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关于钱大昕对宋代避讳的考论
作者简介：张邦炜，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论及避讳学，许多人即刻想到史学大师陈垣（1880—1971）。而追根溯源，则不应忘记乾嘉巨子钱大昕（1728—1804）。陈垣甚至将钱氏盛赞为“清朝唯一的史学家”，认为，“前人可称做避讳学专家的”，“应推钱竹汀（大昕）先生。他对于避讳学虽未著成专书，然却有极精密的研究”。其名著《史讳举例》便是为纪念钱氏诞生二百周年而作。陈垣说：“我对于此题所用的资料，大半是采自钱先生所著的书。”［1］237-238仅就宋代避讳而论，钱大昕的考论就很有分量。温故知新，而今仍可从中获得若干有益的认知与启迪。鉴于钱氏有关论述散见于多种著作，本文先择要分类摘录如下，并稍作评介，最后略抒个人感悟。
一、地名避讳
要言不烦是钱大昕论事行文的一大特色。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宋代部分云：“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为梅州、石镜县曰石照。父名弘殷，改宏农县曰常农（本曰恒农，史家避真宗讳改）、殷城县曰商城、溵水县曰商水。太祖名匡胤，改匡城县曰鹤邱、胤山县曰平蜀。太宗名光义，改义阳军曰信阳、义武军曰定武、昭义军曰昭德、崇义军曰崇信、保义军曰保平、感义军曰感德、彰义军曰彰化、南义州曰南仪、孝义县曰中阳、义川县曰宜川、义兴县曰宜兴、义章县曰宜章、郴义县曰桂阳、通义县曰眉山、方义县曰小溪、义宾县曰宜宾、义宁县曰信安、全义县曰兴安、信义县曰信宜、义伦县曰宜伦、义清县曰中庐、归义县曰归信、丰义县曰彭阳、招义县曰招信、正义县曰蒙山、富义监曰富顺。仁宗名祯，改祯州曰惠州、永贞县曰永昌、浈阳县曰真阳、浈昌县曰保昌。神宗名顼，改旭川县曰荣德。孝宗名眘，改慎县曰梁县。理宗名昀，改筠州曰瑞州。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避圣祖讳，改元武县曰中江、朗州曰鼎州、朗山县曰确山、朗池县曰营山。天圣元年（1023年），避章献后父讳，改淮南之通州为崇州、蜀之通州为达州、通利军曰安利、通化县曰金川。大观四年（1110年），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绍兴十二年（1142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曰西和州。廿八年（1158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曰期思。”［2］220这段文字看似冗长，实则简洁，其信息量之大、涉及面之广叹为观止。涉及今四川省即多达10例，眉山、宜宾、富顺、中江、营山、达州六地分别因避宋讳由通义、义宾、富义、元武、朗池、通州而改今名。“（改）胤山县曰平蜀”，在今旺苍县境内；“（改）方义县曰小溪”，即今遂宁市船山区；“改旭川县曰荣德”，即今荣县；“（改）通化县曰金川”，在今理县东北。涉及今河南省之处也不少，恕不赘述。
文中论及宋人避金朝讳，钱氏仅举两例。此种现象值得重视，或可作为宋金互称南北朝、相互承认的例证。陈垣《史讳举例》将其拓展为“宋辽金夏互避讳”，列举五例。如“《金史·章宗纪》：‘明昌四年（1190年），遣完颜匡使宋，权更名弼，以避宋讳。’”［1］43-44尚有可补充者，如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与改光州为蒋州同时，改“光化军为通化军”［3］2968。宋辽金夏互避讳原因何在，钱、陈二氏未作任何说明。其实“互避讳”并非常态，仅出现于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出使、绍兴和议之后等，系应景或应急之举。《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载：光州“绍兴末改蒋州，寻复旧”［4］2498；《宋史·地理志四》载：光山“避讳改期思，寻复故”［5］2184；《方舆胜览》载：“通化军复为光化军。”［6］598-599
千虑一失，文中可商之处有二。一是通州改名达州，钱氏本人另有一说：“今考李氏《长编》亦载于乾德三年（965年），殆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7］961当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为是，“蜀之通州”非因避讳，系“避重名”，早在宋初已改名。二是宋代军有两种，不容混淆。钱氏曾多次强调，其《廿二史考异》卷六十九《宋史三》云：“宋时称军者有二等：一为节度军号，以宠大州；一为小郡之称，大约由县升军，由军升州，如北海军后升潍州是也。军名虽同，而品秩大小迥殊。”［7］975文中所举七军，仅义阳即信阳军系“小郡之称”，义武、昭义、崇义、保义、感义、彰义等六军乃“节度军号”，似不应以“州郡名”相称。
地名避讳不限于郡县名，山名之类也在避讳之列。《廿二史考异》中有两例：其一，改“恒山”为“镇山”。《宋史·礼志》：“秦将王翦镇山伯。”钱氏案曰：“当是‘恒山’，避（宋真宗）讳，易‘恒’为‘镇’。”其二，改“桓山”为“魋山”。《宋史·王巩传》：“登魋山，吹笛饮酒。”钱氏案曰：“‘魋山’本‘桓山’，史家避（宋钦宗）讳改。”［7］984，1077桓山，在徐州境内，之所以改为“魋山”，与山上有春秋时期宋国司马桓魋之墓有关［8］768-770。《文献通考·经籍考七十二》作“栢山”［4］1936，当属另一种避讳方式。
二、姓名避讳
《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下《避讳改姓》条称：“陶谷本姓唐，诗人彦谦之孙，避石晋讳（后晋高祖石敬瑭），改陶氏。汤悦本姓殷，名崇义，初仕南唐，入宋避讳，改今姓名。金履祥先世姓刘，避吴越讳，为金氏。”［2］428陶谷、金履祥因避五代十国讳而改姓，殷悦则是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名讳而改姓汤。敬姓者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改姓恭。《宋史·艺文志七》：“《恭翔集》十卷。”钱氏案曰：“即敬翔也”，“史臣避宋讳追改之。”殷姓除改姓汤外，改姓商者为数更多。《宋史·艺文志三》：“《目录类》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钱氏案曰：“本姓殷，避讳追改。《别集类》有商璠《丹阳集》、商文圭《从军稿》”，“《五行类》有商绍《太史堪舆历》，皆本‘殷’字也。”钱氏指出：“殷璠《丹阳集》一卷，见《总集类》。而《别集类》又有商璠《丹阳集》一卷。宋人避讳，改‘殷’为‘商’，其实一书也。”［7］1032，1018，1026修史者不知姓氏避讳是《宋史·艺文志》“一书而二三见”的原因之一。
《十驾斋养新录》卷七《沈尤同族》，其依据是费衮《梁谿漫录》卷三《氏族》：“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而为尤，二姓实一姓也。”［2］147名列“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便是例证。《无锡县志》卷三上：“宋尤袤，字延之，其先闽人，本姓沈。因避王审知讳，去水姓尤，来居无锡。至袤，遂为无锡人。”［9］卷三上陈垣《史讳举例》补充了一些姓氏避讳的例证，如文彦博本姓敬，更姓文。但质疑“沈尤同族”：“尤姓由来远矣。”［1］18有学者也认为此说不确，其主要理由是沈字去水旁，不是尤字［10］263-264。
关于姓名避讳，《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五以杨承信改名杨信为例：“杨承信，《通鉴》作杨信，盖避汉隐帝（刘承祐）讳，去上一字也。”［7］1055同书卷七十三所举例证较多，如：王晦叔“本名曙，避英宗讳，称其字”；程正柔“本名匡柔，避讳改”；龚颐正“本名惇颐，避讳更名”；蔡元道“本名惇，避讳称其字”；朱景玄“宋人避讳，易为‘真’字，如玄武为真武也”；包幼正“本名佶，避徽宗讳，亦称字”；“李泰伯本名觏，避高宗讳，亦称字”；许恭宗“即许敬宗也，史臣避宋讳追改之”。钱氏指出：《宋史·艺文志》“《别集类》前有《廖光图诗集》二卷，后有《廖正图诗》一卷，本名匡图，宋人避讳，或改为‘光’，或改为‘正’，其实一书也”；“《艺术类》有张仲商《射训》”，商“本‘殷字’”［7］1018-1032。
至于如何改名，办法不尽相同。《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五以宋初名将刘光义避太宗讳为例，指出办法有三种：一是“以字行”，改名廷让；二是缺笔，书“义”“为‘乂’”；三是以近音字替换，改“义”“为‘毅’”［7］1057。于是刘光义一人以四种名字出现于不同史书。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十九《后蜀二·后主本纪》称：刘光义，“《宋通鉴长编》作‘刘光义’；《蜀梼杌》作‘刘光乂’；《宋史》作‘刘廷让’；《东都事略》作‘刘光毅’”［11］732。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文人避家讳》称：“古人重家讳。”并以司马光及眉山苏氏为例。司马光“父讳池，每与韩持国（维）书，改‘持’为‘秉’，取其义相近”。其实“礼不讳嫌”，“不避无妨”。苏序之子苏洵，著文“改‘序’为‘引’”。其孙苏轼“不为人作序，或改用‘叙’字”［2］334。《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九《跋剡录》指出，此书的作者高似孙“为文虎之子”，“书中屡称（其父为）先公翰林”，并“称袁虎为袁彪，亦是避其家讳也”［12］520。
三、官职避讳
因避讳而改官职名称较常见，其时间则长短不同。历时短者，如改通判为同判之类，前后不过十年而已。《廿二史考异》卷六十九引《嘉泰会稽志》：“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如改通进司为承进司……诸州通判为同判，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之类是也。仁宗亲政皆复故。”［7］981历时长者，如部署改称总管、签署改称签书，从宋英宗即位到南宋都如此。至于北宋前期，系追改。《宋史·高化传》：“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钱氏《诸史拾遗》卷四案曰：“宋初，武臣领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曰副都部署，曰部署。英宗即位，始避讳，改部署为总管。史于仁宗朝诸臣，如此传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降滑州总管，改真定路副都总管……皆依后来避讳之称。”［13］1548-1549《宋史·职官志二》：“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一案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置签署枢密院事，以枢密直学士石熙载为之。八年（983年），以张齐贤、王沔同签署院事。景德三年（1006年），马知节、韩崇训亦为签署。史家避英宗讳，改署为书尔。治平中，郭逵以检校太尉同签书枢密院事。签书之名始于此。”［7］994《宋史·宰辅表一》：“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石熙载自枢密直学士迁签书枢密院事。”《廿二史考异》卷七十四案曰：“‘签书’当作‘签署’。张齐贤、王沔、杨守一、张逊、冯拯、陈尧叟、韩崇训、马知节、曹玮、王德用诸人皆除签署或同签署。史家避讳，追改为‘书’字。”［7］1034
任职避讳不仅限于避圣讳，还要避家讳，《唐律疏义》有明文规定。《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居官避家讳》条：“《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疏义》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2］129这一禁令为《宋刑统》卷十《职制律·冒荣居官》所沿袭，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诏令、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诏令［14］129-133及《庆元条法事类》［15］卷三等法律文书在原则上予以重申。避讳办法有二，一是更改出任官职，如由任著作佐郎改任秘书丞。林岊因其父祖名著，不能担任著作佐郎。《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八《跋九朝编年备要》：林岊“开禧三年（1207年）三月，除秘书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讳，改除秘书丞……见《中兴馆阁续录》”［12］499。二是更改职官名称，如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宋史·宰辅表一》：“建隆元年（960年）二月吴廷祚自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廿二史考异》卷七十四案曰：“《本纪》作‘同中书门下二品’。廷祚父名璋，故改平章事为二品。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故也。《（宰辅）表》书平章事，误。”［7］1034慕容延钊又是一例，“以（其）父讳章，当为使相，不带平章事，并拜同中书门下二品”［14］133。但此法“仅止一再见，几于特创”，限于优礼“开国勋臣”［14］127。
从广义上说，官员谥法可归属职官制度。钱大昕对有宋一代的谥号曾潜心研究，下过大功夫。依钱氏之见，改“贞”为“正”是官员谥号避讳的典型例证。《潜研堂集》卷三十《跋挥麈后录》称：“宋初，李昉、王旦皆谥文贞。后来避仁宗嫌名，改为‘正’字。范希文、司马君实之‘文正’即‘文贞’也。谥法有‘贞’无‘正’，宋人避讳有‘正’无‘贞’，二名不当并用。”由于一些学者对此茫然无知，以致发生两大错误。一是不懂唐代谥法，改“贞”为“正”。有学者以为唐代谥法已有“文贞”，其主要依据是“（王溥）《唐会要·谥法篇》‘贞’俱作‘正’”。钱氏强调：“此后人追改。王溥，宋初人，不当回避‘贞’字。”二是“正”“贞”并用，甚至认为“正”优于“贞”。“元时谥耶律楚材、许衡文正，而马祖常、曹伯启别谥文贞。此当时太常不学之失，而后遂沿用之。”［12］541对于钱氏此说，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六《谥文正》有申论，可参看。
四、文书避讳
《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宋人避轩辕字》条称“予见宋板经籍遇‘轩辕’二字辄缺笔，初未详其说。后读李氏《通鉴长编》”，方知宋真宗尊轩辕黄帝为远祖、赵玄朗为圣祖，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诏：“圣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内外文字，不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乃悟‘轩辕’二字阙笔之由”［2］139。于是孔子谥号由“玄圣文宣王”改为 “至圣文宣王”。宋代诸如此类的文字禁忌不少，特别是宋徽宗时期。《十驾斋养新录》卷七有《孔子讳》《避老子名字》《僧道不称寺观主》《政和禁圣天等字命名》《禁人名寓意僭窃》等条。据《能改斋漫录》《容斋续笔》记载，“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当时还不许人们取名“大明”“丕显”“孙权”“刘项”等。政和八年（1118年），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讲了两则故事。一则是：“昔皇祐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睹。”另一则是：“政和二年（1112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钱氏引用《至正直记》：“‘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丘者，则读作‘某’，以‘丘’字朱笔圈之。凡有‘丘’字，读若‘区’，至如诗以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2］143-144
书名避讳是文字避讳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宋史·艺文志》著录颜师古一人著有两种书，一种叫《刊谬正俗》，另一种叫《纠谬正俗》。《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三指出：“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已见《经解类》，而《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此书本名《匡谬正俗》，宋人避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其实一书也。”［7］1018又如《艺文志》“前有刘时靖《时镜新书》五卷，后有刘靖《时鉴杂书》一卷，宋人避讳，改‘镜’为‘鉴’，其实一书也”［7］1020。修史者不知书名避讳是《宋史·艺文志》“一书而二三见”的又一个原因。
因禁忌森严，宋人行文遣词、印行书籍，均极审慎，“于宋讳皆阙笔，即‘慎’‘敦’‘廓’‘筠’（等同音近音）诸字亦然”。避讳如若还有正面意义，其作用或在于方便后人解决版本疑难。钱氏《跋宋太宗实录》称：“予决为南宋馆阁钞本，以避讳验之当，在理宗朝也。”［12］498《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朱子四书注避宋讳》列举钱氏所读版本沿袭宋本避宋讳之处，如改齐桓公为“齐威公”，“避钦宗讳”；“‘慎’字，避孝宗讳，以‘谨’代之”；“一正天下，改‘匡’为‘正’，避太祖讳也”；“‘逊者，礼之实也’，改‘让’为‘逊’，避濮安懿王（允让）讳”；“‘正子’，改‘贞’为‘正’，避仁宗讳也”［7］46-47。
五、两点感悟
研读钱大昕有关宋代避讳的论述有些点滴感悟，下面妄言一二。
其一，关于宋代避讳，略有所知易，弄个清楚难。既往研究虽有若干①，只怕仍有深究的余地，某些基础性的问题未必就明白。如避讳在宋代究竟是习俗还是制度？其遵行或实施状况到底如何？对此，钱、陈两大家无专门讨论，今人多以习俗相称，也有称为制度者。愚意以为，从总体上说，宋代避讳兼具习俗与制度双重性质。避讳以其避讳对象而论，大致可分为帝王圣贤讳与为家族尊长讳两大类②。后者简称家讳，其性质大抵属于习俗，但前文所述任职避家讳，就不只是习俗，系载入法律的制度性规定。避家讳习俗的流传程度因社会层级与文化水平而异，这一习俗在文盲居多的下层社会很难广为流传，而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上层社会则很盛行，因而钱大昕有“文人避家讳”一语。前者简称圣讳，其性质不仅是弹性较大的习俗，更是刚性较强的制度，如若违犯，将受惩处。《贡举条式》等书所载《淳熙重修文书式》《绍熙重修文书令》等法规中均有避讳条文③。可见事涉官方文书和科举试卷，这些法规显然执行得尤其严格。应当指出的是，即便避圣讳，也具有一定的弹性。首先法规本身就不一致，有二名不偏讳者，如宋太宗赵光义最初的规定是：“下一字同者宜改，与上一字同者仍旧。”［16］8也有二名偏讳者，如“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17］1802，但实际上“‘玄’字不避者多”［18］638。上举李焘《长编》“上曰玄”，钱大昕引用时改为“上曰元”，系避清圣祖玄烨讳，可见推行时多有变通。又如按规定当“改‘殷’之字为‘商’”［16］3，其实改为汤者也有之。有的规定过期作废，改通判为同判之类是其显例。又如“避老子名字”之禁“未久而即弛矣”［2］143。有的规定反复变更，宋太宗的避讳方式便多次调整。开宝九年（976年）十月的规定是不避“光”字、只避“义”字及其嫌名，“以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为朝奉大夫，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议郎为宣奉郎”。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二月，宋太宗降旨：“朕今改名炅，自临御以来除已改州县、散官、职事官名号及人名外，其旧名二字，今后不须回避。”换言之，即“光”“义”二字均不避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月，宋真宗下诏：“太宗藩讳，溥率咸知……自今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16］8严令“光”“义”二字均必须一概回避。如此前后折腾，或可作为我国传统时代的所谓法制随意性较大的又一小小例证。
其二，关于钱大昕本人，有学者在积极评价其卓越成就之余，感叹其“文字过于简略”［19］284。此说不无一定道理，但在下则更偏向于赞赏钱氏论事行文简洁、直白、明快，不兜圈子，无闲言冗语，认为这一学术风格在当今尤其难能可贵。前辈学者往往如此告诫后学：不要研究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无法求证的问题、没有多大意思的问题；不能大而无当，空话连篇，也不能钻牛角尖，鸡零狗碎；不应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应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邓广铭开导其弟子：“《辽史》上说得很明白，乣，军也。乣，就是军，没那么复杂。”④无独有偶，钱大昕也曾与其友人简而言之：“乣亦部落之称。”［12］616“乣”究竟是什么，本人毫无研究，不敢妄评，但对钱、邓两大家不把问题复杂化的主张，高举双手赞成。程应镠教诲其高足：写文章“要干净简炼，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20］2。我同样高度认同，当长则长，能短更好。以此为标准，反躬自省。拙作《婚姻与社会·宋代》或许还算较为简洁，至于《宋代皇亲与政治》，不一定是“王大娘的裹脚”，但分明是注了水的。“米不够，水来凑”。这种现象在当今印行的学术论著中似乎并不少见。其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字海之中，叫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难以把握其主旨要义。让我们学学钱大昕，少说些废话，多挤些水分吧。（学友陈鹤博士对本文有所贡献）
注释
①据我所知，最早专文探究宋代避讳的是朱瑞熙《宋代的避讳习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89-94页。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有重要补充，《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59-566页。硕士生周源在吴晓萍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宋代避讳制度研究》认为，宋代已形成礼法合一的避讳制度，安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何忠礼的《略论历史上的避讳》则是宋史研究者通论历代避讳，《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82-88页。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二篇第六章《避讳改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38—645页。②民间忌讳与行业避讳本文不涉及，可参看向熹《汉语避讳研究》第十章《俗讳》，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79-421页。③《贡举条式》为丁度等著《集韵》附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册，第313-315页。丁度是北宋人，书中所载南宋文献系后人增添。参看朱瑞熙：《宋朝<贡举条式>研究》，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91页。④杨若薇：《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发言》（2017年5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站。
参考文献
［1］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杨勇军，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祝穆等.方舆胜览［M］.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7］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8］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9］不著撰人.无锡县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0］程羽黑.十驾斋养新录笺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11］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钱大昕.潜研堂集［M］.吕友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3］钱大昕.诸史拾遗［M］//廿二史考异附录.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4］岳珂.愧郯录［M］.朗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15］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李攸.宋朝事实［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9］王瑞明.钱大昕考订《宋史》的卓越成绩［M］//钱大昕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20］虞云国.两宋历史文化丛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全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感谢李孟舜编辑提供资料！
【编辑】仝相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