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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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东巡的仪仗、扈从，匆匆北上，凤舆中的皇后富察氏病得奄奄一息。到了德州水次，皇后被抬上运河中御舟，即于深夜亥刻宴驾。这一偶然事件却在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犹如火山喷发，大地震颤，使皇族和官僚们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
乾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夫妻恩爱，伉俪情深，一旦永诀，十分哀恸。虽万乘之君，不可能改变命运之神的安排，难以弥合精神上的创伤。他为皇后之死，写了一篇《述悲赋》，其中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他的诗中说：“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皇帝的哀思是深沉而真挚的，乾隆既是凌驾亿万人之上的君主，又是有血有肉，具有爱恨悲欢感情的普通人。
皇后这次跟着皇太后和皇帝到山东巡幸，谒孔庙、登泰山，旅途劳顿，到济南感染风寒，休息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却过分匆忙地赶路回京，途中病情复发，遂至不起，酿成乾隆帝的终生憾事。此后，乾隆多次南巡，路过济南，怕触景生情，引起悲怀，永不进入济南城。乾隆三十年，皇后已死去十七年，第四次南巡，路过济南，绕城而行。乾隆写诗说：“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乾隆对孝贤皇后（富察氏死后谥号孝贤）的感情是深挚而持久的。
乾隆的家庭悲剧到皇后之死还没有结束。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皇九子殇，这位皇子年幼庶出，对饱经家庭变故的乾隆影响尚不大。可是又过一年，即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皇长子永璜逝世。永璜系哲妃所生，乾隆并不喜欢他，但他毕竟是长子，而且长大成人，已二十三岁，生下皇长孙绵德，自然在乾隆的心绪上又增添了几分哀伤，所以他说：“朕近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
乾隆帝中年丧偶，又失去几个儿子。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也是无数家庭中常常发生的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关宏旨。但由于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陷入极度悲痛的乾隆帝心情暴躁易怒，待人处事，一反常态。大批官僚都被卷进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政治漩涡中，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属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之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议礼舛误，“诸凡事务，每办理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贬革之风也刮到了外省。皇后之死，有些外省官员具折奏请赴京叩谒梓宫，这本来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外省官员各有职守，没有可能也不必要一齐来京服丧行礼。想不到乾隆对于那些没有折奏请来京的官员，横加挑剔，特别对满人更加不满。因此，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满族文武大员。
接着，风暴又袭入宫廷。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永璜、永璋除了未尽人子之道以外，他们具体的罪状并没有说清楚。乾隆似乎回顾了康熙末年继承问题的教训，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竟谈到立储继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须知此一位，但可传一人，不可分传数人，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
这时，皇后之丧刚满百日，乾隆失去二、七两子以后，心目中并没有可以继承帝位的人。他方当盛年，健康极佳，继承问题并未提到日程上，而永璜、永璋年龄尚小，也并无争夺嗣位的举动。乾隆却对他们深恶痛疾，一顿痛骂，狗血喷头，摒绝他们继承帝位的任何可能。这种过分的做法，似乎出于丧妻后过度悲恸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
因孝贤皇后丧葬而掀起了风潮，皇子和大批官吏被卷入政治漩涡。百日丧满以后，风潮还在发展，这就是查究丧期内擅自剃发的案件。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为表示哀思，官员在百日内不得剃发。七月间，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剃头，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姜兴汉、金文淳几乎被杀掉，只是后来发现违制剃头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的驻防满洲兵丁很多剃了发。这才饶赦了姜兴汉、金文淳的性命。
其实，所谓“祖制”仅是暧昧不明的习惯，律例会典中并无明文记载，汉官甚至满员对此也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过问。这次乾隆却要追究了，不久又发现大官僚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全都在百日内剃发。乾隆震怒，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
还有许多大官僚丧期内并未剃发，却也受到牵连，如两江总督尹继善“知情不举”，被斥为“好名无耻之徒”；刑部尚书汪由敦与金文淳“谊属同僚，辈称前后”，金下狱时汪由敦给金以照顾，开锁迅速，汪被革职留任；江西巡抚开泰查抄周学健家产，乾隆警告他“若稍有回护袒庇之意，断不能保其首领”；大学士高斌将周学健押解至京，“伊素与周学健交好，或令周学健自尽。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问”。这些官僚有不少是皇后丧葬案中第二次得罪了。更倒霉的是刑部尚书盛安，他未将金文淳斩立决而判为斩监候，乾隆认为是有意包庇，竟将盛安也判为斩监候。至于周学健本人，则因发现他还有贪污行为，于这年十一月赐令自尽。
其实，违制剃头的大官僚何止周学健一人，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愆，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大骂塞楞额“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皇后死后的半年，因丧葬而掀起轩然大波，除上述的大官僚以外，还有江苏巡抚安宁被解任，罪名之一是“伊于孝贤皇后大事，仅饰浮文，全无哀敬实意。伊系亲近旧仆，岂有如此漠不关心之理”。这年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俱罚俸一年。
因孝贤皇后的丧葬而引起的政治风波，震动极大，大臣们或被斥、或降革、或罚俸、或赐死，形成前所未有的大案。乾隆初年，一向标榜宽大政治，“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号称“宽大”的乾隆竟因皇后丧葬案件，处分大员一百多人，小题大做，株连众多，量刑从严。这一偶然事件和皇帝恶劣的情绪在平静的宦海中竟搅起如许巨大的波澜。可见在封建统治之下，“人治”的作用很大，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专制皇帝的权威支配一切，没有可以制约和平衡的力量。他的反常情绪和任性放纵，有时会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政治上的大灾难。
从孝贤皇后的丧葬事件，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乾隆十三年，官场遭到的灾祸显然是乾隆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恶劣，因而在烦恼焦躁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到此止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在自由意志和不正常情绪的背后是否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乾隆采取这些措施除了情绪的冲动之外，是否还有“理智”的考虑？过分的严刑峻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它引起了什么影响和后果？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悲痛心情下的极端措施”这一表面印象，而把视界更加拓展的话，就会注意到同年内正在进行征伐金川的战争。这是乾隆前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尽管当时海内富庶，国力鼎盛，金川之战却碰了大钉子，由于金川番民的顽强抵抗和地形崎岖、碉堡难攻等原因，清廷虽投入大量的兵力、财力，却劳师无功。关于这场战争的情形不能在本文中赘述，由于金川的失利，大批官僚将帅得罪，甚至被处死。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几乎同时掀起两股贬黜、杀戮大官僚的风潮，对当时的政界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金川失利被处死的最重要的官僚是讷亲。他出身满族世家钮钴禄氏，属镶黄旗。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乾隆初，他授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金川事棘，他受命督师，刚到前线，即逢腊岭兵败。乾隆一反平昔的宠信态度，责骂讷亲畏葸贻误，于十四年正月将讷亲正法于四川军营。
另一个被杀的是川陕总督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雍乾之际，他因平定苗疆立功，乾隆对他十分信任。金川战败，张广泗被革职解京。十三年十二月处斩。还有一个论死的庆复，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历任两江、云贵、川陕总督。他是金川战争首开衅端的人，又谎报军情讳饰冒功。十三年下狱，十四年赐令自尽。其他因金川战争而被杀被贬的尚有总督纪山、班第，提督李质粹、袁士弼，总兵许应虎、宋宗璋、马良柱等大官僚和高级将领。
前线将帅应对战局负责，因金川之败而惩处指挥不当、战斗不力的将士本来是正常的，但处决讷亲、张广泗却罚非其罪，或罪轻罚重。金川战争，决策出兵、命将供饷以至具体的战斗都是乾隆遥控的，讷亲并不熟悉军务。他赶到前线在六月初九日，而腊岭之战开始于六月初，至六月十六日战败结束。讷亲猝至前敌，实际上也来不及去指挥腊岭战斗，怎能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张广泗则了解金川战争的艰巨性，反对强攻硬拼，主张持久围困，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讷亲、张广泗、庆复都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
这一年，乾隆家庭遭变、军事受挫，心情十分恶劣，故大批诛杀贬革大臣，约一年内被处死的大学士、总督、巡抚、提督等大员有塞楞额、周学健、常安（浙江巡抚，因贪污论绞）、讷亲、张广泗、庆复、李质粹等。被贬革者不计其数。和他十三年以来宽大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指皇七子永琮和孝贤皇后之死）。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不大称心。”
把孝贤皇后的丧葬案和金川战争案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是皇权和官僚机器矛盾加剧的表现，而这一矛盾普遍存在于封建的政治史上，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多种多样。乾隆前期，以皇后丧葬和金川失利为契机而爆发了皇权与官僚机器的冲突，这一普遍性矛盾在偶然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并带有浓重的个人情绪的色彩。
封建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而官僚机构总是伴随着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矛盾倾轧、效率低下等不能根本克服的弊端，这种弊端又危及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封建统治机器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清洗，以保持一定的素质和效能，这是符合封建阶级长远利益的。在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下，皇权至高无上。它既是官僚们的统治者、庇护者，又是监督、抑制、调整官僚机器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皇权和官僚机器，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君主为保持官僚机器遵照自己的意志而运转，必须经常进行整顿，以排除故障，洗涤积垢，防止失控。为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严刑峻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不在于用什么具体理由去惩罚官僚们，而在于牢固地掌握惩罚的权力，并毫不怜悯地付诸实施，就像驱使骏马飞奔，离不开御者的呼叱和鞭打一样。
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捉鳌拜、杀索额图，雍正处死年羹尧、隆科多，乾隆在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中处分大批官僚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事件。不管处分的理由正当或不正当，皇帝的思想情绪正常或不正常，一旦做出严厉的处分，就足以整肃群僚，震慑视听，收到冲刷官场积弊的效果。这就是为使骏马奔驰而必须采用的统治术，一切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都懂得它，并善于运用它。
乾隆十三年官场掀起的风波，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它是皇帝在不良心情下过分处罚的结果，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说，这种处罚又是皇权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和整顿的表现，是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手段，因此，它又是必然性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这里，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结。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存在的躯壳，而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的东西。
乾隆即位之初，为纠正雍正的苛严而政局宽大，在一定时期内放松了控制，但却带来了副作用，官僚机构逐渐废弛，贪污腐化现象滋长。乾隆很早意识到这一点，并对官僚们提出过警告，“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事态的发展就像乾隆预先指出的那样，吏治日益腐败，乾隆对官吏的惩治也随之加重，螺丝钉正在拧紧，朝廷的政策由宽大而趋于严厉。
在乾隆的心目中，实施宽大政策已产生了流弊，官僚机器不适应统治的需要，他对现职的大官僚失去信任，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以上所举乾隆十三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已显示了政策的渐趋严峻，对官僚们的处罚越来越加重。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刺激乾隆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促进和加速了政策从宽到严厉的趋势。正好像在许多次小地震以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八级大地震一样。
以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为契机而对官场的整顿，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就是加快了廷臣的换班和两代人的权力交替。乾隆初年，所用大臣都是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如允禄、鄂尔泰、张廷玉、海望、来保、阿克敦、张广泗等，连最年轻、最有权力的讷亲也是雍正特选拔上来的。乾隆整顿吏治的锋芒正是针对着这些旧人和老臣，他擢用了一批新人以代替旧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还有乾隆的亲信侍卫，如舒赫德、兆惠、富德、明瑞、阿桂等人，正是依靠这批新进的年轻人，不久以后完成了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业绩，开拓了乾隆中期的统治格局。
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的丧葬和金川战争失利所掀起的政海风波，值得研究者的注意。因为它反映了皇权控制的整顿官僚机器的一种形式，显示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它又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以及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一代新人。这些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摘自：《大家小书 清史寻踪》 戴逸 著 北京出版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
图书信息
书名：清史寻踪
作者：戴逸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定价：3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的文章选辑。本书从先生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斟选出21篇，并据其内容和性质，分为四类：一是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既反映了先生对自己成长历程和治学道路的回顾，也凝聚着先生多年治史的心得体会，更体现了先生与清史的不解之缘和深厚情结；二是史事与人物，或纵横捭阖，综论有清一代的兴、盛、衰、亡，或以小见大，阐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意义和影响，甚至具体到某一历史人物的学术贡献，虽然由于篇幅所限，先生更多研精覃思的学术论文未能展现于此，但也大体反映出先生融历史、哲理、文采于一炉的鲜明治史特色；三是书评与序跋，虽系命题作文，但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四是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反映了修史工程开展初期先生关于《清史》整体面貌的学术思考和工作构想。
作者简介
戴逸（1926— ），原名戴秉衡 ，江苏常熟人 。1946 年上海交通大学肄业 ，转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1948年前往解放区，入正定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工作。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任中国革命史实习教员，1953 年任中国历史教研室讲师，1956年任副教授。196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197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1980年任所长，后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博士生导师。1988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履霜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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