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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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先生的父亲白崇禧将军，广西桂林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是民国时期的军事家，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小诸葛”的称号表明了白崇禧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的意义，他的价值最重要不是因为具体参与了哪些战役，那只能说是“武”，而在于他有令人信服的周全计划和正确的战略战术。例如抗日战争初期，他著的《游击战纲要》一书，曾作为国军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本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他所制定的6条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后来便成为各战区作战的根据。
作为白家之后，白先勇先生一直在为其父写一本传记。这本书一部分将澄清白崇禧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真实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另一部分是回忆白崇禧在台湾的晚年生活。
父亲教我们唱《满江红》
我们白家一共10个孩子，3个女孩，7个男孩。我排行老八，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的家教很严，成绩单是我们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排行表，他在外打仗，给家里打电话，没几句就要问我们的成绩。我知道他心里最喜欢四哥和小弟，但是很器重我，因为我成绩特别好，都考第一。小时候生病，我休学4年多，后来拼命念书，因为家庭环境如此，学习好才有家庭地位。
白家人，若有享受家庭特权的心思，是大忌。我哥哥曾经因为向佣人发脾气，而被父母骂。我父母待人都很宽厚，特别对部下，虽然严格，但是待人好。
左上，手抱次子先德；左下，长子先道与次子先德；右上，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抱着白家次子先德，白崇禧夫人马佩璋手牵长子先道；右下，长女先智。
一家人在桂林生活的时候，我很小，不大懂事，不知道那时候和日本人打得多厉害。现在想起来有一段很动人的经历。有一次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去乡下看我的祖母。我爸爸很孝顺的，总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看祖母，在汽车上他就教我们唱歌。他就会唱一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那时候小孩子不懂嘛，我们一路上大声歌唱，高兴得要命。但是当时那首歌是应着我父亲的心境，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教自己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悲壮啊。
父亲40多岁才有了我，年龄差距大，代沟是有的，但是我和他的结合点在知性方面。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古典文学。我父亲是个儒将，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他记性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还喜欢读世界战役战史，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常常研究。
我和父亲很有话讲。父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台湾，我已经上大学了，他和我谈论国家大事，谈古论今。这既是父子话题也是男人之间的话题。
在家里，我小弟是挨过打的，他很调皮，又是个鬼精灵，和我爸爸斗智，哈哈。我知道父亲很爱他，爱之深，责之切，打也打得凶。但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重话都没有，最重的一次，是他让我替他寄一封信，但是我忘了，在桌上放了两天，他看到了，脸色不高兴，说“与人谋而不忠，不行”。我当时脸红的呀，真是羞愧。我很感念他培养了我一分很强的自尊自信。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的时候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非常好，我爸爸是个很强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呵呵。在家里，可是我妈做主，她也是很强的人，出身大家闺秀，做人正派，但小事情比我父亲好说话，轻松多了。我想，如果我妈妈不是一个很正派正直的人，我爸爸也不会让她，我爸尊重她。因为我爸爸的地位关系，人家要给她国大代表之类的官做，她什么都不要，说“我就是家庭妇女”，从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她要在外面做什么。
我没有为他去世流泪我先考上的是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文学，想重新报考台大外文系。但之前我放弃了台大的保送机会，现在又要考回去，哪敢和家里说？我就瞒着家里悄悄退了学，直到第二年榜上有名后，才告诉父亲，他虽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太责备。我父亲有个优点，虽然他很强势，但是讲理，你能以理服人也可以。我向他表明了自己从文的志向，他也理解，直到后来我和朋友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他从经济上很支持我。
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又离开台湾去美国留学，父亲可能很孤独，但是他并没有挽留我，因为孩子的学业他一向看得很重。
摄于佩璋亭。妻子逝世后，白崇禧欢颜不再，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哀思与怀念。亭中石碑上刻的是他亲笔书写纪念妻子的一篇悼文《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
刚到美国，我独自打理生活，连个鸡腿都烤不熟。后来慢慢学，一度对做饭还挺起劲，拿手的是宁波菜麻油鸭，朋友们觉得不错，因为很麻烦，我也不轻易做。我和父亲都喜爱吃桂林米粉，以前在桂林，他打仗回来，就让家人做碗米粉吃。北京华侨饭店旁边有家桂林米粉店，味道不错，我每次来北京都要跑过去叫上两碗米粉。
在美国的时候，我非常惦念父亲。1966年，三哥告诉我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太突然了，之前我也没有任何感应。我当时的反应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我没有落泪，默哀了一晚上，一夜无眠。我回想他的一生，对他充满崇敬。遇到感人的伤心的事情我也会掉泪，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不应为他掉泪。他是那么强的一个人，我只是对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逝去，觉得悲凉。
关于他去世的种种传言我会在父亲的传记里写，但是我也没有结论，很多人讲是国民党特务下的手，我觉得是谣言。因为他们为何要留下一张药单？这很笨，他们完全可以做得不留痕迹。我相信医生的说法，他的心脏是冠状肿大，一直不大好。
现在在我美国家中，迎门有幅对联“文治武功从所好，和风时雨与人同”，这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书给我父亲的。父亲过世后，子女清点遗物，我带走了这个作为纪念，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幅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父亲，也发现他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认真而不轻言放弃的做事态度，言出必行，军令如山。我这点很像他。
他爱才若渴，重视教育，我也爱才，教书29年，很爱我的学生。我最痛恨懒学生，同情笨学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系系主任，一个美国人，汉学界的明星，就是我的学生，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艾朗诺，教他的时候，还带他到台湾拜师傅。我父亲在他那个年代，也送了很多回教青年去留学，他相信科学。到了台湾，他曾把十几岁的林海峰送到日本去学围棋，成就了他。
一九五零年代初，白崇禧在围棋协会下棋，全神贯注。
还有，我和父亲都爱莳弄花草，我爱茶花，他爱兰花。我在美国家中种的佛茶一开上百朵，粉色的花瓣，金黄的花蕊，真美啊。在台湾家里，我父亲养了二三十盆兰花，素心兰一开花，满屋生香。我妈妈也喜欢花草，在桂林的家中，也种得满园花草。
我父母都信回教，中国回教协会是我父亲创立的。但是对孩子是宗教信仰自由。我二姐就信仰天主教。我现在信佛，我想他若知道了，可能会失望，但是也不会干涉。呵呵，我常说他是“开明君主制”。
一九六三年一月，白崇禧与儿子白先勇摄于台北松山机场。
在台湾，我陪伴他11年。我想他当时的心境是不好的，第一是家国之忧，第二他是个做事的人，一辈子是做大事的人，怎能耐得住轻闲？不过，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身处逆境的时候，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消极，但是他无论大小事，一直都很积极。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还有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有益就做，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
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交待
现在我很心急啊，父亲的传记《仰不愧天》写了五六年还没有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3/5了。一方面是整理资料的工作巨大，很难写，另外是我现在被昆曲拖住了，小说和传记的写作都无法继续。这个时间表具体排到什么时候，还真不知道，我希望能尽快完成。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现代史对于我父亲的误解是很多的。1987年我在大陆买了一批书带走，去广西图书馆查我父亲当年的演讲稿，这些整理工作巨大，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书主要是分两个部分，一是他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主要是通过我个人对他的观察。
我父亲很自豪的战役是台儿庄大捷，他在这一仗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从开始的调兵遣将部署，到台儿庄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派我父亲飞到徐州去，帮助李宗仁指挥。到后来指挥撤退的时候，进攻难，撤退也难啊。那一战是关键，我们的士气一下起来了。在大陆写的历史中，台儿庄战役没有提到我父亲，在台湾，蒋介石对桂系也是很忌讳的，所以两岸的现代史都靠不住。这也是我写书的初衷，历史没有对我父亲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评价。
一九三八年，武汉军事会议，白崇禧提出抗日战略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此方针遂成为最高战略原则，影响抗战至巨。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抗日大战略。我父亲提出“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和日本人做长期战，把他们拖垮”的战略。因为日本人当时在装备上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正面大规模冲突，损失惨重，比如“八·一三”，太惨烈了。但是我们有大量人口，有广阔空间，我父亲研究拿破仑侵俄，研究得很透彻，他说要仿效那个，俄国把拿破仑的战线拉得很长。后来我们把日本人的战线也拉到内地去，打消耗战，甚至把自己的铁路破坏，中断日本人的运输补给，中国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日本人急了，急着去开辟第二战场打珍珠港，结果两面受夹击，大败。
我父亲提出来的这个战略，被蒋介石采用，决定了最后抗战的胜利。这个在外国军事史中都有记载。
这些事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历史学家也都知道，但是目前没有一本信史。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全民抗战的历史要有一部信史，当时我们有多大的牺牲，多么英勇，当时很多国家投降了，我们没有。国民党那个时候打得很惨烈的，有一点史实是：死伤无数，但是国民党没有大规模投降。
这些也是我写父亲的一部分，我不可能全部写那段历史。这个事情应该国共合作一起来做。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两军开始在东北打，国民党10万，共产党10万，很激烈。当时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让我父亲去东北押阵，是他指挥战地指挥官孙立人、陈明仁各部，大败林彪。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下令要撤退哈尔滨，节骨眼上，我父亲极力主张乘胜追击，孙立人的部队已经追到松花江，蒋介石却命令停止追击，让我父亲立即回南京，去当国防部长。从而使林彪部队死里逃生，且经过整顿后发展壮大，最终打垮国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为解放军由防御转入反攻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
抗战前夕，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央与广西议和，中央并派参谋总长程潜至广西监督各将领就职宣誓。此为宣誓后合影（前排右三李宗仁，右四程潜，右五白崇禧）。
当时蒋介石的私心是你白崇禧把林彪部队歼灭了，那桂系的影响不就更大，桂系的势力不就深入东北了吗？这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在台湾，他常常感叹此事。
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
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外表他的尊严要保持住，不屑于流露这种抱怨的情绪。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他自己心里有数，这些也是我慢慢体会到的。
我母亲到台湾之后根本不和官场接触，自己一帮朋友，她是很豁达幽默的人，说：“哎呀，现在处境挺好的，‘皇恩浩荡’嘛。”我们孩子也因为父母的态度，并不觉得有多失落，因为父亲在我们心中就是英雄，我们很清楚他北伐抗日的功劳，他的历史地位不会变。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4期总第209期 文/记者 张婷 凤凰周刊博客 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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