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的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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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那些掌握政治权威并行使其权力的群体,他们生于一个适当的氏族和宗族（宗族尤为重要），与适当的伴侣结合，居于中心地位，与适当的神话传说相关联，其行为足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掌握着通过祭祀、艺术和文字来获得甚至独占祖先智慧和预知未来能力的路径。以上诸因素均必不可少，但最后一点却是影响各方平衡的决定性因素。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追逐者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如何能获得掌控这些路径的权限？答案就是：通过掌控以青铜器为首的少数几个关键资源的方式，并且积攒控制这些资源的手段和途径。
古代中国人在九鼎传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周代晚期或稍早的文献都提到了大禹及其儿子启（夏代创始者）负责制造代表王权合法性的“九鼎”的故事。这些文献值得在此处加以详尽引述。
九鼎之事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5年）。为讨论青铜艺术中动物纹饰的含义，我们在前文做过部分引述：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国家象征的鼎，铸满了来自各个地域的动物纹样，其原料也包含了来自各个地域的金属。因此，在其统治范围内，帝王不仅拥有各种金属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而且掌握着交通天地的各种途径。
九鼎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出自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的哲学著作《墨子》：“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授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这段描述与上一条基本一致。它侧重于权力的转移，也提到了从山川之间获取矿藏。这些故事与关于中国青铜器发明的神话传说最为接近。如果将这一传说与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为阿基里斯（Achilies）制作青铜盾牌的内容（《伊里亚特》第18卷）进行比较，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九鼎的故事简洁而有力地表明，拥有这些神器有助于实现王权的合法化。这些礼器都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它们是财富的象征，因其自身就是财富且拥有财富的光环；它们是重大仪式的象征，因其赋予其所有者沟通祖先的权力；它们是掌控金属资源的象征，这意味着具有沟通祖先和政治权力的独有权限。
财富及其光环
九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九件鼎形器”，但在古代文献中，“九”这个数字通常用来表示数量很多的意思。拥有并炫耀礼器数量之多，可能只是为了显示他的极度富有。以大量礼器作为陪葬会被认为是一种炫耀式的毁灭，随之举行的宗教仪式可以保证死者能将它们带往死后的世界。考古学家们会很乐于证实，很多中国古代墓葬都有极其豪华的随葬品。
1976年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王配偶墓葬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该墓随葬品有：一副木椁和一具髹漆木棺，16个殉人和6只殉狗，约7000枚货贝，200多件青铜礼器，5件铜铙和18只铜铃，44件青铜工具（包括27件铜刀），4面铜镜，1把铜钺，130多件青铜兵器，4个铜虎或虎首，20多件其他青铜制品，590多件玉器或似玉器，100多件玉珠、玉环和玉片，20多个玛瑙珠，2件绿松石制品，5件骨器，70多件石雕等石制品，20多个骨镞，490多支骨笄，3件象牙雕刻，4件陶容器和3件陶埙。这个随葬品名单着实令人震撼，因为这座墓是殷墟商代墓葬中极为少见的未被盗掘的墓葬之一。洹河北岸的王室墓地中一些大型墓葬本应拥有更为豪华的随葬品，但考古发现的实际数量却很少。商代建造随葬品如此豪华的墓葬，其目的之一应该就是为了展示其王族有足够实力来舍弃数量如此众多的财富。
九鼎是巨额财富的象征，就像《左传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2年）所说：“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古人在这里明确地阐明，青铜器是财富的象征，它们的制作和使用为统治者和胜利者带来荣耀的光环。
青铜器不是王室的唯一象征，但他们却是财富首要的象征。王室的其他重要标志物还有旗帜和斧钺。周武王灭商前夕的一段誓辞可以作为证据：“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这些王权标志物显然就是权力的象征：斧钺代表处罚，旗帜代表人力。九鼎则象征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正如俞伟超和高明在其论文中阐述的那样，对不同类型和规格的周代铜鼎的研究，是周代政治等级演变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随葬品丰富的古代中国贵族墓葬示例这是湖北江陵新发现的楚文化木椁墓。
祭祀与沟通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开头对《国语》的引述，巫术仪式包含了一系列的酒器、食器等仪式用具。三代的礼器由以青铜为主的多种材料制作而成，包括许多不同的器型，且每个器型都有其特定名称。迄今为止，容庚对商周青铜礼器的综合研究最为详尽，他详细地描述并讨论了商周青铜礼器的主要器型。他列举了12个“食器”器型、22个“酒器”器型、15个“水器及杂器”器型、8个“乐器”器型。他所列举的器型仅涉及青铜器，而且都能结合文献记载自证其说。另外还有很多器型仅能在古典文献中找到名称；也有一些礼器用石头、陶土、木头、藤条和漆制成。祭祀用器种类之繁多、分类之复杂，彰显出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商周祭祀仪式的繁琐。显然，如此精致奢华的祭祀仪式及随之而来的与祖先神灵的沟通，对管理艺术来说必不可少，并依赖于那些装饰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拥有它们是统治者获得祖先智慧的必要保障。因此，九鼎既是祭祀仪式的象征，也是统治的象征。
技术与控制
除青铜器外，财富也包括玉、贝等其他物品，礼器也是由各种原料制作而成的。然而，只有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必须要保证充足的资源控制和人力组织，可见在获得权力的各项重大事件中，青铜的意义非其他可比拟。这就是青铜时代（至少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主要用作礼器的原因。
在古代中国，制作青铜器难度较大且较为昂贵，其过程从挖掘矿石开始，继而熔炼、运输、合成、铸造，最后到完成制作。这一冗长的制作过程和数量繁多的成品，都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网络，因此这件事情只有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人才能办到。
铜、锡矿藏需要勘探和开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商代的古矿藏，但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了一处周代晚期的铜矿。这个铜矿距离地表50多米，有竖井连通。散布在四周的矿块表明此处曾挖掘出成百上千块铜矿石。周代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管子（逝于公元前645年）在其哲学论著中说：“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山海经》中也记录了34处铁矿、30处铜矿、139处金矿、20处银矿和5处锡矿。然而在中国北方矿藏的最新名单里，几乎找不到这些铜矿或锡矿。但石璋如研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所提到的铜、锡矿有很多就位于商都安阳的范围之内。
这些矿藏也许规模较小且在多年前已发掘殆尽。中国冶金史的最新研究数据表明，即便是铜含量很高的矿石（如作为古代中国铜资源首选的孔雀石），每熔炼一百千克铜液也需要三四百千克甚至更多的矿石。考虑到有些铜矿石质量较次且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浪费和低效，15的铜矿石出铜率或许更为现实。上面提到的殷墟妇好墓出土了468件青铜器，发掘者估算其总重量可达1625千克。假设锡矿石的锡产量与铜矿石的铜产量相当，仅此一座墓葬的青铜随葬品就需要开发超过8吨的矿石。
1978年，湖北东部随县擂鼓墩发现了一座稍晚于公元前433年的周代晚期曾侯墓葬，出土了140件青铜容器、65件青铜编钟和超过4500件青铜兵器。简报并未公布每一件青铜器的重量，但其中一些礼器和编钟的器型都异常之大，有两件容器分别重达320、362千克，最大的编钟也重达204千克。粗略计算，仅此一座贵族墓葬中，青铜制品总重量可达约10000千克，需要100吨矿石。如此，我们便不会对古代铜矿早已被开发殆尽而感到惊讶了。寻找和保护铜、锡矿藏势必需要动用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这可能是夏商都城频繁迁移（历史文献记载，夏代迁都9次，商代迁都13次）的动因之一。铜矿石在矿山熔炼后，可能需要铸成铜锭，以便运回铸造作坊，运输路线毫无疑问会经常有军队护卫。
商代铸造青铜器所用陶范
在铸铜作坊里，铜锭会再次熔化并通过精细的“合范”过程铸造成型。万家保将铸造过程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1．制模（model）。根据纹饰特征，将一部分纹饰刻在模上，另一部分则会稍后刻在范上。随后将模烘干。
2．将厚约15毫米的陶土敷在模上，制成外范（mold）。外范的边缘用刀具处理，同时要抹一层脱模剂以防止范与模粘在一起。外范的分割与块数由器物形状决定。随后将外范烘干。
3．刮掉模的表面，制成内范（core）。刮掉陶土的厚度等于或略大于所铸铜器的壁厚。
4．将外范合拢在内范四周，整体以草绳捆绑或置于沙箱中以保证其紧实度。范需要倒置，以芯撑支撑悬浮的圈足或器座的内范。
5．最后，将铜溶液倒入范中。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倾倒熔液之前需要将范预热到什么温度。但为了防止铜溶液与范接触时瞬间冷却，范的预热温度一定会很高。商代铜器上的清晰纹饰表明，在这一铸造的关键步骤中，并未发生铜溶液缺失的情况。
多数学者认为，合范铸器的过程极具中国特色且很有可能起源于中国本土。当用此法铸造纹饰繁缛的大型器物时，作坊内的大规模协作、完美精准的计时和作坊内部分工专业化，绝对必不可少。拥有此类青铜器，是掌控权力的强有力象征。事实上，制作工艺如此复杂的青铜器，或许是古代中国的典型强权政治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大家小书 艺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 北京出版社授权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
图书信息
书 名：大家小书 艺术、神话与祭祀
作 者：张光直著；刘静、乌鲁木加甫译
出 版 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26181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内容简介
《艺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该书写作目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
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作者简介
张光直（1931—2001），原籍中国台湾，生于北京，当代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一生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著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番薯人的故事》《古代中国考古学》《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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