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傅作义身边 解放后身份保密遭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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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的中共特工精英。解放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他的孩子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他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的中共特工精英。解放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他的孩子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1993年，已年过50的阎家二女儿阎绥兰才第一次知道父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你父亲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北平和谈期间的阎又文
阎绥兰当即掉下了眼泪。父亲已经去世31年了，这么多年来，阎家的孩子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眼前这位告诉她真相的“王叔叔”，就是当年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接头人王玉。
几天后，阎家6个子女被王玉带到了另一位知晓父亲身份的见证人家里。他是阎又文当年的单线直接领导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位在秘密战线干了大半辈子、早已炼成钢铁性格的长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们的父亲是真正的精英啊！”
在见证者的讲述中，阎家的六个孩子看到了父亲完整的一生。瞬间，困扰了这个家庭几十年的谜团被一一解开。惊喜、激动、欣慰、委屈……种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一齐堵在心头。之后再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啊，知道得太晚了！
父亲阎又文的身份之谜，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了阎家子女的心头之痛。
先是大女儿阎恩兰到了入团的年龄。她所在中学告诉她，“你们家政治历史很复杂”而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
在履历表上，孩子们在出身栏填的都是“革干”(革命干部)――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将领的子女们都是这么填的。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1955年随着傅作义到水利部当农田水利局副局长(后来归并到农业部)，并在1958年加入了共产党。
但是，每当阎家的孩子们入团、入党、提干时，组织部门多次派人去调查，却发现阎又文的身份根本搞不清。他的“国民党起义人员”身份，在统战部、政协的相应档案里都查不到，统战部门说他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但是在中共组织部的档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而正是这个遗留下来搞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让阎家六个孩子受尽连累。
考上公安学校的二女儿本来进入公安机关，后来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1963年考上哈尔滨军工学院的三儿子，毕业后原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地区的小工厂，做了一个维修钳工。最小的六女儿16岁当兵，因为表现优秀，一年多以后就当了代理分队长，等着18岁入党提干。却也因父亲“历史不清楚”，无法过政审关。当了8年兵之后，她复员回家，重新从工人干起。
横在孩子们面前的问题是：父亲解放前的历史不清楚，就连父亲的墓碑上的碑文也扑朔迷离，解放后父亲的职务一一列清，但1949年前的工作却只用一句“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带过。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的生命轨迹终止在担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的职务上，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
彼时，阎家最大的孩子24岁，最小的六女儿才8岁。子女们对父亲的记忆停止了，而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才刚刚开始。这一找，就是30年。
1993年，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家孩子们对于父亲那段“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的谜团恐怕仍然会持续下去。解谜是一次偶然。那是在那年的一次公安部老干部的聚会上，王玉见到了当年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刘光人。担任过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正好曾是阎家二女儿阎绥兰的上级。当他们谈到共同认识的阎又文及他的子女时，王玉一下子激动起来，“都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这才有了王玉找到阎绥兰诉说真相的那一幕。
幸亏当时王玉还活着。他是阎又文的命运转折的见证人，是能把阎又文的身份能说清的寥寥几人之一。
在47年前，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又文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番模样。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阎又文照常在傅作义长官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机要室秘书薛起禄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对阎又文说要找在绥远工作的弟弟，称弟弟吩咐，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信件。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眼前的这个人，回答“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继续低头看报，不再理他。
这个要“找弟弟”的人，便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来的王玉。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找到阎又文。他颇费周折打听到阎就是傅的机要秘书，想方设法乔装成商人拉拢薛起禄，以便接近阎又文。这次接头虽未成功，但总算成功见到阎又文。阎又文现在是傅作义的红人，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后升任少将)，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几天后，王玉又出现在阎又文的家中。
阎的母亲把这个“找弟弟”，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的人领进屋。待阎母转身出屋，王玉立刻连问了阎又文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有些疑惑，然后慎重地点头称是。王玉站起来单刀直入：“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听完，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了王玉的手，说道： “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年了！”
原来，阎就是“潜伏”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早在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时，就“瞄”上了这位才华出众、深得傅作义赏识的私人秘书阎又文，并秘密将其发展为地下党员。
然而，一年以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从此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组织恢复关系不久，阎又文就被推到了内战烟云的风口浪尖上。
1946年，傅作义部与解放军直接发生冲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傅作义是12战区司令，绥远省主席，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陕坝下令所属各部，向绥东挺进：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
傅作义让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把阎又文为难坏了：如果只是一篇文稿，手到即成。可是这个电报，是在骂共产党，骂自己的组织，骂自己的领袖。不写呢，又是自己份内的事，无法拒绝。阎又文找到了王玉，请示怎么做。
王玉和阎又文接上头以后，就与阎建立了绝密的单线联系。另一方面，王玉又以商人的身份拉拢薛起禄，持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他们联系的地点就在阎又文开的一间布店，这间布店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很快，周恩来指示：“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
1949年2月22日，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在西柏坡受毛泽东接见后，与周恩来等人合影。
阎又文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文章发表之后，在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阎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点都不知情。阎又文回到家后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丁宴秋平常更多是与邻居们来往，照顾孩子们上学，料理家务。
在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阎又文已经多天没有回家了。全家乱作一团。不久，阎又文匆忙了一次家，他看望了妻子做了医护安排后，对大女儿说：“傅伯伯那边需要我，家里的担子你要分担一些，帮大人们照顾妈妈。”才11岁的女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不知所措。他们长大后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国民党军队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就在十几天前，解放军突然调整战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也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围城期间，傅作义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令其南撤。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与和之间。尤其得知自己也在共产党25日宣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重要战犯名列当中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
后来，阎又文的女儿看到这些史料，理解了父亲：在这种时刻，傅作义随时有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又处在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中，阎又文怎能离得开？
阎又文与傅作义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间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来了，觉得一时还出不了什么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我现在常常在想，为父亲设身处地地想，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是怎样做出的选择？”对着记者，阎又文的五女儿阎京兰喃喃自语道。“他要选择，谁是敌人，谁是同志，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反应，做什么事情。这样的身份，高度风险，也意味着高度的牺牲精神，牺牲的不仅是他个人，也是他的家人，他那时是随时做好回不来的准备的”。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要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城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就迎上了国民党特务的车。他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
就在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当时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么，难道阎又文也是地下党？
那么傅作义是否也感觉到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怀疑过阎又文是共产党？我们无法得知。但阎又文的“地下党”身份，到解放后那么多年却一直都没有解密。
可是，阎的身份不解密却给他本人造成了诸多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许许多多地下党员的身份纷纷解密、“归队”。但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没有公开。知道阎的历史的，除当年的单线联系人王玉外，就是中央有关部门的少数高层领导了。
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统计，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而且平津战事未开，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其中就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有一些地下党员不止一次注意过阎又文，但阎又文严守上级定下的纪律，任何其他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信号，他一概当作没看见。他只同王玉进行单线联系，王玉的上级，就是罗青长，罗青长直接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就直接通到周恩来了。
尽管阎又文与中共的联系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并不是没有人了解阎又文的过去。在上山西大学的时候，阎又文是个左倾的进步青年。到傅作义的部队以后，当时同在傅部队中的一位地下党员，与阎又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多年没来往后，他后来看到了阎又文为傅作义写的那封公开信，坚信阎已经改变政治立场，从此与阎家再无往来。加之，在这期间，若干地方线的地下党员试图与阎建立秘密联系遭拒，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了解阎又文过去的人的误解。
解放之后，阎的身份不公开，无意间却成了早年对他误解的一个佐证――连党都不承认你是党员，看来你就是有问题了。
1948年阎又文和妻子在北平合影
甚至直到1997年，一部公开播出的讲述北平解放的电视剧中，阎又文仍是反面的角色。
但阎却从不申辩。女儿入团遇到麻烦，他无法解释，不公开的身份，他只能深埋心中。直至1962年去世，他也未透露只字。
当年中共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问过阎又文的女儿们：如果可能，你们愿意干父亲这一行吗？她们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干这一行，就是意味着牺牲――而并非刺激、浪漫与传奇。“我尊重父亲的选择。那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而罗青长说阎又文是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阎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能“白皮红心”掩护得极好，从未失过手、从未引起过怀疑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他的情报，都可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在电视剧《潜伏》热播的日子里，阎又文的子女们仍然在一点点收集着父亲的史料。电视里的中共特工，与他们所熟识的父亲，似乎根本不是一路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出一点他曾经的叱诧风云，只有温和，勤谨，克己。
上小学时的四女儿阎海兰在她的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中写道：爸爸永远是一种特别平静的表情，和若春风。经常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从门缝里看见爸爸进屋的背影，早晨一早睁开眼，又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出门的背影。我常常在想：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啊？
听着阎又文子女们对父亲的描述，你觉得解放后的阎又文与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特工根本是两种人。特别是在解放后。他忙忙碌碌地工作，认真刻苦地学习，严格律己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
在水利部工作时，阎的一些朋友经常邀请他晚上去跳舞，但原本生性喜欢文艺的他都婉言谢绝，而是埋头在家苦学。他本不是学农业出身，现在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读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持有特供证，可以凭借此证去领到一些粮食。在那个年代，粮食就意味着生命。但阎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阎又文到农村视察工作时，本来是可以吃到为他做的面条的，但他一定要与农村的灾民们同吃用大锅煮的红薯叶子，他是生生把自己累出饿出重病而死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时，阎又文上班有专车，但在五女儿的记忆中，专车在前面跑，她只能屁颠屁颠在后头走路上学。后来，因为石油危机，父亲索性把配的车给退了，每天登着自行车上班。他极少直接表现出对子女的温情，在四女儿的记忆中，曾经在睡梦中隐约感觉到父亲走进房间，挨个端详孩子们。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给阎又文六个子女的单位分别发出信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
多年的努力和寻找，终于等来了这个结果。在明白这一切之后，除了对父亲更多的认知，还有无限的敬意和心疼。但对于他们来说，真相来得太晚了，最小的老六也近不惑之年，人生已无法重新来过。唯一值得欣慰的，便是这个结果终于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在阎又文身边，勤俭持家，相敬如宾的妻子，终于完全读懂了自己的丈夫。
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则成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继续“潜伏”，他也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者。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 “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人尽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如果要在现实中找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而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其实是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的写照。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显悲壮。变节者中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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