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文革时特权：大学名额被人走关系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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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把自己称为“海归派”，而是“双根派”。这虽然是一个自创的概念，但目前中国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同时在两个国家落地生根的人有条件成为两个国家交流的使者，但我的“主根”是在中国。祖国者，祖宗之国也。
1992年在柏林工业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后，我又做了半年科研项目。说得好听些这叫作“博士后”，说白了就是待业博士打点儿零活儿。待业结束后，我开始转向经商，离工科越来越远。我现在的这家德国公司是做特种机械设备的，不过我并不负责技术，而是负责管理。因为我酷爱文学创作，朋友们喜欢叫我“儒商”，而我自己只能把自己看作是“杂家”。因为我学的是工，经的是商，爱的是文，彻头彻尾的一个“杂耍”。
从很多方面看我都很另类。小时候学系鞋带时没人教，方法是自创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削水果皮和数钞票时手的操作方向都和常规相反，我凡事都使用右手，但打篮球时却只能用左手运球，投球却仍是右手，因为刚开始玩时没人教，自己琢磨这样做在进攻时有动作突变性，结果就成了这个怪样。我在“老三届”里的遭遇也比较另类，走着走着就脱离开原本属于自己的群体，一头扎进另一个社会圈子。不过，说到底我的经历还是没有脱离“老三届”的背景和基础。没有“文革”和插队的经历，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是初二的中学生，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连、复课闹革命……一连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激烈行为在两年内跌宕起伏，直到1968年，我才开始想到了出路问题。学习不再继续，就业没有可能，我面临的惟一选择是那块能够吸纳全部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中国广褒而落后的农村。
1968年8月，在毛泽东发动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的4个月，我自行选择了插队。我的目标原本是山西省榆次县黄彩公社的贫穷山村杜家山。当时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女红卫兵蔡立坚已在那里竖起了一杆插队的大旗，吸引了四个热血沸腾的校友“哨聚山林”。蔡立坚的事迹打动了我和几个“老初三”的红卫兵朋友，也促使我们把杜家山当作了插队目的地。
当时我不到16岁，母亲反对我出走。于是我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跑到月坛派出所销掉了自己的北京市户口。我留给父母一个纸条，假称当晚“护校”不归，然后带着一个柳条行李包去北京站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此举诡秘，如当时有今日遍布京城的摄像探头偷拍到我的出走，定然是一副贼头贼脑的嘴脸。
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插队尚在酝酿之中，我们到达榆次县的时候，当地还没有开设“插队办公室”这一级行政单位。接待我们的是负责安排复转军人和大学生工作的榆次县安置办公室。“安办”的老赵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说：榆次县还有一个比杜家山更贫穷，更偏僻，更需要知识青年落户的小山村，叫作杏林塔。是选择杏林塔，还是杜家山，你们自己决定。面对这种选择，无异于今天的经理人面对改造一个低靡企业的挑战，我们为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艰苦去处兴奋不已。
很明显，榆次县不会再推出第二个杜家山式的插队标竿，我们这一去不仅不可能沽名钓誉，而且注定要付出更多，但在那种以奉献为社会主流观念的年代，我们选择了杏林塔。这是我第一次插队，这次插队用去了我4年多的时光。
德国人习惯把偏僻的地方称之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杏林塔就是这样一个角落。
在太行山页岩裸露的群岭环绕下，这里鬼斧神工地露出了一面被厚土层覆盖的向阳山坡，这就是杏林塔。山上并没有塔，却长满了各种杏树。入春时分，在村头望去，蓝天白云，杏花满山，芳草茵茵，群山奔涌，果然大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在今天，这里如稍加开发，必定是一个令都市人心驰神往的度假世外桃源，但在我们插队的时候，立足杏林塔却意味着与世隔绝般的孤独和艰辛。
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共5口人，他们是两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其中一对带着一个11岁的外孙。由于地处偏僻，水源贫乏，这里的山民大都迁走了。为了拯救这100多亩即将撂荒的梯田，我们立志要在这里扎根了。依靠什么扎根？到哪儿去找对象？劳动所得能否养活自己？文化和精神生活从何而来？后代的前途何在？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非但没有像今天的青年那样做过丝毫职业设计和论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没两天，村里尚未坍塌的土墙上就被我们用大白刷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之类的豪言壮语。
我们曾经拼命般地从事着每天12小时的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就连在例假中的女生都要和我们男生一样挑起100多斤的谷物登山爬坡。我们曾经保持了一年之久的“早请示晚回报”仪式，天天早上面对一个印在铁皮上的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做集体顶礼膜拜。我们曾经在接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消息后星夜排演节目，然后下山到附近的大村子去把已经脱得精光的农民们从土炕上喊起来，让他们看我们的宣传演出，一起分享我们在政治冲动下的特大喜悦。
为了打破与外界的隔绝，我们每周都要数次爬上15里山路去生产大队领取县插队办公室给我们订的《人民日报》，然后一个一个地传阅那份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党报。人多报少，第一遍阅读只能轮流粗翻，然后才可能精读……
但是，时代使命感所激发的热情是需要注入能源的。新鲜感过后，知青们开始厌倦枯燥、艰苦、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世外桃源般的杏林塔开始令人窒息了。有门路的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转到平原地区插队，剩下几个的人开始吵架分家……一个景山学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时悬梁自尽了。
信息的贫乏和生存的艰难常常会销蚀人的激进心态，出于苦中取乐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几位形象虽无姿色却颇具特征的女生用漫画逐一进行了描绘。在知青集体出现纷争的情况下，这套漫画不幸落入众女生之手。在县知青办的领导上山为我们调节矛盾的会议上，女生们把这些漫画作为我破坏团结进行人身攻击的铁证交给了知青办主任老赵。老赵看完后竟连连首肯：“画得不错，都抓住了特点……”
1970年秋收时，我的母亲在北京去世。临终时，我家的4个在外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人只有两个守在她身边：从干校赶回来的父亲和插队的姐姐。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和我都没有赶上见她最后一面。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阴影，也开始诞生了寻找出路的念头，但接踵而来的是连续多年的挫折。
一年后，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征兵。当兵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为了能“混入”革命军队，我两次忍着钻心的疼痛撕咬开食指上的肉写下要求入伍的血书，因而连闯大队和公社两关，被送到榆次县武装部接受体检，但终因肝脾偏大而被军队拒之门外。接下来，有一个号称具有保密性质的军队通讯学校招生，县插办推荐我去上学，但当时的政审必须越过我的“革干”父亲而审查我的“富农”爷爷，政审没有通过，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几所大学来榆次县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在面试后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选”名单。招生的老师走后，我回到山上就是一个等，一直等到大学开学也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黄彩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后门，把这个本属于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个北大的招生名额占有了。我被排挤出局，输得无声无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队已经4年多了。当村里只剩下了两个知青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杏林塔。当时父亲刚从中组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工作，独身的父亲因身边无子女而把我调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离开杏林塔31年后重返故地，发现那里已经荒无人烟，彻底地成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断墙，而在我当年睡觉的土炕处，如今长成一棵大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荒山能够倾诉，它一定会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激荡过一群北京知青的梦想……我们没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们。
【来源：《传记文学》2006年08期 作者/朱维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纪实文学《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以及《三次插队的人生》、《珍爱北京胡同》、《德国归来》、《我的德国导师》等。) 原题为：三次插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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