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作者杨沫 文革与夫互相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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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她遇到张中行。她少女时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伤害——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而这个温情的学子，“处世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让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给了她呵护和尊重，在她心中简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晕眩的幸福。她很快怀了孕。
1949年初进北京，身着列宁装的杨沫
她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丛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候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
老鬼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
这时候的她，就是林道静。
值得玩味的是杨沫的后来。
对马的个人感情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对共产党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他罩了一层圣光。马为了安抚她，有一天对她说，党已经同意接受她，他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中爆炸。这险些要了她的命。
1969年，马在政治高压下写材料，主动揭发了这个细节，说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当时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大批判，杨沫本人有心脏病。换句话说，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她，并且也知道后果。
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
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被考量出质地。这个考量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
杨沫在“文革”中，虽遭批判，却没有挨过一下打，与她同在北京文联的老舍命运就大不同了——她是怎么活过来的？
据浩然回忆，1966年，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看到了整个过程，恐怖之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瘫倒在屋里。
从1966年至1969年间，杨沫得到了浩然等人切实有效的保护。她虽然紧张，但是求生有法。书中说，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召开17万人的《青春之歌》批判大会，相关人杨述、蒋南翔等被拉上台批斗，唯独杨沫这个作者逃之夭夭。北影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演员谢芳全都挨了斗，杨沫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杨沫在香山写作
她晚年没有与丈夫离婚。中国人的宿命正是把那些互相憎恶的人，犬牙交错地压合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的轮子里，吱吱呀呀地运转。因此她与男秘书的传说，或者源于在生活中突围罢。【摘自2011-07-05《中国青年报》作者：徐虹】
杨沫与男秘书
相 识
小罗原是某学院的资料员，1963年因患胃下垂，长期在香山的商业疗养院养病。他的隔壁病房住着一位女病友，跟母亲比较熟悉。
母亲得悉这个青年做手术失败，被老婆抛弃，现在举目无亲，情绪很悲观，曾带小胖（女儿）到商业疗养院看过他。
小罗自然非常感动，他最大的特点是擅长当面赞美人。他满脸激动地对母亲说：“能亲眼见到杨老师，是我这辈子的最大荣幸，死而无憾！”他吹嘘“杨老师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家喻户晓，比北京市长彭真还有名”。
他比母亲小25岁，出身于辽宁一个农民家庭。个子瘦高，体重不过100斤，面色苍白
出院后，他对母亲感激涕零，称母亲为恩师，热情地帮母亲干这干那，挑水、扫地、倒垃圾、做饭、抄稿子……
1965年母亲到房山县南韩继大队蹲点，香山的房子就让他照看。
“文革”中，母亲的处境一落千丈。这个病号不顾危险，仗义相助。患难识人心，小罗忠心耿耿的表现，赢得了母亲完全的信任。1971年初母亲恢复党籍后，领导上批准她写书。年底她就到香山北辛村找了间房子。
小屋房顶矮，又狭小，通风不好，夏天闷热。母亲就让小罗到海淀区房管局帮她要房子。经过辛苦努力，终于在香山北营子要了一个小院，三间北房。小罗找房有功，又经过“文革”的严峻考验，为方便照顾母亲，就堂而皇之地与母亲住在一个院子。连他的户口也上在了母亲的住处。母亲住西边两间，他住东面一间。
拐 棍
一个男秘书长时间与母亲单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周围又没旁人，自然让人有想法。很多人都劝告母亲，要注意影响，与小罗保持距离。可母亲却谁的话都不听。她有点像邓肯，喜欢接近年轻男子，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渐渐的，有关母亲与这个秘书的传闻开始流传，很多圈内人都听说了。
那时母亲虽然解放，却不受重用。
她在外面受冷落，在家里父亲又揭发了她，心灵被重创；孩子们四散全国各地，身边无人；香山的生活又特别孤独寂寞……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于极度苦闷之中或许在这个秘书面前有一些感情软弱的举动。这很正常。
平心而论，有这个男助手在母亲身边，做饭、洗衣、买菜、买药，顶一个保姆，还能抄稿子，确实帮了母亲不少忙。因此父亲说小罗成了母亲的一个拐棍。
可惜这个“拐棍”不正直，有问题。
受 骗
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此秘书本能地排挤任何与母亲接触的亲人，首先是父亲。他看准了父母的不和，不断地攻击父亲，往他们两个人之间砸楔子。
借父亲之死，他真正地大捞了一把。
前排（左）杨沫、（右）马建民、后排（左）老鬼
晚年，母亲多次对文联的同事叹道：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
母亲与那个小秘书来往30年。研究母亲的思想脉络，研究母亲的一生，这个秘书给她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能回避。
50年代，母亲没有秘书创作了《青春之歌》；70年代，母亲有了秘书，创作了《东方欲晓》。一优一劣，泾渭分明。
可慰的是，母亲晚年最终痛下决心，于1993年与秘书一刀两断，不再来往。【摘自《我的母亲杨沫》 作者：老鬼（杨沫之子）同心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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