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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和传说中的“空军战魂”

2017-08-30 述/高丽良 王恺 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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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高丽良还是满头卷发,一生都固执地盘在她头顶的卷发,使其被迫听了无数次“二毛子”的称呼,每次她都跳起来骂回去,即使“文革”时期被关进监狱也如此。


她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打下日军飞机的空军英雄高志航,母亲是流亡中国的白俄罗斯人葛莉亚,“可怜的妈妈,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全名”。从她两岁始,她就和父母彻底分开,再也没见过面。可是,她的一生都和父母亲的往事纠缠不清:为父亲死亡选择了参军,在“文革”中因复杂的“历史问题”而入狱,一直到了70多岁,还几次从她居住的云南跑到吉林通化老家,为了把故居改成父亲纪念馆而奔波——她爱他们。


“我对得起父亲。”父亲纪念馆刚成立几年,基本是她争取来的结果,“可我对不起母亲,到最后连她的下落都不知道”。她家墙上既有父亲那张为人所熟知的照片,也有穿着中式袍子的母亲放大照片,很模糊,“我妈妈很美,看得出来吗?”在高丽良的世界里,早就离她而去的父母亲似乎并不遥远,因为“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讲他们的故事,听多了”。


也就是因为听爷爷、奶奶讲多了父母亲的家常故事,所以她才不愿意看关于父亲的传记,在她看来,那些传奇离真实人生太远,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浪漫的、英俊的,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空军”而已,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那个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我宁愿他不是英雄,而是一直活在我身边的爸爸。”


1937年,“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击落的日机残骸

 “东北飞鹰”的早年生涯

1993年,张学良给我父亲的一本传记题字:“东北飞鹰,空军战魂。”我后来才看见这题词,当时就想,张学良一定对我父亲印象深刻,并不是敷衍文章,当年就是他把我父亲送到法国的航空学校学习的。


很多传记记载我父亲的出身不正确,我爷爷并不像他们写的那么有钱,他根本就是个穷人,我父亲上学一直靠资助。在我印象里,爷爷是个山东大汉,早年参加过义和团,就为这个逃往东北的。在东北开始时一直给人当佃农,还靠挖人参补贴家用,但他的性格很刚硬。我奶奶也是当年不多见的人物,家里有冤屈,她16岁就敢独自上府城告状,两人都是那种刚烈性格,我想这性格一定遗传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1907年出生,小时候,家里没钱,他就用草木烧成灰练写字,后来他考上“奉天中法中学”,那是所教会学校,我父亲的法语基础就在那里打下的。当时家里离学校很远,可是放假回家,他从不坐车,而是省下钱来买几个馒头回家给弟妹吃。我还记得姨奶奶告诉我,我爸爸走路回家,把鞋都走破了,他也不肯说。他是传统教育里长大的,非常孝顺,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他,居然顶着压力娶了我的白俄妈妈。


因为家里孩子多,所以爸爸从中法学校毕业后就上了炮科学校。当时这学校属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办,上了一段时间,张学良出于发展空军需要,要在炮科学校挑选一批学生去法国。我爸爸个头矮,直到后来也才1.67米,所以一开始就落选了,他就在走廊里哭,也没人理他。


后来他想出了主意,自己写了封法语信给张学良。说把名字“铭久”改成“志航”,表明了献身航空的决心。张学良让中法学校的老师翻译这封信,那法国神父一看就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高铭久写的。就这样,父亲如愿以偿去了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听奶奶说,别看我父亲个子小,可是很活泼,特别爱跳舞,从法国回来时候,把一套洋玩意儿都带回来了。


当时我父亲在通化县城已经很有名,人人都觉得高家的小子出息,都过来攀亲戚。我爷爷、奶奶给他订了邵举人家的女儿,并不是传记里写的县太爷家女儿,他从法国回来第五天就娶过门了,两个人关系很不好,邵家这个小姐嫌我父亲对她不好,过门半年后就自杀了。最奇怪的是,邵家不仅不怪罪,还要把她妹妹再嫁过来。


我父亲结婚时才17岁,他和邵家小姐都处于懵懂状态,什么都不明白呢,所以才有这种悲剧发生。不过这次,他坚决拒绝了再娶邵家之女,跑回了部队,正好东北军在内蒙古执行任务,他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不回家了,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认识了我母亲葛莉亚。


母亲是白俄流亡贵族,两人是在商店买东西时候认识的,母亲只会说俄语和法语,说了半天店员也不明白,会法语的父亲上去解了围。结果两人在满洲里私下结婚,妈妈很漂亮,个子也高,所以爸爸一直不让她穿高跟鞋,这是我奶奶他们当笑话讲给我听的。


奶奶说,父亲带我妈妈回家,家里人都吓了一跳,爷爷、奶奶都不让他们进门,而爸爸就和妈妈一直在门口跪着,后来爸爸向爷爷求情,说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怀了孩子,爷爷才说“起来起来,不用跪了”。怀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在1929年。

 母亲成就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小时候,记得奶奶总爱说我妈妈坏话,说我妈妈不肯吃高粱米,要喝牛奶吃面包。其实我想那是妈妈改不了的饮食习惯,她嫁到我们高家,整天忙个不停,所有家务都是她做。我最小的叔叔仅比我大6岁,她嫁过来,就要照顾全家人生活,这个小叔叔就是她带大的。


她爱干净,而且有白俄罗斯人的习惯,喜欢买些黑白花色的盘子回家摆,虽然我从两岁后就没见到她,但她这习惯神秘地遗传给了我,我也喜欢买各种好看的盘子在家里摆,这习惯到老都没有改掉。


奶奶很看不惯妈妈,说她一听见电驴子响,不管手里做什么事情,哪怕是抱着孩子,都会抛开就往门外跑——她知道那是我父亲乘车回家了。奶奶最不喜欢的是,爸爸总是在大门口就和妈妈接吻,“抱着啃”。还有就是,爸爸的飞机有时候故意从家上空飞,妈妈总是冲到院子里,拿着刚晾好的衣服使劲晃,现在想起来,爸爸、妈妈都是多么浪漫的人啊。


其实妈妈对我们家,对爸爸的飞行生命贡献都很大。爸爸在东北军当飞行员,当时从国外进口了一架飞机,试飞时候,操纵杆弹出,把他腿打断了。当时找了个日本医生接骨,那医生很不负责,连碎骨头都没清除就接上了,导致爸爸的腿开始肌肉萎缩。我妈妈见情形不对,跑到哈尔滨找到她认识的一个著名的犹太医生,由这医生出面给东北航空委员会写信,表示要重新治疗,航空委员会才把爸爸转院到这医生手中。


当时治疗要先断腿再植,一般人都要打麻醉,爸爸怕打麻醉针影响他的神经,结果是硬生生敲断的——我总在想,是什么使他如此坚强?


就是这次手术,才发现上次日本医生治疗马虎。妈妈精心照料爸爸几个月,他终于恢复了,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他之后总爱穿厚底靴,死后被封为少将,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跛脚将军”。


这下连奶奶也开始服我妈妈了,总是说,没有葛莉儿,就没有高志航,她管我妈妈叫葛莉儿。


爸爸虽然治愈,但因为腿疾,一直不能飞。他就去向张学良请求,说他一直信奉“航空救国”,所以一定要重新上天。结果张学良批准他试飞,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当时的飞机很简陋,飞行员没有玻璃罩子,都是露在外面的。他从天上下来时,冻得满脸都是血泡,张学良因此很佩服他的精神,同意他重新回到飞行队伍——我和他太不一样了,特别怕吃苦,想来想去,是他的信念支持了他。


1931年,我妹妹出生,我还记得我总爱抓她黄黄的头发,也记得母亲制止我的样子。可也就在这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军四散,奶奶后来告诉我,父亲当天就换上便装,带着三叔、四叔,躲在火车厕所里逃往关内,而母亲则把我送回通化老家后去寻找父亲。说来奇怪,两岁的事情应该记不住,可我却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一个黄头发女人一直把我抱在怀里哭,边哭边亲我,我的身边还堆满了毛绒玩具。我当时就想玩玩具,很烦这个把我抱着亲的女人,而且她满脸是泪,可是她一直不肯停。


奶奶告诉我,妈妈因为逃亡中带不了两个孩子,就把我托付给奶奶了,当时她在高家门口再次跪了下来,她那是学中国人托孤的意思。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的牺牲

后来听三叔说,爸爸入关后,辗转找到了在法国航空学校的同学邢铲非,在他介绍下,1932年他到了南京,找到中央航空署,见到了航空总队队长毛邦初。毛邦初表示久仰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和训练水平,当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中央航空署欢迎你。但是本署规定,凡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通婚,听说大队长夫人系俄国贵胄之后,本署不能违背规定,还请高大队长慎思,二者善择其一


这样的决定对爸爸特别痛苦,他和妈妈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又深厚,听到消息后抱头痛哭。后来妈妈说,飞行是你的命,我可以暂时离开你。两人想出了办法,表面上分开,但是爸爸给妈妈在郊区租了民房,两人还是在一起偷偷厮守。结果被毛邦初发现了,把我妈妈驱逐出境。


爸爸生前一直在找妈妈,我们高家也在找她,最后听到她消息是1947年,听说她得了重病,在东北一家医院治疗,等我们找去,已经不见了。80年代我还写信到莫斯科找她,可是都没有结果了,她爱穿中国的黑袍子,和父亲在一起时,从不穿高跟鞋。


1932年,我爸爸再婚,对方是当时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她是女学生给空军英雄献花的代表,而我爸爸是当时万众瞩目的英雄。可是两人结婚后时常有摩擦,爸爸喜欢打猎、摄影,而她喜欢打牌、交际,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听说爸爸还动手打过她,我就想,是不是爸爸对妈妈感情太深了,导致了他不能爱别的女人?不过,我这个后妈对我妹妹很好,我妹妹是她带的,后来她又给我们高家生育了一儿一女,我也跟着他们叫她“老娘”。她在我父亲死后不久改嫁了,但和我们一直有联系。


父亲走后一直很惦记我,叫爷爷去上海时把我带去,1935年,爷爷和叔叔去上海,那次说好是要带我去,结果嫌我小,就没带。听说父亲在码头接他们时候,看见我没去,当场就哭了。


东北当时被日本占领,我们家不敢说我是高志航的孩子,正好三叔从外面回来,就说我是三叔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的。当时整天有人骂我小毛子,谁骂我,我上去就是一拳,其实那地方很多人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不过并没有人出卖我们家。印象中还有个戴黑眼镜的姓潘的汉奸总到我家来,调查我爸爸下落。我不懂事,看见他来了,就大声叫:“奶奶,潘汉奸又来了。”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日本人不放心我们家,是因为我爸爸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那时进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当教员,在国民党空军中声名显赫。一次英、德、意等国派飞行员在南京表演,参加表演的中国飞行员不如他们,不在表演之列的爸爸看后主动要求上天。他的驾机特技一下子就让前面的表演都相形见绌,当即蒋介石就把自己的飞机“天窗号”奖给了他。


当时只把中国空军定位为单纯的防御型作战力量,而爸爸却坚持培养学员的顽强作风和品质,据说他对学员的要求近乎苛刻,连平时走路都不得漫步,必须小跑,以养成在空中抢时间的习惯——可是他们一点都不抱怨。直到今天,那些我爸爸当年的学生提起他时,都特别尊敬,他们都叫我“小师妹”,我就说,有快80岁的小师妹吗?


他们还告诉我,1935年我爸爸到意大利还和墨索里尼打了交道,当时他去参加国际航空订货会,会上,他驾驶一架意大利菲亚特驱逐机做特技表演,不仅征服了台下观众,也征服了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一向瞧不起亚洲人的墨索里尼在召见他时说:“不可思议,像你这样出色的飞行员在意大利,不,在整个欧洲,也只能找到一两个,希望你留在意大利,为意大利服务,我将给你最高酬金和最好的职位。”我爸爸回答:“谢谢阁下的夸奖和邀请,不过,我的职位在中国,我只愿做一名中国军人。”


当时关内关于我爸爸的报道越多,我们就越担心,记得我们偷偷听广播,凡是听见一次有关他的消息,第二天潘汉奸准上门盘问一番。终于有一次问到我是谁的孩子了,还好我三叔主动承认是他和外国女人生的,才混过去。


1937年8月14日的中国空军大捷也是我们在广播中听到的。当时日本空军很狂妄,根本不承认中国有空军,派遣十几架飞机去杭州轰炸。爸爸没管航委会的命令就下令起飞,首开第一炮就打下了日军的一架飞机,10分钟,他和战友一起打下了日军6架飞机,而自己丝毫没有损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下日军飞机。现在有人写不是高志航,而是某某共产党员第一次打下的外国军队飞机,我觉得这种混淆黑白没什么意思。当时蒋介石也特别兴奋,把8月14日定为“空军节”。15日,爸爸又击落了两架来袭的日军飞机,当时世界各地都报道中国“空军之魂”高志航的消息。


可是,这种快乐太短暂了。11月,我爸爸从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飞机,因为当时日军飞机一直在轰炸中国守军,他不甘等待就冒险带队伍来到周家口机场,准备前往南京参战。28日,几十架敌机到周家口机场上空,爸爸起飞了两次都没成功。当时日军飞机一直在扔炸弹,听三叔说,当时爸爸要是避开,是能躲掉的,可他一直想起飞迎战,结果第三次起飞前被日军投下的炸弹给烧死了。


说来奇怪,那年我才8岁,东北的11月已经很冷了,我晚上睡觉,就梦见一个又矮又黑的人影来扑我,我大哭,奶奶他们赶忙开灯,可是什么都没看见。过了几天,我们就从电台里听见爸爸牺牲的消息。我一直觉得,那天晚上,是爸爸来看我了。


我从此特别恨日本人,结果1946年东北抗日联军来了,我一听说他们是打鬼子的,二话没说就参加了,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革命队伍”的概念,反正谁打鬼子我跟谁。


在军队里,我一直学打字,干机要。有一次碰见何长工,当时我是黄头发,深眼睛,很像外国人,他知道我是高志航的女儿后,很高兴,说认识我爸爸,让我好好干,学父亲那样爱国。解放后,我先到北京办《解放报》,后来南下到了昆明。

奶奶他们就知道我投了八路,1949年,他们被蒋介石用专机接去台湾,早两年东北解放的时候,奶奶他们发表过声明,要求反对内战,因为她是高志航的母亲,这声明影响很大。大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发生,所以蒋特意用专机把我们全家接走了,除了我一个叔叔留在当地。走之前,奶奶一直登报找我,可我看见报纸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时也没什么感觉,还哈哈乐呢,想我在革命军队里呢,你怎么找得到我。现在想起来,那就是和奶奶的永远分离。


妹妹也是1988才在香港见到,前些年我因为身份特殊,经常代表大陆向台湾军方做宣传,所以台湾一直禁止我入境。我和弟妹只能在香港见面,第一次见面,还没出机场,我就看见她了,头发、身材都和我一模一样,听别人说,要是看背影完全分不出来。我大叫了一声,大家就哭成一团了。

 尾声:为了纪念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往东北跑,想去看看我们家怎么样了,结果去看了很难受,当地人都不知道有个高志航。我们家的两层小楼楼下被一家单位占据,楼上则是私人住宅,我问他们,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家的,早就捐献给政府了。我当时就勃然大怒说,谁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我不能吃苦,但性格很火爆,而且一直如此。“文革”时候,我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那些当兵的打我,说我是苏联特务,让我交代,我就和他们对骂:“我当兵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幸亏当时监狱被军队管着,而不少军队领导都是我在云南当记者时采访过的人,所以没受到更重的打击报复。


现在听到这种话,我又想和他们打架,心里想的是,我爸爸不能白死,要让后代明白他们那代人是怎么死去的,当时我就想冲上去给那人两嘴巴,后来忍住了。我从1982年开始为归还房子的事情奔波,想把房子弄成我爸爸的纪念馆。后来中央文件下来,讲清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弃留房子的政策,我就一直缠着他们,让当年的邻居、亲戚写证词,不知和他们打了多少交道,终于在2002年才把房子改成我爸爸的纪念馆了。


而父亲的骨灰可能彻底找不到了,当时他被埋在湖北宜昌,可是早就被平了坟墓,现在东北老家和南京的陵园里都有他的坟墓,但都是空的。我觉得我活着终于完成了这几件事,也心满意足了。要不是我们做些事情纪念他,再过一些年,有谁还会知道当年有个空军英雄高志航呢?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6期  口述/高丽良 采访整理/王恺、王墨馥  图片支持/秦风老照片馆 三联生活周刊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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