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看世界，就像你们看方方
今天文章的音频
我本来不应该写方方的话题，因为我是写体育的。但恰好我读过一些方方的小说，一直很喜欢，所以说一点自己的想法。
现在无论挺方方的，还是骂方方的，我相信看过她小说的不多，因为现在没有多少人看小说。从前有一些不错的小说，比如方方的，现在连方方写过的这些都很少了，更没什么人看。
没人看，也就没人写，没人写，更没有人看。不管什么原因，中国的小说没落了。
方方是一个很不错的小说家。我最早看她写的是《风景》，发表于1987年，那时我刚刚上大学。《风景》只是一个中篇，文字精炼，写的是生长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九个兄弟姐妹，其中七哥最有性格。60年代初是饿肚子的年月，你能想象这部小说的风格。
在文学圈里，方方是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小说家都被归入现实主义，因为中国历史苦难深重，题材太丰富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是写实，生动，然后有反思，但缺少升华。
后来我看了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这是一部得了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发表于2000年，但写的是1957到1966年的湖北干校，一群雄怀壮志要修三峡大坝的知识分子，被打发到干校劳动，直至文革爆发。这实际上是方方的少年自传，那段时间她跟随父亲在湖北长大。
差不多在2009年，我读到了方方的《万箭穿心》。这是一部稍短的长篇，或者稍长的中篇，写的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女棒棒”。1995年我曾在被淹没前的奉节待过一个月，对棒棒非常熟悉，他们代表着长江边的湖北和重庆底层百姓的艰苦。
前几年，偶然听说方方出新书，但被禁了，我出于对前几部作品的欣赏，去网上找，居然还能买到，这就是那部《软埋》，写的是土改时期一个地主家族的遭遇。方方是1955年出生，这是我看过她的小说中，惟一不在她亲历范围的作品。
无论你挺方方，还是骂方方，最好先读一下她的作品。
没有比小说更能代表小说家的内心。运动员打球靠球技，这代表着他平时的训练和性格；作家写小说，是一个孤独而痛苦的过程，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他和她的内心。
方方是一个勤奋的作家。有些作家我很喜欢，但写得很少，比如陈忠实，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几乎只写了一部《白鹿原》，但够他在棺材里当枕头用。路遥只写了一部《平凡的世界》，我读了两遍，每次都读到了痛苦，但又读到了希望。
作家最容易入手的是自己，接着看他有没有格局。跳出自己，就能成为大家。
方方在最不该动笔的时候，打开了她的电脑。
这次疫情，没有人愿意看到，更没有人愿意经历，何况方方身处武汉。任何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都会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有写字的冲动。但对作家来说，冲动是魔鬼。
一个作家，如果只是记录眼前的事，那还不如去当记者。如果做不了记者，那就只剩下思考。足不出户，思考就会走偏，如果你欣赏康德说的“头顶的星空”和“道德准则”，那么康德还说了：经验虽然告诉我们某物是这样的，但并不告诉我们它不能是那样的。
比如，武汉是这样的，但两个月后，武汉是那样的；纽约是那样的，短短两个月后，纽约是这样的。
这样的剧烈变化，超越了方方作为一个作家能控制的速度。作家之所以不同于新闻记者，在于他能跳开自身的空间，到更高维度去观察。如果圈囿于同一个维度，那作家肯定不如新闻记者。
我是学新闻的，做了十几年记者，又做了十几年报纸，深知记者和作家的不同。记者必须写实，作家可以虚构。但虚构不是瞎编，而是在体验了足够的生活之后，通过文学手法去创作。比如，方方不是女棒棒，但她对当地人的生活非常了解，于是创作了宝莉这样非常特殊的形象。而在湖北的农场，一草一木，滔滔江水，都伴随着她成长。
中国曾经出过一种非常不好的作品类型——纪实+虚构，即所谓的“报告文学”。“报告”就是report，加一个“er”就成了“记者”，可是笔下的现实人物又加了许多想象的成分，美其名曰“文学”，其实就是虚构。你说是编的，他写的是真人，你以为是真的，其实好多话好多事都是编的。
方方的“武汉日记”到底是何种体载，无法界定。首先，肯定不是新闻报道，因为她跟所有武汉人一样，被迫圈在家里刷手机；其次，也不是报告文学，因为即使那样的纪实加虚构，也仍然需要真人真事支撑；然后，它不是日记，因为日记是给自己看的。比较像时事评论，在报纸上我们会用楷体，这种评论比新闻报道等级还要高，基于新闻，引出观点。
骂方方和挺方方，矛盾焦点就在这里。骂方方的，认为她没有反映现实，道听途说；挺方方的，认为引出的观点更重要。如果不跳出来，去俯视这种语言的战争，你永远分不清胜负。
怎样才能跳出来呢？我用月亮来打个比方。
我们站在地球上看月亮，永远只能看到它的一面。月亮很美，赋予文学意味之后变得更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这只是日照带来的假象，你看到的其实是同一面，这是由“潮夕锁定”造成的，仿佛月亮上拴着一根绳子，被你攥在手里。
然而一旦我们跳出地球，来到太空，就可以看到月亮的另一面。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在绕着太阳转，太阳跟着银河系的悬臂转，银河系像成千上万其他的恒星系一样，向远方拼命奔逃。
我们的观察角度每升格一次，就会获得更广阔的视角，思维高度提升一层，尽管这还只是在三维之中。
如果再升高一个维度，两个维度，会怎样呢？
高维和低维的区别，我可以用蚂蚁来打个比方。
给你一张A4纸，划一条直线，让一只小蚂蚁沿着直线走。对蚂蚁来说，这张纸就是它的全部世界，这是一个二维空间。这条直线是它执着的道路，坚持不懈，它的左边就是左边，右边就是右边，太靠左就是“极左”，太靠右就是“极右”。
这时候，你把A4纸弯曲——对你来说，处于三维空间，你能感受到弯曲——但对小蚂蚁来说，并不存在弯曲，它面前还是那条笔直的道路，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如果你把A4纸卷曲起来，卷成一个圆筒，那根线首尾相接，蚂蚁还是不会感受到它的二维空间已经被弯曲。然而，一直这样走下去，它又回到了起点，只是小蚂蚁并不知道，它以为自己依然在执着地奔向远方。
我为什么对方方的“武汉日记”一直没有提起争论的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低维的争论。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低维之于高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人要不要有悲悯之心？当然要有，但仅仅停留在悲悯上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优秀作家，穷其一生去突破文学创作的传统手法，希望从更高的维度去反映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六代人在两个名字间缠绕，作者像上帝一样，冷静地俯视着他们，最后用一阵风把他们抹去了。
方方的“日记”写了六十多天，这是中国和国际形势变化最剧烈的六十多天，变化之剧可能只有世界大战可以相比。如果“日记”的调子没有什么明显的起伏变化，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说，我一开始挺喜欢看“武汉日记”，可是看着看着，觉得哪里不大对。
中国古代“刻舟求剑”的故事，大约可以说清这一点：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因为在武汉，方方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日记”的格局提升一层，毕竟时间长达六十多天。身为省作协主席，我相信她可以有很多机会，到实地看一看。无论是写新闻还是写时评，闭门造车肯定思路闭塞。
但来自网络的质疑没有把方方逼出家门，反而将她的立场推到了极端，可能她原本不想那么写，却一天天被push到那个二维世界，沿着直线义无反顾地往下走，哪怕世界已经被弯曲，她又回到了《乌泥湖年谱》《风景》甚至《软埋》的年代。
我还是很期待方方的小说，毕竟这是她的擅长，而她已经将近五年没写小说了。
如果漏过下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