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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户”大规模增加的现象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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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日，上海江苏路街道87岁独居老人张阿婆在厨房里刷洗餐具。为帮助独居老人更好地在社区养老，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为社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和智能门磁系统等联网智能化设备，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街道城运中心接收智能设备发送的实时数据，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社区内独居老人的生活起居情况并及时做出相应处置，为社区老年人生活安全提供保障。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两年前，在天津工作居住多年的荔女士（化名）回吉林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将孤单的母亲接到了天津。然而，她并没有将母亲接进自己在天津购置的房子，而是在对面小区给母亲租了一间一居室，母女二人过起了隔窗而望的独居生活。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独居人口超过7700万人，预计到今年，这一数字会上升到9200万人。在城市，像荔女士这样的青年正成为“一人户”的主力军。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想走进婚姻，而是自立门户，信奉“众乐”不如“独乐”。今年37岁的荔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她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天津从事互联网行业，也谈过几段恋爱，但“始终没有那种能看到和他一起生活的画面的人”，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独居状态。临近30岁，她购置了一套百万左右的房产，将自己的户口落到了天津，还先后养了两只猫为伴。
荔女士曾琢磨过自己的终身大事，理性分析后，她得出结论：“不能走进婚姻，是我自己性格使然，不适合跟别人结伴过日子。”她在33岁那年停止了刻意的约会，“这之后，我觉得世界都海阔天空了，不再为这个事情纠结了。”2020年9月，贝壳找房联合珍爱网发布的《90后独居人群网络调查报告》显示，当下“90后”独居幸福感超过孤独感，且女性比男性更享受独居状态，超七成“90后”认为未来独居将成趋势，甚至有超六成的“90后”有意向“购房独居”。多年独居体验，荔女士用一个“爽”字来形容。“一天24小时，每一分钟都是自己的”。30岁之前，荔女士曾觉得这种状态“肯定不被社会接受”，但后来她意外发现，“同龄人中，像我这样的不在少数，所以能被很包容地对待”。荔女士的两个闺蜜跟她一样也是标准“一人户”。“我们房子都买在了一块儿，所以基本上每天都会见面，一起吃饭、追剧、做瑜伽。”同伴的支持，让她觉得自己“比真正单打独斗的女性强很多”。“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会互相吐槽、互相安慰，所以从没有过很孤独、很绝望的瞬间。”这种相处也让她深觉，“女性更有力量、有韧性”。父亲去世后，荔女士给自己和母亲都买了商业保险，并和闺蜜们打算着，“将来老了把各自房子卖掉，一起买一个大平层，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她们当下的生活也是这样实践的：“各家父母遇到问题，都会互相帮忙，父母们也都跟一家人一样，甚至会在一起过年过节”。这种经历在荔女士看来，是“另一种非典型家庭单位”。适应了独居生活，荔女士觉得“很难再把自己的空间让渡出来给第二个人”，因为“中间磨合的过程成本太大”。结婚意愿为零，荔女士更是坦言自己的生育意愿为“负”。“一个人有车有房有猫，我理想的生活都实现了。”谈及未来，荔女士认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可能就是一直践行和未来继续的计划了。”
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一人户”比重逐年上升，2018年上升至16.69%。而全国一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7.8%上升到2015年的13.15%。专家们分析，造成“一人户”数量攀升的原因多样而复杂，人口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婚龄推迟、多代家庭减少等都可能促成独居人口的翻倍。“很多人是先个人流动，再带着家庭流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关信平认为，这是人口流动促使“一人户”增多的原因之一。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陈友华看来，“一人户”增多属正常现象，“如今住房条件大大改善，再加上户籍制度改革让分户变得容易，年轻人想独居不再受阻。”他还关注到，很多健康的老年人同样愿意与子女分开、独立居住。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一半老人更愿意独立生活。“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一直很享受独居状态，来天津第一年就报了老年大学，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荔女士回忆，一开始也有人看她母亲租房表示不解，但她母亲坚持：生活习惯、作息都不一样，和女儿住在一起很难保证各自的生活质量。“现在，她经常邀请朋友在自己家里小聚，有自己的空间，很是自在。”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包蕾萍认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初婚年龄推迟导致的青年期延长，婚恋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是“一人户”增多的主要原因。在陈友华看来，“一人户”增多是传统家庭观念改变的结果。他说：“家庭观念一直在变化，‘一人户’增多仅是家庭观念变化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
“‘一人户’的大规模增加，肯定跟家庭观念、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家庭主义倾向和个人主义倾向之间的博弈都有着密切关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菊华同样认为，“家庭观念的变迁是家庭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推动家庭结构的变化。”“有好处，也有坏处。”陈友华认为，独居可以避免大家庭中彼此因受到各种约束而矛盾冲突频发，但一旦遇到困难，只能一个人去克服，自然会增加对社会的依靠和依赖。此外，一个人生活也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撑，生活开支会增大，这并不符合当下提倡的建立节约型社会。在杨菊华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独居，也意味着他们承担家庭责任意愿的淡化，这背后涉及的多方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据杨菊华介绍，20世纪末，从欧洲低生育率的经验出发，欧洲学者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对超低生育率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阐释。“现在，我们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这一阶段。”杨菊华判断，“年轻‘一人户’比重提高这一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太会改变。”她指出，这种趋势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
“针对年轻人的独居群体，包括住房、饮食、休闲娱乐在内的公共服务可能都要增加。但对独居老年人来说，健康的老年人更多需要的是情感的慰藉，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又与子女分隔两地的老年人，除了情感慰藉，还对社会提出长期照护的需求。”杨菊华分析道。关信平建议，对于这些真正独居的“一人户”，社会还是应给予更多关照，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为这类人群开展联谊等活动，帮助他们扩展社会交往，从而在心理、精神方面获得更好的满足。“‘一人户’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要针对不同人群，分情况开展一些服务。”除此之外，针对那些因流动而产生的“一人户”，关信平建议，应通过政策帮助这类人群和家庭团聚，实现家庭化流动，“让他们既能在城市里就业，又能在城市里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如今，我们已进入到深度现代化的新阶段，这肯定是一个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并存的时代。”包蕾萍认为，应抱有一种开放多元的心态对待独居这种生活方式，同时，她希望大众媒体也能给予一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引导。♦ 开局之年话举措〡孙丰华：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齐鲁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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