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
文|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此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首次获得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研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辽宋夏金史领域也是如此。
不过，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而言，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国人对公元10至13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产生了近乎逆转性的变化。
一、时代背景
任何学术研究的推进，都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历史学尤其是如此。因为史家观察历史，于技术、资料等外部条件之外，在思想认识与分析方法等许多方面，更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的影响与制约。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恒定不变，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历史却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归纳而言，40年来，影响辽宋夏金史领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大致可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思想禁锢逐步被打破，引领学者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传统的经典理论虽然一直被学界所尊奉，不过主要出于对理论教条主义弊病的警惕，尤其在年轻一代学者中间，其实际影响力无疑是减弱了。国门打开之后，在海外学界的影响之下，一些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渗透日深，其中当数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范式与分析方法，最受本领域学者们的关注。表现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除了对于一些历史现象解释与性质判定产生差异外，最为明显的是研究议题的移易。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受到关注，传统的、根据经典理论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核心议题，明显受到冷落。
其次，学术思想的弃旧扬新，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员的更替换代表现出来的。40年来，在本领域大致有四个代次的学者先后登临学术舞台。第一代是成熟于1949年之前、复经五、六十年代思想改造洗礼的老一辈学者，在本阶段前期，他们引领了学术研究的走向，辽宋夏金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同时，一大批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专业训练的中年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经过政治运动长期压抑之后，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促使史学研究很快呈现繁荣景象。他们是第二代学者，大致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代学者则以七七、七八届毕业生为主，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在九十年代起开始斩露头角，成为学界的生力军。进入21世纪后，更进一步成为了本领域学术研究的主导者。紧接着，第三代学者薪火传人，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助力下，每年又训练出来相当数量的辽宋夏金史方向研究生。近十馀年来，学界在各方面都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大批学术“新新人类”——第四代学者——的影响。
在讨论议题与研究方法方面，由于受教育背景、政治环境、以及中外学术交流条件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学者代际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前期在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主流学术观念与讨论议题仍占主导地位，例如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重视阶级对立立场与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社会结构分析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等等。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早先的一些中心议题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热捧，例如宋代在“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宋代产生，宋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民战争，宋初中央集权强化与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思想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等等。辽、夏、金史等领域与此类似，例如一如既往地强调作为它们奴隶制国家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议题。从第二代学者开始，议题与方法已经出现某些弃旧扬新的态势，及至第三代学者进入主导地位，新旧之间的更替则成定势。第四代学者基本上是追随其师长的学术路径，而有所拓展。
总体看，本领域前后之间的学术面貌有较大改观。一些旧议题逐渐被以社会史、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近年来有学者综述本领域的研究状况，屡屡提及作为传统研究议题之基础的经济史研究“不容乐观，至少在成果数量上持续走低，后备的研究力量明显不足”[1]；或者经济史中“有新见的论文不多，重复、细碎性研究日趋严重”[2]。于此同时，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民族关系、思想流派等等议题，开始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核心概念与分析取向也有不少调整。例如，年轻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精英”这样相对正面的概念，来取代此前“地主豪强”、“猾吏劣绅”之类明显具有贬责意味的用语，以指称地方社会中的权势人物；对于文献中所见之“盗”“寇”贼”“匪”之类记载，此前大多不加分辨地归为“农民起义”，新近的论著则往往更为审慎地以“民变”一词来作指称。又如讨论历史人物，也更多地将研究目的从此前的“肯定”或“否定”等等功过评判与道德审视，调整为对于其多重历史影响的具体分析。
第三，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大增，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宋朝——历史的看法。
长期以来，根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说的理论框架的界定，10至13世纪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末端或后期开端，被认为已经走下发展高峰，开始进入衰退期。可是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之下，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以及国际学界出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目的，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帝制后期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使得中青年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李华瑞语）。尤其是，正如有学者早已研究证明，差不多已经成为国人共识的、关于宋代国势积贫积弱的看法，是近代学人鉴于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反观历史，出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以及对赵宋王朝国势不振之史的自惕，在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背景之下归纳出来的。近年来国力的增强，使得学者们慢慢摆脱那种情绪化的心境，得以相对平静、全面地来观察两宋历史，以充分认识它在经济、文化、学术、技术等等许多方面空前的成就。
支持宋朝国力积贫积弱看法的一个关键“史实”，是它的武功不振，对外妥协，依靠向周边民族政权交纳岁币来维持边境的和平。近年来，不少论点有明显调整。例如关于北宋向辽国交纳岁币问题，就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在澶渊之盟的历史影响，例如宋朝从宋辽双方榷场贸易中赢得了超过岁币的商贸收入、中原、契丹人民从此得以和平相处等等，来否定此前的一些看法。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国人对南宋历史看法的转变。如果说“积贫积弱”是国人对于宋朝的一般性看法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南宋历史的看法则更为不堪。长期以来加给南宋的标志性指称“偏安小朝廷”，就是一个完全贬义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以后，南宋历史的这种负面形象发生了令人称奇的变化，地方政府开始将其视为难得的文化资源，设立机构，投入巨资，来推动南宋历史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南宋历史的意义，强调“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何忠礼语）[3]。
第四，支撑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明显改善，这里主要指可能直接影响学者研究条件的资料提供与数码技术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起飞，出版行业也开始快速发展，大量古籍被影印或经整理出版，为学者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研究条件。由于从宋代起存世古籍成倍增加，其中多为孤本善本，各地馆藏情况不一，所以它们对于宋元以下各断代的研究来说，实比隋唐以前各个断代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作为研究宋史最主要史籍之一的北宋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直至它在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各地学者才得以比较方便地应用。古籍影印与整理工作的推进，使得一些原本相当稀见的古籍成为了学者们案头的常备书，京沪之外的各地研究人员才逐步在基本资料方面具备了相对方便的条件。同时，因为各地大兴土木，作为它的“副产品”，本阶段所发现的辽宋夏金时期地下历史文物相当丰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其中尤以城市考古领域为突出。另外，一些重要历史资料从域外的引进出版，例如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等等，其对相关领域的促进作用，可为显例。这一切，若非社会经济明显改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例如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等等。尽管福祸相依，新技术的应用难免也带来了一些反作用，综合起来看，尤其在近一二十年以来，学科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感受到了它的推力。在相当大程度上，新技术使得研究者搜寻资料更为方便，数十百倍地扩大了他们搜寻资料的数量与广度，也帮助了年轻学者得以迅速进入具体专题的学术场景。一些相当冷僻的文献，现在频繁地在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目录中露面。如果应用得法，必然对研究带来相当正面的影响。例如学者得以依据更多、更为全面的论据来对史事的作出归纳分析，一些原本比较不容易讨论的议题，也有可能变得相对轻松。近年来涉及统计分析的议题，尤如某一词汇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等等，明显增多，可为明证。某些历史现象最早见诸记载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容易确定了。
时代背景对于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研究者基本的生活条件如何，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国家政治、就业市场、学术管理机制、现实生活中各种“后现代”观念的流行等等，更不容忽视。不过相对而言，前面所述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它们对本领域研究的影响当然不是一直平铺展开，而是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的。
二、概况归纳
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之下，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发展增长差不多是全方面位的。若对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番概览式的梳理，就可以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
首先是关于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增长了数倍，这是本领域学术增长的一个明证，也是它的基础。由于研究者的学术领域常有跨界，人数的精确统计并不可能。不过如果以宋史领域的例证看，参加1980年首届年会者60馀人，目前注册的学会会员近500人，其中经常参加学会学术活动的近400人，数十年间增长了约6倍有馀。辽夏金史领域的情况不会完全平衡，不过当与此约略相近，可以肯定。
辽宋夏金各个专史都成立了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全国性学术组织，明显推进了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各断代史领域中，宋史于1980年首先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组建理事会，指导会员们的研究工作。作为本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交流平台，研究会按每两年一次的频率召开学术年会，并编集出版年会论文集。自1980年至今，已经总共召开了17次大规模的学术年会，出版了17卷《宋史研究论文集》。辽夏金史领域与此相似。1982年6月成立中国辽金史学会，定期组织召开学术年会。2003年，转为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从1987年出版《辽金史论集》以来，至2016年，总共已经出版了14辑。西夏史则基本是通过中国民族史学会展开学术活动。本领域主要的学术出版物，有李范文自2005年起主编出版的《西夏研究》，前后共计出版了8辑。自2010年起改为由宁夏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学术季刊。此外，各地还成立有一些地域性的学术组织，例如于1984年成立的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迄今已经30馀年，会员从40来人扩展到300馀人，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在宋史领域，也成立有岭南宋史研究会。
这些专史领域的各种研究会，作为学术共同体，是学界不可或缺的学术交流平台，它们所编集出版的专史论文集，则是重要的学术阵地。虽然近年来由于行政原因，各学术机构大多重期刊轻专集，其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学者们的心目中，某种程度上它们仍然起着学术导向标的作用。
40年来本领域也成立了不少重要的专史研究机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由教育部设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几个研究机构。其中有最初由教育部批准、成立于1982年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辽宋夏金史研究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00年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系列，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2000年；2009年改名为西夏学研究院），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1年）。
与此同时，不少学术单位也成立有不少与本领域相关的学术机构，重要的如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院、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等等。
这些研究机构大都编集出版有相应的学术专刊，重要的如有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自1990年起编集《宋史研究论丛》，迄今已经出版了20辑；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院）于2006年起编集《西夏学》，迄今已经出版了12辑；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组织学者撰写“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67种。
其次，论著的数量增长惊人。40年来，总共刊布了多少关于辽宋夏金史研究的论著，无法统计，也不一定有意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数量惊人，逐年增长，近年尤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推进的事实，更印证了数量化的研究人员考核制度之推波助澜作用。例如2013年，据估计在宋史领域大约出版有论文集和专著50部，发表论文600馀篇，[4]在辽夏金史领域，全年出版、发表著作和论文约1200馀部（篇）[5]。如果拿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与之相比较，当然是瞠乎其后了。
比较具有指示意义的现象是近一二十年来各领域博士学位论文数量的增长。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统计，以“宋代”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仅2篇，2000年10篇，此后直线增长，到2007年超过百篇，此后一直持续在80、90篇左右，直至2015年后才略有下降。这里当然反映了高教扩招政策的直接影响（参见图1）。
辽夏金史史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与之相同，2000年仅2篇，后来持续增长，到2011年遂超过了20篇（参见图2）。数量当然绝非等于质量，不过由此展示的学术大跃进的态势则是十分明晰的。
第三，断代通史陆续问世，相关专题研究全面铺开。通史式的全面铺叙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是观察史事的两种有效方式。这两种方式相互之间又是密切联系的，前者须以后者一定程度的积累为基础，一部编纂得当的断代通史往往是某一时期相关领域综合水平的指示器。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断代通史的陆续问世，比较直观地展示了学术推进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宋辽夏金各个领域都陆续出版了几部断代通史。1979年，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6 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分3 章分别叙述辽、西夏、金三朝历史。这既是通史著作中最早以较多篇幅为辽、金各自单独设立专章来作完整叙述的，更是第一次将西夏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为之设立一个单独章节的。同年，张正明所著《契丹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也是在同一年，钟侃、吴峰云、李范文等编写出版了第一部西夏通史《西夏简史》（宁夏人民1979年）。次年，吴天墀《西夏史稿》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积作者数十年之功，所搜集的汉文史料相当丰富，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深得学术界好评。
宋史方面，第一部断代通史直至1985年才问世，即由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此书关于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论述，以及将阶级斗争视为认识宋代历史的主线的结构安排，可以说是当时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一个归纳总结。在南宋史方面，则差不多在30年后，由何忠礼等编写了八卷本《南宋全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八十年代后，各种断代通史出版渐多，主要是在辽金西夏史领域。例如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博泉的《金史简编》，与杨树森《辽史简编》，等等。与此同时，在邓广铭先生关于打通辽宋夏金、构建“大宋史”理念的影响下，学者们试图重新搭建历史的架构，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叙述10至13世纪的历史，于是出现了通述辽宋夏金史的努力。1986年，杨树森、穆鸿利等编著出版了《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到2010年，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出版了由漆侠主编、380万字的宏篇巨著《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集中反映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在辽宋夏金史的各个专题领域，相关研究论著的数量则不可胜数。可以说，举凡存世资料相对充沛、足以展开讨论的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学者撰写了专书，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专文了。一些热门的议题，例如核心的国家制度、重要的历史人物、著名的文艺作品、主要的思想流派等等，则专书专文更是集中，其中免不了就有相当比例的重复现象。
例如，关于沈括的生平，除张家驹最早出版于1962年的《沈括》评传被不断重印出版外，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统计，1980年后，被列为“专著”的《沈括》《沈括传》或《沈括评传》等，就共有18种。除全国性议题外，一些地方性的史事、人物与建置等等都有了专著讨论。例如关于南宋行都临安城的研究专著,仅仅收入“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就有11种由不同作者撰写的专著问世。[6]除各领域名人外，一些相对次要的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群体也开始进入学者关注的视野。例如关于南宋的历史人物，就有丁式贤讨论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沈如泉讨论鄱阳洪氏，王三毛讨论南宋文学家与经学家王质，方勇关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丁楹关注南宋遗民词人群体，陈书良关注南宋的平民诗人群体等等，都是。[7]
一个比较具有指示意义的现象就是，一些范围较小或相对冷僻的议题，也开始有学者为之撰写研究综述，分析其学术史的展开与研究现状，由此可以证明在那些领域都已经有了不少的学术积累。例如南宋的《平江图》，虽然是研究当时城市史的重要资料，但议题空间毕竟有限。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统计，从80年代以来，却已有16篇专题讨论《平江图》的论文问世，以至许文刚得以为之撰写专题的学术综述。[8]又如“买扑”，是宋代官府市场经营（征榷、和买等等）中的一个制度环节，自从1984年裴汝诚、许沛藻发表第一篇专文《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以来，[9]至今已刊布有20多篇专文，更有专书一种，对它展开讨论。杨永兵还撰有研究综述专文一篇，归纳了这一议题的学术史。[10]议题相对冷僻的，例如合灿温综述近30年高丽遣使金朝问题的讨论，征引研究文献49种。[11]郑玲分析河西回鹘与西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列出相关研究文献32种。[12]又武婷婷归纳关于辽、宋、夏、金婚礼服饰及其礼俗内涵的研究，列出的今人所撰参考文献达70种。[13]此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三、研究举例
在议题全面铺开、论著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40年来我们对辽宋夏金史的认识也大大地深化了，尽管深化的程度未能与数量增长成正比。
总体观察起来，学术范式的推陈出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新议题的提出，多领域、多学科融合研究之受重视与一些视野更为宽广的核心概念（例如“宋学”、“大宋史”等）的推出，考古资料、文书档案等新史料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研究，制度史等重要史事研究的精深化等等，这些研究深化的具体表现，尽管不一定绝对平衡，却无疑是辽宋夏金各个专史领域的共同现象。内容相当丰富，下文在不同领域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研究范式的推陈出新，无疑是本阶段最令人注目的学术进展之一。在坚持尊奉经典理论的同时，学界借引了不少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学术范式，其中主要来自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这使得研究者得以从更宽广的视野，用更多元的分析方法，来讨论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而进一步展示历史的复杂面相。
例如在宋代思想史领域，学术史上存在着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为分野，给具体的思想与人物贴标签、划线站队的现象，将“学统四起”、精彩纷呈的宋代思想史领域，描写成了失真而又乏味的两条路线斗争战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种现象大为减少了。相反，深入历史文献内部、深入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话语体系、深入人物主观世界的立体研究大大丰富起来。此前，很多人物和流派被认为是缺乏研究价值的，在历史上起到了开倒车的负面效应，譬如理学派的二程、朱熹、陆九渊及其学派，客观的研究很少，仅有者也主要基于批判的立场。40年来，情况被根本扭转，对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的研究禁区不但无形取消，而且在生平研究、思想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陈来、张立文、束景南的朱熹、朱子学研究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对于李觏、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的研究也得到了大大的深化。40年来研究者在面对思想史文献时不但重视思想者在文献中主观上“说了什么”，也重视他的主观思想表述是否被他人、被社会所接受，是否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客观考察思想观点的历史后果，因此也使得我们对宋代思想史的理解，更加贴近历史实际了。
尽管如前所述，本阶段从前期到后期，经济史受关注的程度减轻，其在整体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但它同时又是学界借引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学术范式的努力比较明显的领域之一，近年来不少研究成果在深度上有许多推进。例如关于宋代的土地制度、租佃制与地租形态等问题，传统的观察大多强调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从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租佃关系中人身依附减轻与否、地租形态之从劳役转向实物，租佃契约的内容与性质等等，来展开讨论。近一二十年来，这些议题明显受到经济学等学术范式的影响，效益、产权、风险控制与交易成本等等核心概念与分析方法开始在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
就如对于在10至13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分成租与定额租这两种主要地租形态，传统的分析聚焦在它们所反映的地主与佃农之间阶级关系的差别，在定额租之下，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控制可能有所减轻，以及这种变化可能蕴含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近一二十年来的研究则更多从佃农与地主双方的利益关系与经济动因来作观察。有研究者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佃农经济条件差、缺乏基本生产资料和风险承受能力的环境，比较适合采用分成制的契约安排。[14]而对于官田来说，它们之所以更多地采用定额租的经营方式，则是因为对佃农生产管理、监督不便，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同样的，宋代官田之所以被大量、持续地出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节减经营成本的考虑。[15]
就如从两宋时期开始，土地关系日趋复杂，土地出售中的以典就卖、租佃关系中的一田二主与永佃权等现象开始出现，新近的研究在关注到这些现象可能影响到社会阶级关系的同时，更多地将分析的立足点落脚在了产权关系方面。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官田佃户的永佃权事实上已经形成。民田方面，佃农则已经拥有稳固的租佃权，永佃权尚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只在局部地区出现。土地产权这种多元化的发育成长，对于进一步激发产权权能所属各方的经营和生产积极性，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积极意义，并对后代产生有深远影响。对于宋代土地买卖中存在着的典卖现象，学者们在深入梳理产权多元化趋势，强调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的新格局的同时，还注意到国家赋税和户口登记制度视田产的出典为财产转移，并不将出典田地作为财产来登记。在国家管理制度中实行的这种“一元制”产权形态，与流通领域存在的“一田两主制”形态不同，它是国家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出发，行使财税和行政管理职能的结果。[16]
实际上，差不多在辽宋夏金史的所有领域，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学术范式转换的影响。例如政治文化分析工具之被应用于关于“祖宗之法”这样的观念与政治的相互关系，[17]在宋辽夏金各政权关系的讨论中跳出传统的华夷分野与中原正统观念，以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外交”）与分析工具着手讨论，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为疏于分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甚至将现代社会生活中流行的一些概念，直接应用到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分析之中，例如外向型经济、市场化、人才培养之类；或者模仿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揣摸历史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等等。
似此学术推进有不少也许并非是跨越式的，不可能全面重构学术史，有些范式调整与新概念、新分析方法的引入，更可能尚显生硬，不过其所代表的学术发展方向令人鼓舞。
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新议题的提出，则无疑是重塑本领域学术史概貎最重要的推动力。尤其对于第三、四代次的学人来说，五、六十年代以来主要根据经典理论提出的那些议题，不再具有往日的主导地位；随着国门开放，西方新史学等史学流派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进来，恰好回应了他们的需求。于是，议题重心之从传统的国家政治与阶级结构，转向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地方社会、精英阶层、婚姻家族、社会性别、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民间信仰、疾疫灾害、理念认同等方面的议题，慢慢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在一些专史领域，例如历史地理学，也开始讨论起历史上的环境与生态等问题。
有的时候，研究议题的更替并不一定以“新”覆盖“旧”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的引领之下，不少“旧”领域得到了有意义的拓展。例如作为传统国家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仪制度，日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仅从近年来本领域博士论文的选题看，明堂、朝会、祭祀、丧葬、乐制、服制，乃至礼器等等，都被纳入了讨论的范围。
这也说明，历史研究的对象恒定不变，尤其是对于像宋辽夏金这样文明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些凸显的社会现象，从来都是人们关心与研究的重点。10至13世纪相比与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些突显的现象，如多民族政权并存、赵宋政权文官制度的发达与武功之不振、经济与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新气象的形成，等等，是任何时期的观察者都不能忽视，必须予以悉心分析的。议题虽旧，其命常新。于是在这里，视角的“高下”有时就要比议题的“新旧”更为重要了，端看研究者能否透过表象观察到历史的真相而已 。正因为此，有学者就开始关心如何从旧议题中发现新意义。邓小南就明确提出了政治史研究“再出发”的口号。[18]近年来不少学者展开了对国家管理中信息流通渠道的研究，成绩斐然；包伟民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也是旧题新作的显例。[19]
正如礼制与信息渠道等议题所展示的，前者主要涉及国家制度与文化思想两个不同的领域，后者虽然以国家管理制度为主要讨论对象，与传统的观察有所不同的是它更强调各个部门、各种层级之间的联系。如果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来归纳，可以发现40年来多领域、多学科融合，是推动辽宋夏金史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其中显例，可举一些通贯性大概念的提出，与民族语言学研究对辽夏金史等领域的重要意义，来做说明。
邓广铭先生在为中国宋史研究会1982年年会编刊撰写前言时，就曾明确提出，后来并一再强调，应该视辽、宋、夏、金各王朝史为一个整体展来开研究，打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步”的学术史现状。并且特别指出，应该按各王朝建立的时间顺序，将“宋辽金夏”调整为“辽宋夏金”。这就是他的“大宋史”理念，旨在强调当时前后并存的辽、宋、夏、金各王朝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影响，揭示在这种联系与影响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十年来，这个“大宋史”理念已经对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推动了诸如《辽宋夏金代通史》那样宏篇巨著、或者许多专题研究各个政权相互之间关系的著作问世，[20]更重要的是，多数研究者在讨论辽宋夏金各王朝的具体专题时，它已经本能地成为了一种内在的观察视角。此外，在两宋思想史领域，邓广铭先生对传统学术史上以“理学”来涵括所有思想流派的做法展开自我批评，提出了“宋学”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近四十年来，“宋学”逐渐成为两宋思想史的标志，凸显了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21]
关于辽夏金等王朝，旧学术史一向主要依靠汉文资料展开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自19世纪以来，随着各民族语言的资料相继被发现，对契丹、女真与西夏语的研究也随之开始。由于资料情况不同，各自的推进水平有前后差异，不过都在40年来取得重大进展，这是辽夏金史领域学术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例如上世纪70年代以来，清格尔泰、刘凤翥等民族语文学者以汉语借词为突破口，并利用汉文文献所记契丹语词，解读契丹小字获得成功，其研究报告《契丹小字研究》于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著作。此后，民族语文学者利用这一成果，并结合蒙古语、达斡尔语等契丹语的亲属语言，对一批新出契丹小字资料加以研究，成效显著，同时对于契丹大字的研究也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国内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先后有几部重要的研究著作问世，[22]大大推进了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还有几部重要的工具书被编纂出来，[23]极大地便利了学者们对民族语言资料的应用。与此同时，利用民族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其真正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充分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给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重要成果迭出。刘浦江关于阻卜与鞑靼、契丹父子连名制等问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24]
40年来，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成就体现在古籍整理、出土文物、与历史文书等新资料发现与整理研究方面。由于学术发展本身的推动与国家制度的保障，40年来古籍整理工作成绩巨大，在辽宋夏金史领域范围内，大量善本孤本被影印出版，传世四部书之中除经部被整理者相对较少外，其它三部中的主要史籍差不多已经全被校勘出版。本领域卷帙最大的史书《宋会要辑稿》已经出版有一种点校本，新的点校工作正在全力推进。近年来整理工作的对象已经转向一些相对次要的史籍。新大型史籍图书的编纂也成绩斐然，《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全辽文》、《全辽金文》等已经出版，计划达10编、100册的《全宋笔记》已经出版了8编，剩下2编也接近完成。
新资料是史学工作永远的追求。在辽宋夏金史领域，它们大致上可以分为非文字类的出土文物与新发现的历史文书两个方面。在存世文献相对丰富的宋史领域，除城市、建筑、物质生活等议题外，出土文物在多数情况下起着作为文献资料佐证的作用。2012年被整理出版的南宋官员徐谓礼的告身印纸等文书，[25]是宋史领域首次出土的历史文书。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传世以及新出土的碑铭资料与书背文书等等的整理利用，对某些具体专题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新资料对学术史产生结构性影响的是在传世文献相对匮乏的辽夏金史领域，尤以西夏史研究为典型。
20世纪初，数量惊人的多数为西夏文、少量为汉文等文字的西夏文书在黑水城遗址中被发现，这使得西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由于黑水城文书主要被收藏在海外，国内学者仍不得不主要利用传世的汉文资料、辅以极少量海外公布、以及国内发现的西夏文资料来作研究。40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除传世汉文等资料被进一步整理、利用外，[26]一方面，关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李范文所编150万字的《夏汉字典》可为其代表。[27]一些基础性的西夏文献被译成汉文出版，如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28]同时，以西夏王陵为中心的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为西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出土文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域外黑水城文书的陆续被整理出版。主要是经中俄双方合作整理研究、从1996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迄今已经出版了26卷，计划共出版32卷。此外，还有国内及其他国家所收藏的不少西夏文文献也被整理出版。[29]西夏史研究的全面铺开，就有了充实的基础。在此之后研究论著的数量快速增长，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的问世，充分证明了新资料对学术史直接的推进作用。例如主要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关于西夏法律制度、及其与中原汉族法系关系的讨论遂得以深入展开。[30]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两位学者综合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解决了我国活字印刷术在历史上早期传播的关键问题。[31]同时，利用黑水城文书中汉文字资料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32]迄今，关于西夏王朝的研究已经在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全面展开，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西夏学。为了全面总结西夏学研究的成就，据报道，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正在推进由杜建录领衔主编、400万字《西夏通志》的宏大项目。
最后，在上述各种因素影响下，许多重要史事研究趋向精深化，可以说是辽宋夏金史领域的普遍现象，无论在经济生活、思想流派、宗教信仰、人物群体、民族关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区域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尤以关于国家制度的部分，表现最为突出。其代表著作就难以枚举了。一个显眼的结果就是，主要在宋史领域，随着社会进步的史实不断得到论证，在时代背景的推波助澜之下，人们对宋代认识终于从“积贫积弱”这样负面的贬斥，转向了正面的推崇。前贤关于“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看法，终于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社会上大量的所谓“宋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涌现的。
1980年，邓广铭先生在为宋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曾指出：“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研究是较为落后的。……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量大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33]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邓广铭先生在40年前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应该已经基本达到。在“大宋史”范围内的辽、西夏、金等王朝历史研究的领域，也是如此。尽管，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固步自封。
四、推进展望
有意思的是，研究进步带来的更多却是临深履薄之感。归纳40年持续扩张的辽宋夏金研究学术史，可以发现它的另一个结果，是带给了这一领域学者们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那就是本领域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论著数量增长的同时提升研究的质量。
这种焦虑有几方面具体的表现。其一、研究方法的缺失感。自从新中国史学形成以来，老一辈学者大多强调学习经典理论的重要性。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最为娴熟的以文献考据为中心的传统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新型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工作要求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样的强调呼声虽从未中断，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年轻学者们却更多地转向了当代社会科学以寻求帮助。但实际的研究工作提醒他们， 某些新颖的概念与时髦的方法，也并不能总是那样的令人满意。于是，追求“有用”的理论方法，就成为了本领域不同代次学者的共同特征往。本人此前曾称这种现象为“理论饥渴症”。
其二、对时代定位的困惑。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辽宋夏金时期大致位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开端。新一代学者对经典理论日渐疏离，可是具有说服力的、对于那一个时代框架性的新认识体系则未能产生，以至许多研究者在处理具体的历史议题时，常常有难以把握其时代定位的困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东洋史学界在20世纪初年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说曾大行其道，并出现了明显的泛化现象，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困惑的一种反映。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强调历史的某一侧面，来综合归纳其时代特征，例如认为中国历史自两宋时起进入所谓“富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农商社会”等等。这些极富勇气与雄心的尝试，值得赞赏。我们期待这些论点的进一步周全与成熟。
其三、平面推进与议题枯竭的矛盾。无庸讳言，40年来，平面梳理历史现象的讨论，仍占出版物的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这样的方式自然会碰到存世历史资料不足的瓶颈。新议题难以发掘，旧议题则大多已经有了许多学术积累的困境，就现实地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简单重复遂成为了一种可行的选择。在学术评价机制存在各种不足的现实面前，泥沙俱下、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遂不可避免。
其四、作为双刃剑的新技术。以全文检索数据库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的应用，在给本领域研究以巨大方便与推动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新一代学者研究习惯与分析能力的改变。长于通过检索工具来搜集历史资料的表面信息，拙于经过深入阅读来发现隐藏于历史文本背后的历史真实，这种情况已非罕见。被调侃为“检索体”的那些硕博士学位论文，正是这种现象的产物。
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本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但均属倾向性现象，可以肯定。今后本领域学术研究的推进，必然在这几个方面形成焦点，也是可以预期的。
数年前，笔者在一篇小文中曾归纳数十年来本领域学术进步的主要表现，认为所谓进步，既不在于有哪些旧貌换新颜般的弃旧扬新，也不一定指许多令人惊异的创见，而是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思考研究方法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从更为综合的视域与更加多样化的取向，以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是改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必由之路。这正是学术史所给予我们的启迪”。今天，笔者仍坚持此说。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杜建录、程妮娜、余蔚、王宇、邱靖嘉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此志谢。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第54-67页，略有删节，今全文转载于此。
[1]梁建国《2011年宋史研究综述》，第25页。
[2]李华瑞《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第40页。
[3]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4]梁建国：《2013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3期。
[5]周峰：《2013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6期。
[6]“南宋史研究丛书”所收入的这10种专著是：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考古》、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王勇、郭万平《南宋临安对外交流》、方建新《南宋临安大事记》（以上均由杭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林正秋《南宋临安文化》、鲍志成《南宋临安宗教》、何兆泉《南宋名人与临安》、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以上均由杭州出版社2010年出版）；以及徐吉军《南宋临安工商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以上参见丁式贤：《南宋贤相吕颐浩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沈如泉：《传统与个人才能：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巴蜀书社2009年版。王三毛：《南宋王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丁楹：《南宋遗民词人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陈书良：《江湖：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版。
[8]许文刚：《〈平江图〉研究综述》，《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5期。
[9]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第1辑。
[10]杨永兵：《近30年来宋代买扑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0期。
[11]合灿温：《近三十年来国内高丽遣使金朝研究述评》，《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36卷 3期（2015年）。
[12]郑玲：《河西回鹘与西夏关系研究综述》，《西夏研究》2016年第2期。
[13]武婷婷《辽、宋、夏、金婚礼服饰及其礼俗内涵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3期。
[14]参见张锦鹏：《宋朝租佃经济效率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张明：《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契约思想研究——基于规避风险视角下的契约安排的选择》，《天府新论》2015年第3期。
[15]参见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七章第二节《官田的民田化和官田的出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姜密：⑴《宋代官田契约租佃制及地租选择的经济学意义》，《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⑵《宋代“系官田产”产权的无偿转化和佃权转移》，《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
[16]参见戴建国：⑴《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⑵《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龙登高、温方方、邱永志：《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17]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8]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9]包伟民：《宋史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
[20]例如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参见邓广铭：《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原作为“前言”，刊于《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第三届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邓广铭全集》第七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2]参见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等。
[23]例如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刘浦江：《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
[24]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辑；《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清华元史》第1辑，2011年。
[25]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26]参见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2000年版。
[27]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
[2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9]例如有史金波等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谢玉杰等编《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塔拉等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以及武宇林等编《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华书局2011年）等。
[30]参见孙效武：《近二十年来〈天盛律令〉研究综述》，《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
[31]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2]参见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
[33]邓广铭、程应鏐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0年年会编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编辑】仝相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