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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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
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后，混迹于这群同学间，也不得不靠拳头来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了。与同学斗殴，与外单位的孩子们斗殴，一次次斗殴接连不断，成了我们枯燥生活中富有刺激性的“业余娱乐”了。有一次，我与一个同学打架，抄起铁锨朝他劈去，幸亏他躲闪得快，否则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好友宓乃竑责备我：“你简直是疯了！把人劈死怎么办？你知道吗？杀人是要偿命的！”我却嫌他啰嗦，回应道：“不是没劈死吗？废那么多话干吗？”
疯狂是能够上瘾的。当人的那些粗野劣根性泛滥开来时，则再难以抑制向残忍暴虐发展。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任谅也过来上课了。我与他已经相识，彼此相处还可以。可是，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极少，十四连的一群男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欺侮他。上课时，常有男生在背后突然打他一拳，他回头张望，大家却装得若无其事模样。任谅孤零零一人，也无其他同伴相助，只好忍气吞声。而我们这群男生则以欺侮他为乐趣，动辄拳打脚踢，找个小借口就将他围殴一番。
1971年中华书局部分编辑在咸宁五七干校
一天下午，我们这群中学生从湖里下工回来。我不知从哪儿捡到一根铁链子，从后面用铁链子抽打他。抽打一下，他的后脊背疼痛地一痉挛，同学们一阵哈哈大笑。我也更得意洋洋了。又狠抽一下。他仍然没有回头，仅用手捂住肩膀往前走。
“哈，你可真是禁打又禁踹！你是个木头人吗？”我说着，又抡起铁链子抽他一下。
他猛然回首，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住了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的手颤抖了，再也举不起铁链子。我虚弱地喊一声：“你，你干吗？”我的心中却有着难以言说的颤栗。
以后没两天，任谅再也不来这个课堂了。他的父母想办法又把他送回北京上学了。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与事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却了，唯有任谅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我却永远难以忘怀。想起此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感，想悔恨地说一声：任谅啊，请你原谅我吧！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人类间的许多罪恶，譬如恐怖主义、凶狠的暴力行为、兽性的残杀等等，其实与人的思维是无关的，只不过是瞬间的手足活动。因为，邪恶就隐藏在人性之中，互相残杀是人类无可躲避的宿命。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岂不是说人的本性中，兽性还是终将会战胜人性？即使文明发展也无济于事？但是，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那一段日子的嗜好暴力、野蛮残忍的种种行为，我悚然心惊，又给自己设立一个假设，如果我也是“红八月”中的红卫兵，手里也有一根军用皮带，会不会就把它抽向所谓的“牛鬼蛇神”老人们头上呢？
我必须痛苦地承认，会的。
到了春天，原住咸宁县城共产主义学校的大批小学毕业生回来了，向阳中学也扩大了，有了近百名学生。我们被交给了文联管理，新转学的那批学生们无处上课，在大队粮仓隔出一个角落当教室。而初二和初三年级的教室，也只是20来平方米的两个房间，自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教室，甚至比乌龙泉公社的农村学校教室还要紧巴一些。
我被学校任命为排长，成了学校的小干部。还主持出版红卫兵壁报、黑板报，经常主持各种批判会与讲用会。我变成了一个“好孩子”，脑袋里的政治意识又强烈起来。其实，由于时代氛围的浸染，自己思想深处的极“左”影响一直存在。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也当过学生干部，还成了公社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我经过一番讲用后，主动转变思想，不再参与打架斗殴，可又陷进流行意识形态的偏激情绪中。
那一年“双抢”时，农活非常忙碌，向阳中学的一批学生们也成了各连队觊觎的好劳动力。但是，向阳中学既然归文联管理，虽然也轮流去各连劳动，还是帮助文联干活儿更多一些。这自然引起其他连队的不满。父母的情绪多少也影响到了孩子们。一天，我们又去帮助文联的大人们插秧，午餐仅每人两个馒头，一些熬白菜。与其他连队招待学生们的丰盛午餐差别太大了。同学们趁机发泄了不满情绪，将馒头咬几口乱扔，故意把没吃完的剩菜倒掉。收工时候，校长向全校同学讲话，很生气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同学们不满情绪却更高，下面一片乱糟糟的议论。
我的同学王岗，他的父亲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先生。他在壁报上写了极短的一篇小文，大意是讲那天同学糟蹋饭菜是一种情绪的反映，校长为何避而不谈这种情绪呢？我们这批学生归文联管理，但不是供文联驱使的劳力。这就把窗户纸捅破了。学校管理方面挺恼火，要各班讨论此事，实际上是发动批判王岗。
我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与另外两个同学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此文由我执笔，对王岗的那篇小文上纲上线，什么“浪费粮食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啦，“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就是更加可耻”啦，还指责那篇小文含沙射影攻击学校领导，是何居心？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学校领导当然是很高兴，几次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多数同学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但是，这场不大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大队领导决定，全体学生都放农忙假，回到家长所属的连队去干活。大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缓解了。
但是，我与王岗却产生了芥蒂。我的思想里有某种偏激成分，认为同学们浪费粮食本来就是不对的。我自己是坚持原则，不怕别人议论。其实，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功利性目的。我是学生干部，倾向性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带有某种迎合的意味，却伤害了自己的小伙伴。在某种程度上，我自愿地成了小小的“政治打手”。
父亲施咸荣对此事很不以为然。一天吃晚饭时，他脸色阴郁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写的这张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咱们十四连很多人跟我提起这事，不赞成你的做法呢。”他又叹一口气说：“唉，我跟王士菁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让我怎么面对他呀？”
我一梗脖子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摆出一副很“原则”的脸孔说：“王岗还是我的同学哩。哼，跟不良现象就得斗争嘛！”
父亲瞪了我一眼，还想说些什么，可又把话咽下去。他阴沉着脸不再搭理我。
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愧疚之事。它也是极具有时代色彩的，可说是又一种“疯狂”吧。那时的人际关系，不是提倡宽容及与人为善，而是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动不动就来一场斗争批判，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斗来斗去的政治疯狂病。我也是不自觉地成为这种“政治疯狂病”的感染者，以至于不惜向自己同学发动“批判”。
我以后也曾经有过假设，倘若自己年长10岁或20岁，恰好有一位极有权势的大人物看中了我，命我去写那些具有政治杀伤力的大批判文章，那么，我是否就会很高兴地应命去写呢？我会不会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仅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就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用笔去杀人呢？
我也必须痛苦地承认，我也会的。
【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文/施亮（作者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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