安妇”老人刘面换家，老人忆起当年的悲惨遭遇抱着康健号啕大哭：“我不干净啊!我这一辈子都不是人啊!”1943年，3名日本兵闯进刘家要带走16岁的刘面换，她誓死抵抗，被日军用枪托砸断左肩膀，强行拉到驻地监禁40多天，落下终身残疾。

让康健痛心的还有侯巧莲老人。当年有人告诉日本兵她父亲和八路军有联系，父女二人因此被一起抓走。日本兵先将他们一顿拷打，然后把他父亲塞进土炕的炕洞里，在炕上强暴了年仅13岁的她。

康健对记者说：“事发几十年后，一些老人都还认为是她们的错。在没有外人的房间里，她们是趴在我耳边说的这些遭遇。对她们而言，这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

家人把侯巧莲老人赎回来后她精神失常了，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大约在1998年，侯巧莲到日本出庭，回家时路过北京，康健便带她去天安门和故宫看了看，当时老人很高兴。几个月后，老人就过世了。“我现在说起这些事儿来还是后背发凉，身体哆嗦，真让人气愤啊!”康健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决定，不能转身离开，一定要帮她们到底!”

康健前前后后去日本出庭50多次。今年65岁的她还在四处奔波，每年都给日本政府写敦促函，提醒他们正视历史。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到“慰安妇”的申遗工作。康健说：“民间组织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但我们必须持续发声。不要以为受害者去世了这些事就完了，没完!”

苏智良：每个人都应该为“慰安妇”做点什么

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开始这项研究纯属巧合。1992年至1993年，苏智良正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位日本学者听说他来自上海，问他：“日军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道吗?”

“尽管我专门做过上海的历史研究，但关于‘慰安妇’这部分当时完全不了解。而这恰恰又是作为中国人有责任深入钻研的领域。”苏智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3年回国后，苏智良开始“慰安妇”的历史调查研究。他最初预计上海有4个“慰安所”，可后来得到确认的竟超过180个。苏智良说：“在战争状态下，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数字恐怕多得多。日军自上而下推行‘慰安妇’制度，还有很多受害者被抓到没挂牌子的‘慰安所’，或者据点、炮楼等地。”据苏智良介绍，我国在世的“慰安妇”老人原来有14人，随着曹黑毛老人今年7月离世，还剩下13人。不过前不久，湖南一对90多岁的彭仁寿、彭竹英姐妹首次公开“慰安妇”经历，现在应该是15人。苏智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统计‘慰安妇’受害者的工作开始得晚了，如果在三五十年前鼓励她们站出来申冤的话，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苏智良为“慰安妇”研究坚持20多年，支撑他的动力是什么?苏智良告诉记者：“在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中，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事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作为学者，就要把这段历史详实地记录下来。”

距离2007年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11年，中国“慰安妇”老人得到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可能性还有多大?苏智良说，反人道的罪行永远可以追究责任，中国民间依然具有诉讼索赔的权利。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讨回公道，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在苏智良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这场战争影响的不仅是“慰安妇”受害者及其那一代人，还有后来人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

谈到电影《大寒》，苏智良对记者说，虽然这部片子有欠缺，但这也是一种记录的方式。“毕竟每个人都应该为‘慰安妇’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拍个片子，写篇报道。”

欢迎转发点赞

转载联系授权

大家都在看

---

来源/综合自中国妇女报（记者 姜军旗）、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编辑/肖婷

美编/李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