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缄默者”: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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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剧是当下电视荧屏上最为风靡的剧种。谍战剧的火热，一方面在于紧张压抑的气氛和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了观众，另一方面也与长期以来潜伏事迹秘而不宣、卧底人物隐而不彰有关。应该说，这些隐秘在敌人阵营中出生入死的潜伏人员都是共和国的大功臣，是狼群中浴血奋战的斗士。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很多人终其一生，多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成了胜利的“缄默者”。
李克农是中共情报界的元老，有着“中共特工王”的美誉，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早在周恩来创立中央特科之初，李克农等“龙潭三杰”就被安插在国民党“中统”首脑徐恩曾的身边，并成为徐坐镇上海、南京、天津的“得力助手”。为此，后来在延安的一个饭桌上，毛泽东曾这样问李克农的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呗！”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人性化的语言和场景一下子将李克农的身份显露了出来。不苟言笑的李克农的确是个“大特务”！正是在他的机敏和冒死拯救之下，顾顺章的叛变，才没有使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周恩来等领导人被“一网打尽”。否则，中共的历史就得改写了！所以，当“文革”当中，康生指使的红卫兵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1962年去世的李克农的“历史问题”时，周恩来怒目正色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难得见我了！”毛泽东为此也怒斥康生：“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再如平民特工詹长麟。詹长麟早年参加过国民政府的国府警卫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初对日本侵略并没有多少报仇雪耻的所谓“觉悟”，当时，他进入到日本领事馆，就是为了“每月可领得八块银元的工资”而去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到日本总领事馆“服务”，完全是“中统”的一手安排。选定他，在于他为人忠厚，且符合“不懂日语；家人在南京，可做人质；做事勤快麻利”等日本人招收仆役的条件而已。
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为日本人干着活，直到一天晚上“一个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找到他。当来人将他来日本领事馆的来龙去脉说出来之后，詹长麟大吃一惊。这时，来人突然拔出一把手枪，放到了桌上，说：“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二是你不愿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就这样，詹长麟成了国民党的一名潜伏特工，代号65。正是此人，戳穿了日本人制造的“藏本英明失踪案”，并利用日本人在领事馆举行宴会之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毒杀日本外交官的毒酒事件！
热中于谍战剧的观众，多被《潜伏》剧中“余则成”与翠平的“假夫妻、真感情”的揪心伤感故事所吸引。有人会问，这到底是剧情的需要，还是历史的真实？其实，这并非杜撰。在顾顺章变节投敌、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周恩来亲自为中共地下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约束，那就是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单线联系，各自活动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就是结婚恋爱也不例外。但是，恋爱结婚乃年轻人的天性，况且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青年，如果到了结婚的年纪，再不恋爱结婚，也势必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怎么办？为此，中央特科规定，当时驻地下机关的同志，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与之扮作“假夫妻”，以作掩护。等相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之后，党组织可批准成真夫妻。但是，事情也有例外的。比如熊向晖。
熊向晖25岁的时候正在西安的胡宗南处做卧底。当时正值抗战当中，顶头上司胡宗南也一直没有结婚，但熊向晖并不能就此“打掩护”，在于胡宗南一直都有自己的“安琪儿”。熊向晖深得胡赏识，又是一表人才，在西北也属于响当当的“军政要员”，一时间引来说媒拉线的热心人无数。为此，熊向晖向延安方面提出申请，请求延安派一位女同志来西安，“与他组成家庭”。可是延安方面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延安和西安离得太近，国民党耳目众多，从那边来一个女同志给熊向晖“做老婆”，国民党方面不会不知道，这样一来，反而让熊向晖暴露了。中共方面指示熊向晖自己找。在同济大学念书的妹妹的撮合下，他找到了同济的“校花”谌筱华。为了更好的隐藏身份，熊向晖当时还找到自己的朋友、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为他们做证婚人呐。
其实，派出的女同志的角色并非“夫人”一种选项，关键要看组织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曾协助叶挺将军组建新四军、后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当时为了工作需要，党组织除安排其夫人和两个孩子与他一起生活外，还调来一名叫“李一超”的女同志给他当妹妹，共同组成一个临时家庭。工作完成之后，这个“妹妹”又悄然消失，不知去向了。直到解放之后，李一氓才从电影中得知当年的“妹妹”，就是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角逐中，无不充斥着特工活动的身影。其中，中共的地下情报人员，以其崇高的信仰支撑与高超的专业技能，大智大勇，在隐蔽战线对国民党的斗争中显示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总体来看，中共人员对国民党是“派得进”、“拉得出”，而且目标都是高层甚至最机密的对象，反之，国民党的特务却在对中共渗入与策反破坏工作中屡屡失败、几无建树。两者相比，中共的卧底工作的确技高一筹。
“长江天堑，中共无海空军，竟可渗透江阴荻港等要塞，而以帆船渡江，进军江南，任令共谍横行，我想戴先生地下有知，必怒发冲冠，目眦尽烈裂矣。”这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获悉共军渡江时的哀叹。他意识到中共的情报活动的“危害”，但是，他来不及了。
其实，卧底就在自己身边，国民党内部有人是“清醒”的。早在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讲述他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的人。蒋问杜有何根据。杜说我自己已经是比较清廉的官了，可郭小鬼(骂郭汝槐)更是清廉的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蒋由于对郭过于信任，在杜聿明走后大骂杜说：“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蒋介石错了。当解放战争后期，蒋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解放军入川时，郭却在宜宾通电起义，成了“最大的共谍”(蒋介石语)！蒋介石又何止“错”在这里，他想不到的是，“共党的间谍”无处不在，就是他的身边也被安插了中共的卧底——沈安娜，一个深得宋美龄信任的速记员。因此，中共对国民党的各种企图和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就是“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就能知道”！
原本，蒋介石是有机会的。
早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期，就曾摆放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其上就有新中国首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当年署名罗迈的一篇文章。文章说：“……秘密环境中的党组织，不宜数量上的过多，也不宜地域上的普遍，而应该是建立又精干又隐蔽的、必要的支点。与其不精干、不隐蔽的多，毋宁又精干又隐蔽的少。……党的最好的隐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党员和组织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在社会的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
“在社会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共要在国民党军政高位身边部下“耳目”，充当卧底，及时输送可靠的战略情报！可笑的是，蒋介石当年压根没好好研究这篇文章的精义，等到了台湾，才引起蒋氏父子的重视。
但无情的是，历史已不再给他们任何悔过的机会了……
【文/胡孝文 供职单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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