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地下刊物”引燃的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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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1968年12月18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满载知青的火车准时启程。就在这趟由北京开往山西汾阳的列车颠簸的车厢里，20岁的郭路生（笔名食指）写下了这首让无数知青落泪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诗中，离开、送别的场景，猝然把我们拽回了那个激情昂扬，而又混乱、凝重的年代——
在“文革”的背景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时代号召下，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青春大迁徙，2000万左右的知识青年纷纷离开家园，涌向农村。于是，一代人的命运就此转变。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满怀狂热地奔赴农村的，有人甚至写血书立誓要一辈子“扎根”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建设出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当握笔的手要转而熟悉笨重的农具时，这些来自城里的柔弱知青不知所措了。很快，沸腾的热血在冰冷的现实中冷却，理想渐渐在无休止的体力劳动中幻灭，他们普遍感到了青春的迷茫、人生价值的失落，被蒙骗被抛弃的痛楚，及清苦生活给予的无边苦闷。
他们急需找寻一个精神家园。而“地下文学”无疑是一片能抚慰心伤蕴藏希望的沃土。之前，经过多年的孕育与准备，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经颇为流行，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小说，都是被广为流传的。这种“松动”的气氛滋养了一些文学青年，也助长了他们的胆量，让一些人有了搞文学的念头，并以此来排遣青春的苦闷，为长期被压抑在底层的不满，找一个情绪的出口。
而与小说相比，诗歌的成就更高。这些诗歌在“地下”被偷偷创作，靠口头传播，或以手抄的形式流传。人们甚至至今不知道它们作者的名字，但，正是它们，滋养了一个时代的诗情。历史上著名的朦胧诗人群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历史的前台。
地下文坛：年轻人的狂妄
“白洋淀诗群”一向被看作“朦胧诗”的先驱。这个诗群指1969-1976年间在河北安新白洋淀及周围地区插队并开始写诗的一群诗人，也包括一些和他们有密切交往的其他诗人，其代表人物有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根子（岳重）、林莽（张建中）等，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也多次到过白洋淀，与“白洋淀诗群”过往甚密。
这群诗人多为北京高干子弟，身份的优势让他们得以接触到一些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当时，这些被称作“黄皮书”的作品都是作为“内部资料”印刷的，一般人很难读到。诗人陈默的话便是很好的佐证：“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黄皮书热潮，同时在白洋淀展开。除去被查封的《奥涅金》、《红楼梦》等外，这些青年还读到了刚刚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及一些现代派诗作。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使他们饱享了偷食禁果的快乐，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在稍后社会有所转机时，造就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那时，插队生活无聊而悠闲，年轻人没事就写。“大家往来比较多，都热衷于写诗、画画，才形成了一个气候，称为地下文坛。年轻人很狂妄，大家互相之间还较劲，促使你写更多的东西。我们写诗最狂热的时候是1972年、1973年。”芒克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记述了1973年芒克和多多“赛诗”的故事，两人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结果，多多完成了《回忆与思考》、《致太阳》、《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等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芒克则写下了《城市》、《天空》、《白房子的炊烟》、《十月的献诗》、《我是风》等较为明媚、饱满，洋溢着自由主义气息的诗句。这两人的“决斗”式写作，为后来崛起的“今天派”诗歌留下了第一批成果。
1978年，思想的冻土慢慢开始解冻。这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在酒水杯盏的轻声触碰中，北岛、芒克、黄锐等几个年轻人齐聚黄家小院，谈论着心中的诗歌理想。“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北岛突然提议。
很快，北岛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文化沙龙里的朋友，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
当时，为了给刊物拟定名字，大家围聚在一起讨论了很久，都没有讨论出结果。突然，芒克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今天”这个词，众人连连叫好。于是，就有了一代人精神世界里永不落幕的“今天”。
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经费的短缺，纸张都成了问题，好在黄锐当时在工厂宣传科打杂，可以顺带“顺一些”。大家把自己得来的纸张凑在一起，积少成多，颜色深深浅浅的，纸张总算有了。“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多年以后，面对记者的提问，当时的情形北岛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诗歌开始在人们手中传抄，传遍大街小巷，并逐渐引发了一场毁誉参半的诗歌运动，成为当代诗歌史上一个被大写的事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岛等人被迅速推上精神领袖的位置，一呼百应。刊物在第一期发表了两首很有分量的诗歌，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是一种能让热血燃烧的诗句，那种怀疑的精神，那种找回自我的勇气，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普遍心声，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感受在北岛这里得以抒发。
作为“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舒婷的《致橡树》通过形象的比喻，对旧伦理、传统婚姻观作出了否定：“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无论作为群体的人，还是作为个人，无论是以男人的嗓子喊出自由个体对历史的怀疑，还是借女性的视角寻求一种精神的独立，他们呐喊的目的都是要把“人”提到历史的前台，给人一个表达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于是，他们试图走出去，试图获得人们的支持。
到了第二期，一方面有第一期的张贴、宣传做铺垫，一方面，也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征订工作，刊物开始向外界出售。“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读者分布范围较广。从湖南进京参加作品研讨会的韩少功，一口气便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几十本，回去送给朋友。因为销量的攀升，第二期起刊物运营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也有了盈余开展活动，还买了新的滚筒式油印机，结束了纯手工制作的时代。
“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北岛回忆。青年陈凯歌也在朗诵者的行列，当时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负责刊物在电影学院的宣传。
《今天》的创刊号上，有这么一句：“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正如北岛所言，这朵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它的开放，是穿越了血泊与刀光剑影的。在这一片刀光剑影中，朦胧诗人开始呈现出自己清晰的群像：他们一方面揭露和批判着青春岁月曾遭遇过的黑暗，一方面以积极的姿态寻找着光明，流露出淡淡的英雄主义情结；而最根本、最透彻的，还是关于“人”的书写，写一代人精神深处人性的觉醒。借助朦胧诗这股人的觉醒的潮流，一代人又重新拾起了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也许这才是历史深处最重要的真相。
一代人的真诚、狂热和感动
他们“上山下乡、插队、失学、失业、待业，他们没有受到革命的传统教育，甚至没有受到正常的教育，有些是在饥饿中长大”。
这里的“他们”，是一代人的群体塑像，历史不愿写下具体的名字——一个时代的车轮从亿万个肉体上轰然碾过，但历史的记载里，没有他们——他们的名字是空白的，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空白的，伴随着青春的是深深的失落感和对自我努力找寻而不得的迷惘。“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这不仅仅是北岛一个人的心声，也是众多的“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十年浩劫，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苦痛记忆。当历史紧绷的情绪松动，他们准备言说的时候，无法不将这段记忆诉诸笔端，而这，也几乎是他们诗歌写作的主要资源。
可是对于诗人来说，那种痛苦太过曲折、深刻，用直白的语言是很难表达的；又加上时代对思想的钳制，诗人们为了一首诗常常铤而走险，曲折、朦胧地表达也是一种需要。有一位诗人说得有点俏皮，但恰恰道出了一点“真相”：“当时我们既想用现代的手法但又下意识地担心因文字而被定罪，所以写的时候会多拐几个弯。”而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正值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涌入，许多朦胧诗人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开始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这也是让朦胧诗看起来“难懂”的重要原因。
但朦胧诗并没有因为“难懂”而失去读者的拥戴，朦胧诗人们像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一样，被读者尊为英雄和代言者。不需要别的什么，一群人的狂热，足可证明这是个诗人的时代——
1986年12月，《星星》诗刊举办的“中国·星星诗歌节”在成都拉开序幕，“诗歌万岁”、“诗人万岁”的呐喊迅即弥漫整个会场。而此前，两千张门票早就抢购一空，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冲过防线，通过窗子爬进会场，激情澎湃中一片大乱。“大量读者冲到台上，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于是，听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诗人刘春在其著作中截取了这么一幅珍贵的历史画面。
时任《星星》副主编的叶延滨后来回忆，对此次诗会的动态，“成都3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我主持会场”的那天，“讲演厅6道大门挤坏了5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所有的听众都挤到了讲台的跟前，前胸抵后背，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我站在讲台上向听众鞠了三十几个躬”。当年的面孔，令人如此地感动，当诗歌传达了一种信仰，代表一群人大胆言说的时候，整个时代都会为之动容！
1985年上大学的央视名嘴白岩松回忆：“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我们大老远地跑去沙滩一带寻找……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热泪盈眶。”在其随笔集《幸福了吗》中，他甚至感慨地说，“如果问我哪一本书被我翻看的次数最多，除了《新华字典》与课本，就是《朦胧诗选》。……这几乎是一本诗歌的圣经。”
但是，这个“全民为诗歌疯狂”的文学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20世纪90年代，商业浪潮袭卷而来，许多诗人放下笔，下了海。而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也早就四散各地：北岛出走国外，2007年搬到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顾城他乡自杀，舒婷改写散文，芒克改做画家。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创作，但那个热气腾腾的诗歌时代再也无法重来了。
【来源《文史博览》2012年第2期 文/刘青松 责任编辑/叶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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