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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的夜,你可能听过他的歌,但他的故事你知道么?
有人说,我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也有人说,他是桐乡民谣“第一人”。
年轻时他辗转各个琴行、酒吧教琴和演出,后来固定在自己的酒吧“巴森农场”驻唱,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风格。
听歌的人曾给“巴森农场”贴上“桐乡最文艺的酒吧”这样的标签。同样,老板自然也成了“文艺青年”,
然而他并不乐意接受,他更喜欢别人叫他“音乐农夫”。
他的生活里不只有音乐,还有养草、阅读和寻常人的烟火气。
很多人喜欢大伦的音乐,却极少有人了解他的过往,连他的儿子戚嘉宁都只会介绍说:“我爸是教琴的”或者“我爸是开酒吧的”。
大伦初中毕业,考进医药公司,成为一名仓库看管员。
然而安稳规矩的工作,并没有“拴”住他。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非主流”,玩滑板,听摇滚,弹着吉他唱着罗大佑,穿着夸张叛逆的衣服四处招摇。
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喜欢看书、写字、种菖蒲,也喜欢听古典乐、交响乐。大伦他可以很躁,摇滚唱到高潮时,脖子和脑袋上的青筋暴起,浑身上下每一寸衣服都在跳动。他也可以很静,一盏茶、一本书,侍弄几盆菖蒲,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他从医药公司辞职,开始寻找理想和现实的最佳契合点——既能与热爱的音乐、书籍、植物朝夕相处,又无需为生活中恩格尔系数的上升而发愁。
大伦在市区北港河畔开办大伦音坊,一个暑假招100个学生,忙得连饭都得丈母娘送,而就是那两个月,他赚了一年的钱。
在这里,连斑马条的天花板、沙发边的陶瓷碗、白墙上的涂鸦都是有故事的。
大伦说,音坊已经很少有人来了,他却最喜欢这里,是因为再美好的“诗和远方”都比不上当下给自己营造的舒适空间。
大伦接下濒临倒闭的“巴森农场”。
后来,就有了桐乡人所熟知的“巴森农场”音乐酒吧,大伦称之为音乐客厅,“爱音乐的人自然会来,这里是他们的家。”
酒吧每晚6点营业,9点开唱,即使从来不做广告,也会有粉丝在台下捧场,驻唱就是大伦和他的徒弟们,够“大牌”。
更特别的是,大伦每个月都会操办1至2场名为“不一样的声音”的原创民谣弹唱会,从北京的洛兵、吴虹飞到杭州的小皮、谢春花等全国各地的民间原创音乐人,他们都在“巴森农场”举办过他们的专场,也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
今年4月,大伦音阅餐厅开张,慕名而来的客人同样不只是为了吃饭。
自由需要篱笆。生存的自由、空间的自由和精神层面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大伦大伦在修理一盆菖蒲时感叹道,“现在许多人养菖蒲不是为了卖钱,就是附庸风雅,有几个是真正用心在养菖蒲?”他手中的那盆菖蒲就是被他“救活”的。
相比上班,大伦更享受现在的生活,昼伏夜出,凌晨三四点睡觉,下午三四点起床,一天吃两顿饭,基本不碰电脑。
朋友圈90%以上的内容是音乐和菖蒲,正如他尤其喜欢的一幅拓片“畊馀少憩”的含义:别老那么累,要适当休息。 大伦常年理着板寸头,留着小胡子,穿着肥大的垮裤,交通工具是一辆绿色的军用三轮,发动机的轰鸣让人热血沸腾,正如他特别爱唱的《梵高先生》:“我们生来就是孤独。”一遍又一遍,荡气回肠。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是他原创的一首民谣,在他没开口唱前,很难想象,一首歌里能绘出一幅画,画中有夏夜、萤火虫、小木屋、矮篱笆、葡萄架……
去年,当红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演组两次打电话请戚大伦参赛,都被他拒绝了。
大伦的理由是不自由,“比赛靠飚技巧,往上走,不是往下走”,民谣音乐是一种生活美学,不可以不接地气。“我只唱自己想唱的东西,尽量不取悦任何人。”他对音乐的态度是玩,但玩得很认真。
大伦的朋友圈很广,更确切地说是广义上有很多认识的人。
如果把所有时间算作100%,我选择留30%给自己独处30%给音乐上有共鸣的朋友,另外40%用来立身处世。大伦邬红妹,是大伦的第一个女学生,因音乐结缘,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年轻时他叫她“小鹿”,她叫他“大伦”,他们在一个本子上写故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连接成他们的专属回忆。
而对于徒弟谭娟来说,大伦是一个严父般的角色。“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拜戚大伦为师4年,尽管被凶过无数次,但她依然心怀感激,因为大伦让她找到了音乐的方向,“想唱歌写歌却不知从何下手,幻想有一天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唱歌,遇见师父的第二年就实现了。”
他在乎儿子的考试分数,甚至还扮演“虎爸”的角色:“我摔过儿子的高达玩具,就是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
但他也会跟儿子有这样的对话:
其实,父子俩很少有这样逗乐的机会,一般儿子戚佳宁早上6点半去上学时大伦刚睡下,放学回来后大伦又出去工作了。
“没见到我你想我吗?”他问儿子,儿子说想,又加上一句:“你以后早点睡,不然身体吃不消的。”
隐约间,记者见到了大伦的笑容深处泛起泪花。
编辑:杨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