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文化思考

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翻检古籍可以发现，端午的习俗极为纷繁复杂，绝非赛赛龙舟、吃吃粽子那么简单。

　　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是2008年与清明、中秋同时被国家定为法定节假日的。原先的节假日是元旦、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其中只有春节是传统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的入选，大大增加了传统节日的比重，振兴传统文化的意图甚明。但是，实施十年来，这些节日在彰显、发扬传统文化方面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大家还是“逢假必游”，商家还是“逢假必赚”，而很少有人考虑，除了旅游，在这些节日里还应该做些什么。本文试图对端午这个节日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考察，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以期达到“古为今用”之目的。

　　翻检古籍，感到端午的习俗极为纷繁复杂，绝非赛赛龙舟、吃吃粽子那么简单。比如明代《酌中志略》所记当时的宫中端午习俗：“五月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贴于官服前胸后背的图案织物）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故事，如年节（春节）之门神焉。悬一月方撤也。”而《古今图书集成》说到端午，竟列举了60个州县的不同习俗，涉及从北到南十个省份。通过对这些习俗的比较分析，可以从中概括出端午节的三大要义。

　　端午节的第一要义是“卫生”

　　我曾经写过一首关于端午的诗：“门悬艾叶喝雄黄，苍术烟熏白芷香。拋却虚无飘渺说，驱除五毒过端阳。”其下注云：“端午本为毒月恶日，古书载：是日五毒并出，宜蓄兰沐浴以驱邪，故民间有插菖蒲、艾叶；熏苍术、白芷，并喝雄黄酒之习俗。由此知端午实为健康节、卫生节也。至若屈原忧国、曹娥纯孝、子胥冤死，皆附会于此日，而于史无稽。”

　　端午作为节日，起源很早，《礼记》认为，端午节应该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夏小正》中说：“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可见从周代开始，此日即为不洁不吉之日。为什么说它是不洁不吉之日呢？原因就是“五毒并出”。究竟哪五毒，历来说法并不一致。通常的说法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夏小正》的成书时间早于屈原，所以说端午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相反，很有可能的倒是屈原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洁不吉之日自杀的。关于吃粽子，其实也与屈原无关。《风俗通义》讲了粽子的起源及其含义：“先节一日（节前一天），以菰叶（茭白叶）裹粘米栗枣，以灰汁（碱水）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各种调味品），名曰葅龟粘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助）时也。”可见这种早期的“龟肉粽”是含有健康之意的。

　　古人把端午定为不洁之日，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端午前后，气候潮湿炎热，百虫迅速生长，于是毒气上升，疫病流行。人们在长期同各种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发现悬挂菖蒲、喝饮雄黄、佩戴香囊能够驱邪解毒，遂成端午的重要内容，其中自有医学道理在。

现代的香囊越做越精致，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

　　所以，如果能够在端午那一天，大家且慢出游，先来个“全国大扫除”，把端午节首先做成个“卫生节”，不亦宜乎？

　　至于说到不吉，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认为端午是个死亡之日。《风俗通义》的一则佚文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所以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多被抛弃虐杀。《史记·孟尝君列传》有段记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抚养）也。”其母窃（偷偷）举生之。及长，其母因（通过）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你）去（抛弃）此子，而敢生（养活）之，何也？”文顿首（叩头）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与门一样高），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还是）受命于户（门）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提高）其户耳，谁能至（达到门的高度）者？”婴曰“子休（不要说）矣。”后来孟尝君在齐国执政四十余年，且得善终，足见此说之荒唐了。

　　端午节的第二要义是“爱国”

　　说到端午，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屈原。赛龙舟是为了屈原，吃粽子也是为了屈原。尽管作为历史，这些说法并不可靠，但是人们还是愿意这么说。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说明一位爱国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超时代的。《左传》引《诗经》佚文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意思是说孝子是不会消亡的，因为他们的榜样作用永远激励着人们。把这句话借来说明“屈原现象”，也是再确切不过的。

　　屈原事迹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遗憾的是，这篇传记写得十分粗略，所以有人怀疑此传非司马迁所作。据司马迁的说法，屈原生平大致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强记），明於治乱，娴（熟）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信任）之。”后被上官大夫（靳尚）陷害，“王怒而疏（疏远）屈平”。张仪设计离间楚齐关系，怀王受骗，“大兴师伐秦”。两度战败，“楚大困”。第二年秦楚议和，屈原谏杀张仪，未果。屈原谏怀王入秦，不听，被扣，死于秦。楚人怨子兰（令尹），子兰迁怒屈原，“卒使上官大夫短（讲坏话）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流放湘沅，某次与渔夫对话，发“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慨，表达赴死的决心。“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正由于行文多有疏略和矛盾，使一些学者对历史上是否存在屈原其人提出了质疑。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在《读楚辞》一文中提出：“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他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从而彻底否定了屈原的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也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四篇文章，全面否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著作权。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桩公案呢？我认为，讨论屈原到底有没有，这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但是从大众层面上说，却是非但没有必要，而且还是有害的。这是因为，其一，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的情况下，这种质疑只能是一家之言，永远不可能成为定论。其二，屈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到底有没有的问题，已经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了。这就如同拜谒陕西黄帝陵，这座黄帝陵中非但没有黄帝的遗骨，就连一丝一缕的遗物都没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黄帝的隆重纪念，因为我们纪念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崇敬的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这同黄帝陵的真伪已经毫无关系了。

　　所以我认为，在端午节，是不是可以举行一些活动，来纪念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爱国主义先烈。比如我日前去郑州，途经商丘，想起此地就是古睢阳城，唐代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里。张巡、许远两位烈士硬是在这里率领四万将士，拖住了十倍于己的敌人，整整十个月，为唐朝最终粉碎叛乱争取了时间。最后，城陷被俘，两人，尤其是张巡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及城陷，贼缚（张）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小便），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韩愈《张中丞传后序》）有感于此，我在高铁上吟成两句：万人身取义，二子史留名。借以表达对英灵的缅怀之情。

　　端午节的第三要义是“孝道”

　　与端午节有关的古人，除了屈原，还有两位，就是伍子胥和曹娥。曹娥是位孝女，她的事迹感天动地。三国曹魏名士邯郸淳所撰《曹娥碑记》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祖先）与周（姬姓）同祖，末胄荒流（年代久远），爰兹适居（迁居于此）。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是位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潮神伍子胥）。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沿江痛哭呼父），旬有七日（第十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据史料记载，自宋代以来历代政府对曹娥都曾大事褒扬。有位民俗学家却认为，十四岁的曹娥还是未成年人，虽然孝心可嘉，但投江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这样的观点令人哭笑不得，褒扬一位女孩试图救父的至孝，难道就是在提倡自杀吗？应该明白，曹娥投江，是为了救父，而不是自杀。我们所要提倡的，正是这种感人至深的孝道。

《曹娥碑》（局部）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蔡卞重书

　　伍子胥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生平见于《史记》的本传。争论的焦点：他到底是忠臣良将，还是乱臣贼子？这个问题主要是看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对此，本文不作评论。我们关注的，是伍子胥的孝道。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带兵在外，他们的父亲伍奢被楚王打入死牢，楚王忌惮他的两个儿子，于是逼迫伍奢写信召唤，伍尚为所谓的“孝”，赴京被杀，伍子胥抗命流亡吴国，最后报了父兄之仇。我们来看“本传”中的这一段：

　　（楚平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子胥父）也。”伍尚（子胥兄）欲往，员（子胥）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同死），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受捕），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将要）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相对于伍尚的“愚孝”，伍子胥便是属于“智慧的孝”了。革命烈士杨超有首诗赞美了伍子胥的行为：“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后来，伍子胥是在吴王夫差的逼迫下，于端午节那天刎颈而死的。有些专家试图从中发掘出复仇、傲骨、忠君等的精神因素来，这就偏离了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中寻找有利于当今社会的积极因素的初衷。所以，伍子胥还是应该和曹娥一起，成为践行孝道的两个不同典型。

　　关于孝的准确定义，我们还是应该从文字着手，去理解去把握。“孝”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的略写，下半部分则是一个“子”，其意有二：一为背负父母，一为追随父母。这就是孝的具体体现。正如《说文解字》所说：“善事 62 25239 62 15791 0 0 3601 0 0:00:07 0:00:04 0:00:03 3601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提倡孝道，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有关孝道的论述，儒佛道都有。总之，百善孝为先，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中绝无争议的一个共识。比如汉朝的皇帝：文帝、景帝、武帝等等，都是略称，全称应是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体现的就是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其中的孝文帝，是入了“二十四孝”的，“亲尝汤药”讲的就是他的故事。说到“二十四孝”那样的传统孝道，我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具体分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武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传统孝道更好地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认为，可以把传统孝道分为四类，即：纯真的孝、智慧的孝、神奇的孝和愚昧的孝。纯真的孝与智慧的孝是传统孝道的精华部分。宋代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在遵奉孝道上做得很好。黄庭坚身为高官，家里想必不缺奴婢，但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天天为母亲洗刷便桶。这看似平凡的举动，其实却是感天动地的大孝行。假如我们站在母子双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是不难体会出这则故事的伟大之处的。《宋史》本传说：“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孝行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

　　孔子弟子闵子骞，是智慧的孝的典型。他的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子骞为他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真相。回家即要休逐后妻。闵子骞跪求父亲饶恕后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听了十分感动，就打消了休妻的念头。后母悔恨知错，从此待他亲如己出。这也是一种大孝下的大智慧。怪不得孔子要感叹说：“孝哉，闵子骞！”

　　由此我想到，端午节中所体现的孝道精神是应该大力发扬的。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停留在传统孝道的水平上，而应该努力打造更高层面上的、能够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的新的孝道。这就要求我们对孝道作出新的诠释。我认为，新时代的孝道应该具备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新时代孝道的本质是善良；第二，新时代孝道的方法是智慧；第三，新时代孝道的结果是和谐。

　　但是反过来，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又是建立在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非常美的风尚，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个美好的愿景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实现。

　　如果我们能够彰显端午节的三大要义，就会使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