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宗白华、茅以升，三位著名的老学者，在晚年难得相聚，留下一段佳话，牵起无限情思……1982年7月7日下午，朱光潜（左）、茅以升（中）、宗白华三位老学者在朱光潜家会面谈心1981年秋天到1982年暑假，我受教育部和上海戏剧学院委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进修美学，有幸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最后一名入室弟子。朱光潜是中国文化名人，美学泰斗。他的一大批深入浅出的美学（尤其是审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他翻译的黑格尔三卷四册《美学》巨著，在中国美学界、文学青年中的影响无人可及。在1980年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朱光潜教授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我到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报到后，教研室主任杨辛立即带我到燕南园和朗润园拜访朱先生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大师。在北大进修时，我在北京也有个“家”，星期天和节假日，常到三里河南沙沟姑父茅以升家小住。姑父很欢迎我去，因为除了小女儿玉麟和他住在一起，其他几个儿女都不在身边。在那间温馨的小书房里，我代他回复各种信件，并伴他谈心。他安排我晚上住在他的书房里，那张访问苏联后带回来的三人沙发，只要把坐垫翻个身，就是一张床，可以睡两个人。这种两用沙发现在已经很普及了，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稀罕之物。每次他总要看着保姆把床铺好，还亲手摸摸有没有放枕头，才进自己的卧室休息。有一次，我向姑父汇报已经拜访过北大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了，他们都对我非常客气，但我不敢多去打扰。姑父说，这两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宗白华是他在南京上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时要好的同学，宗白华的父亲宗嘉禄先生教过他地理课。朱光潜和姑父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总能碰到，1974年周总理组织他们去视察成昆铁路，在火车上，两人同住在一间软卧车厢，晤谈甚欢。姑父还感慨地说，他和朱、宗虽然同住在北京城，却有多年未见面了，嘱我代表他去看看他们。1981年秋冬，朱先生家的住房正在大修，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带着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柯《新科学》的译稿校样，到北大图书馆教师阅览室校对。中午，他拄着拐杖回家，我怕他滑跤，常常扶他下楼。我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北大哲学系进修美学的，前两天到他家拜访过，又自我介绍是茅以升的侄女，茅老让我代致问候。他说：“我是西语系的。不过，哲学系认我。”他欢迎我去他家坐坐，但是，说房子正在大修，一塌糊涂，大概要修几个月。好几次，我送他回家，他夫人总在院子里除草。院子挺大的，但好像没有见到什么名贵的花木。现在想来，朱夫人应该是在为他“挡驾”不速之客。我曾向他请教有关美学中的一些问题，老人尽管年事已高，但回答却鞭辟入里，言简意赅。我说，读黑格尔的《美学》很吃力、很枯燥，但是朱先生的注释太精妙了，非但能帮助读者读懂原文，还联系许多中国诗词、文论、画论，中西合璧，触类旁通，我更爱读。他笑笑说，注释也是简短的读书笔记。朱光潜先生还教导我：“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读书要慎加选择。”他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朱光潜和宗白华，是美学的双峰。两人年岁相仿，当时都是85岁，都学贯中西，造诣极高。但朱先生著述甚多，宗先生却极少写作。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却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北大当时教授是不退休的。宗先生已85岁了，但精神很好，天冷总是一身中式的棉袄棉裤。平时常到湖畔散步，还亲自到系办公室取报纸和信件，来回足足有三里路。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面除了报纸、杂志、信件，还有顺路买的黄瓜、“心里美”萝卜和面条等，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拐杖。眼前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步履有些蹒跚的老人，却曾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激情诗人和旗手。1916年8月，20岁不到的宗白华受聘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副刊《学灯》，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宗白华在美学上有很大的建树，他是把康德的名著《判断力批判》翻译到中国的第一人。他对中国美学史也有独到的见解。1982年3月，朱光潜（前排左3）与北大美学教研室老师合影，作者为前排左1宗白华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山石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逸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灵活现了。宗先生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有似我们从山林里散步归来，发觉自己的精气神都得到了升华与净化。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在今天难以再现了。宗先生晚年的生活甘于淡泊。老保姆一年前病故了，靠他80岁的瘦弱的夫人操持家务，邻居们帮他们带点菜。儿子平时在城里，一两个星期才能来看老人一次。我因为是他的发小茅以升的侄女，他夫人对我的造访和求教，总是很欢迎的。宗先生住的是公寓楼两居室，家具和装修都非常简朴。但你走进那间兼卧室的书房，和近乎清苦的物质生活相反，却是名副其实的琳琅满目、价值连城。墙上挂着中西名画的真迹，桌上、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孤本书籍、文物和古代石雕。他指着一尊菩萨的石雕头像对我说：“你细细看，多美啊！”“我上课就捧一个佛像去，可以讲两节课。”墙上有幅静物画。一次，我同宗先生聊起静物。他说：“静物不过是把情感贯入很简单的小东西上；其实，中国早有这种传统和潮流，宋人小品，一只小虫、小鸡，趣味无穷，这发端于陶渊明把自己融入自然的精神，不是写人、写事，而是写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自然物，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情深。”在这里，我有幸聆听他分析中外艺术作品的精髓，解答我各种各样的提问。有一次，他问我：“你黄山去过吗？”我说还没有去过。他叮嘱我：“黄山一定要去。没有去过黄山的人，就不会懂得中国画。”我问宗先生：“‘文革’中，您吃苦了吧？”他淡然地说：“没有。造反派对我没有兴趣！”我几次劝他写点回忆录，他总是说：“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写的。”1982年暑假，我在北大的进修快结束了，突然萌发了让宗先生和姑父会面叙旧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宗先生。他马上说：“好，你带我去，我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姑父知道后说：“怎么能让宗白华来看我呢？不方便。还是我去北大吧，我有车，顺便看看朱光潜先生。”我把姑父的打算传递给了宗先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张大了嘴连连说：“好，好！”听说他之后曾一连几天，拄着拐杖踱到北大的正门口，坐在石狮子旁，等候姑父汽车的到来。真是一位可爱的老人！姑父听说后，决定抓紧时间去看宗先生。1982年3月，宗白华（前排左3）与北大美学教研室教师合影。作者为前排左21982年7月7日下午3时，天气酷热，我和大表姐茅于美一起陪同姑父来到北大。宗先生那间凌乱的书房显然打扫过，干净整齐多了，茶几上也放满了橘子水、糖果和卷烟。我见宗先生头上涂着红药水，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一早起来，想把房间打扫干净，爬到一张凳子上擦窗子，一不小心，撞破了头。姑父进了门，两人紧紧地握手，互相端详着，几十年不见面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姑父送上两盒云南沱茶给宗先生。又问：“老师（宗先生的父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抗战时期，在内地。”宗先生喃喃地说。姑父流露出无限惆怅的神情说：“啊！40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们还关切地询问了对方的身体，又谈起了各自的儿孙，最后谈到述著。宗先生说：“去年出了一本《美学散步》，明年可以出一本译文集子，《三叶集》准备重版，都是些旧作，由别人帮我整理的。这几年已不写什么了。美学界的争论我也不想参加了。”其实，《美学散步》是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总共22篇。他虽然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但是，这本书教会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会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是一部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的美学著作。姑父说：“我倒还要写一些应景文章、回忆文章。”宗老说：“你和我不同，你是忙人。不过，我早知道你‘改行’当文学家了。”宗老所说的“改行当文学家”，指的是姑父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桥话》等一批有影响的科普文章，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桥话》都读了，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这时，宗夫人在隔壁房间里，从一只老式藤篮里装着的一堆衣服下面，摸出一本精装本的《美学散步》（我看见好像只剩下两本了）。宗先生用他那支特别粗大的老式钢笔在扉页上题了字，开头就是“唐臣”两字，这是我姑父的字，对外早已不用了，但儿时的友情，对宗老来说，至今仍铭刻于心，这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啊！姑父邀宗先生坐他的车，一起到燕南园朱先生家里去。宗、朱二先生虽然同住在北大校园内，但相距甚远，也难得见面。朱先生见到姑父和宗先生，连声说：“稀客，稀客到了！”三位老人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起来，并合了一张影。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他们的耳朵都有点背了，因此相互的交谈常常是答非所问，但又仿佛互相都听懂了对方的话，显示出一种有趣的场面。比如，朱先生对姑父说：“记得我们一起去云南、四川考察，一晃有好多年了吧？”姑父没有接他的话说，而是赞扬朱先生说：“您这几年出了不少书，著作等身了，真了不起！政协也想为我编一本关于钱塘江桥的回忆录。”朱先生连连点头称是。宗先生始终笑眯眯地坐着，享受着这幸福的时光。我和大表姐在一旁听了，暗自发笑。他们彼此各说各的，谈兴甚浓，话题甚多。朱光潜先生赠送给本文作者的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译作告别时，朱先生取出他的近作《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送给姑父和表姐。朱先生另送我一套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当他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上我的名字后，要再写“指正”二字时，我连忙叫起来：“不敢，不敢，我美学还没有入门。”朱先生朝我笑笑，写下了一个“存”字，然后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捧着四本《美学》，我觉得分量很重。这是当代美学大师对我的培育和希望，我连声称谢。朱先生则说：“我是秀才人情一张纸。”这四本书，我放在书架的显要处，遇到问题经常翻阅，数十年不敢稍怠。回家路上，姑父很累了，但很高兴，说：“亏得你牵线搭桥，不然我们三个老的，这辈子可能见不到了呢！”过了几年，朱、宗两位相继谢世。朱先生在逝世的前3天，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紧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过了9个月，宗先生也去世了，享年90岁。在朱、宗两位大师逝世后，姑父曾给我来过一信，谈起这次难忘的会见。他动情地写道：“回忆当年同你到他们家拜访时，不胜黯然。”如今，姑父也已作古30多年。三位老学者见面的情景，只剩下了这张照片，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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