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6（总第819期）李全德：米芾《珊瑚帖》年代新考

*转自公众号文獻學與四庫學

内容摘要

《珊瑚帖》诗、文、书、画合一，是北宋米芾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对于该帖书法与绘画的艺术特色与风格等方面的解析已多，对帖上的题记与诗歌内容的研究则很不够。书家之风格及其变化的研究，作品系年为第一要事，然其创作年代，至今说法不一，主要有元祐三年（1088）以后和建中靖国（1101）两种意见，迄无定论。《珊瑚帖》准确系年的关键在于对该帖题诗中“当日蒙恩预名表”一句的理解。“名表”实际上指代礼部郎官，“蒙恩预名表”即是蒙君主拔擢，得预礼部郎官之列的意思。《珊瑚帖》在刻石过程中妄改“预名表”为“题名表”，正是昧于官制之故。从米芾任礼部郎官这一线索，结合米芾晚期其他作品，《珊瑚帖》的创作年代当在大观元年（1107）。

作者简介：

李全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宋史。

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的《珊瑚帖》与《复官帖》一册两页，今藏故宫博物院。《珊瑚帖》为米芾最富盛名作品之一（图一），一则以其书，一则以其画：或称其为米书中“铭心绝品，天下第一帖”；或视该帖上所画“似画非画”的珊瑚笔架为“存世唯一米画真迹”。《珊瑚帖》是诗、文、书、画合一的作品，对于其书画所反映的艺术特色与风格等方面的解析已多，而对于帖上的题记与诗歌内容的研究则很不够。书家之风格及其变化的研究，作品系年为第一要事，而实际上对于米芾这幅重要作品的创作年代，至今说法不一，迄无定论。本文拟在前辈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对《珊瑚帖》文本内容的考释，对该帖之创作年代提出新的看法。

图一  米芾《珊瑚帖》纸本墨迹

一、《珊瑚帖》文本内容及创作年代的旧解释

《珊瑚帖》纸本，墨书，纵26.6cm，横47.1cm。凡图一，行书十一行，共六十五字：

收张僧繇天王，上有薛稷题；阎二物，乐老处元直取得。又收景温《问礼图》， 亦六朝画。珊瑚一枝。（下绘珊瑚笔架一座，旁书“金坐”二字）

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

帖后有米友仁跋云：“右简尺并珊瑚帖，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续有元明清题跋以及“内府书印”等鉴藏印记若干，为米芾真迹无疑。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汇集米芾书迹摹勒于石，刻成《绍兴米帖》十卷，《珊瑚帖》列入草书卷中。《绍兴米帖》今国图、上图各有残本传世，中无《珊瑚帖》。《珊瑚帖》不知何时于内府流出，文献上最早记载米芾《珊瑚帖》的是周密《云烟过眼录》。据周密载，“天台谢奕修养浩斋”藏品中，有“米老自画宅图，又小楷三帖，珊瑚等十帖”。具体内容不详。《珊瑚帖》于明末清初刻入《快雪堂帖》，入清以后，著录于《大观录》卷六、《墨缘汇观•法书》卷上、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等，摹刻于《天益山巅帖》、《谷园摹古法帖》、《壮陶阁帖》等等。

以上所列如此之多的题跋以及著录中，除极个别对帖上所书所画内容有过描述外，对于该贴之文、诗全无任何解释。现代学者中最早对此帖做研究的应该是徐邦达先生。徐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解释了“景温问礼图”。指出“景温”是与米芾同时代而稍早些的谢景温，“景温问礼图”指谢景温所藏“孔子问礼于老聃之图”，非是名“景温”者所画《问礼图》。第二、解释了“节相”。认为“节相”，应即节度使、使相的合称，节相其人为谢景温。3、推测了此帖创作时间。认为节相指谢景温，根据谢景温为节相的时间，推测此帖应作于元祐三年（1088）后不久。

徐邦达先生认为“景温”即谢景温，辅助依据是米芾《书史》有两处谈到谢景温。按，《书史》中提到谢景温的两处：一处是谢景温告知米芾发现其早年所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事；第二处是米芾从曾孝蕴处听说“京师谢氏处”藏有张旭全本《千字文》，“谢氏，景温宝文远族也”。这两处尽管提到了谢景温，但相关书画收藏事都是关于别人的，还不太看得出来谢氏本人的文艺志趣以及米谢关系。倒是在米芾《宝章待访录》中有一处重要记载：“唐太师颜真卿书送辛子序。右真迹。楮纸书，在宝文阁学士谢景温处。前后为好事者以笔描二大印，其文乱，仍书铉字，其中幸不合缝鉴，非铉笔，甚累墨宝。某佐宝文于潭，屡经赏阅。”南宋岳珂亦藏有一米芾与谢景温的书简。从中我们看到谢景温不但本人好收藏，收藏有米芾极喜爱的颜字，而且米芾曾为其僚属，既亲且密，关系匪浅。由此，米芾从谢家收得《问礼图》是极有可能的。

曹宝麟先生关于《珊瑚帖》的考释中，涉及了以上徐先生所考察的几个问题，全录如下：

此为元章杰构之一。《天王》、《问礼》二图不见《画史》。米芾二史，已及“宝晋斋”命名，故此帖可证作于建中靖国元年之后。谢景温绍圣四年末卒，是亦符人去物易之例。此帖长竖钩如“阎”、“朝”、“珊”、“瑚”四字，与已知时间之《紫金砚帖》“圆”、“明”、“同”角度形态逼似，可见一时风格也。或谓“天支节相”乃谢景温，非是。天潢贵胄方得称天支，故金座珊瑚当为宗室某人旧物也。

这段考释文字虽不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先生注意到了徐先生没有解释的“天支”一词，否定了天支节相为谢景温的看法。第二、关于此帖的创作年代，曹先生先是以米芾《画史》不载此帖，而《书史》《画史》均提及“宝晋斋”为据，推断其作年当在建中靖国之后，盖米芾宝晋斋之命名，始于建中靖国得谢安帖；然后又根据笔法特征，认为此帖与《紫金砚帖》绝似，当为同一时期的作品，而后帖根据曹先生的看法，正是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有趣的是，徐邦达先生认为《珊瑚帖》作于元祐三年（1088）后不久，其时米氏约四十岁左右，“书法亦尚相合，但稍雄逸”；而曹宝麟先生同样根据其风格，认为反映的是建中靖国元年米芾五十之年的“一时风格”。风格之多变与不易判断，于此可见。

徐、曹两先生的研究各有所得，同时也依然存在着一些双方都未曾意识到的问题，比如珊瑚诗中的“名表”便都失于解释——而这一点，正是《珊瑚帖》能否得以准确系年的关键所在。

二、《珊瑚帖》之“预名表”释义

《珊瑚帖》在明末由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冯铨（1595-1672）刻入《快雪堂法书》，从而出现了《珊瑚帖》文本中“题名表”与“预名表”的公案。

《快雪堂法书》刻晋、唐、宋、元法书，起于王羲之，迄于赵孟頫，凡二十一家，刻手为“明清间第一刻手”刘光暘（雨若），摹勒之精，为诸帖之冠。冯氏之后，木版又两易其主，先是为福建黄氏所得，后经福建总督杨朴园（景素）之手入内府。其拓本遂有涿拓、建拓、内（府）拓三种。《珊瑚帖》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改刻的情况，出现“预名表”本与“题名表”本两种拓本（参见图二、三）。

图二  《快雪堂法书》石刻本《珊瑚帖》“题名表”本

图三  涿拓《快雪堂法书》木刻本局部，《珊瑚帖》“预名表”本

马子云先生认为“预名表”之“预”字改刻为“题”是在内府初拓以木换石之时，王连起先生则认为在木版入内府之前已改为“题”字。“预名表”本与“题名表”本两种拓本的存在，以前不为人所注意，收藏者各是其是，出现不少误解。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何要改“预”为“题”字？马子云先生的解释是：

 “预名表”的“预”，按文理应为“题”字，“题”字写为“预”字，是米芾的笔误。但是这次换木为石时，将“预”字改为“题”字，虽然文理正确，却与原来墨迹不合。

马先生认为从“文理”上讲，应该是“题名表”，米芾原帖的“预名表”是“题名表”的笔误，换言之，即“预名表”是不合“文理”的。但同样是从“文理”上考虑，王连起先生则说“预名表”是通的。至于为何从“文理”上看“题”是正确的，“预”也是通的，两位先生都没有解释。在内府拓本上有乾隆题诗，中有“证讹并以清漫漶”句，其自注云：“木版米帖内‘当日蒙恩预名表’‘预’字讹‘题’字，今改之。并苏帖中漫漶者亦易之。”乾隆指出木版“题名表”本中“题”为“预”之讹。裴景福（1854-1924）《壮陶阁书画录》在著录《珊瑚帖》时亦云：“已刻入《快雪堂帖》，‘预名’误作‘题名’”。可知裴氏所见当为“题名表”本。乾隆所谓“讹”与裴景福所谓“误”，指的都是同米芾墨迹相比，“题”是“预”的误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题名表”本，其中一件有道光庚子徐松题，后归王存善（1849-1916）。王氏有跋文云：

此是涿刻闽拓，乾隆时贡入内府，于诸家书前加题某人书楷字，又米帖“当日蒙恩预名表”改“题”字为“预”字，今之号称蝉翼拓涿石凡“预”字者，皆覆本也！存善再记。

王存善并见两种拓本，但是他认为“题名表”才是“正确”的，故以“题”本为涿刻，而以“预”本为后出。徐邦达与曹宝麟先生则都没有关注到“预名表”与“题名表”的问题。

米芾误“题”为“预”的笔误可能性或许有，但经过了米友仁的鉴定，《绍兴米帖》又是“奉圣旨摹勒上石”，而均不觉其误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单纯从字面意义看，“预名”与“题名”皆合乎文理，然而“题名表”则不可解。再则，米芾何以接着又说“愧无五色笔头花”呢？“五色笔”云云是讲文采，文采高下又与题名何干？以上诸家关于“预”、“题”之辩，或是从文理上考虑，认为“预”为“题”之笔误；或是从尊重原帖的角度，认为“题”为“预”之讹，实际上皆未真正理解“预名表”的涵义，更未结合上下文理解诗歌。

理解此帖真正的关键在于“名表”的涵义。帖中的“名表”实际上指代的是撰写名表的礼部郎官。“蒙恩预名表”即是蒙君主拔擢，得预礼部郎官之列的意思。叶梦得《石林燕语》载：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聴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舎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叶梦得所说的“旧”制，指唐制。唐制，礼部郎中，“掌礼乐、学校、仪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册命、祥瑞、铺设、丧葬、赠赙及宫人等”。礼部事务相关表类文书由礼部郎中所掌，故而宋敏求说：“按唐旧说，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谓之‘南宫舍人’，百日内须知制诰……又谓员外郎为‘瑞锦窠’”。南宫舍人、瑞锦窠等称呼都体现了礼部郎中掌文翰的特点。

入宋以后，随着晚唐五代以来使职差遣体制的发展，原来的尚书六部系统渐失其职，礼部也不例外。据《两朝国史志》：

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而贡举之政领于知贡举官，本曹但掌制科举人、补奏太庙郊社斋郎、室长、掌坐、都省集议、百官谢贺章表、诸州申举祥瑞、出纳内外牌印之事，而兼领贡院焉。

主持礼部事务的则是判礼部事一至二人，“有名表印，每百官拜表用之”。因而北宋前期的判礼部事，实际上是部分承担了唐制中礼部郎官之职，至元丰改制之后，始复旧制。

北宋前期判礼部用“名表印”，“名表印”为唐代史料所未见，所谓“名表印”的正式名称当为“礼部名表之印”。因为判礼部事掌名表印，因而又有“判名表”、“知名表官”、“知名表郎官”之称。嘉祐四年（1059），宰相富弼五次上表请加尊号，“（刘）敞时兼领礼部名表，当撰表”，故而富弼所上五表，皆刘敞为之。虽然《宋史》刘敞本传不载，但我们由此知道当时刘敞必是兼任了判礼部事一职。

元丰官制改革之后，礼部复唐之旧制。但实际上，礼部郎官仍具有此前“知名表郎官”、“名表郎”的旧称，也仍然使用“名表印”，如上引叶梦得所说：“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张耒在其《明道杂志》中亦记有崔伯易在兵部员外郎任上遇一异事：

不数日，迁礼部郎中。初视事，吏持一印来，曰“此名表郎印也”。礼部掌撰贺慰诸表，表后署所司郎官名，故有此印。

崔公度（字伯易）“元祐、绍圣之间历兵、礼部郎中”，张耒所记与此相合，知元丰改制后，礼部郎官的确沿袭“名表郎”之称，并使用名表印。

崔伯易的故事已是哲宗时事，正与米芾同时。米芾“当日蒙恩预名表”用的正是礼部郎官别称“名表郎”之旧典，讲的是自己曾蒙圣恩拔擢为礼部员外郎之事。

三、米芾晚年仕宦与《珊瑚帖》年代的判定

米芾擢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宋史》本传以及蔡肇《米芾墓志铭》均无明确记载。

据蔡肇所作《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

崇宁三年甲子六月……于是六艺之学以次开设矣。是时元章名能书，适官太常……已而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宫，未几，就除知无为军。逾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便殿赐对，询落逮晷。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扇各二，遂擢为礼部员外郎，复以言者罢知淮阳军。弥年，痒（疡）生其首，即上书谢事，不许，以某年月日卒于郡廨，享年五十有七。

根据蔡肇作《墓志铭》，崇宁三年六月米芾还在太常博士任上，之后的历官：太常博士——知常州（不赴）——管勾洞霄宫——知无为军——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墓志铭》所记米芾历职甚详，然而期间的具体迁转时间都不清楚。其他宋人记载中，米芾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则有崇宁四年及大观中两说，前说见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后说见于庄绰《鸡肋编》。

在宋人记载语焉不详的情况下，米芾自己的作品便是判断其仕宦经历的最主要的依据了，然而由于米芾在书法领域的特殊地位，其书迹为后人所崇重，伪作迭出，作品真伪杂糅的现象尤其突出，这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些书法资料时尤其要注意鉴别、选择。米芾作品的鉴定与系年曹宝麟先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然仍不乏可议之处，米芾礼部郎官的任职时间即是其中之一。

米芾知无为军“逾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然后“擢为礼部员外郎”，最后“以言者罢知淮阳军”。米芾何时知无为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钱大昕认为“知无为军当在崇宁三年” ，只是推测，并没有提供依据。曹宝麟先生则是据《复官帖》将知无为军的时间定为崇宁三年七月。实际上《复官帖》上并没有明确的时间、人物信息，而米芾又是“三仕三已”，将其定为崇宁三年“复官”，依据是不足的。在今日所能见到的米芾书迹相关资料中，米芾具体何时知无为军没有记载，但崇宁四年时米芾在知无为军任上则是确定的。《宝晋英光集》有《仰高堂记》，末云“崇宁乙酉守老楚米芾记，子尹仁篆题”，乙酉为崇宁四年，翁方纲正是据此将知无为军系于此年。又，米芾书有真宗御制《文宣王赞碑》，其署衔为“崇宁乙酉岁，承议郎权发遣无为军借紫臣米芾书”。通过以上两则资料知，崇宁四年米芾已在知无为军任上，但具体何时到任则不得而知。不过，米芾所书《无为章居士墓志铭》为我们提供了一宝贵的线索。章居士名迪，字吉老，卒于绍圣四年（1097），葬于崇宁四年九月初二，其墓志为周绅撰，米芾书。米芾书此墓志时的完整署衔是：“承议郎新差权发遣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云骑尉借紫米芾”。这一署衔在众多的米芾研究论著中都被忽视了。由蔡肇《墓志铭》可知，米芾是由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宫”。米芾出知常州，先要待阙一段时间，以待现任知常州满任，故而其系衔中有“新差”二字，尽管米芾最终不克赴任，但知常州的任命无疑是下达了的。《章吉老墓志铭》正是在其有出知常州的新命，尚未改宫观时所书。据此则米芾知无为军当在崇宁四年九月之后，“逾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其时当在崇宁五年某月。

崇宁五年时米芾可以准确系年的作品相对较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材料可以举出两例。一是《颜真卿书跋》，论颜书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拓本见于《清芬阁米帖》三刻第二册，其末云：“崇宁丙戌六月六日，从九品下米芾记。”崇宁丙戌为崇宁五年，所谓“从九品下”正是米芾引唐制指代其现任书学博士一职。二是《论书学》（呈事帖），是米芾在书学博士一职上的正式论事札子，收入《宝晋英光集》时少了最末的署衔，只是在题目下有小注云“时充书学博士”；其墨迹则刻入《群玉堂帖》，札子末尾署衔为“五月日承议郎行书学博士兼画学博士飞骑尉赐绯鱼袋臣米芾札子”。此五月，当是崇宁五年五月。是故米芾在崇宁五年五、六月间已在书学博士任上殆无疑问。

米芾书迹中署衔为书学博士的最晚记载，学界通常认为是大观元年五月。米芾除了书有《章吉老墓志》外，还自撰并书《章吉老墓表》，曹之格刻入《宝晋斋法帖》第九卷，其署衔为“承议郎行书学博士飞骑尉赐绯鱼袋米芾”，碑末云“大观元年岁次丁亥丙午朔丙戌日男济立石”。是年五月丙戌朔，丙午是月非朔，翁方纲已辨之，因而此墓表向来都是系年于大观元年五月。如此，则米芾由书学博士擢任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自然都当是大观元年五月以后的事。如果没有《崇国公（赵世恬）墓志铭》，那么此说几乎可视为定论了。

赵世恬，为燕王德昭曾孙，崇宁元年五月卒，追封崇国公，大观元年三月葬。其墓志铭为翰林学士郑居中撰，米芾书并题盖。其中米芾所署完整职衔为“承议郎权知淮阳军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飞骑尉赐绯鱼袋借紫臣米芾”。如果米芾在大观元年三月时已是权知淮阳军，那么便不可能在五月时书《章吉老墓表》署书学博士衔。

《章吉老墓表》刻入《宝晋斋法帖》第九卷，《赵世恬墓志》刻入《安素轩石刻》第七册。前者为米芾真迹无疑，张伯英对《宝晋斋法帖》所收九、十两卷的鉴定结论是“两卷均米书，九卷中书皆佳。十卷之寿词、乐章、观潮诗、长寿庵、咏梅诗及友仁跋皆伪书。宋帖最下”。《赵世恬墓志》，张伯英则鉴定为伪书，大概这也正是曹宝麟先生在其《米芾年表》大观元年的书法编年中，列入五月书《章吉老墓表》而没有三月书《赵世恬墓志》的原因吧。

张伯英断定《安素轩石刻》的《赵世恬墓志》为米芾伪书，但实际上并没有否定其内容为真。他说：“苏书归去来辞集字诗、积善有馀庆陶诗，米书小字千文、赠王涣之诗、赵世恬墓志五种皆伪书。小字千文，玉烟堂所刻者真本，此乃仿造。赵志亦其类也。赠王涣之诗末云书寄陈无已，殊谬妄。”小字《千文》，《玉烟堂》所刻为真本，《安素轩》所刻为仿本，而《赠王涣之诗》则内容为伪。很明显，张氏在此区分了书迹为伪与内容亦伪两种情况。

在张伯英之前，石韫玉（1756-1837）在将《安素轩石刻》所收《赵世恬墓志》与自己所获的一卷墨迹做了比较之后指出，前者是小字本，是“伪书真跋”，自己的才是真本。

《赵世恬墓志》内容为真的最直接证据，是楼钥所作《聚奎堂碑》。该文是楼钥应兵部尚书赵师睪之请而作。师睪为崇国公赵世恬玄孙，其父赵伯骕、伯父赵伯驹均为南宋著名画家。楼钥在文中很明确地说：“崇国公世恬好学绩文，有声前朝。徽皇命翰林学士承旨郑居中为志铭，知淮阳军米芾书丹。”米芾奉徽宗之命书《赵世恬墓志》，其署衔之可靠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赵世恬墓志》上米芾署衔的信息是可靠的，那么事过两月后，米芾再书《章吉老墓表》却又署书学博士衔自然也就是不可能的，如何理解呢？笔者的看法是《章吉老墓表》确系米芾在任书学博士期间所作，但米芾原书中并无“大观”云云的最末一行。盖墓表与墓志铭不同，志石随葬，而墓表揭于墓上，立石时间并不确定。米芾作《章吉老墓表》本无最后一行的立石时间，待吉老子章济在大观元年立石时补刻了最末一行。

根据《赵世恬墓志》，大观元年三月前米芾已经在权知淮阳军任上，其初命当然更在三月之前。清拓《月虹馆法书》卷二中有米芾《与中书侍郎钧席书》，全文如下：

芾惶恐再拜，中书侍郎钧席。经宿，恭惟钧体，动止万福。芾情恳久荷台照，今知淮阳范汝揖来申省，为理会手诏，成资须却待半年阙。忽知汝州王诏放罢，果尔若得汝州，亦小郡也。廿五口便且得一饱，不审台意如何？此意不曾他处干扣，止干左右，不备。芾皇恐顿首再拜，中书侍郎钧席。

此信当是米芾在有了知淮阳军的新命之后所写。大意是：知淮阳范如揖距离成资尚有半年，因而米芾须待阙半年。现在忽然得知知汝州王诏免职，汝州是现阙，不必待阙，而且汝州跟淮阳一样都是小郡。如果能得到汝州的现阙，阖家二十五口便可得一温饱了。总之，这是一封米芾向中书侍郎干请的信，米芾希望中书侍郎能帮助他将知淮阳军的任命换成知汝州，这样就可以立即走马上任而不必待阙了。王诏，为太宗时做过参知政事的王化基之孙，崇宁中知汝州，“铸钱卒骂大校，诏斩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阁，言者复抉滁州事罢去”。这与米书所言“知汝州王诏放罢”相合，知此事必是在崇宁五年。

综上所述，崇宁五年五六月间米芾的确是在书学博士任上，此后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都是同一年的事情。

故宫博物院藏有米芾《公衮帖》，帖中言“衰老拖曳，捐病在假，浩然欲归残水，不可，趁开春定谢奉东归也”。曹宝麟先生认为此帖“风神殆尽”，“元章存帖，以此为最晚，视为绝笔可也”。此可以与蔡肇《墓志铭》参照：“罢知淮阳军。弥年，痒生其首，即上书谢事，不许，以某年月日卒于郡廨，享年五十有七。”《墓志》言米芾因病请罢，未获允准，与《公衮帖》言“捐病在假，浩然欲归残水，不可”完全相合，知此帖必是作于知淮阳军任上。从帖中又知，尽管所请不允，但元章自己还是下定决心来年开春无论如何要东归，然天不遂其愿，未及谢俸东归便已卒于郡廨。

米芾从书画学博士擢任礼部员外郎的时间是在崇宁五年，而味其《珊瑚诗》中“当日”、“愧无”云云，分明是事后在知淮阳军任上追忆的语气，且不会是一个较短的时间，再考虑到此帖之飘逸、灵动，作者六朝名画、金座珊瑚在握的闲适与得意，因此笔者认为米芾“当日蒙恩预名表”的时间在崇年五年后半年，而《珊瑚帖》的创作时间当在大观元年中，在“风神殆尽”时所作《公衮帖》之前。

米芾的礼部员外郎之职甫一就任便遭言者弹劾罢职，出知淮阳军。其词为慕容彦逢所行：

敕具官某：春官总礼乐学校之政令，为郎于此，时谓崇途。惟尔险怪诡谲，好为奇言异行，言章以闻，理宜斥罢。黜守军垒，有社与民，往省厥愆，无重后悔。

礼部员外郎作为名表郎，号南宫舍人，“稽古礼文之事与夫尚书笺奏，皆在所掌，其选甚艰”，而米芾出身非正途，又不肯与世俯仰，奇言异行，不近人情，故而为言官弹劾去职。然米芾尽管任礼部员外郎为时甚短，后世却仍获得“米礼部”、“米南宫”之称，米芾自己也甚是看重这一点，金座珊瑚在手，不免忆起“当日蒙恩预名表”，不过后世“南宫”“礼部”传天下，不复知有名表郎米元章。

大观之初获得六朝画二，金座珊瑚一座，是米芾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极为得意之事，他为此留下了《珊瑚帖》，然而这些雅事已不及记入其《书史》与《画史》了。

该文原刊《文献》2017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注释略。感谢李全德先生授权发布！

编辑：听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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