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中华文明中的汴京元素》出版（附：绪言、后记）
《中华文明中的汴京元素》
基本信息
作者：程民生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8年4月)
装帧: 平装
字数：410千字
定价：69元
语种： 简体中文
页数：372
内容简介
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对全国产生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是当时都城的样本。这里滋养了一大批绵延数世、影响深远的名门望族。灿若群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以舍我其谁的姿态进行着文化创新，文学、思想、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一些重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存，如市井文化、饮食文化、词文化、成语典故等，依然活在今日开封，乃至今日中国。汴京文化由地域文化扩展为时代文化，是宋文化的代表，是宋以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在充分阐述汴京文化的基础上，分析汴京开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厘清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影响，重点研究它对西夏、金朝都城的影响和对南宋都城杭州的影响，并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考察了在宋词、绘画、语言、戏剧、饮食、园林等方面的横向辐射和纵向影响，揭示中华文明中的汴京元素，当属学术上的独创。
作者简介
程民生，男，回族，1956年5月生，河南开封人，中共党员。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所长，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宋代研究所所长，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河南大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前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邓广铭学术基金评审委员，开封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外审专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编委，《中原文化研究》编委。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年度人物。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兼治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已出版著作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汴京的历史地位及繁盛
第一节 汴京的历史地位及城市建设盛况
第二节 繁荣昌盛的汴京城市经济
第三节 汴京城市文化与市民文艺的诞生
第二章 汴京对周边及后代都城的影响
第一节 汴京对全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
第二节 汴京元素对南宋杭州等地的影响
第三节 汴京对古代北京的影响
第三章 汴京元素的艺术贡献
第一节 汴京是中国戏剧的发样地
第二节 影戏在汴京的发祥与流传
第三节 《清明上河图》及文化奇观
第四章 文学史中的汴京元素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汴京元素
第二节 《三侠五义》中的汴京元素
第三节 《金瓶梅》中的汴京元索
第四节 汴京对宋词发展的巨大贡献
第五章 学术与科技中的汴京元素
第一节 金石学诞生于汴京
第二节 成语中的汴京元素
第三节 汴京对火药应用发展的贡献
第六章 节日习俗中的汴京元素
第一节 交年节在汴京的创建及流传
第二节 七夕节在汴京的裂变与鼎盛
第三节 木版年画在汴京的发祥与传播
第七章 饮食史中的汴京元素
第一节 汴京对饮食史的贡献
第二节 腊八粥在汴京的创制及后代的变异
第八章 汴京人才的井喷现象与贡献
第一节 汴京名人突出的历史贡献
第二节 汴京外迁遗民及历史影响
第九章 汴京的园林贡献及“绿政”创举
第一节 汴京园林的成就及公共性
第二节 皇家园林的开放创举与意义
总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言
如果一个国家是一座山脉，那么首都就是其顶峰。
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而首都作为最大的都市，无疑是典型。中国古代首都的正式名号是京师：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即空间广大，人口众多。别称丰富多彩，诸如京城、都城、京都、帝都、京兆、京国、天京、天邑、神京、上都、都下、辇下、都门、国门，等等。她具有唯一性、神圣性、高端性、辉煌性，是这个朝代的代表，是一个时代物质文明的最美空间。
一部都城历史就是一段社会历史的概括。我们可以将历代都城形象地比作历史上的一串清晰深刻的脚印，借此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走向。我国的地势特点是西高东低，陆地地势依次划分为三级阶梯。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第二阶梯是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平均海拔二千至三千米；第三阶梯是平原丘陵，大部分地区海拔在五百米以下。历史都城的变迁大致是步步降阶的趋势。
从大一统的秦汉开始，首都位于中国第二阶梯渭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即平均海拔为一千零二十七米的咸阳、长安。继之东汉，下降到位于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交界带的洛阳盆地，即平均海拔三百米的洛阳。尝试之后感觉不大理想，隋唐两朝复又返回黄土高原的关中，重铸辉煌。及至五代、北宋，再发巨变：从黄土高原上顺黄河向东转移，下到黄河冲积扇平原，即平均海拔六十余米的开封，从中国地形的第二阶梯走向第三阶梯。统一朝代的首都告别了山区盆地，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下降到了宽坦广阔的平原。
在这遍地沙丘、水泊，一望无际的平原，一些王朝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下(后梁)，然后缩了回去(后唐)，又探了三次(后晋、后汉、后周)，终于感到比较踏实了，才定下心来(北宋)，享受大平原的辽阔与通达。这个空间垂直和方位的跨度，恰似划时代的界沟。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中国都城进入了不再自我封闭、居高临下的平原姿态。
尽管中国历史上各种势力一直在“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实际上只有这次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鼎立中原”——既位居中州，又地处平原。早在唐代，朝廷即认定开封是地中，唐玄宗委任僧一行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测得开封岳台(今开封西北)很接近地中。开元十二年(724)，“遣使天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刻居中，晷正则日至，气应得之矣。”至五代后周，也认定岳台为地中，并被北宋王朝所继承，在此建日晷，与政治文化中心致。政治地理方面同样如此，在西部国防线内缩的情况下，汴京作为人文地理的中心，具有天然的国土中央性，而其交通的通达又使之具有民族的中和性，正所谓“浚郊处四达之会，故建为都。政教所出，五方杂居”。这座第一次搭建在平原的中心舞台，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历史转型，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汴京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汴京节点。
中国都城从西部迁移到中州，从山地(丘陵，盆地)迁移到平原，自然环境的变迁必然带来文化变异。毕竟，平地性生存与山地性生存不同。大平原日月普照，不偏不倚，风荡大地，遍及草木；且四季均分，无北方之严寒，无南方之酷暑无西方之干燥，无东方之潮湿。地面平坦、起伏较小的平原，模糊界线，约束性弱，流动性强，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更多的风险，更多的活力，更多的变化。与山地相比，四面八方都是简单地平线的平原地貌，毫无神秘感、隐蔽感，而且城市规模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摊大饼式的四处扩大。都城降低的不只是海拔高度，迁移的不只是经度，还是政治姿态和文化姿态。首都如同主角走下高高的舞台，来到平地与观众互动，最大限度地袒露自己，彰显政治自信与文化自信。中部的枢纽性强化了其综合性，平原的辽阔性促进了其开放性，首都由传统的“突出政治”转化为兼有“突出经济”“突出文化”，汴京由过去全国一致的封闭、保守转型为开放、通达，更具魅力、活力和张力。是为中国都城的平原效应。
汴京作为一个没有天险、不适宜建都的第一个平原京师——距离最近的大河即黄河在西北五十公里外，距离最近的山即嵩山、太行山都在西部一百多公里外，这显然不是军事选择—一在冷兵器时代，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即四面受敌的地方)乃兵家大忌，既缺乏屏障更无战略回旋余地，而是社会经济的选择。五代中期的晋高祖在开封建都的理由中指出：“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需。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他提到的多年战争以及没有提到的募兵制的形成，导致军需供应成为执政者的头等大事，要求首都必须能够获得比前代更多、更及时的物资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交通条件就成为首选，以往“四塞之固”的长安、洛阳都不再适宜。作为最火爆的汴河经济带的枢纽，汴京在中国所有首都中拥有最为优越的交通条件，所滋生释放的交通红利是：吞吐量巨大、快速，也即人口流动大、物资供应充沛，故而新陈代谢快，生机勃勃；四通八达使之豁达开放，没有封闭，为政治宽松、经济开放奠定了自然基础。历史在不可忽视的自然作用下，以汴京为突破口，借助政治力量，将商品经济发展以近代型城市的形式推向高峰，为历史前进注入了荷尔蒙。新型城市诞生了新阶层即市民，市民造就了市民文化，则是城市经济新发展的文化硕果，成为引领俗文化的先进文化。是为中华文明的汴京表达。
历史研究需要无数个城市、地区的文明切片，以体贴入微地观察研究其生理组织和脉络。汴京不只是一个城市，还是宋代这个历史隧道的入口，我们由此进入宋代，从首都再次发现历史，发现中国，体会中国历史的城市精神，感受城市对社会生活历史的意义，探寻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因子。
宋代京师东京开封府有多种美称。就本书题目而言，如言开封，则不只宋代有；如言东京，则不只宋代有，不只中国有，故而以汴京为统称。所谓元素，则专指当时汴京独有或最典型，同时扩散至外地并影响、延续后代的文明元素。
后记
这些年来，一直在做使宋史研究更加立体的努力，汴京元素研究就是一个典型。这本书不是对汴京做全面研究，周宝珠先生1992年出版的《宋代东京开封研究》五十余万字，早已做了开拓。本书仅仅概括了汴京文明对周边以及后代的辐射，至于其在北宋期间的众多创建以及其他历史时期的影响并未全部列举例如绘画、书法、官瓷、说话(话本)、医药、《东京梦华录》等。虽非挂一漏万，仍未面面俱到。
之所以如此，与偶然事件有关。从2013年开始，到2016年8月，原本兴致勃勃的、一个多月一篇的研究节奏，忽然中止。因为突发性耳聋必须住院，出院后，医生交代不能劳累，实际上稍一劳累耳朵就有明显的反应，所以不敢开新问愿继续研究了。但究其深层次原因，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或许是激情顿消?或许是功力不够?要么，就是偷懒了。
像当年坦荡的赵匡胤贯通皇宫大门一样，这座平原城市一点也不神秘，只是我们对其研究还远远不够。由于当时的低调以及后代的沉沦，汴京的许多业绩不为人知。我曾想以汴京节日习俗为主题写一篇论文，深入了解后发现，仅一个节日就足以成篇；再一深入就更惊讶了，每一个节日都可写一本书，也就是说，单汴京节日就可成一套丛书。那么，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该是多大的阵容呢?这就是学无止境了。可以说，这样的题目是没有穷尽的，这座富金矿永远挖不完。
前些日子，针对我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有学者曾两次半开玩笑地揶榆之为“汴京中心论”，每次我都笑而不答。现在想起来，可以在这里唠叨两句。一是就学术而言，当时研究什么，什么自然就是中心，否则就跑题了。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汴京，这几年汴京就是我研究的中心。二是京师本身就是中心，研究京师就是研究中心。所以，该先生的这话没毛病。至于“中心论”，既非初心，更无此意，即便潜意识充斥，那也没什么，不过是学术激情而已，观者自清。出版后，欢迎更多的师友批评指正。
感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助；感谢人民出版社的责编杨美艳女士，以专业的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对书稿作了大量技术性的处理完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功不可没；研究生贺雪娇、李小霞、闻轩轩、宁欧阳、范芸滋、张玥，博士生臧婧婧、孟泽众等，帮忙协助我作了某些校对、整理等杂事。借这个机会，向他们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1992年出版第一本个人专著开始，至今二十五年到本书，已是第八本；其中，从200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书，至今也有十三年，到本书则是第四本了。一个特殊情况是，这是花甲年后第一本，值得一提。当然，还有后续啊，也值得一说。
2017年12月1日于河南大学书斋
感谢河南大学闻轩轩同学提供宝贵资料！
【编辑】仝相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