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神一样存在”的舅舅

如果有人问，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我脱口而出的一定是：二舅。

小时候，二舅在我们晚辈眼中是“神一样的存在”：5岁上学，话都说不太清楚，却次次考100分；考大学时因为一时疏忽，竟然忘了一道20分的大题，最后被北外录取。舅舅不仅成了大人们鞭策我们学业的标杆，毕业后留在北京的舅舅也成了我童年记忆中那抹最亮的颜色，舅舅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买回来的点心，让遥远的北京与我也有了关联。

第一次到北京是5岁那年，妈妈在当地医院查出身体有肿块但无法确诊，在家休探亲假的舅舅二话不说，带上妈妈和我来了北京。坐了一晚上火车，感到床仍在晃动的我，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去看天安门！至今，我还保存着那张妈妈和我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在相机是奢侈品的年代，这灿烂的笑容背后舅舅不知道陪了多少人情。

妈妈在北京看病一住就是20多天，舅舅给我们借住在灯市口柏树胡同一间平房，小孩子看不到大人脸上的愁容，能记住的只有北京的大、北京的好，东安市场的奶油冰棍、王府井大街卖的花布、早餐舅舅在单位食堂买来的炸馍干、豆腐乳……

10岁那年，舅舅再一次把我带到了北京，这一次是陪表妹一起读书。在一年多的光景里，我的生命被深深烙上“北京”印记：胡同里用煤气罐做饭的香味是我记忆中北京的味道，景山公园早晨去吊嗓子的票友成了我们背英语单词时的“死敌”，首都剧院里上演的《于无声处》，冶金部礼堂放映的香港言情片，过年舅舅带我们去米市大街吃的上海菜……虽然都只是一次，但他让我们开眼界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1995年，当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找工作，走在熟悉的柏树胡同，我感觉自己与后来就职的单位已是前生有缘；到首都剧院看人艺话剧，也成了我到京后保持多年的习惯；在胡同里采访，我会追着小时候的气味使劲吸上几口，仿佛又回到了记忆中的老北京……细细回味，可能我也是在以这种方式思念舅舅，因为就在我到北京工作的第一年，不到50岁的他突然离开了我们。

妈妈总说，舅舅是累的。而在我们晚辈看来，舅舅的后半生更像是一出悲剧。从小在讲究礼数的大家庭长大的舅舅，重情讲义，他在北京的单身宿舍就是我们老家在北京的办事处。舅舅身上还有着旧知识分子该有的一切才情：超人的记忆力，一流的书法，张口就来的诗词歌赋，他的书法可以做字帖，他写的武侠小说达到出版水平。

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同样敏感，至今我还记得舅舅当时慷慨激昂的模样。抱着一腔热情，80年代初，舅舅与人合伙在米市大街开起了饭店，他告诉对方：赔了算我的，赚了算咱俩的。很不幸，饭店开了两年，赔了两三万，在万元户已经算有钱人的那时，这可是天文数字。为了还债，舅舅不听劝阻，毅然辞职，扑通一声跳下商海，甚至没给自己穿上一件“救生衣”。在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80年代，信奉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的舅舅，做生意甚至还不如老家大字不识的农民。等我们慢慢长大，考上了大学，考取了研究生，舅舅的生意仍然没有起色，欠下的债也越来越多，在我们面前的话也越来越少，还没有等我们有能力帮助他，却突然永远离开了我们……

黑夜无论多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舅舅算是被拍在岸边的。但正是有了舅舅这样无数的弄潮儿，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才有了我们今天规范的市场秩序与营商环境。舅舅的一生虽以悲剧落幕，但他用生命影响和教导的晚辈们，都一直记着他的好，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他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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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金勇

编辑/吴苏锦

美编/李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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