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朱熹“遗钱三十万属郡守钱闻诗建礼圣殿”说辨误 | 201902-45（总第864期）
本文原刊于《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感谢顾宏义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清人毛德琦提出朱熹任浙东提举时"遗钱三十万,属军守钱闻诗"建白鹿洞书院礼圣殿后,后人多引用之,几被视为定论,甚至有人认为此钱乃属宋廷用于赈济浙江灾荒的"赈粜款",而被朱熹所挪用。据相关史料,从史料来源、宋代制度、朱熹自记浙东赈济事实等方面来看,此说显非史实,乃属后人不明宋代制度、加上误读史料而致误。
关键词：朱熹; 白鹿洞书院; 礼圣殿; 赈粜款;
作者简介：顾宏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古典文献学。
一
清代康熙年间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沿革》尝云：朱熹于淳熙年间修复白鹿洞书院，“后迁浙东提举，复遗钱三十万，属军守钱闻诗建圣殿并塑像”。[1]此说多为后人所引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才栋先生据此考证云：朱熹于浙东提举时所“遗钱三十万”，并非如有人所认为的是朱熹“捐钱”以供“书院使用”，乃属宋廷所“出南库钱三十万缗”用于赈济浙江灾荒的“赈粜款”，而被朱熹“挪”用于建白鹿洞礼圣殿等。并说此后监察御史沈继祖攻讦朱熹十罪，其中“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其所指“可能就是这件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朱子年谱》等史籍“根本不说遗钱这件事”，其中“大有为尊者讳的味道”。[2]
李说一出，似成定论，其后论者或著或隐多有引用此说的。但要述说倡导“内圣”、律己甚严的朱熹朱老夫子“挪用”赈灾公款，让人难以接受，故多换一说法，如：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云朱熹自南康军离任后，“还给下任知军钱闻诗三十万钱，为白鹿洞书院修建了一座礼圣殿”。[3]李国钧先生《中国书院史》则称“淳熙八年十月，担任浙东提举的朱熹拨付了30万钱给钱闻诗用作兴建礼圣殿和两庑的费用”。[4]然邓洪波先生则据李才栋之说立言，认为朱熹“利用职权，挪用浙江30万缗赈粜款”，并“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属“明显违规”，故而“事发不久即受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的揭发”。[5]
李说虽然影响颇大，但揆诸史实，显非史实，故笔者不揣谫陋，拟据相关史料对此作一辨析，以求正于方家。
二
此处先对清人毛德琦之说进行讨论。从现见史料上看，毛德琦之说并非是其所创，乃是抄录自明代天启年间李应升所编撰的《白鹿洞书院志》云云；[6]而李应升之说当抄录自明万历年间周伟等所编撰的《白鹿洞书院志》，但周伟明确其时在“岁壬寅”，[7]即淳熙九年（1182）。然再上溯其史源，如明正德年间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嘉靖年间郑廷鹄《白鹿洞志》等，皆云壬寅岁朱熹任浙东提举，“复遗钱属后守钱闻诗建礼圣殿，并两庑塑绘孔子、十哲等像”，[8]然皆未言及钱额“三十万”。而据现见史料，李梦阳等人的说法，当出自明代正统初南昌人胡俨所撰《重建白鹿洞书院记》，[9]胡俨之说的依据为何，则已无从考证，因为在此之前，乃至宋、元时人论著中皆未见有如此说法。
检朱熹自己所言，与此事相关者有二，一为《答曾致虚》书，撰于“乙卯（庆元元年，1195）二月一日”，有云：
南康从祀画象，乃取法监学，已详报吴广文矣。白鹿当时与钱子言商量，只作礼殿，不为象设，只依《开元礼》临祭设席，最为得礼之正。不然，则日用燕居之服，以石为席而坐于地，亦适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诮。子言皆不谓然。但今已成，恐毁之又似非礼。[10]
另一为《跪坐拜说》，其中有云：
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即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江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11]
据岳珂《愧郯录·礼殿坐像》所记，朱熹此文撰于庆元己未（五年，1199）。[12]上述文中，钱子言即钱闻诗，字子言，继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朱熹又言及“会予亦辞江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据考朱熹于淳熙九年八月自浙东提举常平改任江西提点刑狱，九月辞免江西提刑任，十月改任江东提刑，十二月再辞，十年正月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观。[13]故推知钱闻诗受朱熹之托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确在淳熙九年中，其成当在次年。但朱熹未言曾“遗钱”钱闻诗，当时学者如岳珂《愧郯录·礼殿坐像》、赵与时《宾退录》卷七等皆尝引录朱熹此文，也未曾言朱熹尝“遗钱”钱闻诗以建礼殿。且从朱熹“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之语，作为后任知军的钱闻诗完全未接受朱熹礼殿中“不为象设”之建议，此也不似其尝接受朱熹“遗钱”受托以建礼殿者的应有态度。因此，胡俨所谓朱熹“复遗钱属后守钱闻诗建礼圣殿”之语，疑为朱熹“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一语之传讹。
三
自明万历年间周伟等《白鹿洞书院志》以下诸书所云朱熹“复遗钱三十万，属军守钱闻诗建圣殿并塑像”之说，据现见史料，当是杂糅明人胡俨所谓朱熹“复遗钱属后守钱闻诗建礼圣殿”之语，及宋廷“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粜”[14]一事而合成。但作为钱之数额，宋人所云之“钱三十万”与“钱三十万缗”实为两回事，即钱一千文称一缗，亦称一贯或一千，故三十万钱即三百缗或三百贯、三百千，实与三十万缗相差甚远，不能混为一谈。
三十万钱，在南宋当时能否修建一座礼殿？答案是能。此举一例：据南宋中期楼钥曾记云：“高宗幸四明，略尝驻跸其中（钱清盐场厅，监官楼），镛为一新之，仓使得十万钱，而为屋三十余楹，宏敞雅洁，什器俱备。”[15]
那么，朱熹能否可以将所得之“南库钱三十万缗”中的一部分即三百缗“拨付”给南康军知军钱闻诗以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宋朝制度不允许。其一，朱熹所任浙东提举属两浙东路（简称浙东）之长官，而南康军隶属江南东路（简称江东），分属两路，故制度允许朱熹能将其所掌管之钱财拨付给隶属的浙东州军，但若无朝廷特许，实不许拨付他路州军使用。因此，朱熹仅凭己意就将浙东之钱财“拨付”给江东路所属的南康军一事，在当时实无发生之可能，更何况此乃属朝廷赈济浙东灾荒的“振粜”钱款。
其二，此类赈灾钱款的支出使用情况，地方的负责官员还需事后向朝廷报告，而不能随意发放。朱熹《晦庵集》中即收录有数篇奏章述及此项赈灾钱款的分配使用情况：如《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及推赏献助人状》称：
臣昨被临遣备使浙东，又蒙圣慈赐以钱会三十万贯，以给一路赈粜赈济。……遂将昨来所蒙给降会子等钱，除五万贯诸州申到已无见在，更留五万准备诸州取拨外，即计逐县大小及已得钱米多寡，等第均给。计已支费十八万余贯，而会稽、山阴两县自占九万余贯，其余准拟诸县申到再札人数别行均给者，共不过一万余贯，计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势危迫，不免逐急于盐司钱内借拨九万余贯，牒绍兴府措置运籴，然亦仅可得米二万余石而已。以两县再札所添计之，则此二万二三千石之米，其势岂足以均及诸县之人？然而两县所得，一家不过日得一二升，一口不过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仅足以茍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16]
其《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亦云：
臣前项所奏给降到钱三十万贯，臣已分拨婺州八万贯，衢州六万贯，处州五万贯，台州二万贯，黄岩兴修水利一万贯，及明州定海县亦乞兴修水利，已拨一万贯，共已拨二十三万贯外，尚剰七万贯。初欲分拨应副明州、绍兴府，而明州申到已奏乞拨钱一百万贯，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两州连年荒歉，并无蓄积可以那兑运籴，窃恐将来更有欠阙，欲且留此钱数，更俟圣慈添拨到钱，即并诸州再行均给。所有添拨之数，已两次具奏，今更于后项开说，伏乞圣照。[17]
可证当时浙东地区灾荒十分严重，宋廷所拨“南库钱三十万缗”根本不够赈济之用，朱熹实无余款可“拨付”他路州军修建书院之礼殿等。
其三，朱熹可否违规“挪用”此赈灾钱款来修建白鹿洞书院之礼殿等？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曾六上奏章弹劾知台州唐仲友，其《按唐仲友第三状》言唐仲友罪状之一部分：“又本州（台州）违法收私盐税钱岁计一二万缗，入公使库，以资妄用，遂致盐课不登，不免科抑，为害特甚。又抑勒人户卖公使库酒，催督严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郑臻、马澄、陆侃为腹心，妄行支用。至于馈送亲知、刊印书籍、染造匹帛、制造器皿、打造细甲兵器，其数非一，逐旋发归乡里。其他细碎不急之物，下至鱼盐臭腐，但直一文以上，无不津致以归，笼担动十百计，络绎不絶于路。”[18]结果得罪权贵，遭到围攻而去职。如若朱熹真有“挪用”赈灾钱款之事，必定会由此遭到政敌之攻讦，但当时攻讦朱熹的奏章颇众，但并无涉及此一罪名者，也可反证朱熹并无“挪用”浙东赈灾钱款之事。
至于此后沈继祖上疏攻讦朱熹“十罪”，其中有所谓朱熹“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19]云云，时在“庆元党禁”期间，事属捕风捉影、恶意抹黑朱熹。而且沈继祖奏章中所言“尽与其徒”之“其徒”，并非指白鹿洞书院之学生，更非指朱熹曾有“挪用”浙东赈灾给白鹿洞书院修建礼殿之事。
四
既然朱熹“挪用”赈灾钱款之事为虚，则是否存在朱熹所“遗”钱闻诗以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之钱，乃属朱熹之私财的可能？朱熹经济状况颇为清贫，此在朱熹及其时人的文字中颇有反映，如《白鹿洞书院史略》中引用陈荣捷《君子固穷》之考证，指出朱熹任浙东提举时，俸禄加上米面、添支、罗绢，年收入仅百数十贯，且此时刚上任不久，[20]因此不要说三十万缗之巨款，就是捐出三十万钱（三百贯）之数，对朱熹而言，也是甚为困难的。
那是否存在朱熹确实曾“遗钱”、然数额较少，后世云云只是夸大钱额以为朱夫子脸上“贴金”的可能？但现见宋元文献对此全无记录，若朱熹真有“遗钱”助建礼殿之善举，其友朋、门生以及后学当会加以记录，故而此一可能性也不大。且说朱熹只是初步恢复了白鹿洞书院，其礼殿、学田、书楼等设置皆未完成，而有待于后人。[21]依当时官场惯例，朱熹即“属”接任之知军继续“作白鹿礼殿”，至礼殿“象设”设置不合己意，但正逢朱熹“亦辞江东之节”，遂与南康知军没有上下隶属关系，“遂不能强”，致使多年以后朱熹仍有“至今以为恨也”之叹。
因宋元时期并无朱熹“遗钱”后任南康知军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的说法，其朱熹尝“遗钱三十万”的说法更只是后世“语增”、传讹之产物，故而当时文献、后世史籍如《续资治通鉴》以及《朱子年谱》中皆未予记录，乃属记实而已，而非是“大有为尊者讳的味道”存在其间。
注释
[1] （清）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三《沿革》，中华书局1995年《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第1081页。
[2] 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1—53页。
[3] 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案：束景南此后所撰《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未再取此说。
[4]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案：据此书前“前言”，此部分内容亦为李才栋所撰。
[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6] （明）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二《沿革》，中华书局1995年《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第783页。
[7] （明）周伟等：《白鹿洞书院志》卷一《沿革志》，中华书局1995年《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第484页。
[8] （明）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一《沿革志第一》，中华书局1995年《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第22页；（明）郑廷鹄：《白鹿洞志》卷二《书院沿革》，中华书局1995年《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第164页。
[9] 《白鹿洞书院新志》卷六胡俨《重建白鹿洞书院记》，第92页。
[1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六《答曾致虚》，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子全书》本，第2124页。
[1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八《跪坐拜说》，第3291页。
[12] （宋）岳珂：《愧郯录》卷九《礼殿坐像》，大象出版社2016年《全宋笔记》本，第96页。
[13] 《朱熹年谱长编》卷上，第742、747、753、757、759页。
[14]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
[15] （宋）楼钥：《攻媿集》卷五八《钱清盐场厅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六《乞借拨官㑹给降度牒及推赏献助人状》，第759—760页。
[1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第814—815页。
[18]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第830页。
[19]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5页。
[20] 见《白鹿洞书院史略》，第53页。
[21] 如（宋）曹彦约：《昌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有云：“白鹿洞之复有书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书院之有御书石经，孝宗皇帝之赐、文公之请也。藏书而有阁焉，又文公之所度地，前学官李君琪之所创，前使君宗学桂博士欲改而大之，今使君太府王寺丞增益其费，命学官丁君燧董成之，几五十年而后文公之志始遂，亦难矣哉！”
【编辑】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