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60（总第840期）杭州宋史论坛2018年第4期纪要（总43期）
*转自会讲宋史
2018年12月15日，杭州宋史论坛举行2018年第4期沙龙，由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晖达老师主讲《南宋皇陵—从文献探索到考古实践》，浙江大学历史系陈志坚老师主讲《从杨素的建城活动看唐代南方州城的形态》。
李晖达：南宋皇陵——从文献探索到考古实践
李晖达老师首先介绍了宋六陵近年的考古工作，从2012年起在宋六陵的田野考古已经逐步有新的遗迹发现。遗迹的发现为进一步考古明确了定位。
宋六陵总体地势是自青龙山水库逐步向东南倾斜，目前虽然因为水库建设，原河道走向不甚明显，但仍能发现，其选址是遵循了北宋皇陵—如永昌陵的选址原则。
绍兴宋六陵遗址最初的位置是依据绍兴地区的明清方志确定的，各陵的确认也缺乏文献依据，对于考古工作带来不小困难。加之陵区建有茶厂，对陵区的地下遗迹有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宋六陵遗迹的考古发掘难度相当大，相比绍兴地区六陵，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陵位清楚，相当部分皇陵还存在墩台，皇陵遗迹基本可以与文献相互对应。以永昭陵为例，航拍能清楚现实皇陵上下宫，以及皇帝陵与皇后陵的位置关系。
永昭陵航拍
《康熙会稽县志》 宋六陵图
绍兴宋六陵虽然是因为哲宗孟皇后先葬于此地，但是绍兴作为帝陵地位得以确定，是绍兴合议以后宋徽宗还葬，建陵于绍兴，才最后确定了绍兴地区作为帝陵选址。高宗永思陵和孝宗永阜陵因为营建间隔时间较短，因此在陵园建设制度方面有很强延续性。光宗建陵时期关于采用南方山地陵的提议已经出现，反映在士大夫墓葬营建方面已经逐步采用南方地区的山陵葬法，比如考古发掘的韦谦墓，已经看不出韩琦家族墓的葬式。光宗陵的营建可以看作是南宋皇陵营建从北宋传统向南方葬式转变的节点。这种转变意味着北宋以来皇陵的“五音姓利”原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有关光宗陵选址的文献中，能够看出参与讨论的大臣对于“五音姓利”的理解与其原初意义已经有所偏差。这是营建原则与南方地区实际地理环境产生矛盾后不得不做出的改变。理宗和度宗的陵园选址已经完全依据山陵形势选择，而不再遵从“五音姓利”的原则。宋六陵是一个皇家陵园从北方“五音姓利”营建逐步转变为江南地区“形势派”营建的例证。
北宋皇陵布局
北宋皇陵以“五音姓利”原则规划陵园时，除了“东南仰高，西北地垂”的地形选择外，还以墓地地心，即“明堂”作为皇陵的位置，而不是取一般选择丙、壬等位置为葬地，也就是“天子葬明堂”位。这一原则在水网密布的绍兴地区是无法适用的，因此在陵园选择上不得不从逐步改变“五音姓利”择藏原则，到最终彻底放弃这一葬法，选取江南地区的形势派的葬法。
绍兴六陵在入元后被严重破坏，“双义守陵”的故事在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即有记载，林景熙的文集中也有记载元人毁陵的隐讳诗句。明代洪武年间曾经重修了孝宗、理宗陵，但此次整修陵园可能已经无法确认具体陵位的名称，所见的应仅是诸陵的废墟。这次整修后确定的陵位及其命名，记载于绍兴地区地方志中，但是这些记载已经缺乏文献和遗迹的支持，至清代地方文献中记载的六陵遗迹，无论是泰宁寺还是六陵的位置都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至民国时期营造学社所绘制六陵龟头屋格局，已经仅有建筑解构，而无建筑布局。说明宋六陵的方位和布局已经形成较大的混乱。
近年从文献梳理入手，有关宋六陵布局研究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刘未新近刊布的《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等文献提出了诸陵的位置关系，从文献研究层面本文已经对六陵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在此基础上对于六陵的研究要从田野考古方面继续深入。
南宋皇陵布局复原示意图 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
宋六陵的考古工作的学术目标是：首先，探明现存皇陵石藏的具体位置；其次探索各攒宫陵园的格局，第三确立各陵之间相对可靠的位次关系，第四南宋皇陵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围绕这一目标，在考古工作的同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研读。从《地理新书》了解北宋官定“五音姓利”风水观，在从《白沙宋墓》了解这一风水观的实例。通过《北宋皇陵》了解宋代皇陵葬制，依据《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思陵录》等文献整理出宋六陵的主要记载。
2016年的工作，再次验证了我们在2012～2013年勘探后得出的初步推论。一是，南宋六陵攒宫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保存下来。其二，皇陵墓室主体即为大型石材垒筑的方形或长方形石椁室，与文献中记载的攒宫“石藏子”基本相符。第三，与常规大型封土墓不同，南宋皇陵攒宫以“龟头屋”代替了封土，石藏之上的夯土遗存，应是龟头屋的夯土台基。第四，六陵虽以“攒宫”为名，但仍不失皇家陵园的气度。
2018年5月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正式启动了宋六陵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半年多的野外作业，基本确定了一号陵园的园墙四至和主轴线建筑布局，并探明了皇陵墓穴的具体位置与规模。首先发现的是位于居中第一组探方内的享殿与龟头屋基址。两遗迹南北相连，构成一凸字形结构，原夯土台基遭严重破坏，仅存底部。享殿居南侧，平面呈长方形，面宽17.5米、进深14米，前后分布4排12个磉墩。磉墩边长约1.6～1.8米。龟头屋遗迹位于享殿北侧居中位置，宽12.5米，向北凸出7米。墓室即位于龟头屋正下方，平面近方形，边长约9.5米，向南突入享殿殿基。经进一步钻探，现墓口至墓底最深处约2.5米，墓圹四壁下部仍保存相当数量的石板构件。
门殿基址位于南部的第二组探方内，夯土台基虽也遭到严重破坏，但最高处尚存约1米。台基平面呈长方形，面宽亦为17.5米，进深10米，东西两端正中与南园墙相连接。门殿台基正上方未发现明确的柱网结构，但东西向均匀分布4个灰坑，坑内均有若干大石块及残损地砖，具体性质尚难确认。殿基四周亦可见砖构回廊遗迹，保存状况较好。门外残存局部砖构地面及一个方形石础，结构较为零散，目前尚无法确认园外的道路结构。
除明确与门殿相连的南部园墙外，还基本完整揭露了东侧围墙和北侧围墙的东半部，西侧围墙因叠压在现代道路之下，暂未发掘。三面围墙残存高度均不足20厘米，宽约1.3米。在夯土墙基两侧多处发现有外包砖结构，可以推知墙体厚度未遭到明显破坏。东墙已完整揭露，全长约59米，北墙和南墙东半部亦全部揭露，根据对称原则，可以推知南、北墙长度基本也为59米。
对照现存宋代文献中关于攒宫的记载可知，南宋帝陵一遵北宋规制，每组帝陵均包含上宫、下宫两部分。其中上宫为帝陵“攒宫”的核心部分，亦即墓室石藏子所在，下宫则为日常祭祀及守陵人活动的场所。综合今年的发掘成果，可以断言，截至目前我们已基本完整揭示出了某帝陵上宫的全部主体建筑。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来宋六陵考古工作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为今后宋六陵的工作开了好头，为我们更切实、具体地认识和保护南宋皇陵提供极其重要的一手资料。南宋皇陵作为中国历代帝陵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代表了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传承，它将为我们揭开更多关于传统礼制、文化、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宏大图景，亟待我们投入更多的力量去逐步发现、研究与保护。
陈志坚：从杨素的建城活动看唐代南方州城的形态
陈老师以隋代杨素平城过程中的建城活动入手，讨论隋唐以来江南地区城市格局形成的过程，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杨素平陈与江南地区隋初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建城活动，其二是此次建城过程形成的唐代州城与附郭县之间的关系。
隋平陈之后，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废除郡级；二是合并县；三是重新设州。但是这次改革对地方行政区划改动过大，几乎将六朝以来的随着经济、人口发展而新设置的县全部废罢，可以说是将社会经济发展在地方建置方面的成果一笔抹杀。以至于隋平陈后，江南地区的郡县设置倒退到东汉末年的规模。这种郡县设置的倒退显然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在整个隋朝，自开皇九年至大业末年，江南的州县在不断增加（复原），特别是县一级，很多得以恢复。
这一州县恢复的过程，始于杨素第二次平陈，这是为既有研究所忽略的。杨素平陈与江南地区行政区划的变动关系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开皇九年隋平陈进程极快，仅一个多月陈就土崩瓦解。但开皇十年起，原陈统治区域內就爆发了几乎蔓延全境的叛乱，杨素遂领军第二次平陈。陈朝的政权结构迥异于前，是由土豪而非贵族构成统治的主要阶层，因此杨素领军平叛的主要是这部分势力。从地域看，杨素平乱的主要范围是所谓“十州”，即自江州至泉州，其中有些州是在杨素平乱中恢复建置。
杨素“平陈”的范围
在平乱过程中，有些州有建城和移置的过程。如苏州，《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记载：“江左遭乱，（开皇）十一年，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东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苏州在开皇以前建城的位置在平原之上，无险可据，盗贼蜂起，州城屡次被围攻。杨素平乱后认为苏州城形势不佳，遂移置于“横山之东，黄山之下”，地名“新郭”。苏州城的位置在唐武德年间又迁移回原地，后未再变动。再如绍兴，杨素创建州城于卧龙山。杭州州城的建置也与杨素此次平乱有关系。苏州、绍兴、杭州三地的州城，在杨素平乱后的建置都是靠近山地、依山而建。江南地区类似上数三州建置州城的还有多个例证，其发生时间多是在杨素平乱的开皇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间。
在隋代平陈后，废郡与并县同步进行，一些州郡并其属县都被废掉，或者州郡和属县被并入某一个县中。但在不久后的杨素建城中，一些县名又被恢复，遂在记载中造成了混乱。一些州、县在杨素第二次平陈后恢复过程中建置地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研究中应该注意区别。比如关于陈朝的会稽郡有两个附郭县会稽县、山阴县的记载，明显就是后世记载出现了错误。应是平陈后，废会稽郡为会稽县，而此前并无会稽县这一县名。山阴县并入会稽县，是在会稽郡被废为县后，并非是山阴、会稽两县为会稽郡附郭县，这时的会稽县其辖境相当于陈朝的会稽郡辖境。至唐时，越州也就是陈时的会稽郡，始有两个附郭县，其起始设置并非起源于陈朝。
由于杨素平陈过程中移置和建置州县都是以军事目的为主，所以建置的州城多是依山傍水、有险可据。同时为了便于从军事方面控制所属区域，这些州县的设置多是在交通要冲，或者是上游地区。一些被废置的沿海州县，在杨素平乱过程中虽然县名得以恢复，但是建置地点却是自沿海移动至相对内陆的区域。
杨素平乱过程中建置的州城一个重要特点是都是小城。如杭州，周回应在九里左右，越州州城应在十里，这在所建州城中已经属于规模较大的州城。杨素所建州城的军事属性是第一位的，修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官衙、官员住宅、屯驻军队，以实现军事管控效果，达到平定叛乱的目的。在州城建设后，随着城市发展，至唐代在这个小城周围会逐步居住百姓，形成商业和住宅区域。百姓聚集和商业等区域的不断扩展，扩大了州城市的区域，至晚唐五代时期，为保护这一扩大的城市区域，兴起了营建罗城的运动，将新的城市区域包括进罗城。
罗城为了保护居民，达到“盛民”的功能，原来在隋代修建作为州城的小城就因此成了“子城”。在隋唐文献中常见的“州城”，在宋代文献中就变成了“子城”。但是自南宋时期开始，时人已经无法了解城市建置的过程，错误的认为所谓“州城”就是已经形成的“罗城”，进一步引起明清文献对州城的建置和规模产生了大量的误解。因此从杨素在开皇十年起在原陈朝区域內平叛，伴随平叛过程建设州城，对于理解江南地区隋唐至宋城市格局发展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要充分理解现有子城，逐步发展出罗城，形成了宋代以来州城的以罗城盛民、子城內设置衙署的格局。
湖州子城 引自硖川居士博客
由于自杨素平乱形成的州城格局，这就引发进一步的问题，州城与附郭县的关系是怎样的。由于隋代建置的州城仅是容纳州级衙署，所以附郭县的县衙与州城，也就是子城是分离的。因此宋代江南地区许多州城中，附郭县的衙署是在子城之外的。以睦州为例，原为陈朝兴安郡，废置于开皇九年，仁寿三年复置，称为睦州。其附郭为雉山县。在唐人沈成福的《议移睦州治所疏略》中提到，由于睦州子城“东南西北，纵横才百余步。城内惟有仓库、刺史宅。曹司官宇自司马以下，及百姓并沿江居住，城内更无营立之所”，在睦州州治移到其他地方后，附郭县雉山随后迁到原来旧的州子城內。
再如明州与附郭鄮县。明州初置时，治所所在一直争论不休。一说在三江口，一说在小溪（今鄞江镇），一说在古鄮城。综合文献及考古资料来看，当以三江口说为长。之所以有所谓在小溪镇的说法，就是明清以来文献对于明州治所移置理解错误导致的。长庆元年（821年）浙东观察使薛戎上书：“明州临鄞江，城池卑隘，请移郡于鄮县置，其元郡城近南高处却安县。”也就是将州城移置鄮县所处位置，而以原来的郡城的子城作为鄮县的治所，也就是明州与鄮县“易治”。由于不少文献记载以为明州州城是一个巨大的城池，范围广大，而鄮县作为附郭县辖区也应不小，既然是“易治”就应该是明州州城辖区与鄮县互换。由于明清时期小溪镇商贸发达，时人错误以为明州原初治所就在小溪镇。实际是，明州州城规模并不大，只是设有州衙等机构的子城，它与鄮县的县治衙署都在三江口位置上，所谓州城与鄮县“易治”仅仅是子城与鄮县衙署互换了位置，并非辖境的交换。明州州城在隋置唐中期并没有罗城，《宝庆四明志》卷三《城郭》注文“黄晟墓碑：此郡先无罗郭，民若野居。晟筑金汤，壮其海峤。绝外寇窥觎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可见明州罗城的修筑是唐末五代时期。东汉时的鄮县与唐代鄮县并不是同一县。的隋平陈后，鄮县并入句章县，后句章县改名为鄮县，鄮县又改名为鄞县，其治所始终在三江口。
随后，与会学者就两位报告的主题展开了讨论。礼仪制度作为一个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攒宫作为临时的帝王陵墓，浅葬、不设置灵台、不设石像生，以备未来返葬河南地区。由于不起封土，所以在陵墓上建龟头屋以遮挡风雨。攒宫和帝陵的选择，成为南宋中期士大夫集中讨论的主题，朱熹、赵汝愚等人对于帝陵都提出过明确的个人观点。郑嘉励老师指出，尽管朱熹在《山陵议状》认为不能再拘泥“五音墓地”安置陵位，后来的孝宗陵地的选择也未采纳他的意见，而是以折中方式对陵墓选址做了调整，这是墓葬择地从“五音墓地”向“形阀墓地”转变；不但在墓葬选址方面，在墓室的做法方面，南宋江南地区的墓葬也呈现逐步“江南化”的趋势，而在如安葬夭折太子的葬地似乎又遵循了“五音姓利”的原则。当然，与会学者也指出，尽管六陵作为攒宫颇多临时性安排，但是帝王丧礼的仪制仍是严格遵循制度，如灵柩的发引、出城等。孝宗去世后有关择葬地、光宗执丧问题的讨论，是“庆元党禁”前重要的政治事件，由相关丧礼问题引发了士大夫群体相当激烈的讨论，因此在讨论孝宗、光宗、宁宗时期政治问题，与丧礼相关的问题应该是予以重视的。有关古代城市选址和建城的相关问题，大家对如山地建城与城区建设问题展开讨论。除了州城外，有重城格局的县城。有些州城还有三层的城市结构，如节度使驻节城市还有牙城的设置。记录城市建置文献，南宋的地方志往往是依据北宋时的记录，对唐代以来城市建置的表述较为准确，但是对相关材料的解释南宋时人对唐代城市的格局已经不甚了然。
本次沙龙除两位主讲人外，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浙江大学杜正贞、浙江大学傅俊、浙江省社科院王宇、浙江古籍出版社况正兵、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征宇、杭州师范大学尤东进、杭州市社科院魏峰参加本次沙龙。记录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