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陈布雷身边的红色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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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长期任蒋介石的幕僚长，为蒋所信任和倚重，参与国民党高层核心机密，甚至有蒋政权“军机大臣”之称。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却是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曾在周恩来、邓颖超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俩的事迹，已经披露多年了。然而至今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潜伏在陈布雷身边的还有一位共产党员，也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就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编剧、导演孙师毅。
唐瑜：他在饭店秘密抄录江西剿共文件
孙师毅，原名施谊，1904年生，原籍浙江杭州，生于江西南昌。早年就读于江西甲种工业学校，后北上求学，曾在北平汇文大学、上海国立政治大学读书，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大革命思潮的影响。1926年，他在上海投身电影界，集编辑、编剧、演员、导演等职于一身。1934年，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创作《新女性》一剧，一炮打响。他和聂耳合作的《新女性歌》《开路先锋歌》《自由神之歌》等，风靡全国。他在电影界的声望随之高涨，很快便荣任了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兼《电通画报》执行编委等职务。
可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位电影界的红人，当年是由夏衍任组长的中共电影小组的成员。他对革命文化事业颇多奉献。最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仍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新中国国歌，孙师毅也是催生者之一。当年，就是他委托田汉编写电影故事《凤凰之再生》，后由夏衍改编成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剧中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仍由田汉创作。田汉把歌词写在香烟盒衬纸上，写完不久便被捕了，但这份歌词稿已秘密交到夏衍手中。夏衍告知孙师毅一同来修改。稿纸已被茶水打湿了，字迹模糊不清，他俩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重新誊抄了一遍。后由夏衍交聂耳作曲。词曲完成，夏衍、孙师毅和许幸之等人，又共同商量修改了一两次。
更不可思议的，这位电影界全才居然还是中共特科成员。据文化老人唐瑜说，30年代在上海时，一天他和潘汉年走在路上，遇见了孙师毅，孙和潘打了招呼。后来孙又问唐瑜是否有空，约唐到爵禄饭店帮帮忙。唐就跟着他，“以夜当日，不停地抄写，填表格，没有外人来探望，一旦茶房敲门送饭，我们就躺在鸦片烟铺两边。”唐瑜说，孙师毅和“我抄的是关于江西剿共的一些文件和数表”，“大概是在这时期同周恩来同志有所来往”。
周恩来：你能不能利用关系搞些信息来？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老搭档夏衍找到孙师毅，说组织上给了一笔钱，让孙去办一份名叫《早报》的报纸，由郭沫若编副刊并实际负责，唐瑜负责画版样做责编。谁知报纸刚出刊，上海就沦陷了，孙师毅便带领由他任主任的无锡教育学院电影广播科的学生撤退到武汉。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周恩来，周在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当副部长，郭沫若当三厅厅长。孙师毅就在三厅担任秘书，在周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武汉期间，孙师毅介绍电影界朋友张云乔参加秘密工作。不久，在周恩来指示下，孙师毅从武汉经长沙赴桂林，与李克农会合，住在桂林榕荫路八路军办事处的秘密据点，协助李做《救亡日报》的出版、发行工作。同时，孙师毅又和张云乔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公司，作为党的经费转汇点。
1939年４月，接组织指示，让孙师毅即赴重庆。抵达后，方知是周恩来召见他。周对他说，国民党反共倾向日趋严重，你能不能利用关系搞些信息来？孙师毅接受了组织的重托，开始在重庆活动。
孙师毅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主要是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四组组长陈方。四组综管党政、外交、经济等方面大事，是侍从室二处里最重要的组。孙师毅和陈方是南昌求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堪称莫逆。孙前去拜访陈，两人纵谈天下大势，十分投契。孙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三厅主任秘书，又兼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副秘书长，在陈方看来有些左倾色彩，但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底细。而陈方感兴趣的，是孙师毅十分了解日本方面的动态，因孙一直与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两位日本朋友时常把日军对内广播稿、通讯稿，译成中文寄给他。陈方的四组分管外交，好朋友既有这种便利渠道，他岂能轻易放过，便引荐孙师毅去见陈布雷。
陈布雷以二处主任自兼六、五两组组长。六组人员全是实职，主管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情报工作。五组没有专职人员，旨在网罗一些有识有才之士协助研究设计。陈布雷见到孙师毅后，听他谈对日本动向的分析，也颇为欣赏。几度交往后，陈布雷便举荐孙师毅担任军委会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议。孙师毅当时住在重庆通远门协和里，陈布雷住在北碚美专街，相距并不远。陈布雷住处又兼办公处，陈布雷和陈方每日必聚首，一榻横陈，无话不谈，经常商议蒋介石交办的军国大事。很快，孙师毅也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出入。就这样，在和二陈的频繁交往中，孙师毅获取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报告给周恩来。
董必武：“江东才俊数孙郎”
在孙师毅潜入侍从室前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亲自作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讲话，还提出所谓“暂时拖，将来打”的策略。会议设立了专门的防卫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包括沦陷区限制共产党及第十八集团军活动的办法。蒋的这一讲话稿和相关文件，都要经过陈布雷处理后，蒋才签发。孙师毅以军委会高参身份读到这些文件后，便设法抄录下来，秘密送交党组织。接着，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颇有影响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文件，孙师毅在国民党官办印刷机构呈送侍从室的样本中，截取了原本送到周公馆。
1942年冬天，蒋介石为将他的反共方针系统化、理论化，授意陈布雷、陶希圣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书稿在蒋、陈、陶之间几易其稿，还打印若干份，在国民党核心层中间征求意见。孙师毅也从陈方手中得到了征求意见稿，交给党组织。这些情报的及时获得，有助于中共中央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仍不时耍一些小手腕。孙师毅一旦获悉，也立即报告党组织以便及时应对。1944年新年，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当面向毛主席转达蒋介石邀请，要求派林伯渠、周恩来、朱德赴重庆商谈国事。中共同意先派林、周前往。为了在会谈中占上风，蒋介石指令中央党部、党政军联席会议、侍从室二处分别制订应对方案，结果还是陈布雷的《林来渝应付对策（草案）》被蒋圈中。其实，在陈布雷和陈方密谋策划时，孙师毅经常在旁边，二陈还时不时地询问：“师毅兄高见如何？”而陈布雷拟定的主要对策，就是倚仗国民党所掌控的舆论大权，封锁《新华日报》及进步报纸的声音，把这当作“宣传战”来打。对林伯渠到重庆访问，表面上是公开报道他的活动，实际上所有报道都要“统一审查”，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军政割据性”，有关报道“均须鲜明”，且“须注重中外人士之易于理解”等等。孙师毅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组织，党对此作了十分巧妙的应对，使林伯渠访渝成了正面展现共产党形象的良机，由此还促成了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
抗战时期的重庆，美、英、苏等大国的派驻机构和人员较多。这些外交关系的起伏，不但关涉中国抗战的前途，而且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也影响匪浅。孙师毅在陈布雷身边，常能获悉有关动向，并及时报告组织，让中共在斗争中占据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得到消息，周恩来将于1941年2月14日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周将会向美方说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必然会挑起内战，给日本以南进之机，最终将危害太平洋美军。蒋介石得讯，指示陈布雷火速商量对策。二陈和唐纵密商，建议蒋派大员次日赶在周恩来之前会见居里。孙师毅得到这一信息，当晚就向周公馆报告。周恩来是外交谈判中的高手，第二天与居里会见时，巧妙地将蒋介石先机得利的如意盘算推翻了。居里后来答复蒋介石，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援不可能到达。这让蒋介石十分尴尬。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陈布雷的侍从室二处，几乎成了蒋介石的“军机处”和“宣传战”指挥中心。蒋的各种公开的谈话或秘密的指令，都出自这里。孙师毅经常出入其中，侍从室的动向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除潜伏敌营获取情报外，孙师毅有时还领受周恩来的指示，去料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情。香港沦陷后，滞留在那里的200多名地下党员、进步文化人撤退到桂林，处境较为艰难。孙师毅将周恩来交给的一张名单转给张云乔，让他按每人50元的数额发给这些人士。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活动发展后，急需经费，周恩来曾先后两次亲笔致函孙师毅。
其一曰：“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希即准备十数，弟于廿三号当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弟羊羽子上。一·廿午。”
其二曰：“韩兄：前事因一时周转不及，故未如约送上，明晚当带来，谅不致误前途行期也。刻安。弟羊羽子上。一月廿四日。”
上世纪80年代初，孙师毅夫人张丽敏出示这两封手札给夏衍看时，夏衍当即说“韩兄”就是孙师毅，他的代号叫韩丁。云兄是张云乔的代号。羊羽子是周恩来的代号，周字翔宇。“十数”即10万，两函共20万。这笔钱主要用于桂林《救亡日报》及以后香港《华商报》的开办，这也是中共党史上少有人知的一段逸闻。
对孙师毅为党出生入死提供情报，周恩来深为赞赏，同时又多次叮嘱他，务必小心谨慎。1946年春，国民政府和中共办事处都撤离重庆前往南京，孙师毅奉组织指示暂时不动。国民党特务以查户口为名，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借口抄出了几支大烟枪，把他带到警察局。党组织火速托人将他保释出来。对于孙师毅为党所作的贡献，当年就受到有关党的领导的高度评价。“江东才俊数孙郎！” 董必武引三国东吴孙权的典故揄扬孙师毅，是再亲切不过了。
章士钊：“师毅，总理在找你！”
由于孙师毅在重庆的活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怀疑，解放战争期间，他便没有再随周恩来到南京、上海地区活动。他先隐蔽到贵阳治疗多年的疾病。病愈后转往广州、香港一带，以报人身份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1948年，他到香港任《文汇报》总编辑。随着广州解放，他更加紧了在香港的策反活动。当时他极力策动国民党一个重要新闻单位起义，可惜机密泄露，心血付之东流，他的住所也遭到了港英当局的搜查，还在警署被拘押审讯了一天。尽管也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他在《文汇报》的任职是不能不辞掉了。
后来，孙师毅奉组织指示，又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庇士贸易公司，进口当时内地需要的英美商品。由于是同有英商关系的印度商人做生意，初次打交道缺少戒备，这个印度人竟把货款骗走，人也失踪了。孙师毅为此倍感沮丧，正打算回内地来请示如何处理，不料，广州“三反”打“老虎”的消息已传到香港。他的老战友、时任广州军管会民航局长的任泊生都被当作“老虎”打了。多年的搭档、当时外派驻香港机构侨生行当经理的张云乔也被审查了。孙师毅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加上老病又犯，身边积蓄无多，竟流落到了贫民窟里。接着又见报载，多年的亲密战友潘汉年竟因“内奸、反革命”罪名而遭逮捕，孙师毅更不敢返回内地了。
然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却没有忘记他。1955年的一天，周总理打电话问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饶彰枫：“孙师毅去哪里了？”饶不敢怠慢，立即派罗理实找到了已回广州的张云乔。张说：“孙师毅还在香港，很潦倒，新住处连地址都没有，想汇钱也汇不成。”罗理实转达饶彰枫的指示：“一定要寻到他，有钱没钱都要回来，这是总理叮嘱的。”
也就在这年的秋冬，章士钊再度飞赴香港做统战工作。临行，周总理去看望他，特意拜托他寻找孙师毅。章和孙本为朋友，当然一口应允。据章说，他离港赴北京时，还在孙师毅家里吃过饭。章士钊抵达香港后，以孙的党内代号韩丁为名，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最终在贫民窟里寻到了孙师毅。章士钊转达了来自北京的关怀：“师毅，总理在找你！”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孙师毅决定回来了。
说来也巧，孙师毅单身一人从罗湖进关到广州后，在沙面碰到了张云乔。老友相见，正如喜从天降。张马上陪他去省委统战部，部里安排他住进新亚酒店。当晚，省文化厅副厅长苏怡等老战友来看望他。饶彰枫赶紧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北京那边说总理正在国外访问，让孙师毅在广州休养暂等半月。不久，周总理回国了，通知送孙师毅去北京。到京后，国务院接待部门安排他住在新侨饭店。
总理第一次接见他时，孙师毅想检讨一下自己的过错。不料总理一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了。孙又要求工作，总理劝他先养好身体，多休息些日子，再熟悉一下新的环境，不要急于工作。结果孙在新侨饭店住了半年多。其间，总理一有空便去看他，有时在会见外宾的间隙，有时在深夜工作后，有几次还与他促膝长谈。后来孙师毅的健康状况好转了，总理想安排他到文化部电影资料馆当馆长，孙执意当顾问。
再后来，总理得知孙师毅的夫人已在台湾病逝，便促成了他和张云乔的长女丽敏的婚事。孙师毅与夏衍、田汉等老友谈起这些温馨的往事时，他们也无不感动。唐瑜老人后来在缅怀孙师毅的文章里写道：“总理啊，孙师毅何功何能？不过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的工作，在您的脑海里却永远不磨灭！”值得一提的是，孙师毅到北京后，有一次在王府井还遇见了潘汉年夫人董慧，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面了。
1966年10月3日，在十年动乱初起之时，孙师毅因病逝世。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送了挽联。【原载《上海滩》2010年第8期 作者：陈正卿 舒云新浪博客 点击文章中带下划线地方可以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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