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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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由宰相贾似道组织的南宋最后一次大型改革正在悄然展开。
几年前，南宋与北方蒙古族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在元宪宗大汗蒙哥的进攻下，南宋节节败退，欲和不能。公元1259年，蒙哥死去，蒙古陷入了大汗之位的内争之中，南宋获得了最后一次喘息的机会，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
宰相贾似道查看政府剩余资源时，发现南宋的国库已经空了。在任何一个即将崩溃的朝代，如果揭开它的财政膏药，就会发现下面已经溃烂成蛆。
此时，南宋的金融体制已经形同虚设，政府发行了太多的纸币，无力控制物价。税收也同样空虚，大量的农民破产，政府收入锐减。更糟糕的是，随着蒙古威胁的增大，政府却需要更多的粮食为打仗做准备。既没有钱，又想多收购粮食，南宋政府不得不依靠古代版的“收购公粮”政策，即“和籴”。
所谓和籴，是指政府强行向民间摊派购买粮食。本来购买粮食是需要花钱的，但是，由于是政权行为，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强迫农民大量出售。最初购买时还是用钱币，后来则改成纸币，再后来纸币都给不全，常常亏钱。于是和籴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以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为例，这一年和籴粮食达到了五百六十万石，全部用纸币购买，甚至超过了全国正规的粮食税收。
南宋时期，人们对于和籴的批评不绝于耳，纷纷谴责这个可以让人倾家荡产的政策。同样是在宋理宗时期，大臣刘克庄也曾抱怨说，以前全国一年和籴只有一百五十万石，现在，仅仅吴门一个郡就被迫交出一百万石，全国更是不知已经增加了几倍。浙江中部本来属于富裕的地区，可是现在就连巨富，十家也有九家变成了穷光蛋。
大臣吴潜则说起了两淮地区的情况。在两淮，一家人有二百四十亩土地，已经算是富裕人家，但是政府除了收税之外，给这家人编排的和籴额度竟然达到了一百四十四石，这还不算，在征收时还要把两石算成一石，数额上立刻又翻倍。除了数额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呈样、罚筹、堆尖、脚剩，每一种名目又敛去若干，到最后竟然要上缴三四百石，家里的人几乎颗粒无剩。
在政府大量使用纸币与民间交易，粮食紧缺的同时，钞票却充塞市场，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贾似道看到，在官家逼迫之下，随着农民的破产，政府的财源将会很快枯竭，到时元兵袭来，军队由于缺乏供给，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
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做一次全面改革。南宋最后一次拯救财政的努力——回买公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所谓回买公田，指的是政府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支持战争。当政府有了公田之后，只需要经营好公田，就不用再把过重的税收与和籴负担强加给民间了。
吊诡的是，南宋政府刚建立的时候，手中是有大量的皇庄和公田的，但是，随着政府不断缺钱，慢慢把这些公田都卖给了私人，卖地的收入补贴了财政。到贾似道时期，早就没有公田可卖了。贾似道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公田再买回来，所以叫回买公田。
为什么要回买公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政府和民间都有好处，吃亏的只有特权阶层。在改革之前，特权阶层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却由于种种勾结行为，很少纳税。贾似道试图利用回买公田政策，逼迫这些特权阶层放弃一部分土地，交给政府。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一个人最多只能种完一百亩土地，再多就超过了限制。但宋代整体的政策是不抑兼并，加上制度松弛，使得土地向官僚手中集中。
以前政府采取强行摊牌购买粮食的做法，倒霉的是老百姓，并且由于穷人最没有权力，于是，最终由穷人承担了大部分的损失。如果能够从富豪和官僚手中购买公田，保证财政收入，就可以少干扰贫困的下层人民，也不用再搞粮食摊派强购。
而由于和籴购买粮食都用纸币，只要不再搞粮食强行采购，政府也就不用发行这么多的纸币，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也是有好处的。
既能筹措军粮，又能避免通胀，这就是贾似道一举两得的憧憬。他的良方很快获得了皇帝的认可，并在宰相的主持下，迅速实行。
最初只是在广西一带小规模推行，尝试屯田，以获得财政收入。由于皇帝重视，广西的屯田进行得很成功，于是，贾似道开始在全国推行。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浙西路，这里是贾似道的根据地，最容易控制。他带头捐献出一部分土地。第二年，根据政府的统计，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经购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皇帝大喜过望。回买公田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然而，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观察，则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规定，在自愿的原则下，回买公田政策只购买大土地主多余的土地，不涉及中小土地主，尽量减少对民间的强迫。但由于政府从财政角度考虑问题，势必有指标的要求。官员们为了完成指标，只能向民间摊派，结果到最后，变成每家每户除了二百亩豁免之外，其余的土地都要卖三分之一给政府，其做法和摊派购买粮食时是一样的。
后来，当指标催得紧时，干脆连百亩之家都被逼卖地了。政府原本想通过富户筹款，却变成了一次不幸的全民运动，整个社会根基受到了动摇。
更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钱款来购买土地。所出价格都是压低了再压低，上好的土地被以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价格被强行买走。
在贾似道的逼迫下，各地的官员纷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办法从民间搜刮土地，有的甚至用肉刑对付那些胆敢抵抗的人们。
即便这样，政府还是没有钱支付所有的公田。一开始是想以铜钱来支付，但由于铜钱紧缺，干脆改成了纸币支付。如果卖的田多，那么政府还给百分之五的银子，剩下的用纸币、度牒等东西凑数；如果卖的田少，那么就全都给纸片了。这种做法让少地的穷人更加无助。
除了纸币之外，政府的支付方式还五花八门，比如和尚的度牒也被拿来当钞票发给田主，再加上一些虚官和各种各样的头衔，等等，所有稍微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这些东西还不准转卖，有时就等于废纸一张。
纸币和各种奇怪的纸片源源不断地流入民间，原本为了整治滥发纸币，最终却注入了更多的纸币。
在民间大乱套和巨大的抱怨声中，官员们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的做法。贾似道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请求辞官。
然而，令人们感到错愕的是，宋理宗不仅不反对贾似道的做法，还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来。他说：“从你当初提建议开始，就有人说不能这么做，我那时候就已经阻止他们的抱怨了。现在，实行了公田之后，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都富足了，我们这一年的军饷全靠你的办法才有了着落。如果因为别人的抱怨就放弃，虽然满足了他们的一时之快，可是谁来帮我筹措国家财政？”
皇帝贬斥了那些批评贾似道政策的人。事后，人们常常以“皇帝没罪，奸臣误国”的观念来责骂贾似道误国，却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掉进了财政陷阱而无力自拔，只求下一刻平安，管不了更多了。皇帝对于这样的局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对于造成的恶果心知肚明，只是他已经考虑不了这么长远，只能全力支持宰相敛财。至于民不聊生，已经不会再引起他任何的同情。
但是，就算贾似道再努力，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宋代的财政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出现在了公田上。
当政府购买了公田之后，就要组织人员进行屯田生产，来获得粮食。最初政府设立了一些屯田机构进行管理，但由于官僚的惰性，根本没办法有效组织，浪费严重，最后只好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随着对佃户压榨的加深，许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本的良田现在抛了荒，社会的总财富减少，从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皇帝发现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有人商议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耕种，于是群臣在蒙古兵叩关时，纷纷在讨论怎样把土地还给私人。但蒙古人已经不再给皇帝留下继续折腾的时间了，他们“帮助”宋代政府彻底结束了窘迫的财政难题。
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赵宋三百年来的财政腾挪和如此复杂的财政制度，都迅速化为云烟，但它们的敛财经验，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新经验，却成为宝贵的财富，流传给了后世的皇朝。
【摘自：《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著 鹭江出版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
图书信息
书 名：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作 者：郭建龙 /著
出 版 社：鹭江出版社
定 价：68.00元
ISBN：978-7-5459-1109-1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国富”一定“民强”？帝国“盛极而衰” 背后的历史逻辑到底是什么？
以故事的方式诠释中国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拨开两千余年帝国制度的迷雾，把握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络。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作者简介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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