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女儿｜樊锦诗：一生择一事，大漠护锦绣
▲ 央视《朗读者》节目，嘉宾樊锦诗。
樊锦诗说：
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一处不显眼的地方，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背着书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这正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原型雕塑的。
那是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刚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
祖籍杭州的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平，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
在1962年即将毕业时，她来到敦煌莫高窟实习，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莫高窟。
樊锦诗说：
既是一种喜好，也是好奇，想来看看。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一看以后就是很震撼。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
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这竟是她“命在敦煌”的起始，更不会想到自己这一待就是56年，再也没有离开。
▲ 1964年，樊锦诗在敦煌。
和震撼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恶劣的生活环境，这让从小生活条件优越的樊锦诗一时难以适应，没待到3个月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
毕业分配时，敦煌方面希望去实习的几位同学能去那儿工作。
樊锦诗说：
那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呢，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
毕业时学校有两个去敦煌的名额，分配我和另外一个北京的同学去敦煌。当时我接受了分配，决定去敦煌工作。
樊锦诗的父亲得知后，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重新分配。然而，樊锦诗并没有把这封信传递出去。
樊锦诗说：
我没交给校领导。因为自己既然已表态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呢？
这封信樊锦诗没有交还给父亲。父亲也没有追问。一直到父亲1968年去世，也不知道这封信并没有被递出。
但父亲在得知樊锦诗仍然要去敦煌工作时，曾叮嘱她说：是你自己的选择哦，那你就要好好干。
1963年9月，樊锦诗再次来到敦煌，这一待便再也没有离开过。
▲ 196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工作。
来到敦煌，也意味着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从此分隔两地。
1967年，趁着假期，樊锦诗和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结婚了。
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彭金章接到电报后，立马从武汉往敦煌赶，下了火车赶汽车。等到了敦煌，樊锦诗生孩子已经一个星期了。
▲ 1965 年，樊锦诗与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孩子还没满月，彭金章就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没人带孩子，樊锦诗每天上班就把孩子自己留在家里。
樊锦诗说：
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
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1972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那时候樊锦诗一直在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工作。等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她的选择后，樊锦诗却犹豫了。
樊锦诗说：
宝贵却又脆弱，是莫高窟令人迷恋又揪心之处。 我慢慢觉得，我就这么走了，这个石窟，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
1986年，彭金章来到樊锦诗身边，从此结束了他们长达十九年的分居生活。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樊锦诗，更加投入到莫高窟的保护当中，陆续提出“莫高窟治沙工程”等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
▲ 1986年樊锦诗在莫高窟。（敦煌研究院供图）
但是，从1979年敦煌莫高窟对社会、对世界开放，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她的脑海中盘旋。
樊锦诗说：
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
再往下发展，全都消失了怎么办？
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而且，当时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
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
过多的游客进入，会使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因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而变得不稳定，包括游客身上的汗味、香水味等各种气味，都会直接影响到壁画和彩塑的保护。
樊锦诗说：
洞受得了吗？
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樊锦诗说：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
樊锦诗说：
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
保护与开放都很重要。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应是在保护好的同时要保证观众看好。要使开放中的敦煌石窟既能得到保护，又能满足游客观赏敦煌艺术的要求。
保护、研究、弘扬是敦煌研究院的使命。旅游也必须是负责任的旅游。
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 2011年8月16日，樊锦诗在查看竣工不久的莫高窟北区加固工程。（新华社发 孙志军/摄）
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
▲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飘然卧于沙漠之中。(央视记者王鹏 张吉瑞拍摄)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精美的塑像触手可及，绚丽的壁画近在咫尺，细节纤毫毕现。（中新网记者 杨艳敏/摄）
为了更好地利用起这些数字化内容，真正地服务观众，敦煌设计院制作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数字壁画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加以感受。
▲ 《梦幻佛宫》球幕电影是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最大的看点，用球幕电影手法展示璀璨绚丽的莫高窟佛教艺术，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中新网记者 杨艳敏/摄）
另一部的产生则是有缘由的。
樊锦诗说：
以前我自己做过调查，站在洞里听讲解员讲，看观众的表情，观众从洞里出来扎堆往外走，我就跟着听。他们就议论西方列强偷文物，在那里义愤填膺，基本上没人在谈这个艺术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没看懂。
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成洞窟，告诉他们历史的、文化的东西。所以又拍了一部讲故事的电影，叫《千年莫高》。
▲《千年莫高》电影片头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一站就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
多年来，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樊锦诗陆续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2018年12月18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樊锦诗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作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受到表彰。
▲ 获颁改革先锋奖章的樊锦诗（敦煌研究院提供）
面对此次获得的国家荣誉，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樊锦诗，将之归功于一代代守护敦煌莫高窟的前辈和同事们。
樊锦诗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莫高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迎来了文物事业发展的春天。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代代莫高窟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文物保护、敦煌学研究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份国家荣誉，是对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的这种“莫高精神”的肯定，作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分子，我感到荣幸！也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莫高窟做一点事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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