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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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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果壳网


你有没有在书中或电影中,看到过这样的“诅咒”?——它们以家族为单位,先祖突遭不幸,导致后辈们噩运缠身,早早过世。


在真实的世界里,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例子:经历屠杀的犹太人,后代大多早逝;处于饥荒中的母亲,产下的婴儿心血管疾病高发……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诅咒”究竟是因为什么?

 

恐怖片《遗传厄运》讲述的是一个家族被厄运笼罩的故事。图片来源:IMDb


跨越近400年的悲痛与诅咒

 

1648年,一个犹太人聚居地被攻破。据称敌人入城之后,杀害儿童,把人扔进大桶中煮沸,或是将人活活剥皮。当地的拉比(犹太教的教师)逃至墓地,希望死后至少能被埋葬——可他被棍棒殴打致死,曝尸野外。

 

1648年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后,哥萨克酋长博格丹·赫梅尔尼茨基入基辅 。由Mykola Ivasiu所绘。


屠杀过后,他的后裔逃到了其他聚居地。1768年,他的曾孙被追杀,逃亡了数百公里,最终仍被杀害。1810年,这个家族的第6代搬到了贫困的凯尔姆镇,建立了之后享有盛名的犹太神学院。他于1831年去世,享年58岁。第6代育有四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大后全都成了拉比。大部分后裔都踏上了去往纽约的路程,而留在镇里的人在1941年被纳粹驱赶一并射杀,埋在当地一个农场的集体坟墓里。

 

凯尔姆一公墓旁的纪念碑,由幸存者及犹太人团体所建 来源:regionalgeography.org


后来,这些后裔分散至全球,得以延续,并在医学、法律、宇宙学、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就。他们头脑聪明、富有成就,但即使医学的进步延长了其他人的寿命,这些后裔们仍然不长寿,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比如1975年,第10代有人因大规模脑出血死亡,享年58岁。另一人则患有长期心力衰竭,1997年在加勒比海航行时因吃了太咸的食物而猝死。当第11代后裔去检查心血管时,第一年没有问题,可是第二年(他当时60岁),他的颈动脉阻塞了95%,离死亡只剩几周,是手术与药物救了他。

 

我们不禁怀疑,这个家族是不是被厄运笼罩了?早逝可能是最早的拉比们艰苦生活的代价,而这延续几个世纪的悲伤、恐惧与痛苦——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后裔也要承担这一代价。


“家族诅咒”?先辈的苦难居然会遗传

 

自从人类开始能够思考以来,便一直讲述着我们承受着家族的诅咒、肩负着过去的重担的神话故事。青铜时代文明的崩溃带来的动荡,古今中外无数的种族清洗,地震、火山、海啸、洪水和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全保存在我们世代相传的仪式与故事中。

 

但是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接受科学训练的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这些历史创伤对后代的影响。直到本世纪,我们才开始计算这些历史磨难带来的真实的、跨世代的伤害,并寻找疗愈之道。

 

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是针对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后代,他们的焦虑症、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风险高于同龄人他们并非个例。非洲奴隶的后代、广岛和长崎核爆受害者的后裔、卢旺达大屠杀罹难者的后裔,以及911事件中双塔幸存者的子女都曾作为跨世代创伤研究的对象。

 

二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图片来源:Wikimedia


新墨西哥大学的临床社会工作研究人员玛丽亚(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是研究跨世代创伤的顶尖专家。她形容这类历史创伤是“几代人一生中累积起来的情感与心理伤害,源自大规模的群体创伤”。这种创伤的跨世代反应包括抑郁、自我毁灭行为、精神麻木、易怒,以及更高的由自杀和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

 

基因没有改变,变的是基因的表达

 

种种历史磨难让人们产生了一个激进的想法:四处发生的大洪水、饥荒或屠杀不仅会改变我们的心理与行为,还会改变细胞的深层生物学结构。被卷入历史漩涡里的人可能会患上因压力导致的精神病症与慢性疾病。

 

由于这些细胞的变化没有改变基因编码,而是在基因组之外,通过控制基因表达的分子来完成的,因此它叫“表观遗传”


染色质结构与表观遗传。图片来源:whatisepigenetics.com

 

1944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切断了荷兰的食物供应,尚在腹中就遭遇了饥荒的胎儿身上被查出表观遗传创伤。这些宝宝长大成人后,与没有遭遇过“饥饿的冬天”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超重、血糖水平异常,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原因是他们身上的几个关键基因中缺少甲基基团。它们连接到DNA螺旋上,像关闭开关一样抑制基因转录。

 

1944年“饥饿的冬天”,英军士兵给荷兰儿童分发食物。 来源:Midgley (Sgt), No 5 Army Film & Photographic Unit


这种低甲基化导致某些影响生长和代谢的蛋白质过度生成,从而引起一连串诱发疾病的细胞相互作用。尽管这些表观遗传效应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同,它的传递方式却十分直接——母亲受到的压力影响了正在发育的胎儿的基因表达,极大地增加了后代的疾病风险。

 

由此得知,表观遗传变化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出现,或者是由怀孕的妈妈的应激激素传入子宫所致。可是,它们能跨世代地传递下去吗?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迈克尔·斯金纳(Michael Skinner)答道:他与同事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植物、昆虫、鱼类、鸟类、啮齿类动物、猪和人类身上观察到了由环境诱导的表观遗传变化的跨代传递。”在啮齿类中,这种变化至少可以传递10代,在植物中可以延续数百代。

 

你的基因中,可能带着祖先经历的印记。图片来源:Discover


目前的心脏病学研究发现,个体身上的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动脉疾病、甚至心脏肥大都可追溯到表观遗传效应。验证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跨世代传递还需更多时间。虽然母亲承受的压力可能会改变宝宝的表观基因组,但是使得创伤传递下去的文化与生物因素各占多少比例,还有待研究。

  

“噩运”可以逆转,更可以预防

 

不管研究会有何发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毁掉一个家庭及其后代并不需要种族迫害,贫穷就已足够。

 

洛克菲勒大学的神经内分泌学家与压力研究专家布鲁斯·麦克文(Bruce McEwen)与其同事已充分证明,那些在“高风险家庭”(缺乏情感支持,被忽视,被冷漠对待)长大的孩子会面临逆境。孩子遭到的虐待越严重,海马体、杏仁核、甚至认知中心——额叶的表观遗传效应就越显著。麦克文解释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成人疾病其实是从小的贫困、歧视或虐待导致的发育障碍,它本可以通过降低童年受到的有害压力来缓解。

 

许多成人疾病,本可以通过降低童年的压力来缓解。图片来源:newscientist.com


无论表观遗传变化只会影响亲历创伤的个体的一生,还是会和基因一样世代相传,“我们无法使时间倒流,”麦克文说,“但我们可以挺过这些经验,从伤痛中恢复过来,给人生重新定向;我们还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变化来培养恢复力。新的人生轨迹会给脑部和身体带来补偿性的改变,使人终生受益。”

 

我们还能逆转脑部的表观遗传效应。麦克文说,经常锻炼、高强度学习、抗抑郁药都能让海马体增大。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们发现,社会连结、幽默感,以及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生活的诸多困境能帮助我们解决表观遗传的负面影响,克服有害压力。

 

除此之外,医学界也在研发治疗表观遗传伤害的特效药。哈佛医学院的癌症表观遗传学家布拉德利·伯恩斯坦(Bradley Bernstein)表示,部分脑胶质母细胞瘤与白血病源自细胞超甲基化的表观遗传变化,可以通过药物扭转甲基化进程。洛克菲勒大学的癌症表观遗传学家C·大卫·艾利斯(C David Allis)一直在研究癌症的表观遗传疗法,他的疗法针对绕有DNA 的组蛋白,已对以前被认为无药可救的病人起效。另一种表观遗传变化——RNA产量增加,则与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疾病、心衰有关,这些病都可以采用上述疗法。

 

2015年,C·大卫·艾利斯因其对组蛋白的研究,而被授予突破奖。图片来源:cornell.edu


除了为业已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寻求治疗方案外,理解表观遗传伤害还意味着在它出现前就实施预防措施——使年轻人免受贫困、有害压力、污染、虐待、日常性的忽视的困扰。也就是说,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恢复力的社会政策与文化。如充足的医疗保障、可负担的教育、弹性的工作时间等等。

 

麦克文说:“健康的行为与人性的政策能为人的可塑性‘打开一扇窗’……再加上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能让脑部回路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即使一个人的早年生活不顺,他的人生轨迹还是可以改变的。

 

《我发疯的那段日子》记录了一位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积极治疗,改变人生轨迹的经历。图片来源:书本封面


诚然,对跨世代的表观遗传效应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篇于2016年发表在《PLOS遗传学》的论文提出质疑:以个体为基础的研究可能出现假阳性、发表偏见、数据质量不高。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大量资金、重复实验以及检查和评议。

 

与其哀悼过去,不如关注我们世界此刻这个演化的瞬间。毕竟,这是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迁移、稀释、再混合——是我们多元化的现代世界的基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向前看,为下一步打算:什么时候条件会变得极端,污染会变得严重,压力极大或者极为危险,甚至会损害胎儿的表观基因组?什么样的事件或状况才能算作表观遗传的危急时刻?我们什么时候该拿人性冒险,又要怎样才能确保平衡?

 

作者:Pam Weintraub

编辑:vicko238


编译来源: Aeon,Haunted by history


译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果壳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延伸阅读:犹太人这样纪念大屠杀!永不忘记,也永不宽恕!

历史不容忘记,尤其是那些屈辱!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整整80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40天的惨无人性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屠戮。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全城都会拉响警笛,警策世人,以史为鉴,永远不让悲剧重演。


尽管最近几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提升到国家级层面。但与犹太人纪念大屠杀,尤其是在精神内核上,坦率地说,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


前几年,从电视上看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尽管警笛响起,但在南京很多地方,一些人自始至终嘻嘻哈哈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大街上依然车水马龙、人流如织……


这在以色列是难以想象的。在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也就是燔祭日)上午10时,以色列全国会鸣笛两分钟,在这两分钟内,国民必须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学校里所有学生起立默哀,军人持枪脱帽肃立,车辆停止运行。


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对大屠杀的态度。永不忘记,永不宽恕!



(一)



对于犹太人深入骨髓的纪念,有着切身的感受:


一次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我搭乘出租车外出采访。车快行到一红绿灯交换路口,所有车辆突然间都停了下来。司机已打开车门,在车旁肃立。


听到空中传来的鸣笛,我知道现在正是犹太人最肃穆的时刻。大街上,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没有喇叭声,没有说话声,人们都走出汽车肃立。


道路旁,有一个超市,几个年轻妇女买完东西刚走到大街上。汽笛响起,她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脚步,手里还拎着东西,默立在路边。


可以说,几秒钟内,整个世界突然间安静下来——刚才还车辆往来频繁的耶路撒冷大街,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个人都成了雕塑。





(二)


犹太人的纪念活动远不只这些,还包括许多让人值得咀嚼回味的细节。


大屠杀,是犹太人最不堪回首的悲剧,也最让人看到人性的恶!


但也可以说,犹太人现在这么团结,这么有危机感,就不能回避大屠杀纪念活动。


根据法律,以色列每年都有一天定为“大屠杀纪念日”。


这一天,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安排任何外访的,必定在国内主持这个国家一年一度最高仪式的纪念活动。


这是惯例,更是领导人的一种历史责任。


这一天,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总统、总理、议长、大拉比,都必然以庄重的面容,向死难者献上花环,总统、总理还要发表演讲,回顾历史惨痛一页,告戒犹太人勿忘这段最黑暗的历史。


历史在一代代人心灵的阵痛中传承。每年的纪念活动,最重要的还不是总统或者总理的发言,而是6名大屠杀幸存者点燃六支大烛台,每支不过二三十厘米高的烛台,代表的却是罹难的100万犹太人。


烛火熊熊燃烧,是无数犹太人的冤魂在述说,更表明犹太人自强的坚定信念——犹太人永不会被灭绝。



以色列国旗下半旗为大屠杀遇难者志哀



(三)


象征600万被屠杀犹太人的雕塑


2004年大屠杀纪念的主题,是“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直到最后一个名”。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官员对我解释说,纳粹希望杀尽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将则寻找到任何一个遭屠杀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绝不会被忘记。


对犹太人来说,在新纳粹势力抬头的今天,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提供难以辩驳的事实,这既是对死难者的安慰,也是对否认历史的极右翼势力的最有力还击。


2004年以色列总理还是沙龙,在纪念大会上,沙龙这样说:“我们有责任去记住和缅怀每一个人(死难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追溯到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的形象深入到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子子孙孙心中,这是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


在历史长河中搜寻数以百万计悄然消逝的小人物的名字,谈何容易!但在以色列学者的大力努力下,以色列已统计出了约200万(至2004年)的犹太人姓名。他们的名字在互联网公布,但更庞大更艰苦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这些活动中,耶路撒冷西郊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发挥着举足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既进行着历史课题的研究,更承担着对公众的历史教育任务。


教育,更多是润物细无声。


在大屠杀纪念馆里采访时,我也多次看到一些犹太小学生在里面大声喧哗。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毕竟这是孩子的天性,但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加,随着他们对历史的更多了解,“他们肯定会改变一切,他们将牢记历史,他们将会为他们过去的轻率行为忏悔。”


在该纪念馆,经常可以碰到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都是志愿者,来为参观者和学生们作历史讲解。


许多幸存者表示,历史就在他们脑海中,他们有义务传承下去,一个不忘记自己悲惨历史的民族,才能不重复悲惨的过去。听来让人心头为之一震。


我们的纪念,似乎更集中在有限的几个纪念日。只有在平常中还能牢记历史,那么,纪念才真正成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与我们国内有些纪念馆喜欢用血腥场景表达惨烈主题不同,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不是简单的资料或实物展览,它的许多场所极具艺术匠心,让人在震撼中感受历史的沉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大屠杀纪念馆内儿童馆的浮雕


比如儿童纪念厅,建在一个山洞中,在通向该厅的狭窄的甬道尽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白色大理石雕刻的遇难儿童的头像。儿童强忍着不哭泣却又在哭泣的神情,让人无不为150万犹太儿童的遭遇感到震颤。


儿童纪念厅内,是大大小小的棱镜,三支烛形灯通过各个角度的反射,组成了一片惨淡的星空。点点星光,仿佛是孩子们充满希望和绝望的眼睛。厅内的广播中,播音员读着遭屠杀的犹太儿童的名字,出生地,遇害年龄。深沉的嗓音,简短的概括,纳粹的罪恶,有时真让人类自己都难以想象和接受!


悲痛而不血腥,沉重却让人深省。




(四)



对于大屠杀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犹太人有着异常敏感的神经。


每当有侵害犹太人事件发生,上自总统总理,下至普通百姓,都会一致发出愤怒的声讨。


这种团结性和一致性,正可能是这个流散两千余年的古老民族重新焕发青春的重要因素。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1年,德国一交响曲团赴以访问演出,当乐团宣布最后的演奏节目是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作品时,大厅内立即有人高呼“法西斯分子滚回去!”大部分观众立刻愤怒退场表示抗议。


因为在犹太人眼里,与纳粹关系密切的瓦格纳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他的作品是犹太人必须唾弃的对象。艺术超越国界,但带有仇恨歧视色彩的艺术,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


再比如,有一年,香港接连发生一服装公司和一卡拉OK歌厅使用纳粹照片做装饰的事件,遭到以色列举国上下的一致谴责。在舆论压力下,香港有关公司拆除了纳粹图象。


当然,最让人感叹的还是犹太人对纳粹战犯永不宽恕的追杀。许多逃到南美洲的沾染犹太人鲜血的纳粹残余,最终仍被以色列特工缉拿归案并处以极刑。


对犹太人来说,追杀纳粹战犯是正义行为,反而放弃对他们的追究,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对民族的背叛,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恶。任何一个以色列领导人绝不敢在这个民族大义上有丝毫糊涂。


犹太人也不接受战犯的忏悔。这可能与民族个性有关。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显得更豁达一点,比如,表示忏悔的日本战犯,总会受到中国人既往不咎的欢迎。这让犹太人是无法理解的。


对于那些恩人,以色列保持了极大的尊敬。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内,有一片精心护理的“国际义人园”,园中镌刻着曾在纳粹铁蹄下拯救犹太人的国际义士的名字。犹太人以这种最高荣誉向他们表达感激。


在郁郁葱葱的园林中,你可以找到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的名字。


二战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曾向数千名犹太人颁发了“生命签证”。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他:“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2004年2月,以色列“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又特意向何凤山追颁人道主义奖。以色列方面组织了许多学生参加这次颁奖大会,介绍来领奖的何凤山家人,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历史和何凤山的义举。


犹太儿童代表向拯救犹太人的中国义士何凤山的女儿致感谢辞


我全程参加了颁奖仪式。在现场,一位老师因势利导问旁边的学生:“你们怎么看待何凤山先生?”


“他太了不起了”、“我们非常尊敬”。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如果你们当时处于何先生的状态,你们会怎么做?”老师继续问。


一位孩子回答:“我们将向他学习,做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其他人点头。


细节中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可能更让人感动。


颁奖仪式结束后,没有任何命令或暗示,所有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起并长时间鼓掌,目送出席仪式的何凤山家人和中国外交官走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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