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 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开拓新领域与深化旧论题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两翼，前者固然尤其重要，后者只怕也不可或缺。旧论题往往在本学科领域具有绕不过、避不开的关键性，且其中不无某些值得再探究的新问题。宋朝重文轻武即是一例。若干年前，笔者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归纳道：“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是宋朝的三大基本国策。”并称：宋太祖“开始注重文治”，“重文轻武的格局确立于太宗时期”。重文轻武“在北宋前期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其“弊病在太宗时期开始暴露，到真宗时期趋于严重。”[1]这些较为传统的说法如今仍然相当盛行，同时又受到诸多质疑，乃至颠覆性挑战。在宋朝重文轻武论者当中，见解也不尽相同。有鉴于此，现将近年来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学习新近研究成果所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写在下面。谬误之处，恳请匡正。
一、论题的症结所在
宋朝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前辈史家大多力主此说。如陈登原说：宋代“重文轻武，疑忌武人。” [2]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将“不能再让军人操纵政权”和“优待士大夫”称为“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两个家训，并称其目的在于“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3]刘子健认定：“宋代重文轻武，直至南宋亡国都没有觉悟。”[4]蒋复璁、赵铁寒则将重文轻武视为赵宋王朝的国策。蒋复璁说：“宋代强干弱枝，转变而为重内轻外，再转变而为重文轻武，积习相传，牢不可破。”[5]但是他们的探讨重点在于强干弱枝，对于重文轻武着墨甚少。难怪有学者感到：“所谓‘重文轻武’现象，虽曾被提高到‘国策’的水平来探讨，但严格的研究著作并不多。”他们认为其中疑问甚多，诸如“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6]等等。进入新世纪后，在邓小南、陈峰、何冠环、范学辉等学者的积极参与下，相关研究有较大进展，[7]解决问题不少，遗留问题仍存，争论且有增大的趋势。
如果说重文轻武与崇文抑武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表述之争[8]，或可两说并存，那么宋代是否重文轻武则属于实质性的争议。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有学者认为，宋朝重视军事建设，“是‘重武’不是‘轻武’”。[9]当时我未加思索，即简单予以回应：“重文轻武的含义虽然较广，但其关键在于重用文臣，压抑武将，与是否重视军事建设关系不大。”近年来才发现质疑者的看法并非全然无据。
质疑者问：“宋朝哪个皇帝提出‘重文轻武’？”“宋朝是谁把‘重文轻武’作为国策的？”[10]此问可谓切中要害。我的回答是：据我所知，宋朝最高统治者确实从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仅就言辞而言，宋朝重文轻武论往往引此为证：“上（指宋太宗）欲兴文教，抑武事。”[11]此语分明不是宋太宗所说，也非宰执大臣所云，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观感。南宋建立之初，武将势力膨胀，进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对此很是不满。他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上书宋高宗：“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史称，“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12]宰相“罢之”，恰恰表明胡寅之说未能体现乃至违背朝廷意图。而“罢之”的理由是所谓“切直”，则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廷的国策也不应广而告之。此事并未引起宋朝重文轻武论者的重视。“重文轻武”四字系某些后世史家自身依据史实所作出的概括。
照我看来，质疑宋代重文轻武，还有一条更为过硬的理由：宋朝统治集团所津津乐道的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用。如陈祥道《论语全解》曰：“圣人文武并用。”[13]其弟陈旸《乐书》云：“文武并用，长久之道。”[14]与胡寅上书的结局不同，陈氏兄弟的《乐书》等著作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褒奖。《宋史·陈旸传》载：“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15]如果说陈氏兄弟还只是一般性地讲大道理，那么苏轼作为考官在《策问》中则如此具体地称颂道：“国家承平有年，文武并用，所以辅成人才者，可谓至矣。”[16]
上面所引均为北宋人所说。南宋大敌压境，形势越发严峻，文、武官员尤应“协和相与，同心共济”[17]，救亡图存。无怪乎当时人的这类说法更多。如朱熹声称：“圣人文武并用。”[18]杨万里强调：“文武并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后。”[19]如果说朱、杨二人只是泛泛而谈，那么韩元吉则赞扬“陛下（指宋孝宗）文武并用”。[20]赵汝愚声称：“朝廷本意，盖秪欲文武并用。”[21]马光祖恭维“皇帝陛下（指宋理宗）文武并用，功德兼隆。”[22]赵、韩、马三人当时只是普通官员而已，其言论尚不足以体现朝廷意图。周麟之在宋孝宗时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他身为执政大臣，将文武并用提升到祖宗家法的高度：“文武并用之道，祖宗相传之规。”[2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孝宗居然认同此说：“大抵治体不可有所偏”。“治天下者，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也。”[24]
如果仅仅依据宋代统治集团的言辞，宋朝的基本国策似乎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用。难怪质疑者甚至将宋朝重文轻武论称为“谎言”、斥为“诬蔑”[25]。言语虽然尖锐，倒也并非向壁虚造。可见，宋朝是否重文轻武，实乃本论题的症结所在。否则“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问题，均无从谈起。
二、半真半假的宣言
重文轻武与强干弱枝一样，通常被研究者们视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对于前者，宋朝统治者公开声称：“我国家强干弱枝。”[26]对于后者，他们始终讳莫如深，反而一再夸耀朝廷文武并用。其原因究竟何在？试解答如下。
第一，宋朝统治者有难言之隐。重文轻武与强干弱枝不同，强干弱枝是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的传统治国理念。汉人曰：“强干弱枝，所以为治。”[27]唐人云：“强干弱枝，自古通规。”[28]宋朝统治者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为强干弱枝之固，则内外安矣”；[29] “此强干弱枝之道，最今日急务。”[30]并尽情称颂：“我太祖能强干弱枝，制治于未乱。”[31]至于重文轻武，则非“自古通规”。宋朝统治者很难公开宣布轻武、抑武，只能正面强调重文、右文。如宋太宗曰：“朕方以文治天下。”[32]宋理宗云：“国家以儒立国。”[33]至于文武并用，则是“自古通规”。唐人说：“文武并用，古之格言。”[34]读读《史记·陆贾传》便知，至迟从西汉初年开始，便成为一种传统的治国方针[35]。因而宋人说：“文武并用，文武相配，汉之政也。”[36]与此相抵触的重文轻武，显然是拿不上桌面的。宋朝统治者不能不承认：“文武并用，贤能两进”[37]；“文武并用，本不偏废。”[38]宋朝统治者的苦衷还在于：就权谋方略来说，公开宣称重文轻武，有害无益，不利于文臣、武将“协和相与”。一言以蔽之，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第二，某些宋人的言论往往虚虚实实。他们夸耀朝廷文武并用是虚，批评当局重文轻武是实。如乾道年间，“近臣”的“抗疏”便是先溢言虚美：“国家留意人才，文武并用，故有太学，有武学。”继而实话实说，州学生员“惟文士耳，习武举者一无所豫。”进而抨击地方官府：“甚失国家并用文武之意。”宋孝宗“可其奏”。[39]方大琮《策问武举》一文同样使用但书法，开篇歌颂朝廷文武并用：“国家武举之科，视前世为尤备。”赓即批评道：“今三年大比，会试天府，而登名仕版，仅及文科十之一，殆轻之欤？”[40]“近臣”的“抗疏”只是将矛头指向地方官府，方大琮则将锋芒直指朝廷。他们不免转弯抹角，某些官员则直截了当。如宋仁宗后期曾一度废罢武举，枢密院及有关官员上疏：“此举不可废罢”，建议“复此科”，其理由是：“文武并用，废一不可。”[41]诸如此类的批评恰恰表明重文轻武这条潜规则确实存在。
《论语》曰：“听其言而观其行。”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宣言往往半真半假，不可全信。如前引宋孝宗所说：文武并用“不可专于一”，“不可有所偏”。前半句是真，历朝历代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只用文臣，不用武将，反之亦然。至于后半句：“不可有所偏”，分明是假话。后来官至宰相的留正在入仕之初，上奏宋孝宗，指责“国家右文而略武备”。照他看来，重文轻武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承平日久，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留正恳求宋孝宗从中汲取惨痛教训：“今当改辙，使文武并用。”史称：“孝宗嘉叹”。[42]朝廷口称文武并用，实则重文轻武，留正几乎将这一实情和盘托出。宋孝宗“嘉叹”，即予以默认。宋人与留正相似的言论较多。如北宋富弼曰：“国家文既富矣，武未甚备”，“重文雅而轻武节。”[43]南宋吕祖谦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44]后世史家所作出的宋代重文轻武这一概括，其直接来源正是留正等人的言论，只是更加简明扼要而已。前面说到的重文科轻武举，重太学轻武学，重习文者轻习武者，都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例证。研究者们对此论述甚多且言之凿凿，这里大可不必炒陈饭。[45]
宋朝重文轻武，之所以受到质疑，它不是明规矩而是潜规则。宋朝统治者只做不说，不留墨迹，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或可称为争议之源、问题之源。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重文轻武与崇文抑武的表述之争。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史籍无记载，没有留下白纸黑字、真凭实据。有学者说：“宋太祖制定了‘重文轻武’的方针。” [46]这一论断只怕缺乏依据。由于强干弱枝是明规矩，其倡行者为宋太祖及其谋臣赵普，记载明确，毫无疑义。但由此进而推断重文轻武这条潜规则也由赵普提议、宋太祖拍板，则有想当然之嫌。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虽然密切相关，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依我之见，此事无从考索，似乎也没有弄个水清石头现的必要。
三、文武地位的转换
五代重武轻文[47]，是个“粗人以战斗取富贵”[48]的时代。当时这类口头禅颇多：“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49] “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50]武人得意忘形，文士忍气吞声[51]。清人赵翼曾感叹：“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其何以全身也。”[52]与此相反，宋朝重文轻武，“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53]统治集团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4]的格局。问题在于：宋朝重文轻武，“何时开始推行”？元朝官修《宋史·文苑传》序称：“艺祖（即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55]或许受此说影响，有学者断言：“宋太祖重文轻武。”[56]在我看来，重文轻武始于宋初之说对错兼而有之。其实，北宋初年介于重武轻文与重文轻武两者之间，处于从武人政治到文臣政府必经的转换阶段。我早年在《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一书中认为：“宋太祖文武并重。”[57]现略申述如下。
断言宋太祖重文，当属不刊之论。从言论上说，宋太祖号召“武臣尽读书”，许诺“宰相须用读书人”，表示“事业付之书生”，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从制度上说，他既改革科举，废止公荐，推行复试、殿试，又提高进士授官品级，还任用文臣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诸如此类，都是明证。难怪宋人说：“中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58]《宋史》甚至认为：宋太祖“大重儒者”。[59]这个“大”字未免言过其实，但与五代相比，宋太祖无疑注重文治。
至于认为宋太祖轻武，只怕与史实不尽相符，至少失之笼统。其依据不外乎收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军与削夺藩镇之权。对此考论最为详尽者，当推前辈史家聂崇歧。他在《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中有两条颇为重要的结论：第一，罢宿将典禁军，所谓“宿将”仅限于资深位高望重者，并且只是其中的少数人；第二，削夺藩镇之权，“此种政策之完成盖已在真宗之世。”[60]从中不难看出，宋太祖轻武之说依据相当有限。而本人则对宋太祖重武有所阐述，认为：“与注重文治相比，他在加强武备方面的措施更多。”诸如扩充军队、严格纪律、淘汰冗员、提高待遇等等。并称：宋太祖“不以文治着称，而以武功见长。”[61]
需要补充的是，南宋人吕中早已指出：“国初犹右武。”[62]所谓“右”，即重也。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一书中专门辟有《宋初优容武人》一条，列举事例不少[63]。其中最突出的是信任御边将领，经济上给予边将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军事上给予边将不经请示自行处理权。正如吕中所说：“太祖既削方镇之权矣，然于边将任之久，责之专，虽无方镇之名而享方镇之利。”[64]这一举措备受称道。如宋人罗从彦曰：太祖“兵力雄盛，武功盖世，良由得猛士以守边，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65]明人陆粲云：“昔之人主，称善任将者，莫如宋太祖。”[66]清人徐干学的评论尤其惊人：“（宋）太祖之为君，智略如汉高而忠厚过之，谦雅如光武而豁达过之，勤敏如唐太宗而方正过之。”“三代以降，质美而可与希帝希王者，一人而已。”[67]对于宋太祖是否“忠厚”之类，人们难免提出异议。但他文武并重，结束了五代重武轻文的旧格局，开启了宋代重文轻武的新局面，以至走出五代乱世。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其意义确实不小。至于如何动态审视重文轻武的利弊得失，研究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毋须多说。重文轻武确有促进文化繁荣等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影响则有导致尚武精神沦丧等，且越到后来越发严重。明朝号称“重开大宋之天”，行重文轻武之政。《明史·选举志》曰：“终明之世，右文左武。”[68]在清人看来，此乃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乾隆帝弘历云：“明季重文轻武，以致宗社丘墟。”[69]
四、“正当尚武之世”
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70]所谓“他人”虽专指当时仍盘踞江淮的南唐政权，其实也泛指一切有可能危及其统治者，既包括文臣，又涵盖武将。宋太祖是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常常因此“睡不能着”。他还是个夜游神，不时深更半夜微行至功臣之家，以致赵普“退朝不敢脱衣冠” [71]，夜间只能和衣而卧。宋太祖既防范武将，又限制文臣，两个方面的措施都不少。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言，肯定认为文臣的威胁小于武将，并时有流露。如他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72]在他看来，“措大眼孔小，赐与拾万贯，则塞破屋子矣。”[73]宋太祖不甚担忧文臣贪腐，心中惟恐武将捣乱。他对宿将一再大谈其“为君难”：“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74]甚至居然如是说：“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75]显而易见，其最大心病无疑在于武将。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虽心存重文轻武之想，但他不得不施行文武并重之政，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就时代背景而言，必须一切服从战争需要。诚如吕中所指出：“太祖当尚武之世”，“后世当右文之日”[76]。当时举国处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宋太祖绝无轻武的可能。宋人王应麟说：“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77]罗球庆说得对：此处所谓“祖宗之制”并非宋太祖之制，而是“仁宗以后之制”[78]。宋太祖不仅在边境地区久任专任边将，而且在出兵作战时，一概任用石守信、慕容延钊、王全斌、李继勋等宿将担任都部署，并给予他们“便宜行事”权。宋人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管。”“元戎之任，无不统摄。”[79]足见其权势之大。起用文臣担任武职，始于宋太宗时。宋人说：“至道故事，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80]至道系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到真宗时逐渐增多，仁宗以后成为常态，于是才有此一说：“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县之将。”[81] 这绝非宋初的实情。
其二，就个人因素来说，宋太祖武将禀性难移。史称，他“少亲戎事，性喜艺文”[82]，是个喜欢读书的武人。然而宋太祖毕竟生长在五代乱世，又是行伍出身，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带有行业性偏见。“之乎者也，助得甚事。”[83]这分明是一句极端轻视文化的话，宋太祖竟脱口而出。他习惯性地将文士动辄贬称为“措大”，诸如“此措大儿语”[84]、“此措大索事分”[85]等等。军校史珪作为宋太祖的亲信，深知其武人本性，才敢于在他跟前挑拨离间：“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并诬告文臣知州梁梦升。谁知宋太祖另有重文的一面，居然称赞道：“梦升真清强吏也！”[86]并予以提拔。开宝八年（974）二月殿试时，陈识与王嗣宗难分高下，宋太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结果王嗣宗得胜。角力又称手搏，是古代的一种基本武艺。王嗣宗“手搏得状元”[87]，传为笑谈。此事或可反映宋太祖既提倡学书又鼓励习剑，颇有些文武并重的意味。
其三，以现实状况而论，士大夫群体尚待培育。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变为现实。宋人指出：“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88]宋初宰相范质、王溥虽是五代进士，但不仅系前朝旧人，而且水平有限。宋太祖“叹宰相寡闻”[89]，指的正是他们。翰林学士窦仪、陶糓学问优博，皆有才名。宋太祖有意拔擢窦仪，而窦仪并无拜相之心。与窦仪不同，陶糓上进心切，“意希大用”，百般巴结开国新君。宋太祖受禅大典即将举行，“独未有周帝禅代制书”。正当为难之际，“陶糓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用之。”[90]殊不知马屁拍在马腿上，宋太祖厌恶“其为人倾险狠媚”，不仅嘲笑其为文“依样画葫芦”[91]，而且常说：“陶糓一双鬼眼”[92]。宋太祖只能长期任用赵普为相，此人虽精通“吏道”，并能出谋献策，但寡学术，且多为不法，并非宋太祖心目中的“读书人”。[93]宋初学校未兴，科举未艾，赵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长之中。南宋人叶梦得认为，这正是当时未能重文轻武的原因所在。他说：“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士安）一人而已。”毕士安系宋太祖干德四年（966）进士，是个相当标准的读书人，但他出任宰相，迟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在叶梦得看来，宋太宗以后才有重文轻武的可能。他说：宋太宗“取人益广，得士益多”，“广致天下之士以文治”[94]。《宋史》卷354《论曰》：“自太宗岁设大科，致多士，居首选者躐取华要，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为时名臣。”[95]总之，宋太祖虽有“大重儒者”之意，尚无“大重儒者”之举，只是开始注重文治而已。
五、并非一概势如水火
谈到宋朝重文轻武，人们立即想到那句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96]其实，从军行伍不失为宋代向上型社会流动的途径之一，[97]武官武职也是统治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子健指出：“武官群仍然是官”，“还是属于统治阶级”[98]。漆侠认为：宋朝“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将第二位。”[99]这些论断很值得重视。至于钱穆所说：宋朝“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或许稍有强调过分之嫌。宋朝重文轻武，依据相当充分。之所以还有异议，只怕与简单化的解释和绝对化的理解有关。文武并非全然对立，一概势如水火。以下两点或许不能忽视。
其一，文臣大多并不赞同重文轻武。人们往往下意识地以为“臀部指挥脑袋”，文臣必定是重文轻武的力主者。其实并不尽然，相反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范仲淹的主张便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相济：“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他担忧“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建议：宋仁宗“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壮士蒙知，必怀报效，列于边塞，足备非常。”[100]富弼与范仲淹相似，主张文武“交相为用”：“王者治天下，唯二柄，文武之谓也。大概文以饰治平而武以靖祸乱。”[101]蔡襄强调：“今天下大患者在兵。”“今之为政，此（指强兵）第一事。”认为：“凡人之材，各有所能。”“吏治之材，使之临兵戎之事，则时有不能。”主张文武各归其位：“词令之职还于文士”，“兵戎之职还于武士。”[102]如果说这些尚属泛泛而谈，那么某些文臣的主张则针对性极强。如王禹偁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103]他主张：“合兵势以重将权”，“抑文士以激武夫”[104]。贾昌朝批评朝廷“每命将帅，必先疑贰”，认为在边境战事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是重文轻武：“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则必败。”[105]余玠讲得具体些，他先陈述重文轻武的现状：“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所谓“哙伍”者，“樊哙之徒”也。余玠接着向宋理宗进言：“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并警告道：“文武交激，非国之福。”[106]
其二，文臣、武将既相轻相争，又合作协同。李纲诗云：“武夫恶文士，每见辄不喜。排纷须大剑，安用毛锥子。”[107]“武夫恶文士”的事例不少，如景德元年冬，在对辽作战前线，老将高琼嘲讽文臣执政冯拯：“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108]反之，“文士恶武夫”的例证或许更多，如天禧年间，寇准任枢密使，武将曹利用任副职，“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准辄曰：‘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邪！’[109]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建立之初，文武双方更是互相攻讦。武将谴责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文臣则将朝廷信用的武将指斥为“三四庸将耳”。[110]值得注意的是，文武之间并非总是相轻相争，相互提携的事例也每每见于记载。如宋太祖时中进士、太宗时官至翰林学士的宋白，先前受到武将张琼的关照。史载：宋白“尝馆于张琼家，琼武人，赏白有才，遇之甚厚。”[111]又如名将种师道推荐“士大夫宗仰之”的名儒尹焞。史载：“靖康初，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112]至于宋初宰相赵普与武将枢密使李崇矩，岂止协同而已，还结为儿女亲家。他们“厚相交结”，颇有相互勾结之嫌。宋太祖“闻之，不喜”，[113]以致李、赵二人先后被罢官、罢相。狄青只怕是北宋时期受到文臣蔑视、中伤、攻击最多的武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他的成长发达的过程中，受到文臣的眷顾也不少。不应当遗忘，其宽恕者是范雍[114]，其推荐者是尹洙，其提拔者是韩琦、范仲淹，建议其出任广南经制使[115]的是庞籍，力赞其升任枢密使的是梁适，他们均为一代名臣。即使是欧阳修等所谓狄青的中伤者，也并非一定是其冤家对头。他们大多肯定“其心不为恶”，“未见其过”[116]。狄青与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孙沔在广南前线，则是文武合作的范例。狄青“尤喜推功与将佐。贼既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狄青与其推荐者尹洙，更是莫逆之交。“尹洙以贬死，青悉力赒其家事。”[117]武将曹利用虽然与文臣矛盾尖锐，但曹利用之死并非文臣心狠手毒，而是宦官落井下石。史称：“宦者多恶利用。”在其贬官途中。“行至襄阳驿，（宦官杨）怀敏不肯前，以语逼之，利用素刚，遂投缳而绝，以暴卒闻。”[118]总之，不能将武将的遭遇与不幸一概归结为文臣陷害所致。尽人皆知，在岳飞冤狱的鸣不平者当中，文官甚至多于武将。
六、武官内斗与党争
文臣、武官作为宋代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两者均非铁板一块，都不是结合紧密、不可分裂的整体。从前探讨宋代文武关系，多半聚焦于文武相争。其实，文武关系相当复杂。除文武相争而外，无论文臣还是武官，均不乏窝里斗，并且两种争斗之间又有交叉。研究者近年来对以下两种现象的探讨，颇有助于认知宋代文武关系的复杂性。
现象之一是武官内斗。如宋初猛将张琼便不是死于文武之争，而是死于武官内斗。史载：张琼“性粗暴，多所陵轹。时军校史珪、石汉卿等方得幸，琼轻目为‘巫媪’。珪、汉卿衔之切齿。”史、石二人借故诬告张琼。宋太祖一怒之下，“令击之”。石汉卿狠下毒手，“奋铁檛，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张琼被迫“自杀”[119]。杨业之死也并非由于文臣作祟，其原因在于后周、北宋禁军派系的将领与北汉降将之间的争斗。又如北宋末年，以种师道为代表的种氏和以姚平仲为代表的姚氏两大武将集团明争暗斗。史称：“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120]姚、种两家的争功邀赏直接导致姚平仲夜劫金营的失利。再如隆兴年间，李显忠与邵宏渊两大将领之间的勾心斗角使得宋军兵败符离（在今安徽宿州境内），以致张浚北伐迅速失败。何冠环《论宋太祖时武将之党争》、《论宋太宗时武将之党争》两文可谓开风气之先。这项研究或许还有拓展与深入的可能。一望而知，“武将党争”一语欠妥。正如研究者本人所说：此处“采用‘党争’一词，盖为行文方便之故。严格地说，这些武将的结党和派系斗争行为，并非基于相同的政治理念或政策主张。”[121]因此，本文不称“武将党争”，而称“武官内斗”。
现象之二是武官参与“文臣党争”。如景德元年（1004），在以毕士安、寇准为首的以战促和派和以王钦若、陈尧叟为首的不战而逃派相争中，武官王继英、高琼乃至曹利用均属于以战促和派[122]。宋真宗晚年，在以寇准为首领的太子党与以丁谓为头目的皇后党的争斗中，曹利用站在丁谓一边[123]，而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巡检朱能则站在寇准一边。在熙宁年间的新旧党争中，武将种谔大抵倾向新党，而郭逵则倾向旧党[124]。在秦桧专权期间，张俊、杨存中等依附秦桧[125]，岳飞、韩世忠等则与秦桧对立[126]。最为明显的例证，当推崇宁初年刊行的 “元祐党籍碑”，列有“武臣二十五人”，包括“张巽、李备、王献可、胡田、马谂、王履”[127]等等。其实，将新旧党争等等称为“文臣党争”，同“武将党争”一样欠准确。党争的参与者除文臣为主而外，不仅有武官，往往还有外戚、宗室、后妃乃至宦官。如“元祐党籍碑”列有“内臣二十九人”，包括“梁惟简、陈衍、梁知新、张士良、李倬、谭扆”[128]等等。所谓“文臣党争”，或许仅称“党争”即可。就争斗规模尤其是社会影响来说，武官内斗显然不能同党争等量齐观。可见，宋代统治集团的主要争斗不是文武之争，而是参与者相当广泛的党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党争双方的首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武官，而是也只能是文臣。这恰恰表明宋代文臣的地位总是高于武将，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文臣处于从属地位。此情从又一角度证明，宋朝重文轻武之说只怕很难颠覆。
（本文初稿承蒙成荫、陈鹤学友阅读并提出若干颇有价值的修改意见，谨在此聊表谢意。）
全文刊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1]张邦炜：《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9、37、55页。这本通俗性读物写于80年代后期，因故延误出版。
[2]陈登原：《国史旧闻·北宋武力何以不振》，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分册第275页。
[3]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下册第540页。
[4]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体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收入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83页。
[5]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大陆杂志》第9卷第7期，1954年10月15日；赵铁寒：《关于宋代‘强干弱枝’的管见》，《大陆杂志》第9卷第8期，1954年10月31日。两文均收入台湾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8年印行，第407-453页。
[6]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6-187页。
[7]如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7期。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再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范学辉：《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文史哲》2007年第4期。
[8]“崇文抑武”一语从前似乎极少使用，我仅见于何忠礼《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辨析》一文：“在‘崇文抑武’” 的宋代, 这便成了文人们的一个话柄。”（《浙江学刊》1984年第6期第16页）。有学者认为“重文轻武”四字不甚确当，当以“崇文抑武”一语代之，并赋予新意。参看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70页。我个人认为，此说颇有道理。愚意以为，作为政策，称“崇文抑武”较好；作为社会风气，以称“重文轻武”为宜。本文为行文方便起见，仍按多年来形成的习惯，统称“重文轻武”。
[9]宋衍申：《是“重武”不是“轻武”——谈北宋的一项基本国策》，《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10]宋朝粉丝：《谁最先污蔑宋朝重文轻武的》，《铁血社区·铁血军事·铁血历史论坛》，http://bbs.tiexue.net/post2_4390473_1.html；东方名将：《宋朝“重文轻武”的谎言》，《铁血社区·铁血军事·铁血历史论坛》，http://bbs.tiexue.net/post2_4309833_1.html。
[11]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8《祖宗科举取人·太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47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将此事系于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册第394页。其史料来源均为马光《稽古录》卷17：“（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擢进士吕蒙正等百三十三人及第，皆除京官、通判，以兴文教，抑武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3、549页。
[13]陈祥道：《论语全解》卷8《卫灵公第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陈旸：《乐书》卷172《乐图论·圣朝乐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脱脱等；《宋史》卷432《陈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48页。
[16]苏轼：《苏轼文集》卷7《策问六首·五路之士》，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6页。
[17]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162《建官》“孝宗时赵汝愚上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120页。
[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3《杂着·郑公艺圃折衷》，《四部备要》第58册第1319页。
[19]杨万里：《杨万里集》卷88《千虑策·论将上》，辛更儒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册第3485页。
[20]韩元吉：《措置武臣关升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786《韩元吉四》，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册第355页。
[21]《历代名臣奏议》卷162《建官》“孝宗时赵汝愚上奏”，第2120页。
[22]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6《奏状·马光祖到任谢表》，《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926页。
[23]周麟之：《海陵集》卷6《除同知枢密院事谢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宋文》第217册第195页。
[24]佚名：《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淳熙三年十月己卯，阮元辑《宛委别藏》第2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2页。
[25]宋朝粉丝：《谁最先污蔑宋朝重文轻武的》，《铁血社区·铁血军事·铁血历史论坛》，http://bbs.tiexue.net/post2_4390473_1.html；东方名将：《宋朝“重文轻武”的谎言》，《铁血社区·铁血军事·铁血历史论坛》，http://bbs.tiexue.net/post2_4309833_1.html。
[26]胡寅：《斐然集》卷12《仲儡转一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文系胡寅绍兴年间在中书舍人任上代拟的制书。制书是古代帝王诏令文书中的一种。《全宋文》第189册第24页。
[27]范晔：《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第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页。
[28]王溥：《唐会要》卷54《省号上·给事中》，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00页。
[2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九月辛酉，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78页。
[3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38页。
[31]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页。
[32]罗从彦：《遵尧录》巻2《太宗》，黄宝华整理，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编第9册第125页。
[33]佚名：《宋史全文》卷34淳祐十年十月丙午，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1页。
[34]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65《大臣·录勋·叙用勋旧武臣德音》，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52页。
[35]在宋人看来，文武并用的首倡者为孔子乃至周公。“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富弼：《上仁宗论武举武学》，《宋朝诸臣奏议》卷82《武举》，第891页）。孔子此言被宋人反复引证。
[36]方大琮：《铁庵集》卷26《策问武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汉之政”，《全宋文》作“汉之事”（第322册第244页）。
[37]《张耒集》卷44《议·广才篇》，李逸安等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4页。
[38]《宋史》卷153《舆服志·舆服五·士庶人服》，第3578页。
[39]林表民辑：《赤城集》卷6《台州州学建武斋记》引“近臣抗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宋文》第288册第415页。
[40]方大琮：《铁庵集》卷26《策问武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宋文》第322册第244-245页。
[4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3之28，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21页。又见《宋会要辑稿·崇儒》，苗书梅等点校，王云海审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42]《宋史》卷391《留正传》，第11972页。
[43]富弼：《上仁宗论武举武学》，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82《武举》，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校点整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91、892页。
[44]吕祖谦：《东莱集》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宋文》第261册第39页。
[45]参看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
[46]剑峰：《宋太祖‘重文’的贡献》，《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29-32页。
[47]宁可指出，唐代前期“文武不殊途，将相得兼任。”文武关系问题始于唐中叶以后。因文武殊途而文武相轻。他认为：“从唐中叶的文武殊途和相轻到北宋的重文轻武，中间还经历了一个重武轻文的阶段，这就是唐末五代”（《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见《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66页）。
[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干德二年正月己丑，第119页。
[4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9后汉隐帝干祐三年四月戊辰，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422页。
[50]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7页。
[51]此处只是就五代时期的主流状况而言，当时的某些统治者也有重文的一面。梁太祖朱温便号称“优待文士”（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外，如《旧五代史》卷128《翟光邺传》载：后周枢密副使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第1698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称：北汉主刘承钧“益重儒者”（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8页）。至于南方的吴越、南唐等等，更是不可一概而论。
[5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幕僚之祸》，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1页。
[53]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15《贡院乞逐路取人状》，王根林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54]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页。
[55]《宋史》卷439《文苑传一》，第12997页。
[56]梁天锡：《从遵尧录观宋初四朝之军事与政治》，台湾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2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年印行，第487-500页。
[57]《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第21页。
[58]《宋史全文》卷26上淳熈三年十月己卯，第1797页。
[59]《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第50页。
[60]聂崇歧：《论宋太祖收兵权》，《燕京学报》总第34期，1948年。收入聂崇歧：《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3-282页。
[61]《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第21-23页。
[62]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徐时仪整理，《全宋笔记》第2编第10册第265页。
[63]《国史旧闻·宋初优容武人》，第2分册第262-266页。
[64]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2《太祖皇帝·命将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遵尧录一·太祖》，《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第107页。
[66]陆粲：《陆子余集》卷7《拟上备边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徐干学：《资治通鉴后编》卷8开宝九年“臣干学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张廷玉等：《明史》卷70《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5页。
[69]爱新觉罗·弘历：《评鉴阐要》卷12《明·庄烈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太平治迹统类》卷1《太祖平江南》，第26页。
[7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七月丙午，第205、204页。
[7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第293页。
[7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之1《中书令韩国赵忠献公（普）》，《四部丛刊》初编本。
[7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第49页。
[75]王巩：《闻见近录》，戴建国整理，《全宋笔记》第2编第6册第22页。
[76]《宋大事记讲义》卷3《太祖皇帝·幸太学》。
[77] 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20《杂识》，栾保群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8页。
[78] 罗球庆：《北宋兵制研究》，香港《新亚学报》第3卷第1期，1958年印行，第222页。
[79]孙何：《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宋朝诸臣奏议》卷64《百官门·诸将》，第711页。
[80]《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子范百禄传》，第10791页。
[81]司马光：《上哲宗乞罢将官》，《宋朝诸臣奏议》卷64《百官门·诸将》，第715页。
[82]张舜民：《画墁录》，汤勤福整理，《全宋笔记》第2编第1册第207页。
[83]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郑世刚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
[84]龙衮：《江南野史》卷3《后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遵尧录一·太祖》，《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第118页。
[86]《遵尧录一·太祖》，《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第115页。
[87]王明清：《玉照新志》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识”，一作“赵昌言”，误。参看何忠礼：《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辨析》。
[88]魏泰：《东轩笔录》卷1，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89]李攸：《宋朝事实》卷2《纪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5页。
[9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第4页。
[91]《东轩笔录》卷1，第5页。
[92]《画墁录》，《全宋笔记》第2编第1册第209页。
[93]邓小南对此考论甚详，参看其《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9-183页。
[94]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全宋笔记》第2编第10册第265页。
[95]《宋史》卷354《论曰》，第11172页。
[96]佚名：《新编五代史平话·汉史平话》卷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97]此说由何冠环提出：“沙场实在是科场以外另一个可以争胜腾达的场所。”参看其《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北宋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新探》，《北宋武将研究》第1-24页。
[98]《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74页。
[99]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收入《漆侠全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卷第156页。
[100]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9《书·奏上时务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页。
[101]《上仁宗论武举武学》，《宋朝诸臣奏议》卷82《武举》，第891页。
[102]蔡襄：《蔡襄集》卷22《国论要目·四曰赏功实·任材》，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84页。
[103]王禹偁：《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29《边防门·辽夏一》，第1427页。
[104]《五朝名臣言行录》卷9《王禹偁》。
[105]《宋史》卷285《贾昌朝传》，第9615页。
[106]《宋史》卷416《余玠传》，第12469页。有学者称余玠为名将，或欠妥。他虽非进士出身，但曾就读于白鹿洞书院。他虽以军功补武职，但不久改授文官。何况此后他还带华文阁待制、徽猷阁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资政殿学士等馆职，并出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侍郎者，文臣也。
[107]李纲：《叔易得水晶笔格赋诗见意》，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全宋诗》卷1560《李纲一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册第17712页。
[108]《宋史全文》卷5景德元年十一月，第203页。
[109]《宋史全文》卷6天禧四年六月，第259页。
[1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第543页。
[111]《宋史》卷439《宋白传》，第12998页。
[112]《宋史》卷428《尹焞传》，第12734页。
[1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庚午，第289页。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正月戊子载：范雍“颇知人，喜荐士，后多至公卿者。狄青初为小校，坐法当斩，雍贷之”（第3818页）。
[115]其官职全称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
[11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09《奏议十三·论水灾疏（至和三年）》，李逸安校点，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1660页。
[117]《宋史》卷290《狄青传》，第9718-9721页。
[118]《宋史》卷290《曹利用传》，第9708页。
[1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干德元年八月壬午，第101页。
[120]《宋史》卷349《姚兕附子姚古传》，第11061页。
[121]《北宋武将研究》第25页。
[122]从前人们将这两派分别称为主战、主和派，我个人认为不甚确当，改称以战促和、不战而逃派。参看张邦炜：《澶渊之功数第三——北宋枢相王继英事迹述略》，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302页。
[1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丁谓、曹利用“恨（寇）准”。“及同为枢密使，遂合谋欲排准”（第2196页）。
[124]《宋史》卷315《韩绛传》载：熙宁四年，被称为“传法沙门”的新党重要人物、宰相韩绛宣抚陕西，“绛素不习兵事”，“用知青涧城种谔策，欲取横山，命诸将听命于谔”（第10303页）。同书卷290《郭逵传》载：宣抚使郭逵曰：“谔，狂生尔！”韩绛“怒，以为沮挠，奏召逵还”（第9725页）。
[1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月壬午载：“时秦桧秉政久。而张俊、杨存中为桧所厚”（第2703页）。《宋史》卷369《张俊传》载：“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俊）独以杨沂中为腹心”（第11475、11476页）。
[126]《宋史》卷364《韩世忠传》载：世忠“抵排和议，触桧尤多”（第11368页）。
[127]马纯：《陶朱新录》，陶宗仪纂《说郛》卷39，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6册第11页。
[128]《陶朱新录》，《说郛》卷39，，第6册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