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淑洪口述：旗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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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屋里头，就我父亲傻不是，还就是他有儿子，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八岁。我母亲二十七岁生的我，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共四个孩子，我从小过继给大爷屋了。那时候家里也挺苦的。
祁淑洪1961年照片，时年39岁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学校，叫求知学校，说是冯玉祥立的，在井儿胡同，我们在鱼雁胡同，都挨着。这学校能够白上学，不花钱，收完钱又把钱都发了，多好呀。我姐姐喜欢上学，那会儿正好上五年级，家里就不让上了，她急得哭，家里生活逼迫的，家里还一个妹妹，她得看我妹妹。我哥哥也是在那儿上的，上的高小毕业。我不爱上学，没出息，也就上了三四年，说什么也不上了。我妹妹比我小五岁，她愿意上学，就供她上学，可她也是不成气候，她在三中，那会儿还算不错的，上到高二了，正好要上高三，解放军就在外头围城了，傅作义守北京城么。我妹妹正好那会儿得的病，重感冒改了肺炎。我哥哥还不错，那会儿没短给她花钱．给她打盘尼西林，特贵，有那么一盒，盒里就那么一点儿，就七块大洋，搁上蒸馏水，给她打，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城都关了，哪儿瞧病都不成。最后她还是死了。
我妹妹死时我就二十几了，那会儿我妈死活不让我工作，说不能去。没文化上工厂也成啊，我们小时候有工厂啊，什么被服厂，澡堂子的女部也招，我记得我们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厂，我就也去了，去了一个礼拜就给揪回来了，就舍不得，说你要上工厂，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
那年我二十八了，算晚的了，给外地人舍不得，怕不知道人家根底，只要不是城里头的，就都叫外地人。上海呀天津呀，都不给，乡下人更不给了，你想城里人能给乡下吗。想给本地的，又得旗人找旗人。给人家做小，说那人多有钱，那更不能够了，家穷死也不能。这就耽误着。后来还是我们这胡同里胡同外，这胡同出口过一个小街就是福绥境，就给的这个老头子。他也是在旗的，姓傅。他父亲也是步营，按生活我们家比他们家强。
我姐姐给的那家也是旗人，他们家在郊区，在圆明园那边住，我妈就说我姐夫他们那旗人哪，就不如我们，是什么旗我就不记得了，说：“他们那旗人哪，特贫，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砖缝儿里头。”贫得那样，我都不知是什么意思，“买点茶叶，都得挂到这儿（指胸口）。”就是显摆。
我嫂子家也是旗人，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谁都知道，根本不懂近亲结婚孩子不聪明这一出。旗人一般不娶小，除非没儿没女，那也还得正太太发话。旗人的老规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宁可大人吃亏不能让孩子吃亏。穷人养娇子。我老头子到现在也扎着手什么都不会干。到现在也不成，像成敏插队，没办法了，逼着你必须得走，这才让出去，但凡有一点地步，宁可自己少吃点，不能让孩子走，女孩子更不放心，简直是七个八个的不放心，那会儿急得我几宿几宿的睡不好觉。大串联（文革时）我都不让走。
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学，高小毕业。同学有给介绍个唱戏的，家里说那哪儿行，说什么也不能给，悄悄把定礼退回去了，就赶紧给她找婆婆家，给了一个教武术的，也是旗人。我妈就诳她，说把你给的这婆家呀这么好那么好，她以为就是（唱戏的）那家呢。把她诳去了，给了，结果不是。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不能给推头的。推头的得站着给人推，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这都是下等人。这都是旗人的规矩。
我老头子是会计，他们也是哥儿仨。我嫁给他时他就有工作了，我们都是民国的人了。穿的衣服都和汉人一样了。我们也是在福绥境住。说的时候就说单过吧。我婆婆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听她讲过什么。也没在一块儿过，在一块儿也不提这个。
这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我们先搬到花市，那两间房特小，住了一年，我老头的宿舍分配下来了，又弄着仨孩子搬到白石桥这儿。我们搬来的时候白石桥这儿一片荒地，就一排房，住到那儿就能瞅着马路，全是砂石子堆着，砂石厂啊。头里就是大坟圈子，一米多高，都砌着，和尚坟么。那边儿是个小动物园，刚进来的动物就在那儿训练。我说我下乡了，搬城外来了，觉得在城里住买东西多方便呀。
那时候城里住的人，像我嫂子她们就都有工作了，城里头成立街道，我这儿出来就是大石头子儿，哪有商店呢，就甘家口商场那会儿才刚盖。我搬来才盖天文馆。
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四岁。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
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十五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疯，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十五。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的功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即厕所），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的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的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提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舅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小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的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鬏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鬏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带的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鬏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鬏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三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功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功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哪，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一天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倒饬（打扮）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
旗人妇女装扮，背坐人发式为达拉翅
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
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边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旗人妇女穿的花盆底鞋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一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夫，您新喜，”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
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祁淑洪2009年照片，时年87岁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最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单儿，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
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不让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脚似的，成残废了。冯玉祥来了才不让裹脚的么。旗人都是大脚，外地人才是小脚。总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懒。冬天搁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说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害怕。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没学过，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
【摘自：《胡同里的姑奶奶》定宜庄 著 北京出版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
图书信息
书 名：胡同里的姑奶奶
作 者：（中国）定宜庄
出 版 社：北京出版社
定 价：78.00元
ISBN：978-7-200-12285-5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内容简介
本书走访了祁淑洪、李清莲、胡玉明等满族旗人妇女，运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女性视角下老北京内城百年来的兴衰更迭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对这些饱经沧桑的旗人妇女进行采访时，作者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人生经历，她们对老北京历史变迁的感受与看法，以及那些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简介
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北京史、满学。主要著作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作）、《中国知青史（初澜）》。近年致力于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专著《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以及《口述史读本》（与人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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