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54（总第837期）张邦炜：启迪与不解 ——研习钱穆论著读书报告之二
本文原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感谢张邦炜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启迪与不解※
——研习钱穆论著读书报告之二
摘 要：史学大家钱穆的著作极具启发性，仅以他关于唐宋变革与宋代三种大趋势的精要论述为例，即可见一斑。同时也留下一些疑问，如视宋代乃至秦朝为“现代型国家”，称宰相为“副皇帝”乃至“国家的政治领袖”，认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弊端不是“重人不重法”而是“重法不重人”，等等。凡此种种均让人不解，且其论著中不乏自相抵牾之处。本文重在提问，旨在请教。
※本文由2017年9月30日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两份讲稿综合整理而成，感谢河大宋史中心、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
〔作者简介〕张邦炜（1940-），男，四川江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从事宋史研究。
与众多同行学友并无二致，钱穆是我崇敬的当代史学大家之一。先师金宝祥生前将他的两位老师相提并论：“论钱（穆）、陈（寅恪）风格，钱波涛汹涌，一泻千里；陈潺潺溪流，意境幽远。从表象看，前者博大，后者精深，实则殊途同归，博大中有精深，精深中有博大。” ①我拜读钱穆论著，总是深怀敬畏之心，一度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钱老论著确实给我诸多启迪，择其要者，略举两例。
其一，关于唐宋变革。我一再声言：本人是个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实话实说，这一认知的形成与钱穆无关，而是受到侯外庐、胡如雷等前辈史家影响。1962年，我在金宝祥老师指导下发表了第一篇宋史习作《论宋代的官田》，第一句话讲的便是唐宋变革：“中唐前后，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重大变革。宋代是沿着中唐以后的路线发展的。”②其所以“较为固执”则与钱老关系较大。钱穆的论著如今流传极广，当年很难找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驻访期间，偶然读到钱老《理学与艺术》一文③，异常兴奋，称之为如获至宝也不过分。钱老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此说使我对唐宋变革论越发深信不疑。钱老又说：“就宋代而言，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给我的启示是：探讨唐宋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经济领域，还应放宽眼界、广开思路，拓展到政治、社会、人生等各个领域。于是我80年代曾着力于让唐宋变革论丰满一些的尝试，对择偶方面的“婚姻不问阅阅”、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会流动方面的“贫富贵贱离而为四”乃至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等论题作了力所能及的讨论。这一努力后因忙于两宋王朝史、社会生活史的编写等原因而中断。
钱老的上述论述或许由我首次引用，此后征引或转述者甚多。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述除正面意义而外，似乎还有负面影响。一是夸大化解释，说什么唐宋社会变革之巨超过春秋战国之际，被误认为出自钱老“最要在宋代”一说。二是泛化偏向，“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据说与钱老“莫不有变”一语有关。愚意以为，夸大化与泛化偏向均因过度引申所致，不应归咎于钱老。钱老说得对：“时代中的一切，莫不有其相互近似的共通性。”此语与“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是一个意思。唐宋变革无疑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如土地制度均田制从重建到崩溃、赋役制度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军事制度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三者在时间上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其相互近似的共通性”是相当明显的。过犹不及，泛化偏向是对唐宋变革的共通性作简单化理解和无限制应用的结果，与钱老的本意无关。
其二，关于文化再普及。 “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变动”④，是钱穆治史的一大特色。他从文化的视角看宋代，认为当时呈现出三种大趋势，即“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合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⑤，可谓深中肯綮。仅就第三种趋势“文化之再普及”而言，宋人就有不少较为夸张的文学性描述，诸如“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⑥；“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⑦；等等。但当时确实涌现出较前代为数更多的“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⑧的耕读家庭则是事实。
在钱老的启示下，我90年代初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一文，认为“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主要表现在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特别是从士阶层推广到农工商各阶层，世家大族不能完全垄断文化，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⑨我对文化之再普及的理解大抵局限于教育，显然很肤浅。钱老《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从文学的平民化趋势说起，兼及平民的美术、平民的音乐、平民的工艺等等。《理学与艺术》一文又讲到书法方面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的演变，特别是绘画的平民化及其与理学精神的关联。顺着钱老三种大趋势的理路深入探索，应当还有文章可做。
读懂大家，谈何容易。如今几乎尽人皆谈陈寅恪，真读懂者凡几何。钱穆的学问与陈老同样博大精深，且刊行论著更多，其《全集》台北联经公司初版即达54册之巨。就我阅读所及，读得较多且较懂者或许当推钱老早年的学生、前辈学者何兹全。何氏所著《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 <中国文化史导论> 札记》⑩学术性强，领会相当深刻。而我无疑属于读得较少且不懂者。近年读得稍多，不理解之处也就多了一些。何以如此，反躬自问，或许在于本人观念固化，思维定型，积久成习。不揣谫陋，继《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⑾一文之后，再提三个疑问。
其一，宋代属于中古还是近代或现代？关于宋代的时代属性，在钱穆著作中有四种不同的论断。一是“后代”：“宋以前，大体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⑿二是“中古”：“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三是“近代”：“中国的近代史，从宋代即开始了”⒀；“宋、元、明、清四代略约一千年，这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⒁；四是“现代”：“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 ⒂岂止宋代走上“现代型”，钱老甚至说：“秦时的中国，早已是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⒃钱老这四个概念，“后代”只怕相当模糊，“中古”虽然较明确，但又与“近代”相抵牾。“中古”与“近代”两种不同的提法竟出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同一页中，尤其让人不解。至于“近代”与“现代”，在钱穆的辞典中是近义或同义语。
在这四个概念中，钱老讲得的最多的不是“中古”，而是“近代”。他动辄就说：“宋、元、明、清一千年来的近代中国”⒄。学界近期出现 “宋朝中国已是‘近代化’的国家”、“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主张，似乎与钱穆数十年前的论断不无关联。如此主张者看来已经不满足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进而向钱穆的宋代“近代”论看齐了。
有学者强调，历史学原本并非科学而是艺术。本人对此不甚认同，以为历史学既不同于以实验性为特质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视想象力为生命的艺术，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人文科学。历史学者总得学点逻辑学，史学论著理当具有一定的严密性。内藤所谓“近世”即资本主义的开端，其宋代“近世”说无论对错，其概念是明确的。然而钱穆对其宋代“近代”论则不加界说，无简要、确切的说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未免欠明确。几经查找才发现，钱老称宋代为“近代”，其主要依据有三，即中央集权、门阀消亡、科举制度。他说：宋代“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⒅又说：“这（指科举制度）是建筑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块中心大柱石，中国近代政治全在这制度上安顿。同时亦是近代中国文化机体的一条大动脉。”⒆对于“第二”，钱老的解释是：“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以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20）宋代“更无特殊势力”一说，与史实不尽相符。特殊势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不曾缺位，宋代概莫能外。对此，我在《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一文中曾言及。将中央集权作为近代化的主要标志，只怕又是一大误解。正是出于这一误解，钱老将实行中央集权的秦代视为“现代国家”，显然很难让人认同。是推行科举制还是从学校选拔人才，是古代统治者两个可供采用的选项，在宋代就有争议。这纯属方式方法之争，绝非是否实行近代化之争。钱老竟将科举作为近代化的“中心大柱石”。难道清末废科举中国又从“近代”倒退回“中古”了么。唐宋变革是因革，不是断裂，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前后并无实质性的根本变化。钱老一再正确地指出：中国古代“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直到宋以下，政治经济，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21）这些精辟的论断正是对宋代“近代”论的否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宋代是“盛世”还是“衰世”？近期出现的“宋代近代”论者力主“宋代盛世”说。钱穆则大体属于“衰世”论者，他认为宋代“近代化”的结果不是走向“盛世”， 而是陷入“衰世”。钱老多次强调：“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宋朝“太贫太弱”（22）；“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23）；“北宋统一之后长期衰弱”（24）。对于宋代“盛世”论与“衰世”说，本人均不敢苟同，先前已有文章言及，此处不再重复。钱老本人也有一些与宋代“衰世”说不尽相同的看法。如：“若论社会经济，宋以后，却一天天的继续发展”（25）；“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朝”（26）。
其二，宰相究竟是副皇帝还是皇帝的管家？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钱穆有个最为重要的观点：“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后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27），并称中国古代“专制黑暗”一类的说法是晚清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28）。他不断申言： “中国传统政治，早不是君主专制”，“全国人民参政”，“大家觉得很合理”；汉代的制度“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29）；明代以前，“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30）。在钱老看来，中国古代政制“相当于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31）。其依据主要有二：
一是宰相从语义到实质均为副皇帝。钱穆说：“以字义言，‘丞’、‘相’皆副贰之意，丞相即‘副天子’也。”“有丞相即非‘君主独裁’，即非‘专制’。” （32）又说：“政府大权与实际责任，全在丞相而不在皇帝。‘丞相’二字的语义，便是副皇帝。”“皇帝只是虚位”，“而丞相则操握政治上的最高权”（33）。在钱老论著中，类似说法颇多。如：“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他该就是副皇帝。”“全国政务都要汇集于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宰相“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34）。又如：中国传统政治“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责实际的职务及责任。”“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职任。”（35）人们难免会问：皇权与相权是否是两种平行的权力？两者到底是并列关系还是主从关系？皇帝与宰相究竟是正副关系还是君臣关系？事情很清楚，皇权系最高统治权，相权仅为最高行政权，相权从属于皇权。对于这些，钱老并非不明白。他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宰相“是由皇帝任命的”（36），“宰相用舍听于天子”。（37）对“丞相”一词，他另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38）皇帝的副官与副皇帝绝不是一回事，两者地位天渊之别。副官者，首长之随从、亲信而已。或许是出于“副官”一词容易产生歧义的担心，钱老直截了当地说：宰相“本只是皇帝的私臣，皇帝的管家。”（39）钱老自相矛盾之处似乎较多。如一方面说：“在中国历史上，固不断亦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40）；另方面又说：“政治上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41）一方面说：自秦以来，“乃非一家一姓所能专制”（42）；另方面又说：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帝始终站在政治上最高的一位，而且皇帝是终身的”，“皇位是世袭的”，皇室“高高在上，尊贵无比”；“自秦以下，永远是帝王世袭，永远由一个帝王高踞政府最上之地位”，“永远是一种君权政治”（43）试问君权政治与皇帝专制究竟有多少差异？无须多说，钱老业已自我纠错。
二是所谓“君主专制”之类“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44）。钱穆如此认为，并归咎于“（清末）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等新名词”（45）。钱老说：与外国人不同，“中国人心目中不重视权力”（46）；“中国的政治理论，根本不在主权问题上着眼”（47）在他看来，“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48）；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君职论，绝不是一种君权论”（49）。然而钱老本人就既讲职，也讲权，包括“皇权”、“相权”和“民权”。他引用了宋人所说“权归人主，政出中书”（50），并称：“皇权之外有相权”（51），“君权相权不断摩擦”（52），“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53）。只是钱老没有明确告知中国古代民权表达的方式和机构是什么。钱老还认为，“朕即国家”不是中国古人的说法。他说：“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5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句老话，见于《诗经·小雅·北山》，后来几乎成为口头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语与“朕即国家”分明是一个意思。至于宋人所谓“人主主人翁”（55），就更通俗直白了。正是基于此，宋代民间将赵家天子坐天下的赵宋王朝称为“赵家世界”（56）。
其三，中国古代到底是“重法”还是“重人”？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第二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有段颇为独特的论述：“很多人说：‘西方讲法治，中国讲人治，我们该效法西方人提倡法治精神。’但若根据中国历史看，我却说中国政府是法治的，西方政府才是人治的。”（57）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缺陷在于“重法不重人”，用死的制度约束活的人。钱老对此反复加以阐述。如：“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的公事都停顿了。”（58）又如：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性缺点之一“是太看重法制”，“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一切要求制度化”，“牺牲活的人，来争死的制度”。“中国传统政治里尊重法制的观念，已成为历史上一种惰性。”“无论是太看重守法，或太看重变法，一样是太看重了法，实际还是中国的传统病在作梗。”（59）这些说法只怕说服力十分有限。
钱穆也有若干论述与上述说法不同，概而言之有四：一是“皇帝的法”（60），钱老如此定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其正确性毋庸置疑。“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61），皇帝制定法律，法律维护皇权，“谋反”列为十恶重罪之首。二是弹性太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三是有法不依: “所规定下的一切法制，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并不能遵照那法制来推行”（62）。四是情胜于法：“中国人的法律观，亦不注重在那种铁面无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上，而反转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条文以外的变例。”（63）然而如何革除弊端、走出困局，钱老的主张竟然是增强法治的融通性：“制度因人而立，也该随人事而活化。”（64）这又让人难以认同。
钱穆著作中的不解之处还有一些，如认为汉、唐时代“民主精神之文治政府，经济平等之自由社会，次第实现。”（65）至于钱老的观点和主张与所处时代有何关联，其价值取向何在，有无政治因素，特别是为什么对清末革命党人颇有微词。这些我就更不懂了，只能再叹息一遍：读懂大家真难。本文重在提出问题，旨在请教方家，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①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田澍、李清凌、李宝通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张邦炜：《论宋代的官田》，《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第23页。
③钱穆：《理学与艺术》，台北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7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印行，第1-22页。又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册第280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第6页。
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75页。
⑥陈傅良：《止斋集》卷3《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四部丛刊》本。
⑦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4页。
⑧陆游：《剑南诗稿》卷55《题斋壁》，《四部备要》本。
⑨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⑩何兹全：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⑾张邦炜：《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 年第8期。
⑿《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第2页。
⒀《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第5页。
⒁《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75页。
⒂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页。
⒃《国史新论》第241页。
⒄《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80页。
⒅《国史新论》第20页。
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80页。
（20）《国史新论》第28页。
（21）《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44页。
（2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4、99页。
（23）《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第100页。
（24）《国史新论》第23页。
（25）《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47页。
（26）《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第100页。
（27）《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第24页。
（2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22页。
（29）《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42-243页。
（3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02页。
（31）参看汪学群：《钱穆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32）《国史大纲》第146-147页。
（33）《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05页。
（34）《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9、4、6页。
（35）《国史新论》第92页。
（3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3页。
（37）《国史大纲》第552页。
（38）《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5页。
（39）《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5-6页。
（40）《国史新论》第145页。
（4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2页。
（42）《国史大纲•引论》第14页。
（43）《国史新论》第106、145页。
（44）《国史新论》第80页。
（45）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谴责“（清末）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等新名词”（第29-30页）。
（46）《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16页。
（47）《国史新论》第81页。
（48）《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6页。
（49）《国史新论》第82页。
（50）《国史大纲》第147页。
（5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5页。
（52）《国史新论》第96页。
（53）《国史大纲•引论》第15页。
（54）《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5页。
（5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对徽宗诗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60页。
（56）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5页。
（57）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58）《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26-127页。
（59）《国史新论》第96-99页。
（6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8页。
（61）司马迁：《史记》卷122《酷吏杜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3页。
（6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42、43、134页。
（63）《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17页。
（64）《国史新论》第99页。
（65）《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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