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相卿：《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文|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仝相卿
墓志碑铭文字是用于悼念逝者，叙述墓主生平，并对其品行功绩进行颂扬的载体。宋代此类文字，多是墓主去世之后，丧家辅以润笔，延请他人撰写[①]，其中展现了多元的人际网络[②]。然在墓志铭撰写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引起关注，即墓主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对一生进行回顾并加以整体性评价，颇有自我盖棺论定的意味。有关此议题，学界专题研究者相当少见。吕海春对中国古代自撰墓志铭进行了长时段论述，认为宋代自撰墓志铭“无论是体式，还是内容，都趋于中规中矩，撰者又常用社会上流行的正统的标准评价自我，因而就行文气势而言，显得平淡内敛，缺乏波澜”，这与宋代文人士大夫思想普遍受到政府控制，以及长期儒家教化有关[③]，然论据相当单薄；许玲玲通过对所掌握的三篇宋代自撰墓志的简单分析，认为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自撰墓志铭的“沉寂期”[④]，并不准确。总体而言，学界对宋代自撰墓志铭关注不多，且对宋代自撰墓志铭数量、总体特征和自撰墓志原因等的分析，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宋代自撰墓志铭概览
两宋时期，自撰墓志铭并不算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大致有如下数例。后周宰相窦贞固入宋后隐居不仕，“开宝二年病困，自为墓志”[⑤]。朱昂景德四年（1007）去世，《宋史》本传提及他“晚岁自为墓志”[⑥]。陈尧佐庆历四年（1044）去世，“将终前一日，自为墓志”。[⑦]程颐在《书先公自撰墓志后》云：“先公太中，年七十，则自为墓志及书戒命于后，后十五年终寿。子孙奉命不敢违，惟就其阙处，加所迁官爵，晚生诸孙及享年之数，终葬时日而已。”[⑧]可知程颢之父程珦曾自撰墓志铭。尤袤编纂的《遂初堂书目》中，言及陈瓘曾自撰墓志铭：“陈了斋自撰墓志并序。”[⑨]《宋史·赵鼎传》中称赵鼎“自书墓中石”[⑩]，当为自撰墓志铭，故薛季宣在《与喻郎中书》中曰：“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献赵公……公之功业，冺没殆无传焉。近乡人陈傅良秀才，识其孙于新昌，访以遗书，得公自为墓志。”[11]陆游和楼钥分别撰有《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志》、《跋朱潜山自撰墓志》跋文，可知朱翌墓志铭为自己生前撰写。[12]陈著《挽孙常州寺簿哲二首》中云：“手铭平日事，打破死生关。”其后注曰：“自作墓志而死。”[13]说明孙哲墓志也是自己撰写。等等。
另外，或吸收家谱，或宋代墓志在后世出土等情况，使得明清方志及墓志合集中也有宋代自撰墓志铭的内容。万历《漳州府志》摘录《苏氏家谱》云：“（苏）溥字渊夫，一字节夫。登嘉定十三年进士……及卒，自撰《墓志》。”[14]知苏溥去世之前曾自撰墓志。同治《霍邱县志》称：“明正德间，民有掘得潭自撰墓志铭碑者。”[15]使我们了解到韩潭自撰墓志出土于明代[16]。宣统《建德县志》有北宋李植自撰墓志的情况：“李植，字公立。登熙宁三年进士第……有自撰墓志铭，石尚存。”[17]从此可知，李植墓志志石在编纂宣统《建德县志》时尚存于世。同治《饶州府志》中收录了北宋中期陈封自撰墓志，编撰者在其后附曰：“咸丰辛酉，郡局办团过安仁邓家埠，闻于土人五年乙卯有出土宋碑，觅之不获，旋闻为陈氏墓石。前任县丞曾拓数纸，土人虑别启争端，槌石埋之，故不可得。前丞省垣候补，尝过访，坐谈，丞出新装拓本见示，缕悉其详，因丐得试墨初稿一纸，携入羊城，装池成帙，将采补入志。”[18]不仅全文收录了陈封自撰墓志，并且详细记载了墓志出土后的情形，以及撰入府志的波折。2013年在杭州出土的南宋洪起畏墓志称：“今年□□□无几，豫笔此援（授）□□及□俾俟其殁，刻而纳诸圹。”[19]可知洪氏墓志为自撰。
以上简要叙述了文献中所见宋代自撰墓志铭的情形[20]，现按照墓主卒葬时间先后顺序，列表如下：
宋代自撰墓志铭统计表
序号 | 墓主 | 卒年 | 资料来源 | 备注 |
1 | 窦贞固 | 开宝二年 | 《宋史》卷262《窦贞固传》 | 亡佚 |
2 | 朱 昂 | 景德四年 | 《宋史》卷439《朱昂传》[21] | 亡佚 |
3 | 陈 充 | 大中祥符后 | 《宋史》卷441《陈充传》 | 亡佚 |
4 | 刘 筠 | 天圣九年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22] | 亡佚 |
5 | 陈尧佐 | 庆历四年 | 《渑水燕谈录》卷2；《宋朝事实类苑》卷8；《宋史》卷284《陈尧佐传》 | 存世 |
6 | 陈 封 | 皇祐二年 | 同治《饶州府志》卷30 | 存世 |
7 | 宋 祁 | 嘉祐六年 | 《宋景文笔记》卷下[23] | 存世 |
8 | 袁 陟 | 嘉祐年间 |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7[24] | 亡佚 |
9 | 王 雱 | 熙宁九年 | 《玉壶清话》卷5[25] | 存世 |
10 | 程 珦 | 元祐五年 | 《二程集》卷12 | 存世 |
11 | 蒲远犹 | 元祐六年 | 光绪《黄州府志》卷39[26] | 存世 |
12 | 韩 潭 | 政和三年 | 同治《霍邱县志》卷15 | 存世 |
13 | 魏 宜 | 政和八年 |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2册[27] | 存世 |
14 | 陈 瓘 | 宣和六年 | 《遂初堂书目》 | 亡佚 |
15 | 彭 愈 | 徽宗朝[28] | 道光《宜春县志》卷31[29] | 存世 |
16 | 李 植 | 北宋晚期 | 康熙《建德县志》卷8 | 亡佚 |
17 | 蔡 定 | 建炎元年 | 嘉泰《会稽志》卷6 | 亡佚 |
18 | 赵 鼎 | 绍兴十七年[30] | 《家训笔录》[31] | 存世 |
19 | 马永卿 | 绍兴十九(二十)年[32] | 道光《续增高邮州志》[33] | 存世 |
20 | 朱 翌 | 乾道三年[34] | 《渭南文集校注》卷28；《楼钥集》卷70 | 亡佚 |
21 | 何安宅 | 绍熙五年 | 《周文忠公文集》[35] | 亡佚 |
22 | 罗必元 | 咸淳以后[36] | 同治《进贤县志》卷23[37] | 存世 |
23 | 莫子文 | 咸淳三年 | 《石湖志》卷4[38] | 存世 |
24 | 孙福翁 | 咸淳八年 | 《黄氏日钞》卷97[39] | 存世 |
25 | 章祖义 | 南宋末期[40] | 道光《昌化县志》卷10[41] | 存世 |
26 | 胡 侃 | 不详 | 《罗鄂州小集》卷6[42] | 亡佚 |
27 | 孙 哲 | 不详 | 《本堂集》卷90 | 亡佚 |
28 | 李 龏 | 不详 | 《江湖后集》卷20[43] | 亡佚 |
29 | 苏 溥 | 不详 | 万历《漳州府志》 | 亡佚 |
30 | 黄适安 | 不详 | 《鸡肋集》[44] | 亡佚 |
31 | 王义山 | 至元二十四年 | 《稼村类稿》卷29[45] | 存世 |
32 | 洪起畏 | 至元三十一年 | 《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46] | 存世 |
33 | 周 密 | 大德二年 | 《珊瑚木难》卷5[47] | 存世 |
从统计表可以看出，已知宋代自撰墓志铭计有33人，因各种因素不存者15方，存者18方。上述统计也可显示，自撰墓志北宋时期16方，南宋时期17方，分布相当均匀。就撰写时间而言，宋代自撰墓志铭自北宋初开宝二年（969）开始，以迄南宋末年，虽非此时期墓志撰写的主流，但仍可称得上不绝如缕。就身份而言，自撰墓志者既有曾身居高位的窦贞固、陈尧佐、宋祁、赵鼎，也有仕宦颠簸、困顿下僚的程珦、彭愈，还有一生不仕的陈封、韩潭等，分属于不同阶层。就内容而言，有的寥寥数语，有的数百字，更有一千余字甚至近两千字者，长短不一。
二、宋代自撰墓志铭文体特征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文体，其出现于魏晋之际，至公元六世纪前后文体逐渐稳固。[48]就宋代墓志铭而言，其首题、志文、铭文等都有较为稳定的文体格式，而自撰墓志铭能够展示出何种历史面相，需要我们逐一分析。
（一）首题
首题亦称额题，即墓志铭中首行介绍墓主称谓的文字。唐宋官宦碑志首题一般为所终官爵，[49]平民墓志多以“某某府君”、“某某处士”等尊称，先入仕后归隐者墓志首题书其终官，可以称之为是广义上的“题终趋尊”[50]。具体到自撰墓志铭首题，能够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首先，有些自撰墓志仍遵循宋代撰写墓志铭的一般原则，以终官或尊称入首题。如马永卿自撰墓志首题称为“马达州自撰墓铭”，是因为其仕宦期间，“自亳州永城主簿至守达州”，[51]可看出马永卿知达州当为其终官。陈封一生未仕，其自撰墓志即云“有宋故陈君墓志”，[52]属于尊称入首题的情况。其次，有些自撰墓志则相对随意，有以字、号入首题的情况。韩潭自撰墓志，首题为“韩仲孚墓志铭”，并且在开篇即云：“韩其姓，潭其名，仲孚其字也。”[53]可知韩潭自撰墓志为以字入首题。彭愈自撰墓志首题记为“连山子自志”，[54]志文和铭文中并未交代缘由，然凡涉及自称之处皆以连山子代替，当是彭愈以连山子为号，属于以号入首题。王义山字元高，号稼村，其自撰墓志铭曰“稼村自墓志铭”，[55]也属于以号入首题。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等，其自撰墓志首题称“弁阳老人自铭”，[56]亦是以号入首题的例子。复次，部分自撰墓志直接以“自志”为首题，或者直接省略首题，极其简单。赵鼎在自撰墓志前，就以“自志”为题。魏宜、洪起畏自撰墓志，并无首题，开篇即序文部分，直入正题。
（二）序文
宋代撰写墓志，序文一般“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57]，这属于墓志铭撰写中的普遍现象。具体到宋代自撰墓志而言亦有所差别。有些自撰墓志仅聊聊数语，形式上不拘一格，如陈尧佐临终前自志墓志即云：“有宋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余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58]简单提及自己的年岁、仕宦和归葬地。宋祁去世之前自撰墓志铭曰：“左志：祁之为名，宋之为氏。学也则儒，亦显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草完履。三封之南，葬从孔子。右铭：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非吾，要明吾理。”[59]极其简单的涉及了姓氏、享年及葬地，故范镇撰宋祁神道碑称：“又为《右志》、《左铭》，记爵里姓名而已。”[60]
有些自撰墓志序文则中规中矩，较为细致的介绍了墓志正例中的十余事，与延请他人撰写的墓志并无二致。例如，程珦自撰墓志把自己的名讳、家世、仕宦、婚姻、后嗣等一一道来，除了全文为第一人称叙述外，其他方面与请别人撰写的墓志并无差异。莫子文自撰墓志介绍了自己的家世、生年、婚姻、子嗣等，并用一千余字的篇幅相当完备的叙述了自己的仕宦经历。韩潭、赵鼎、章祖义、罗必元、周密等自撰墓志中反映出来的情况亦是如此。这是在宋代典型的墓志铭逐渐公开化趋势下，由伤逝文学到传记文学转折的显现[61]。
（三）铭文
墓志铭的铭文指的是序文后面用来赞叹志主功业德业、哀悼斯人云亡的文字，除少数用散文外，大部分都用韵文。唐代墓志铭文有主体内容减少和抒情功能增强的趋势[62]。就宋代自撰墓志铭文而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第一，有些宋代自撰墓志铭以序文结束，其后再无铭文。蒲远犹自撰墓志，在叙述完自己一生及不许撰铭理由后，以撰志时间“元祐辛未九月十三日”结尾。[63]莫子文与之类似，墓志结尾处为撰志时间及自己结衔：“咸淳三年丁卯五月初十日丙申，朝散大夫、前知广德军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赐绯鱼袋莫子文自撰。”[64]赵鼎在自撰墓志中详细罗列自己仕宦经历后，仅以“十一月得疾，丁卯八月十二日终于贬所，寿六十三。得全居士赵元镇自志”结尾，[65]更为简单。洪起畏自撰墓志结尾云：“得年七十有九。葬于邑之福昌乡下湖畈，其自卜也。千岁之下，陵谷变迁；仁人君子，幸为揜之。”[66]与赵鼎自撰墓志一致。
第二，有些墓志结尾虽然没有铭文，但会附上跋语加以说明或补充。如程珦自撰墓志后就有其子程颐跋语云：“先公太中，年七十，则自为墓志及书戒命于后，后十五年终寿。子孙奉命不敢违，惟就其阙处，加所迁官爵，晚生诸孙及享年之数，终葬时日而已。醇德懿行，宜传后世者，皆莫敢志，著之家牒。孤颐泣血书。”[67]程颐在其父自撰墓志后，补充了其父去世后对墓志的具体改动细节，以示不违背父亲意愿。魏介在魏宜自撰墓志后跋曰：“河南魏义夫安贫乐道，有常德君子也。仁于乡党，信于朋友，好学不厌，故无所不通，而又有自得者。知命之穷，不苟进取，居陋巷，菲饮食，恬然自乐，无求于人。既老且衰，又知死生之际，自叙行藏始终。将逝，神识不昧，言不及他，可谓达矣。介同姓，平昔与之友而尊事焉。观义夫所养，外物无足以累其心，岂有意当年来世之知耶?介于义夫可以忘言，然复书此者，盖知义夫之善不可蔽，聊伸朋友相与之义，以慰孝子无穷之思而已。义夫享年卒葬，续于自为文后。伊川退叟魏介题，门生河南富直柔书。”[68]魏介在魏宜自撰墓志后，增加了对魏宜一生人品、学养和性格等的评价，与魏宜所撰墓志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陈封自撰墓志虽没有以跋语等形式标出，但在其“遗嘱式”的自撰墓志后，其侄陈特仍记载了陈封家世、婚姻关系、著述等信息，可称得上是为自撰墓志所做的补充。
第三，有些自撰墓志与请他人撰写的墓志常例一致，序文末尾附以铭文。罗必元自撰墓志铭文曰：“北谷北谷，赋命也独。于道有闻，于福不足。半生仕宦，非意所欲。一念岁寒，山林松竹。死吾未知，葬吾已卜。自志自铭，乐天遗踯。”[69]马永卿自撰墓志铭文云：“年六十五，知今知古。终天之别，实言告汝。”[70]是以韵文呈现。而韩潭自撰墓志铭文载：“其生也，而养其子孙。其终也，而归有丘坟。一官兮虽被乎圣泽，寸禄兮不沾乎君恩。淮水之上兮，隐隐乎冈峦之缭绕；蓼城之隅兮，郁郁乎松柏之氤氲。其安于斯，何憾之云!”[71]王义山自撰墓志铭文曰：“东坡死于常，葬于汝之阳。颖滨嘱其子，归而祔于眉山之傍。呜呼！何必去父母之邦。”[72]以散文形式呈现，其内容借用苏轼兄弟葬于汝州（今河南汝州）的事例表达自己对选择葬地的观念，皆突出抒情色彩，与唐代墓志铭文发展趋势一致。
三、宋代自撰墓志铭原因试析
墓志碑铭的撰写，一般情况是墓主去世之后，由家人提供墓主生前资料，请他人撰写。是何种情况促使墓主去世前以自己为对象，直面自己的生命，审视并评价自己的一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通过对自撰墓志铭的考察，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原因。
第一，墓主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据《宋史·陈充传》记载，他年轻时候家境优渥，“以声酒自娱，不乐从宦”，放浪不羁。其仕宦于太宗、真宗两朝，以博学见称，颇得真宗赏识，然其“性旷达，善谈谑，澹于荣利，自号中庸子”，[73]对功名利禄并不过分追求，可见陈充一生开朗洒脱，自撰墓志或其视死如归的反映。又如，前引陈尧佐临终自撰墓志云：“有宋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余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宋初名士陈抟赞其“贵且寿”[74]，称得上是人生赢家，临终自撰墓志，虽寥寥数语却重点突出地展示出了个人取得的成就，自得、自信与超脱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蒲远犹年幼好学，遍访名师，庆历六年（1046）进士及第，步入宦海。然墓志对自己宦海沉浮着墨不多，而是较多记载了生活中的艰辛：“移集州司理参军、梓州司理参军，皆以亲忧不赴。服除，了无仕宦意。闲居，益读书学文，婆娑乡里者数年。亲友激劝，乃调河南尉，用荐章移临晋令，以蜀人例移闽清令。到官踰年，病脚气寻医，归至舒州长风沙而舟坏，全家几葬鱼腹。是岁熙宁庚戌也。”父母的相继去世，让蒲远犹深切理解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切肤之痛，接连的打击使他在仕宦路上萌生退意。虽在亲友敦促下再入宦途，然此期间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宋代官员迁转法的指挥下疲于奔命，甚至出现了差点导致全家性命不保的严重事故。生活的波折让蒲远犹萌生了随遇而安、放弃回归故里的念头，定居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纳妾生子，悠然自得，以至于其在墓志中感叹曰：“予生太平时，无可铭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75]蒲氏夫子自道之语，当是其直面坎坷生活后的释然。
第二，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之下，墓主借助自撰墓志，发泄胸中的郁郁之情。韩潭墓志中，虽自称“为性坦率，不善办事”，但用较大篇幅回忆了自己刻苦求学的经历和高远的志向：“潭幼而颖悟，喜读书，日诵千言。既长益坚，然膏继晷，浩然有凌云之志。六经诸子，历代史牒，无不研究，往往手自编录。至于阴阳卜筮、人伦医术、天文地理，虽非所长，皆涉猎。既长，官学养亲，游梁宋，过陈蔡，自颍渡淮，游寿春之霍丘，爱其淮水之盛，遂卜居焉。”而且，韩潭还强调自己沉湎诗文和较高的文学修养：“唯耽于吟咏，率尔而成。”可谓自信满满。不过，其求仕经历颇为坎坷：“一生困于场屋，蹉跎已老。政和二年春，特恩授荣州文学，继授将仕郎，调延州延县主簿，未赴。明年孟夏，感疾卒于正寝，享年六十有四。”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生苦苦求仕而不得，晚年以特恩授官，未赴任即去世。以至其在铭文中写下了“一官兮虽被乎圣泽，寸禄兮不沾乎君恩”的满腹牢骚之语。[76]韩潭正是借助自撰墓志铭，形象地表达了在远大志向和蹉跎现实纠葛下的不满。
莫子文的求仕之途还算顺利，35岁授官，宦海沉浮40年，与韩潭一生求仕不得相比，无疑是幸运的。然莫子文仕宦期间受到数次打击：第一次是淳祐七年（1247）知嘉兴县，“奉使王畴迎合当路意，峻行括田之令，”莫子文认为“此事欺君害民，断不敢从，文移到县，一切不行。畴即萋斐于田使，以子文抗拒朝命，降授宣义郎”。第二次在宝祐二年（1254），“因鞠陈宝假官狱，朝家追夺者七十九人，以此得罪于富人，为殿中侍御史刘元龙论罢”。第三次在宝祐四年（1256），“为侍御使丁大全论罢”，在事业上升期时一再遭贬，又可谓是相当不幸。故他在墓志结尾处尤其强调：“自谓修短定数，劳生息死，固无所憾，不满国恩未报，知己未酬，赍志以殁，命也。”[77]可以体味到莫子文壮志未酬的郁郁心境。
孙福翁自撰墓志借黄震之手流传于世：“余乡有承节郎、监镇江府丹徒镇孙君，亦自撰墓志而殁……乃属余更为之。余再三谢不可……不获，则亦惟取其所自志者而列之。”孙福翁自撰墓志中，对其一生有高度的概括：“年十余岁，通九流，应科举不偶，退而编三皇五帝而下迄于五代，名曰《野史》。纂无极、太极以来至于时政，名曰《墨兵》。录天地事物之变，及乎品汇流形，名曰《繁露》。凡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壮而抱剑游四方，上督视史公筹边十策，调以归州巴东尉，笑而去之。归而读佛氏所谓大藏经，又悉加之纂注。梦游香醉山，因自号香醉山人，大悟生死法。”观察孙福翁一生，自谓学识渊博却无缘学而优则仕，在边事四起的情况下仗剑而行，仍不受重视，报国无门后返回故里，研习佛经，“逃于佛而终”，以至于黄震最后感慨道：“自号不羁，是真不羁者耶？”[78]可谓自视甚高却颇为坎坷。
与前三者仕途坎坷相比，王雱仕宦历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而且，王雱“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79]，漆侠先生称之为一个“早慧、才华四溢的思想家”[80]，相当贴切。就是这样一个才华四溢的思想家，一生不过33岁。文莹记载了王雱自撰墓志流传于世的过程：“元泽病中，友人魏道辅泰谒于寝。对榻一巨屏大书曰：宋故王先生墓志。先生名雱字元泽，登第于治平四年，释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宁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阁待制，以病废于家云。后尚有数十言，挂衣于屏角覆之，不能尽见。”[81]魏泰探望王雱时，看到了书于巨屏上的自撰墓志，意气风发跃然纸上，而“以病废于家”数字中与前面对比极其明显，其心中之不甘、落差之大，也表达的淋漓尽致。
第三，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求铭有所不便，自撰墓志暗含了墓主的自我释放。这类墓志现存两例，分别为程珦和赵鼎的自撰墓志。这两则墓志写作时间为北宋晚期到南宋前期，此时段政治风潮不断[82]，许多官员为了家族考虑，临终前不再求铭，或不撰写墓志，[83]较为特殊。程珦在自撰墓志中要求勿求碑志，称延请他人撰写的墓志溢美现象严重。然而，此理由不足以概括其自撰墓志的全部。程珦熙宁八年（1075）自撰墓志中透漏其熙宁年间“厌于职事，丐就闲局”[84]的情况，究其原因，程颐在《先太公家传》中讲的较为明白：“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惟恐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有未便者，独公一人。时李元瑜为使者，挟朝廷势，凌蔑州郡，沮公以为妄议。公奏请不俟满罢去，不报。乃移疾，乞授代，不复视事。归朝，愿就闲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岁满再任，迁司农少卿。南郊恩，赐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85]这是程珦自撰墓志中没有丝毫提及的。可见程珦被贬和要求致仕都与自己反对熙丰变法有关。程珦去世于元祐五年（1090），经历了北宋中晚期政治风波不断的他，之所以要求后嗣勿求墓志，或与当时政治形势及其被贬的经历有关，自撰墓志为其夫子自道的释放。
赵鼎的例子更为典型。赵鼎南宋初官至宰执，然随着宋高宗对赵鼎集团的猜忌，以及宋高宗、秦桧和赵鼎集团在宋金和议上的意见相左，导致赵鼎罢相并一再被贬，以至于到了“身死族灭”的危机境地。[86]在此环境下，赵鼎去世时自撰墓志，确如薛季宣称其“独书迁官次第，问其事则不知”[87]，通篇叙述自己迁官顺序，并未涉及其他内容。然仔细揣摩，其中或有更为深层次的意涵值得发掘。赵鼎在叙述建炎初年仕宦时云：“五月，从驾还建康，对于普宁寺行宫。六月，除左司谏。七月，改殿中侍御史。八月，从驾平江。九月，除侍御史，从驾越州。”在记载宋高宗亲征时曰：“十月，扈从亲征，驻平江。乙卯正月，扈从还临安。”从上述“从驾”和“扈从”过程中，可以看出赵鼎在南宋初期的重要地位。而其在贬斥期间，常称“引疾奉祠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引疾除观文殿大学士”、“引疾除检校少傅”等，[88]这是宋人话语体系中典型的“政治病”，是因政治形势变化后个人被贬斥的另一种隐晦表达。赵鼎墓志中丝毫未言及政治纠纷内容，这显然是当时大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第四，通过自撰墓志铭，表达出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这主要体现在入元士人周密和王义山身上。周密字公瑾，号草窗，别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等。他以恩荫入仕，虽迁转至升朝官，然其仕宦期间曾“大忤时宰意，祸且不测”，并不顺利。随着南宋灭亡，周密隐居不仕，“为保存故国文化的血脉不至中断”，他开始“从事艰辛的著述”，[89]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前朝遗老。这种遗老情节，也隐晦的表达于他的自撰墓志当中：“异时故巢倾覆，拮据诛茅，至是又为杭人矣。”虽表面上在说明居住地的变化，实则强调故国覆亡后的颠沛流离。而他对自己生平总结道：“自惟平生大节不悖，先训不叛。官常俯仰，初终似无慊，怍庶乎可以见吾亲于地下矣。偷生后死，甲子且一周。”[90]既是对自己不仕元朝的自我表白，又显示了其对故国的眷恋和对节义的坚守，遗民形象和心态跃然纸上。
王义山的例子则稍显特殊。王义山字稼村，景定三年进士。他在宋亡之后仕于元，于气节有亏，晚年这一改节背宋造成了自己心里极大的痛苦[91]，这在他自传墓志中反映的较为突出。王义山自撰墓志中，全篇使用宋朝年号，极其详尽的叙述了自己在宋朝的宦海沉浮，而记述所有入元之后事情均以干支纪年，且丝毫没有提及自己仕宦元朝的事情，仅仅以“读书”与“卜居”等模糊处理，可以看出其内心的挣扎。而且，王义山重点突出了其对读书求仕的悔意：“独不幸而读书，又不幸而窃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读书、不窃科第、不立乎人之朝，岂不陶陶然天地间一民。既读书，既窃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谓一民之不如。呜呼！必有不如者矣！”[92]表达了对晚年仕宦元朝的否定，或可从此层面认为，王义山正是借助自撰墓志表达出一种另类的“遗民”心态。
结语
宋人自撰墓志铭虽非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仍可谓不绝如缕。通过对18方存世墓志的考察，可以看出，宋代既不像许玲玲所言属于自撰墓志铭的沉寂期；又不像吕海春所谓的因正统的标准评价，导致宋代自撰墓志铭中规中矩、平淡内敛。其作为墓志碑铭撰写的非正常情况，有自己独特叙述方式、写作模式和表达诉求。相较于唐代10方自撰墓志铭多出于“政治和文化圈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93]相比，宋代自撰墓志铭数量更多，墓主阶层分布广泛，呈现出更多样化的面貌。
宋代延请他人撰写的墓志铭，撰者不可能记载墓主的方方面面，其字里行间对墓主人生仕历的记叙，其实也属于一种有选择的历史记忆。而且，墓志撰者大多是墓主生前自我选定的作者，或是其子弟选定的。他们认为这些撰者对于死者知之甚深，能够传达出死者需要褒扬于世的人生意象。但，也难免有托非其人者，有着与墓主、丧家理念偏差的历史书写。宋人的自撰墓志，彻底摆脱他人撰写墓志表达不尽的顾虑，借助自己的文笔，将自我独特的一寸心思留存于世，更逼真的人生意象和心思，其间的幽微曲折，颇值得更多深入探索。
[①]程章灿：《谁得了便宜——碑志文润笔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王兆鹏：《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②]邱佳慧：《从“请铭”与“撰铭”探究宋代社会的伦常关系》，《东华人文学报》第12期，2008年1月。
[③]吕海春：《长眠者的自画像——中国古代自撰墓志铭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
[④]许玲玲：《自撰墓志铭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1-45页。
[⑤]脱脱等：《宋史》卷262《窦贞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059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439《朱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08页。
[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
[⑧]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书先公自撰墓志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46页。
[⑨]尤袤：《遂初堂书目·本朝杂传》，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2册，第11页。
[⑩]脱脱等：《宋史》卷360《赵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94页。
[11]薛季宣：《薛季宣集》卷23《与喻郎中樗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12]陆游：《渭南文集校注》卷28《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9-240页；楼钥：《楼钥集》卷70《跋朱潜山自撰墓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04页。
[13]陈著：《本堂集》卷90《挽孙常州寺簿哲二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85册，第490页。
[14]罗青霄纂修，陈叔侗点校：《（万历）漳州府志》卷30《海澄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9页。
[15]陆鼎敩修、王寅清纂：《（同治）霍邱县志》卷1《舆地志七》，《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16]陆鼎敩修、王寅清纂：《（同治）霍邱县志》卷15《艺文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7页。
[17]张赞巽等修、周学铭等纂：《（宣统）建德县志》卷15《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6页。
[18]锡德修、石景芬纂：《（同治）饶州府志》卷30《艺文志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3163-3164页。
[19]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文物馆编著：《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20]部分文献关于自撰墓志的记载亦有矛盾之处。如：嘉靖《徽州府志》卷21记载：“宋方秋崖墓，在县北。秋崖自作墓志，号茧窝。”（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册，第426页）提及南宋晚期著名江湖派诗人方岳生前自撰墓志的情况。然而，元代方回则这样讲道：“吾宗伯秋崖先生岳，字巨山，吾乡祁门人。绍定五年壬辰别院省试第一人，殿试甲科，连忤丞相史嵩之、丁大全。及于知南康军日，挞湖南纲卒之据闸阻舟者，忤贾似道，仕至吏部尚书郎。景定三年壬戌三月十八日卒，年六十四。林竹溪希逸为墓志。其诗不‘江西’，不晚唐，自为一家。”（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点校：《瀛奎律髓》卷27《着题类·效茶山咏杨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10页）据方回之语可知，其同宗伯父方岳墓志为林希逸所撰，并非自撰。不过，林希逸生平撰述多有亡佚（祝尚书：《宋人别集序录》卷26《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5页），现存林氏著作无方岳墓志，且存疑待考。
[21]脱脱等：《宋史》卷441《陈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40页。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八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80页。
[23]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下《左志右铭》，《全宋笔记》第1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5册，第71页。
[2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7《袁世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47页。
[25]文莹撰，郑世刚点校：《玉壶清话》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页。
[26]英启修，邓琛纂：《（光绪）黄州府志》卷39，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392-1393页。
[2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册，第85页。
[28]彭愈生卒年不详，其墓志中有“推行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就绪”之语，据学者研究，宋代政府推行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社会福利制度是徽宗朝全面开始的（金中枢：《宋代几种社会福利制度——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载《宋史研究集》第18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145-198页）。另，其墓志中又未提及中兴之后事，故推测彭氏当卒于徽宗朝，并未经历靖康之乱。
[29]程国观纂修：《（道光）宜春县志》卷31《连山子自志》，江西省图书馆藏，第63a页。
[30]柳立言：《从赵鼎<家训笔录>看南宋浙东的一个士大夫家族》，收入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3-201页。
[31]赵鼎：《家训笔录》卷1《自志》，《全宋笔记》第3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6册，第77-78页。
[32]韩旭考证马永卿出生于元丰八年（1085）或元祐元年，无法判断其卒年。据马氏自撰墓志中云“吾年六十五，世缘已尽”，铭文中称“年六十五，知今知古”，可知其65岁去世，即绍兴十九年（1149）或绍兴二十年。参阅韩旭：《马永卿<懒真子录>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4页。
[33]左辉春纂辑：《（道光）续增高邮州志·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6册，第548-549页。
[34]罗濬记载朱翌卒年及享年云：“年七十，乾道三年卒。”见罗濬：《（宝庆）四明志》卷8《叙人上》，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91页。
[35]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6《跋何居仁自作墓志》，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8册，第490页。
[36]《宋史·罗必元传》载：“度宗即位，（罗必元）以直宝章阁兼宗学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可知罗氏去世于咸淳之后。见脱脱等撰：《宋史》卷415《罗必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60页。
[37]江璧等修，胡景辰等纂：《（同治）进贤县志》卷23《罗必元自撰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第3a-5b页。
[38]莫震撰，莫旦增补：《石湖志》卷4《乡贤》，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729册，第85-87页。
[39]黄震撰，何忠礼等点校：《黄震全集•黄氏日钞》卷97《孙承节墓志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6-2507页。
[40]章祖义出生于宋理宗“绍定己丑”（1229）。又云自己“颇尝试剧邑，且玷朝绅，历仕两朝”，当仕宦于宋理宗、度宗朝，故墓志撰写时间姑定为南宋末期。
[41]于尚龄等修，王兆杏等纂：《（道光）昌化县志》卷19《（章祖义）自撰墓志铭》，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086-1088页。
[42]罗愿：《罗鄂州小集》卷6《胡司业伸传》，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61册，第744页。
[43]陈起：《江湖后集》卷20《李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57册，第955页。
[44]何希之：《鸡肋集·书黄适安自作墓志后》，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86册，第619页。
[45]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9《稼村自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93册，第207-209页。
[46]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文物馆编著：《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1-52页。
[47]朱存理：《珊瑚木难》卷5《弁阳老人自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368-370页。
[48]孟国栋：《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49]叶国良：《东汉官宦冢墓碑额题职例及其相关问题》，收入叶国良《石学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4-37页。
[50]杨向奎：《唐代墓志义例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7页。
[51]左辉春纂辑：《（道光）续增高邮州志·艺文志》，第548页。
[52]锡德修、石景芬纂：《（同治）饶州府志》卷30《艺文志五》，第3163页。
[53]陆鼎敩修、王寅清纂：《（同治）霍邱县志》卷15《艺文三》，第497页。
[54]程国观纂修：《（道光）宜春县志》卷31《连山子自志》，第63a页。
[55]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9《稼村自墓志铭》，第207页。
[56]朱存理：《珊瑚木难》卷5《弁阳老人自铭》，第368页。
[57]王行：《墓铭举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82册，第381页。
[58]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第14页。
[59]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下《左志右铭》，第71页。
[60]范镇：《宋景文公神道碑》，《琬琰集删存》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5页。
[61]翁育瑄：《唐宋墓志的书写方式比较——从哀悼文学到传记文学》，《“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2003年10月；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62]杨向奎：《唐代墓志义例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49-165页。
[63]英启修，邓琛纂：《（光绪）黄州府志》卷39，第1393页。
[64]莫震撰，莫旦增补：《石湖志》卷4《乡贤》，第87页。
[65]赵鼎：《家训笔录》卷1《自志》，第78页。
[66]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文物馆编著：《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第33页。
[67]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书先公自撰墓志后》，第646页。
[68]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5页。
[69]江璧等修，胡景辰等纂：《（同治）进贤县志》卷23《罗必元自撰墓志铭》，第5b页。
[70]左辉春纂辑：《（道光）续增高邮州志·艺文志》，第549页。
[71]陆鼎敩修、王寅清纂：《（同治）霍邱县志》卷15《艺文三》，第497页。
[72]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9《稼村自墓志铭》，第209页。
[73]脱脱等撰：《宋史》卷441《陈充传》，第13040页。
[74]脱脱等撰：《宋史》卷284《陈尧佐传》，第9584页。
[75]英启修，邓琛纂：《（光绪）黄州府志》卷39，第1392-1393页。
[76]陆鼎敩修、王寅清纂：《（同治）霍邱县志》卷15《艺文三》，第497页。
[77]莫震撰，莫旦增补：《石湖志》卷4《乡贤》，第85-87页。
[78]黄震撰，何忠礼等点校：《黄震全集•黄氏日钞》卷97《孙承节墓志铭》，第2506-2507页。
[79]脱脱等撰：《宋史》卷327《王雱传》，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51页。
[80]漆侠：《王雱：一个早慧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1]文莹撰，郑世刚点校：《玉壶清话》卷5，第55页。
[82]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83]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84]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书先公自撰墓志后》，第645页。
[85]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先公太中家传》，第649页。
[86]高纪春：《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159-172页。
[87]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23《与喻郎中书》，第300页。
[88]赵鼎：《家训笔录》卷1《自志》，第78页。
[89]刘静：《周密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0页。
[90]朱存理：《珊瑚木难》卷5《弁阳老人自铭》，第368-370页。
[91]李佩伦：《论元代诗人王义山——兼论元代前期南方诗坛》，《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92]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9《稼村自墓志铭》，第207-209页。69 45769 69 31671 0 0 7503 0 0:00:06 0:00:04 0:00:02 7503pan>
[93]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
全文刊于《厦门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编辑】仝相卿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