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薛蛮子、陈小鲁、薄熙来的不同“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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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火微光

林语堂先生说过，人们爱秋天，是因为秋叶泛黄，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这话说得是多么精致与准确呀！京剧有开场的锣鼓，而在今年夏天，我的那些六十岁的同龄人的言行却有点像谢幕的锣鼓，噪杂与喧嚣。现在就让我们用秋的带凉意的思考，去看待中国夏天那些同龄人高能量的喧嚣。

　   35年前的薛蛮子

　　我认识薛蛮子。对，就是那位在中国媒体被炒得火热、在电视屏幕上穿囚衣戴手铐大谈“皇上的感觉”的那个白发苍苍的人。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

　　薛蛮子之所以极为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位据说有1200万粉丝的网络大V嫖娼与聚众淫乱，是因为其父是一位中共高干、老红军、真正的“革命老前辈”，还因为他是一个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美国人，更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真实与虚假的两极大跳跃！当然，诸多原因之上又形成了令媒体追逐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围绕他的这一事件本身极具新闻性和戏剧性。

　　薛蛮子的真名叫“薛必群”。其父薛子正给他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好像是要表示“必须联系群众”、“必须不忘民众”之意。我在1978年见到薛必群时，他还是个24、5岁的小伙子。年轻、漂亮、唇红齿白，大眼睛滴溜溜地转，一口的“京片子”，说上几句话便笑，显得很阳光。那时的薛必群真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粉面小生。别说是我，即便是当时尚在的我的父母，听说眼前这年轻人是“薛大哥（中共老人都对薛子正以此相称）的孩子”，也对他表示格外喜欢。以致薛必群回国时，还专门去探看了我的二老。年轻人对喜欢他的人常怀温暖的记忆，也是真的。

　　最初，薛必群找我的目的是他想要报考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其中要考的一门功课是“世界历史”。而这正是我的专业，所以他希望能帮帮忙指点指点。说实话，我当时对这位只上完小学就碰上“文革”的小弟弟打算报考研究生的前景并不看好，不敢恭维。然而，他的执着却最终打动了我。他第二次来找我时，竟然把世界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简介都按照年代顺序，足足誊写了三百多张卡片。他说，没办法，我只能靠这些卡片死记硬背了。薛必群还告诉我，他的英语单词也是靠背《英汉词典》学来的。背完一页就撕一页，直到撕光…不久，薛必群还真就考上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

　　后来他去了美国，联系也就断了。但关于他的各种趣闻佚事仍时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他在美有了新的外号——“薛皮球”；他学会了给美国佬做中餐套餐，一次可收400美元；他挣钱买了几幢大house，光配套的洗手间就有十几个。再以后，就是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接受采访的他，方知此人得了“直肠癌”。再再以后，就是这位“郎哥”这位“白胡子老头”这位“薛蛮子”和暗娼被捂在了一居民楼内的“新闻”。

　　我不知道他今日之作为是对欲望的极度痴迷，还是对真情的极度厌倦呢？当年他在人生路上步履匆匆，仓促驰行；为什么刚进入60岁这人生的“早秋”时节，却要这样急火火地糟蹋自己宝贵的余生？薛必群在谈到大V的心理体验时说，每天早晨醒来写微博就如同“御批”、“有种做皇上（帝）的感觉”。听到这话我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可笑。难道你的嫖宿也是要找到封建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感觉吗？我不知道薛必群究竟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追补什么。求之道在于真；补之道，在于度。到60岁这个年龄还要如此不知疲惫地发疯般地追名逐欲，恐怕只会换得四个字---“为老不尊”！

　　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许多六十来岁的“老小孩”们也如同孩子睡觉前的折腾一样，正在经历着、显现着、表演着人生“谢幕”前的喧嚣。薛蛮子是一个，陈小鲁也是一个。

　　近50年前后的“8.18”

　　8月18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这个日子因为47年前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在中国公众心中而变得不同寻常。而在47年后的同一天8月18日，又因为当年的红卫兵头头陈小鲁发布了一封公开道歉信，而引来了无数媒体的聚焦。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在信中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八中部分师生受到的红卫兵的冲击和伤害，坦诚地表示了歉意。他对当初没能制止各种过激行动也表示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陈小鲁在这封信中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彻底否定“文革”的坚定立场，并且带到警示性地提到当前在中国有一股为“文革”翻案之风。这就等于在昭示了他的心迹与决绝，即便是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也绝不能因一己之私为这场造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陷民族于大灾难的“文革”翻案！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这批人并非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一群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并且尊重现实的人。

　　我与陈小鲁相识在“文革”中后期。他离开北京到辽宁海城当兵的时候，我还与他有过不少的通信来往。记得他曾告诉我，因为受到各种莫须有“罪名”的牵连，元帅之子最初到部队时，连正式入伍都不算，是个没身份的“黑兵”，身上穿的那套军装还是自己掏钱买的。1972年陈元帅去世，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令举国震惊。事后，小鲁抽空来我家，把追悼会前后围绕悼词内容、规模、谁主持、谁念悼词发生的一系列争论详细追述了一遍。包括他见到毛泽东来到现场时对毛的直接观感，“老了，留着十分稀疏的白胡须。当听到我老爸在12月26日还专门为主席生日吃了一小碗长寿面时，主席像是呜咽又像是在说话，我听到他说了几遍‘陈-毅是好同志哟！’”

　　如今己是67、8岁的陈小鲁，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天庭饱满，头发花白，宽阔的脸庞虽有不少皱纹，但并不显暮气。尽管为官为仕一路坎坷，改革夙愿难以实现，但他的心火是不灭的。近20年来，小鲁惟一的变化，就是从权力中心游离了出来。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对变幻莫测的中国的权力场金钱场，继续直抒胸臆，毫不掩饰自己力主中国实现全面改革的政见。

　　我相信小鲁的道歉信会让无数同龄人陷入可怕的回忆。因为，如果“昨天”加入了今日的思考，“昨天”就不再是如烟往事，而只能变成了沉甸甸的如铅的记忆！千万不要回避历史，更不要奢望把罪行与罪人重新包装上市。嘲弄历史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只有那些勇敢地与“血色文革”实行彻底的告别与切割的人，才会与文明进步有崭新的沟通与博大的相拥！

　　薄熙来的不幸与幸运

　　庭审薄熙来，大概是酷热的中国8月份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热点了。秋凉来了，对薄的宣判也将在明天（9月22日）到来。我在接受一家香港英文网站采访中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中国也有一本类似美国的《时代》周刋，那么它的8月份的封面人物一定会是薄熙来。

　　我第一次见薄熙来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那年夏天我以作家和媒体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了一个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组织的《环渤海行》摄影记者团。人家都扛着专业摄影家的长枪短炮，我是惟一耍笔杆的。一行8人路过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会见、座谈、宴请。时任大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薄熙来作陪。说实话，我对那次见面印象不深。这一方面与曹伯纯的拘谨寡言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薄熙来本人的低调。在面对面的小型座谈会上，他不但几乎没说话，甚至还主动离坐给大家倒水和剥水果吃。所以，直到我们离开大连时，也无一人提及“那个高个子”是中顾委副主任、前副总理薄一波的孩子。

　　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次见面。有关方面组织了“首都百名记者访大连”活动，由一个北京市的前副市长带队，我算是该团的副团长。此次见到薄时，他已经是大连市委书记，更是媒体争相追捧的名人才俊。在与记者见面时，这位学过新闻的人很会掌握新闻人的心态。他在介绍自己到香港招商引资时，不时穿插各种小趣闻小故事，引来听者们的赞叹和笑声。正当说到兴头上，他面前的扩音器忽然因为电路接触不良发出噼里啪啦的怪声。故障排除后，薄熙来说道：“生活中像这样的怪声杂音很多呀，这就与我现在的工作一样，好的坏的意见都有。我不能不听，但绝不会全听！”这些透着小机智的话音未落，掌声已是一片。几十名记者（特别是女记者）众星捧月般地、近乎亢奋般地追逐追问以及纠缠不休地与之近乎贴身的合影，不但未使他疲倦，反而令他兴奋得有点难以自恃，眼中发着光。在这种氛围中呆久了呆惯了，他还会清醒吗？

　　笔者以为，今年的庭审，对薄熙来而言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所谓不幸，当然是指他个人命运的多舛跌宕。而所谓的“幸运”则是指那些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对他的“网开三面”。“一面”是指不去追究他与多名女姓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事实。对这一不光彩行为的指责在庭审之前，曾在不少半正式场合和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要知道，这一“罪名”在传统的中国民众中具有很大杀伤力。第“二面”是与人们本来预期和估计的他的受贿财物的数额与金额要大大减少。第“三面”，就是完全回避了薄熙来在重庆期间因滥用职权对社会法治造成的严重破坏。遗憾的是，薄熙来似乎对这些善意没有感觉。相反，一向注重家族声誉的他却突然爆出了妻子谷开来与亲信王立军之间的暧昧关系，并称王立军叛逃是因为秘密恋情被他发现。这一八卦式的爆料和近乎儿戏的判断，再度显示出薄熙来公子哥的虚狂、自作聪明的天真以及急于救生的怯懦。这种非理性的举动立刻引起一片哗然。这些堪比影视剧的婚外恋情节出自薄熙来之口，把原本严肃的自我辩护一下子变成了一场持续偷情的爆料，其可笑粗俗足以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以往锋芒毕露的他在中国政坛本已非常刺眼，如今他在这场庭审中的言行再次表明他不是一位适合在中国的政治土壤中生存的领袖人物。

　　历史上多少弄权者反被权力戏弄，薄熙来当以为鉴、当以为戒。而公众把国家命运的兴衰寄托在政治大人物身上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也极不靠谱。这次透明度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庭审真切地告诉中国公众，人们孜孜以求的公平正义的通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就存在于良好的宪政秩序下的法治社会之中。透明度颇高的庭审、宣判、上诉…，这是宪政的光芒在闪耀。薄熙来曾大力鼓吹唱“红”，唱红色歌曲，唱“红太阳”，但他忘了，他的老爸在秦城监狱十几米见方的小屋里，可从来没有享受过宪法政治的阳光。

　　从陈小鲁公开发表对文革错误的道歉信，到秦（晓）孔（丹）因宪政歧见引来的“骂”战；从薄熙来的公堂表现表演，到薛蛮子的嫖娼淫乱被拘，中国公众从媒体视频互联网上看到这一场又一场的“闹腾”，其喧嚣的程度或大或小，或精彩或无聊，或让人为之一震一惊一怒一喜一悲，或施放着正能量或传播着负效应，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散发着一种过来人的气息。这是一种不甘于消逝又拖曳着旧日时光的气息，是一种说不清是在对社会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是想要抓住最后的岁月尽享人生的一种沮丧呢？还是怕被人遗忘所以忙着去回顾总结历史的焦急与惶恐呢？亦或是眼睁睁看着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在被某些人有选择地记忆（记录）中，正在被虚无化和碎片化的痛心与无奈呢？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喧嚣的背后，还有某些人雄心难收的遗憾、壮志未酬的烦躁！正如年近90岁的画家黄永玉气哼哼地写下的这句话：“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变老了。”

　　人的一生，无论成败，都有权休息，也必须休息。只有在人生的舞台谢幕之后，我们才能悠哉游哉。况且，如果老一代总不退场，新一代又怎么能登台。没有人击暮鼓，何来人敲晨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星火微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延伸阅读：薛蛮子：浮生若梦

“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此刻, 令薛蛮子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多陪陪父母，婚后，陪老婆孩子的时间也极少”。当然，这种感慨源于一种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变故——5月20日，他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

他做出了改变，6月2日的早上，他送一对小儿女去上学，回国3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送孩子们上学；前一天的儿童节，他教女儿学自行车，已不能全程跟着跑了；和儿子打拳击、棒球、高尔夫。

6月6日，他第二次出现在光明桥南的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一场不知道是喜是忧的手术。他调侃说，他今年芳龄58岁，在他记忆中，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小手术曾住过3天儿童医院，16岁急性肺炎在乌拉特前旗医院住过一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唯一的遗憾是家人不在一起，小儿女不在膝下。他安慰自己说：以前出差也不带家人，就当自己出公差一周好了。

在过往的58年岁月中，薛蛮子的最知名身份，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和李想。其实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在美国期间，他炒房成为富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内媒体一直避而不见；潜伏30年，直到今年初，为打击拐卖儿童他才在微博挺身而出的。

想了解这个被癌症所困扰的白头发老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成他性格的因素太多，而且各不相同。许多人喜欢他，认为他豁达、坚强、理智、公平；许多人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玩世不恭、老奸巨猾。

对待生死，他说自己已释然。“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在薛蛮子看来，人的生命临了时，想的事情一定跟情有关，跟动物的本能有关。这个酷爱历史的老头感慨：“人的生命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沧海一粟。人类是很悲哀的，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在某次投资的时候少占了几个点，少赚了几百万。”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伤。尽管，在对待癌症这个问题上，他比一般人要豁达得多。在查出癌症后一分钟，他就发了一条微博，昭告天下，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嘲说，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他身上。受过高度教育，这么聪明、风趣的一个老头，竟然不知道改去直肠体检，“这个错误实在是不该犯”。随后，他给他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马未都、吴鹰这些混蛋都没做过体检，徐小平、郑渊洁也是”。

一

薛蛮子住在朝阳公园对面，他的住所，在一栋楼最顶层的30层。他喜欢坐在窗外的阳台上拍照。在那个阳台上，能看到北京东四环熙熙攘攘的车流。3年前他从纽约搬回北京，由一个过客变成了北京的居住者，他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茶几上，凌乱地摆着一堆一堆的书籍。

薛蛮子今年58岁，一头白发，一口京片子， 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他的脸部线条很柔和，眼珠转动得很快。讲话时，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傻逼之类的）以及英文单词。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对他形成一种印象，这是个诙谐、幽默的老头。

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但在电影《大腕》中被调侃为“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这个群体中，薛蛮子是另类的。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秀水买，全身上下没有超过200块的。对他来说，花一万块钱买一件衣服是件特傻的事。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袜子经常有窟窿，很怕和朋友去吃日本馆子，因为一脱鞋就暴露了。

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一项特质——不口是心非，用薛蛮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装孙子。他的好朋友马未都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蛮子请客时你千万别装孙子少吃并积极抢付饭钱，如这样的话，蛮子一定不推不脱让你替他付费，然后得意地发问：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都抢着付钱？”这么多年，薛蛮子和投行人吃饭绝对不付钱，但又从来不让投资对象“掏钱”。

近二十多年来，薛蛮子的身份一直是天使投资人，他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秃鹰”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薛蛮子跳出了这个窠臼。当年在UT斯达康，薛蛮子25万美金的投资几年后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对钱没了感觉。但他依然头脑清醒。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却没人听说过薛蛮子，原因是他从不见国内媒体，但西方媒体可以见。理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啰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他是一名低调神秘的天使投资人，多年来一直不见国内媒体，但微博打拐这事却改变了他多年来的这个习惯。2011年2月2日，一份“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倡议人名叫薛蛮子。这份倡议书是薛蛮子带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写的，浩如烟海的微博信息中，薛蛮子每天都能看到父母为救被拐卖孩子写的求救信，博友转发如云，但求救之声，却石沉大海。

在每天都不缺热点的网络世界，薛蛮子的这份倡议书很快成了热点。当然，薛蛮子的行为也让一些好友大跌眼镜，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蛮子熟悉起来。

这条微博发表后，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人转发，一顿饭的时间，薛蛮子发现，“打拐”已经成为一百多万人议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看来，这个事非做不可，但他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2010年9月8日，薛蛮子开始写微博，他关注时事、腐败、公民社会、历史的真伪，但与艾未未不同，薛蛮子知道界限在哪里。

打拐的薛蛮子比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更有影响力。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从10万人变成了六十多万。薛蛮子是一个勤奋的博主，博友给他留言：由于你占满了我的整个屏幕，不得已，我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他诙谐地回复一句，“我年岁已大，改不了。”他也很性情，他告诉自己的第十万个粉丝，“你来北京，必来看我。我到海南，定来找你。为了缘分。”

当然，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商人的薛蛮子的行为路径，甚至怀有质疑。

深为薛蛮子欣赏的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在微博上谈起了这件事，说：“前一阵老薛呼吁打拐，很多人问我，你和薛蛮子熟，他一个商人呼吁打拐有什么别的（利益）目的？我说为啥要有目的呢？说时机倒是有，老薛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他对拐卖儿童以及乞讨儿童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加上微博这个特别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所以就有了打拐。总结：小事看目的，大事其实是看内心和感觉。”

当然，这是薛蛮子在网络上第一次面临人数众多的质疑，3个月后，他就迎来了第二次质疑。2011年的5月份，薛蛮子患癌症和王功权的私奔，被称为网络上的两件大事。王功权的微博是被口水淹了，而在薛蛮子的微博上，又有一部分人对他再次质疑，认为老头是在拿癌症炒作。

在薛蛮子的家中，他谈着自己查出癌症后的心理反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医院查错了；第二反应是自己很倒霉；第三反应就是求神拜佛。而薛蛮子在医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后，出门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话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来者是i美股网站的创始人方三文，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篮。薛蛮子调侃着来看他的年轻人：“看，又来了一个送花圈的。”本来是个怎么看都悲悲戚戚的场面，被薛蛮子这么一调侃，氛围就活跃了起来。癌症并没有击垮他，他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喝着鲜榨的蔬果汁，每天去锻炼身体。

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薛蛮子也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义工，研究所的所长是何其芳。薛蛮子每天的工作是把《纽约时报》上每周的书评做档案，那个时期，他几乎认识了北京所有的翻译家，当时最有名的是冯至、卞之琳，还有研究法国文学的柳鸣九等。

薛蛮子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他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他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

1978年高考恢复，对于25岁的薛蛮子来说，需要做一个重大决定。虽然“文革”10年，学业荒芜但只有初中一年学历的薛蛮子却决定考研究生。他分析过，研究生不考数理化，而他的竞争对手——那些老大学生，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都志在必得。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生考试虽然不用考数理化，但竞争对手会更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68、69、70年下放到农村的老大学生。这些人为了回到城里取得一个城市户口，杀人的心都有！”

薛蛮子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优势，“首先我报考的这个专业必须是新设立的，要是以前有的，我肯定玩不过人家。其次我要考虑自己的强项在哪？之前我喜欢看两种书，一种是中文书，一种是外文书，也就是说喜欢文科，外文也会一点。”他最终选择了“中外关系史”：这个专业既不用考数理化，又是新设的，而且还能发挥薛蛮子那点外文功底。他认为，一同报考的人中，懂中国的未必懂外国，懂外国的未必懂中国。在那次考试中，他出奇制胜。

薛蛮子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全国第一，父亲为此很自豪，给了他100元奖金。研究生读了一年，他认识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美国人简慕善，简是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他非常欣赏薛蛮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因此，他给伯克利加州大学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薛蛮子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永久的遗憾”。

出国前，薛蛮子神采飞扬地对同伴说，我蛮子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能摘得下来。薛蛮子兴冲冲地赶往美国的这一年，24岁的诗人顾城在《星星》上发表了成名作《一代人》，诗仅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刘少奇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也是这一年，薛蛮子的父亲辞世了。

1980年5月21日，薛蛮子记得异常清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的奖学金。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校方告知9月份才能领取。不得已，薛蛮子只能勤工俭学，他在伯克利的校刊上看到了一个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薛蛮子暗自窃喜，就乐颠颠地跑去应聘，敲开门，出来的是一高一矮两个人，矮个的叫孙正义，高个的叫陆弘亮。他们提供的工资是每小时7美元。

那时，与薛蛮子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叫赖声川。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回到日本后，孙正义就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薛蛮子从孙正义那里挣得的这7000美金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他想到了父亲，一个七级干部，算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了吧，可买不了一辆汽车，那时候只有毛主席、部长们才有汽车。薛蛮子的妈妈，是一个十三级干部，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此后的人生，只有两次金钱确实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第二次是赚了100万美金，他在心里调侃自个，“老子怎么可以挣100万美金哪？”第三次是UT斯达康上市，他赚了1亿美金。此后，他就变得麻木了，最后金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不得不承认，那7000美金对薛蛮子的冲击是巨大的。此外，在伯克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上课的时候，学生把脚丫子放在课桌上，教师穿着拖鞋、穿着大背心，在这里，薛蛮子感受到的是一种百无禁忌。此后，薛蛮子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他改换了自己的专业，修读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薛蛮子并没有读完伯克利的课程，原因是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的一份工作申请被接受，年薪3.5万美金，他卖掉汽车就冲到了纽约。

三

在纽约的时光，薛蛮子风生水起。这个中国青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美国青年能自如实现美国梦的时期。80年代的薛蛮子在美国，他善于捕捉商机，通过低买高卖，积蓄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在10年后的中国，有更多的人也通过房产生意跻身为富豪。先是在海南，而后在北上广深。但这个群体大多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有原因的。开发商被看作中国的“强盗大亨”，利用中国的转型时期，通过拉关系、行贿和欺诈等手段捞取好处。

回到薛蛮子在美国找的第一份工作，他应聘到德国蒂森（Thyssen）钢铁公司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薛蛮子的工作是对外贸易。他的商业才华得到了非常全面的展现。公司将向中国出口50万吨尿素，按中方要求尿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散装，而在美国进行包装，成本每吨将增加20美元。薛蛮子给公司提了个建议，可以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在中国境内包装，公司听从了这项建议，获益颇丰。

第二年，薛蛮子开始涉足对华石油贸易。“买得便宜卖得高，”小伙子无往不胜。作为奖励，公司给薛蛮子提供了7000美元20年的无息贷款，供他买房。薛蛮子立马发现这里面大有商机，他用自己的钱又买了两套，然后卖出，一年赚12万。公司的财务总监闻讯后对薛蛮子说，“我们合伙吧。”财务总监有50万的银行信用额度，一年后，两个人各自赚了100万，德国籍的财务总监辞掉了工作回到德国，薛蛮子也扔掉了这份当时没有让他完成学业的工作。

薛蛮子开始了投资生涯。在美国，他基本上不跟中国人来往。“中国人嫉妒，别人混得好，他就不舒服，而且会抢走你的生意。”他把目光转向美国西部，那儿房地产投资做得风生水起。

在纽约，薛蛮子曾与歌星惠特尼•休斯顿比邻而居。他还买下了普尔（创立标准普尔的那位）的故居——占地三四十亩的山顶庄园。薛蛮子说，“火鸡、松鼠、鹿随处可见，可以看到山下的3个湖。”他把宫殿“送给了前妻胡安”。按照薛蛮子好友熊晓鸽的说法，薛蛮子住着一所超大的房子，据说有一百多间房，方圆百里只有树，熊晓鸽的房子也以大而豪华著称，熊晓鸽说：“大，那是真大。”

这一时段，薛蛮子在纽约偶遇了自己儿时的玩伴维一。

维一在作品《我在故宫看大门》写到了这一场景：“他住在曼哈顿的上东区林肯中心附近。到了他家我才知道，眼下他在做地产生意，恰好这天有个买房子的客户在客厅里填表签合同，蛮子对我说，这个客户是个犹太人……我和蛮子多年未见，话自然不便说得太深，只好问：‘你玩得过人家犹太人吗？’蛮子自信地笑了：‘我蛮子谁玩不过，不信，你问问这个王八蛋。’然后抬起头对那个客户用英文说：‘你说是不是？’那人摸不着头脑，只好笑笑说‘yes ，yes’。我听了实在忍不住笑。”

“不过，蛮子大概不希望我把他看作一个单纯的生意人，于是把客户一个人冷落在客厅里，带我到房间里看他收藏的一些西洋名画。他给我看墙上的画。我完全不懂，只听他似乎不经意地说，‘这些都是真迹。’他看我没有搭腔，又自我解嘲了一番，‘我蛮子还真他妈的附庸风雅！’”

一个早上，坐在自己朝阳公园对面的宅子里，薛蛮子说着自己对i美股网方三文的第一印象，“一看就是个学文科的南方人，年轻的时候是死读书的，性格上比较保守。他能跳出来做生意，就证明他有足够大的信心。因此，我认为只要性格靠谱，做的事情靠谱，就可以考虑了，至于他具体做什么，我弄不清楚。”

方三文199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至2002年在《南方周末》做记者，2005年7月加入网易网站部担任副总编辑、新闻中心总监。去年3月，方从网易离职创业，创办i美股网，为中国人观察投资美国股市提供美股行情、新闻信息、财务数据等服务，创办后3个月就获得了薛蛮子的投资。

薛蛮子信任这个年轻人，对一个投资人来说，看人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对薛蛮子来说，看大势比看小势更重要。像前文写到的，那场赚得锅满瓢满、让薛蛮子此后对钱没了感觉的投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点。

1991年6月，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薛蛮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与薛蛮子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陆弘亮和王祖光（英文名为Peter Wang）。此时，他们发现固定电话在中国的普及率还不足1.7%，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76%。看到了中国电信市场的巨大机会，三人立刻拍板，各出资20万美元，组建了新公司——Unitech，并在浙江杭州上马了一家电信设备厂，生产数字环路设备（一种不用建分局就能将信号传到更远地方的电信设备）。

与此同时，同是留美归来的吴鹰、薛村禾也在北京昆仑饭店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做着自己的业务——给国际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做代理，将电信设备卖给通信行业的客户，公司名字叫Starcom。将Unitech 和Starcom 撮合起来的“媒人”是黄晓庆。UT斯达康的名字是从Unitech和Starcom中各取部分“品牌元素”而构成。按照美国方式，新公司应该根据双方的利润来合并的，但Unitech 和Starcom却没有遵循这种方式。Unitech当时虽然还没有盈利，但却拥有一家不小的电信设备厂，人多势众，资金也更为雄厚。所以，两家公司没有细分，按照50%对50%的比例分享公司股权。

1995年，薛蛮子、陆弘亮、吴鹰、薛村禾、黄晓庆一起去日本见孙正义，后者现在成了日本软银集团总裁。五人用30分钟时间给孙正义做了一个演讲，孙正义听后决定为UT斯达康投3000万美元，占30%的股份，这是UT斯达康引入的第一笔较大的风险投资。此后，孙正义又投资了1亿美元，买进UT斯达康21%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薛蛮子回忆，留美学生曾身处硅谷，能有效地借鉴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经验，使公司迅速成长，这也是UT斯达康能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UT斯达康一役，薛蛮子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活跃的个人投资者之一，也就是后来大家俗称的天使投资人。

“天使”这个名词，是新罕布什尔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风险投资研究所的创始人W. Wetzel在1978首先使用的。天使在美国还有个别称叫“3F”，即Family, Friends, Fools (家人、好友、傻瓜)，意思就是，要支持创业，首先要靠一群群家人、好友和傻瓜！“天使投资人的声望有很高的要求，一般企业在建立之初，都会找天使，这个阶段，是创业者找天使投资人；而企业到了稳定发展期的时候，天使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一般会去找创业者。一般来说，初期的风险最大，回报也最高，相对来说，天使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会低一些。天使里面，也分很多种，比如薛蛮子和徐小平就属于专职的天使投资人，而雷军和周鸿祎就属于创业者，对天使有点兴趣，而李开复则属于机构化的天使投资人。”蓝港在线CEO王峰如此描述中国当下的天使圈。

薛蛮子是这样一种人，在西方主流商业社会浸淫多年，他懂得商业规则，在西方社会，他活得很西方，一旦回到中国，他又似乎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国情。

尽管笃信靠谱人靠谱事这个投资信条，但薛蛮子也有走眼的时候。当年软银总裁孙正义准备投资马云，薛蛮子对马云不屑一顾，“这厮长成这样儿，有什么前途？”后来薛蛮子非常后悔，大呼惭愧。2000年左右，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曾经带薛蛮子去看周鸿祎，当时周的“3721”中文网址创建不久。薛的态度是：“什么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2003年，雅虎以1.2亿美元收购了3721。薛蛮子大叫“瞎了狗眼”。

“虽说投资到最后，做的决定一定是冷血的、理性的，但是你对投资这件事一定要有热情，否则谁吃饱了干这个？要见很多个不靠谱的孩子，去跟人家谈话，握手，谆谆教导，谈人生哲理，做生活导师，他和女朋友出问题还要帮他解决思想工作。这些事没热情是干不了的。做天使投资就更要有热情了，如果我不喜欢和这些年轻人来往，就做不了这事。”薛蛮子如此说。

2008年，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并购了李想的泡泡网和汽车之家，李瞬间拥有了数亿元现金。他也开始尝试做天使投资。薛蛮子告诫他说，拿到钱的一年半内可以买房买车但不要做投资，因为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退出UT斯达康后有些忘乎所以，很多投资有去无回。李想认为，薛蛮子对他最大的帮助，除了投资，就是为他引进了两个人才：来自普华永道的CFO，来自麦肯锡的CEO。他们目前仍然在任。

李想曾对媒体如此评价薛蛮子，“他是一个思维跳跃的人，看到新的机会就过来讲一通。我的做法是：认真听他讲，决不和他争，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有的人会跟他争，一定要争出个所以然。没必要。他不会驾驭我们的经营，他一般连财务报表都不看。他提供资源，你觉得有用，取出来用就可以了。”

薛蛮子的天使投资做得风生水起。过去一年多，薛蛮子卖掉了价值15亿美元的公司，投资了二十多个公司，其中一家电子外贸网站（帝科思Deal extreme）上市未久。他投的一家船厂即将上市。但一切都是悄悄地，因为他从来不见媒体。曾问及一位互联网人士，互联网圈谁值得去采访，或者有采访价值，那哥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薛蛮子，问及原因，他就说了一句话“马化腾很欣赏薛蛮子”，再无下文。

四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神秘的老头。他有自己的方法论。“我很幸运的地方就是很早就懂得不要装孙子，知道人生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少，就如乔布斯所说，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知道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浮云，全是扯淡。人生在世，要服从游戏规则，不争是傻逼，死争是大傻逼。拿踢球举例，进6个球和进5个球没有区别，大家乐呵乐呵，但没有必要过于认真，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死踢球，我觉得划不来。人的生命就像杯酒，等你体会到酒的酩酊的时候，这酒已经剩得不多了，人人都如此。”

癌症确诊一周了，家里愁云惨淡，老婆哭了不止一次，但他没哭。5月26日，薛蛮子接到于建嵘的电话，他告诉于建嵘，他想在最快的时间看到他。于是于建嵘就订了一张国航当天回北京的航班，赶到机场后，因为北京雷电，航班取消，于赶回武昌，高价从黄牛党手中买了一张Z12次回京的火车票。拿到票的于建嵘很是担心，票要是假的，那该怎么办?

薛蛮子和于建嵘见面之后，薛蛮子感慨，“于建嵘连夜坐车赶来看我，真患难之交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建嵘送我情！我见之落泪——得病之后第一次。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回想起当天与于建嵘见面的情景，他很快就调侃起了自个：“我就是一傻逼，生病了，没有因为老婆哭过，也没有因为儿女哭过，其他跟钱有关的事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人家认为我非常不正常。”

薛蛮子和于建嵘原本并不相识，因为微博打拐在2011年春节之后见的面，两人曾一起去红河调研过，终日在微博上见面。谈到于建嵘，薛感慨，文如其人！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打拐宣言发布4天后，薛蛮子一家人在一起吃中午饭，家人议论起救孤打拐，“我儿子破口而出：爸爸，他们要是把我拐走了，警察叔叔也救不了我，那你可怎么办啊？我答：如果真是那样，爸就买挺机枪，见一个毙一个。小女：那不犯了法吗？要抓你的！我：那也顾不得许多了！”

同时，薛对公益也有商人的办法，他几乎马上想到了基金会。2月19日，生日晚宴的第二天，壹基金儿童救助项目（即薛所言“救救孩子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首期资金由壹基金出资20万元，薛蛮子、于建嵘、徐小平等人出资52万元。项目创始理事包括沈南鹏、熊晓鸽、张亚勤、郑渊洁等四十余人。薛是基金会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

尽管薛蛮子能把一条微博发展成一场打拐运动，但除了癌症，这个老头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比如，孩子的上学问题，仍让这个美国籍的老头心烦。

“老夫有一儿一女申请从芳草地国际转学顺义国际学校。申请许久未果。儿子九岁半女儿七岁。美国出生。美籍。己参加考试。符合上学的硬性要求。据说名额不足。万能的微博显显灵吧！有能帮忙的吗？有木有？私信老夫。太太四处奔波叩头如捣蒜。”

得癌症后的薛蛮子，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步子放慢了。另外，他透露了在饮食方面的变化。“我基本成了素食者，不吃味精，少吃盐，每天游泳，每天锻炼身体。”但他去参加了站长大会，参加了徐小平的真格基金成立大会。当然，他尽量在第二次住院前，把尽量多的时间留给家人。以前孩子下午4点就放学了，他晚上八九点还在外面。

确诊后一周。“小儿子回家跟我说：同学都说我爸爸得癌了！我和太太都惊得对不上话。他接着讲：爸你真牛！那么多人都知道你！我们才放下心来。我告诉他下周我会做个小手术，有几天不能回家陪他睡。他跑上来抱着我，紧紧地：‘爸爸，good luck!’我说，放心，爸要等你生儿子呢！他：‘你爸48生你你48生我，我也要48再生！咋办?’”

“我道：爸爸老了恐怕等不到你48了。你爷爷就没等到见你。咱们快一点。28 生老大，38生老二，48 生老三，好吗？小儿子思索片刻便问：他也能叫Charles吗？当然了，你那时就是老爸了，想叫什么你说了算！经过这次谈判，他又找到了主人翁的感觉，便欢天喜地打篮球去了。”

很快，薛蛮子也像他儿子一样，欢天喜地起来，那是因为，“季加孚大夫来到我的病床前。俯下身体用他的脸蛋贴住了我的脸颊。他轻轻地平稳地说道：你的初步化验报告已经出来，取出31枚淋巴结，全是良性。你是二期，没有必要放化疗了。大家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吗？手术完美。化验无扩散。老夫抱孙有希望了！”

半个月的时间，薛蛮子似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在跨越了癌症的生死关之后，他计划和新浪合作，推出一本微博电子杂志《蛮子文摘》，把薛蛮子每日碎片化的微博信息，重新分类整合，以电子杂志的形式呈现，分为时事、历史、创投、公益、生活几个大类。“我是给新浪打工，用我的眼光给大家做信息过滤，不说假话、不传谣、不说废话。”

再次去薛蛮子家时，癌症的阴霾一扫而光，一对小儿女在玩游戏。薛蛮子恢复了老顽童的神采，笑声非常爽朗，但记者依然记得，初次采访的那天，小儿子准备出去义务演出，他问记者，我的小儿很帅吧？当孩子跟父亲告别、准备出去演出时，这个满头白发、一生境遇奇特、芳龄58的人儿，在那一瞬间，眼神中写满了眷恋，但转瞬即逝。他回头问记者，“我刚说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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