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战天京》：于故纸堆中翻检出一群鲜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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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个词和历史本身一样，都有些晦暗不明和波谲云诡。翻看专门讲授历史的教科书和翻看中国古代钦定的“廿四史”，你得出的历史的概念会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教科书里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大词：国家、民族、时代、正义、英雄等等；而史书中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人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等。厚厚的二十四部钦定正史，便是由这些人名一个又一个地堆砌起来，而国家、民族、时代等等大词，也是由这些具体的人名一个又一个地堆砌起来。因此，研究历史，就不能抛开这些具体的人。没有人的历史，是空洞的，也是冰凉的。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一书，便是一部以人为纲，同时也是一部以人的心理为血肉的历史著作。
负责任的历史著作的写作极难。一方面，若史料不足，若干细节不可考，则著者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若史料充足，那问题就更加麻烦，同一人物、事件在不同的历史记载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要求著者能够明辨慎思。明辨慎思之难，不仅对今天的历史写作者是极大的考验，即是对司马迁、班固这一类史学大师而言也是极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尴尬。如若通读《史记》、《汉书》，便不难发现，同一个事件，往往同一部书中的记载是不相同的。举一个例子，西汉的将领王恢之死，在《 39 23993 39 9454 0 0 2375 0 0:00:10 0:00:03 0:00:07 2375史记》的记载中就是两样，而《汉书》的记载又是另一样。王恢向汉武帝建议在马邑伏兵诱击匈奴单于，武帝为此调动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等大军数十万，但机谋泄露，匈奴大军半道反撤，没有进入伏击圈，王恢军力仅三万，为保存汉军实力，没有追击，为此，汉武帝震怒。《史记·韩长孺列传》的记载如下：
天子怒王恢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恢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禔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之，乃自杀。
而，同是《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却又如下：
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两条记载，一条是记“自杀”，一条是记“斩”。而班固写《汉书》时，又与司马迁的两条记载不同，《汉书∙武帝纪》说：“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
王恢与司马迁为同时之人，王恢到底如何死，当时说法至少有两个，且都能符合逻辑，司马迁为难之下，便两条均采用，而到东汉时的班固，“下狱死”三个字则显得更加暧昧，“下狱”可自杀也可被斩杀，可见，班固也遇到了司马迁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千百年后则又出现在了今天的历史学者的面前。何去何从，该当如何取舍？
取舍问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尚且不说正史的记载可能有多种情况出现，即如大量的民间记述，又该如何选择？可见，史料少，是一难；史料多，是更难也。
然而临难而上方是真英雄，谭伯牛先生写《战天京》只把史书记载作为辅助，而大量采用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来往书信、上奏朝廷的公文奏折以及朝廷回复。鉴别甄选已为难事，而更难者在于这些一手史料中重点考察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期的各位“中兴”名臣的心理和选择。史料翔实，无一字无出处；鞭辟入里，令人叹服。
历史不是讲故事，现在的市面上充斥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书，史料不辨，能用则用，怎么曲折怎么写，故事好看，但是读完也就读完了，真假尚且不知，遑论得失？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地方的“史”绝然不是历史小故事，历史自有其发展的逻辑，而此处的逻辑亦非历史教科书中简单的先进的取代落后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历史人物在面对历史事件的时候的选择。选择从理论上说可以多样，但是现实中只有一个，这个选择的残忍之处在于没有试错的机会。然而，无论何种选择，都只是历史的表象，在这个表象之下，隐藏着做出如此选择的必然的心理，而这个心理、这个辗转反侧的过程才具有“知兴替”的意义。
现在许多人喜欢谈曾国藩，谈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谈其为人所不能，在历史的演绎中，俨然成为了圣人。然，“圣人”一词，本就可疑，似乎这样的人天生就没有私心，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公忠体国”。在本书中谭伯牛先生大量引用的曾国藩书信以及奏折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俗的曾国藩，他有私心、有机心，当然也有忠心。人，本就是复杂的，曾国藩也是复杂的。曾国荃久围天京，欲全其功而不可猝得。朝廷着急，多次调李鸿章的淮军支援。李鸿章当然懂得其老师曾国藩的心理，一再拖延。然而，曾国荃处却仍旧难毕其功于一役。曾国藩为弟弟着急，便作书于曾国荃，从这封书信中，“有两句话可视作曾国藩对助剿一事的处理原则：一是‘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二是‘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前者是曾国藩的建议，后者则表示此事之决定权终由曾国荃掌握，他不同意，曾国藩绝不会主动申请乃至同意助剿”。曾国藩与李鸿章为师徒，与曾国荃为亲兄弟，自己的弟弟师老兵疲，久围不下，而李鸿章的淮军有洋人的大炮，若李军助阵，城破之时功劳就不是一家一半了，曾国藩此刻的考虑，仍旧是保全自家弟弟的功名。这样的考虑，这样的选择，很难说全是公忠体国，圣人之为，而大半是一家之私，然而，这样的曾国藩的心理恐怕才是真实的吧。
包括对朝廷，曾国藩的奏折也是充满了玄机，当然，朝廷给曾国藩等人下发的旨意也充满了玄机。“隔着肚皮打仗”，这是没有办法啊。满汉之防，本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看谭伯牛先生对几封朝廷公文的细致到词句的分析，真是过瘾，过瘾之后又是感叹。曾国藩的公而不忘私，尽公尽私，两边保全，如此才可感叹文正公的手段厉害。
苏轼有一句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人人都学过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当真被淘得一干二净，但可喜的是，在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的打捞下，这些“千古风流人物”仍旧活在他们的文字之中。谭伯牛先生当是这样的一位在历史的长河中孜孜不倦地打捞者。
于故纸堆中翻检出一群鲜活人物，作为读者，我要感谢谭伯牛先生的辛勤劳动，以及他的客观负责任的审慎态度。（文 / 韩甫）
图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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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全新修订增补版）
作 者：谭伯牛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ISBN ：978-7-5139-1431-4
定 价： 45.00元
上市日期：2017年7月
当红历史学者谭伯牛近代史经典之作，晚清军政名人的进阶之道，中国人情世故的至高哲学。罗辑思维、冯唐、张鸣、和菜头、黄集伟等倾力推荐，豆瓣知乎读者高分好评。
内容简介
《战天京》是清史研究者谭伯牛关于晚清历史的经典之作。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围绕晚清中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战天京”这一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决战来布局谋篇，以严密的逻辑细致厘清了这段历史中的诸多误读，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作者对历史人物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小说家般的想象力，描画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慈禧太后等晚清名人在大时局中的选择与行动，还原了历史事件中的“情与理”，也呈现出历史人物的处事智慧与人生进阶之道。本书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始终做到字字有依凭、句句有出处，创造了历史写作的独特范本，是一本经典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作者简介
谭伯牛：近代史学者，1973年生，长沙人。致力于研究清史，尤长于太平天国史、湘军史及曾国藩研究。先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作品。2016年于“荔枝FM”开设音频讲史栏目《牛史》，钩沉近世史话，为读者所喜爱，累计收听超过25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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