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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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公元前500年的一天，春秋霸主楚国国君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在读完《尚书·吕刑》篇后陷入了沉思。该篇据称为公元前11世纪末周穆王诰封吕侯的诏书，其中提及帝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读到这里，楚昭王深感疑惑，转而问臣子：“如果重、黎没有隔绝天地，人民就能通天吗？”于是，臣子就给他讲述了“绝地天通”的神话故事。这一事件被记录在了公元前4世纪的《国语》中。
“古代人与神不相混杂。当时有些人非常聪颖敏睿、忠心不二并且虔诚衷正，因此其智慧能辨识天地、其洞察力可光照渊远。有此能力之人，男称‘觋’，女称‘巫’。他们在祭祀仪式中负责安排诸神灵之位次、向诸神灵献祭，抑或主持宗教事务。圣灵与世俗因而得以各居其界、各行其是。诸神灵为民众降下福祉，收受祭品，并保佑民间无灾无难。经历了少皞时代（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26世纪前后）的大衰落，九黎乱德，神灵与民众杂糅一处，各家各户根据各自需要自行祭祀。因而，民众亵渎神灵，神灵侵扰民间，天灾不断。于是，少皞的继位者颛顼命令南正重掌管天事、命令火正黎掌管地事以使神灵与民众各归其位。这就是所谓的‘绝地天通’。”
这个神话故事是关于古代中国巫术最重要的文献记载，它为解读巫术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作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天是一切人类事务的智慧源泉，正如周代末期的哲学家墨子所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想要掌控政治权力，拥有此类智慧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巫觋来接触到这种智慧。可自从“绝地天通”之后，只有掌控通天之路的人才拥有此种智慧，进而掌控权力，从而统治天下。巫觋因此成为每个国家宫廷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们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觋之首。
如果重新审视三代开国君王的丰功伟绩，我们会发现这些功绩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力大无穷可力挽狂澜，他的步法即所谓“禹步”，是后世巫觋所用的一种特定步法。如我们所知，商汤可祭祀祈雨，后稷具有使庄稼生长得更丰盛更快速的特殊才能。这些传统信仰得到了商代甲骨文的印证，这也说明帝王确为巫觋之首。“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或卜风雨或卜祭祀征伐田游。又有‘王固曰’的卜辞，固即是卟，其所卟者为雨启霾辉等天狮之事，边鄙之事及祸疾之事，卜辞惟有王才固。卜辞说‘今日王祝’，是王亲祝。卜辞说‘壬子卜何贞王舞又雨’是王亲舞求雨。卜辞说‘丁未王贞多畏梦，亡来’是王亲占所梦。凡此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
公元2世纪武梁祠画像石上的颛顼画像
帝王当然不是唯一的巫觋，他有很多宗教人物作为辅助，这些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shamanistic”（萨满教徒）。本文中的“shaman”一词大致与Arthur Waley所言意义相同：“在古代中国祭祀神灵的仪式中，充当人神沟通的媒介之人叫作‘巫’。在古代典籍中，他们是驱魔、预言、算命、求雨和解梦的专家。有一些巫会跳舞，人们认为他们通过跳舞来召唤神灵……他们也是巫医，至少后来他们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去冥界抚慰死神，西伯利亚的萨满就会这种巫术。中国的‘巫’确实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的萨满行使着极其相似的职能，所以用‘shaman’作为‘巫’的英文翻译还是很便宜的。”
关于古代中国巫术最广为人知的证据就在《楚辞》之中。《楚辞》共收录了17篇诗歌，其中大部分为楚国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所作。《楚辞·九歌》篇有如下描述：“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云中君》篇中有“歌舞娱神”的情境描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此情此境更像在倾诉爱情，显然巫觋（或诗中的巫女）最基本的角色就是以诱人的歌舞吸引神灵下凡。
那么，在屈原时代（公元前4世纪）之前，巫术就是自楚国流传开来的习俗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巫术的其他地域或者更早年代的记载皆不及《楚辞》明晰，仍需进一步研究。首先，本章所引《国语》（可能略早于屈原时代）中与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在位）有关的篇幅中即有相关内容。《山海经》也多次（准确来说是23次）提到了“巫”，并涉及了与巫术起源相关的山脉。周策纵也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观点，那就是“巫者最早使用药物”，并把医术传授给了古代的君主和圣贤。
《楚辞》之前关于古代中国巫术最有力的证据存在于商代工艺品中，也就是甲骨文和商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艺术是第四章的主题，下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甲骨。
公元前3000年，居住在中国北方的人们最早开始使用动物肩胛骨进行占卜（通过灼烧兽骨并释读其裂痕）。到了商代，这种占卜方式达到了巅峰，并发展出了三个新的特点：龟壳与动物肩胛骨并行使用；卜骨的准备工作更加繁复（为便于灼烧而提前凿出一些圆形或细长的凹槽）；在卜骨上刻字。商灭亡之后，周人延续了用兽骨占卜和刻字的活动，但是规模日益缩小，继而消失殆尽。然而灼烧动物肩胛骨进行占卜的习俗仍然在北半球的新旧大陆上广泛流传，直至近代才完全消失。
商代的占卜活动专为其宗教仪式与政治目的而进行，大多由商王直接监督在宫廷中完成，包括巫觋等宗教人物在内的大量臣子皆参与其中。首先，占卜用的兽骨主要为外来品，半数为家牛或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的肩胛骨，半数为龟的腹甲。龟甲多为来自中国南方的龟类（中华花龟Ocadia sinensis，黄喉拟水龟 Mauremys mutica，闭壳龟属 Cuora species）。兽骨的缺乏，或许恰恰促进了作为天人交通工具的卜骨的品质提升。这些兽骨都经过了精心的处理——刮擦、抛光，可能还要经过浸泡和晒干，最后被雕凿出整齐排列的凹槽。仪式期间，占卜者在凹槽的底部进行加热，便可在甲骨的另一面制造出细如发丝的裂纹，通过解读这些裂纹，他们可以得到向祖先问询问题的答案。帝王有时会直接向占卜者询问，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作为媒介的“贞人”（inquirer）来提问。裂纹通常由“卜人”（prognosticator）来解读，“卜人”可由占卜者兼任，但通常由帝王亲自担任。
如何解读卜骨上的裂纹，尚不得而知。何种裂纹可以称之为“吉”，我们有时可以从其相邻的卜辞来判断，但其解释方法似乎与裂纹的形状和角度并无系统关联。或许占卜者每次灼烧卜骨时都要使用不同的语言或精神系统来与祖先沟通，若是如此，这些系统的细节应该已遗失。占卜者有时会在占卜完成后在裂纹旁刻字以记录其提出的问题，偶尔还会记录下裂纹显示的答案。从这些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出，帝王在筑城、征战、狩猎、巡游或举行特别祭仪之前，都倾向于通过占卜来取得其祖先的赞成或认可。他有时还会请祖先告知当晚或本周的命运、为其解梦、求问其子嗣的降生或者询问关于其病痛甚至牙疼等问题。学者们根据卜辞来探讨帝王的宗教和礼仪生活以及商代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
商代的占卜活动就是商代巫术的体现吗？卜辞表明，商代的占卜是直接询问久别人世的祖先，占卜者充当媒介的角色。卜辞中经常会遇到“宾”这个字，这个字在后世的文献中通常被解释为“待客”或“做客”的意思。在甲骨文中，“宾”字常置于“王”字与代表上帝的“帝”字或某个特定祖先的名字之间。含有以上文字的这类短句有时被解释为“帝王招待某位先祖”或“帝王招待上帝”，其解释实则更接近于“帝王召唤已逝祖先或上帝”。《山海经》中“启上三嫔于天”的说法表明，“宾”代指上达神界的人类首领而非其他。无论如何，商代确实存在一种仪式，可通过某些中间人使帝王与神灵相聚。占卜同样是努力使作为中间人的占卜者与神灵会面的活动。
【摘自：《大家小书 艺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 北京出版社授权】
图书信息
作 者：张光直 刘静、乌鲁木加甫译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ISBN：9787200126181
内容简介
《艺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该书写作目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
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作者简介
张光直（1931—2001），原籍中国台湾，生于北京，当代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一生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著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番薯人的故事》《古代中国考古学》《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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