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所：《新出宋代碑刻墓志辑录》前言
石刻作爲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種載體，在古代文史研究中佔據重要的地位。自宋代金石學發祥以來，石刻文獻一直是文史文獻研究中備受關注的部分。石刻圖錄的大量刊佈，有力地推動了古代文史研究的深入和進展。但由於石刻文獻的特殊屬性，其刊佈受諸多因素影響，造成了時代與地域的不平衡。宋代以前的石刻文獻的刊佈和研究，力度遠超宋代及宋以後。加強宋代及金元明清時期石刻文獻的刊佈和研究，將具有重要意義和學術價值。
一、宋代石刻文獻的流傳保存及整理刊佈概況
宋代以前的石刻文獻的整理刊佈與研究，呈現出一種繁榮和集成的態勢。比如《漢碑全集》、《漢代石刻集成》、《漢魏六朝碑刻校注》、《隋代墓誌銘彙考》、《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隋唐五代墓誌彙編》等等。特別是唐代墓誌的研究，更是碩果累累。氣賀澤保規《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增訂版）收錄二〇〇八年底前公開發表的唐代墓誌、墓誌蓋八七三七方。近十年來，又有大量的唐誌出土刊佈，其總數已超過萬方。
相對于宋前石刻碑誌的大規模整理刊佈，宋代這方面的狀況卻是比較滯後的。宋代碑刻墓誌的數量也沒有一個比較可靠的統計。這裏我們試圖對於已知的宋代碑誌做一個簡陋的不完全的估計。
宋代是我國傳統金石學發祥之時，同時也留下了大量的碑刻題記墓誌等石刻文獻。歷代金石學、方志等著作中有很多相關記載。舉其最著者，《八瓊室金石補正》宋代部分有四十卷、《金石萃編》宋代部分有三十卷。《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宋代部分收錄石刻在五千種左右。
《全宋文》所收與石刻相關的文章中，墓誌銘共約三千九百五十篇，壙志、埋銘等二百一十篇，塔銘等一百七十篇，神道碑等三百四十篇，墓表等四百一十篇。共計近五千一百篇。其所涉及的石刻文獻，除傳世文獻中的碑誌文之外，也吸收了不少金石學著作、方志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出土的墓誌，其所收出土墓誌，主要包括國家圖書館藏墓誌拓本、《千唐誌齋藏誌》、《江西出土墓誌選編》及《（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錄》所及之墓誌，其中還有一些遺漏，近二三十年新出土的墓誌則無從收入。據一份網路流傳的《全宋文補遺》目錄，其中涉及《全宋文》失收墓誌四百餘篇。此外散見各處的宋代墓誌數量還有不少。
專門的宋代石刻拓本或錄文的刊本，並不多見，基本都是見收於通代的墓誌碑刻書籍中，最爲集中的當屬《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一書，其中兩宋部分收石刻拓本一千六百餘種（墓誌有近兩百種）。其他重要的如《千唐誌齋藏誌》收宋代墓誌拓本八十五種；《江西出土墓誌選編》收宋代墓誌錄文九十四種。《新中國出土墓誌》系列叢書共收宋代墓誌拓本二百〇四種。《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唐五代宋元卷）》收一百三十六種，《秦晉豫新出土墓誌搜佚》及續編收八十一種、《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收六十二種，《臨海墓誌集錄》收五十四種，《洛陽新獲墓誌》正續編收三十六種，《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收二十種，《衢州墓誌碑刻集錄》收二十種、《全唐文補編•千唐誌齋新收專輯》收十五種、《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誌》收十五種。幾種宋代家族墓地考古報告裏，也集中收集了一部分宋代墓誌，如《富弼家族墓地》收十四種、《安陽韓琦家族墓地》收九種、《北宋臨城王氏家族墓誌》收九種。新出的郭茂育、劉繼保編著《宋代墓誌輯釋》，有圖版和錄文，收宋誌二百二十五種。
從目錄的著錄來看，《（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錄》收宋誌二百五十九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録》收宋誌六百四十種。已上各書所收，有部分重復的，但大體可以看出宋誌的出土及收藏情況。
雖然目前還沒有宋代墓誌碑刻的具體的統計數字，但目前公佈的或有著錄的宋代出土墓誌的數量應該在一千種左右，這些墓誌主要集中分佈於河南、浙江、江西、山西、陝西、山東等地。至於說沒有公佈的收藏於公私機構和藏家手裏的宋代墓誌，數目不得而知，但根據筆者掌握的資訊和線索，應該也在千種以上。因爲宋誌歷來不受收藏者重視，其整理研究工作，任重而道遠。
二、本書所收北宋石刻概況
雖然近年來陸續出版過部分地區的宋代石刻文獻整理著作，如《江西出土墓誌選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唐五代宋元卷）、《廬陵古碑錄》、《麗水宋元墓誌集錄》等，一則限於局部地區，再則多為錄文、解說，而沒有清晰、完整的拓本可資對勘。鑑於此種情況，本書以個人近年來收藏的宋代石刻拓本為基礎，將這些拓本影印、錄文、解說，以期給學界提供一個圖片清晰、錄文準確、解說扼要的研究文本，給宋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一個便利使用的基礎文獻。
本人近年來收集的新出宋代墓誌、地券、經幢、碑刻等各種類型石刻拓片一千五百餘種，其中半數以上的拓片都未曾公開刊佈過，這是一批寶貴的文獻資源，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現在整理出版的是其中的北宋部分。本書在收錄石刻拓本時，有兩個原則，一是收錄範圍爲《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宋代部分所沒有收錄的石刻拓本，一是所有拓本均爲本人所收藏。
北宋部分共收錄各種類型石刻拓本四百五十一種，錄文考釋六十餘萬字。所收拓本包括墓誌（含墓記、葬記、壙銘、改葬記）四百〇五種，其他石刻拓本有經幢十種、塔銘六種、題名三種、墓磚十八種，還有墓表、神道碑、寺廟碑銘、寺牒碑、造像題記、石棺銘等。這四百五十種石刻拓本有三分之二尚未公開發表過。
本書以先進的技術對拓片進行高精度掃描，給讀者提供一個清晰可用的拓本圖像。對這些石刻的基本情況進行介紹，對於石刻涉及的主要人物、石刻的撰寫者、書寫者的生平事蹟進行介紹和考索，對於拓本相關的研究、著錄情況予以說明，給使用者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對石刻拓本進行錄文標校，嚴格遵循石刻文獻整理的基本規範，以期給讀者提供一個準確可靠的閱讀文本。書後附人名索引，方便使用。
三、本書所收北宋石刻的文獻價值概述
有宋三百餘年，上自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依照喪葬制度，多有墓誌隨葬。所記載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宗教、民族、外交、地理以及墓誌主人的家族世系和生平事蹟等等，或補史闕或糾史謬。故集中整理宋代碑誌石刻資料的工作，十分迫切。
本書所收北宋石刻拓本，廣泛分佈於各個地區，其中以河南、陝西、山西、山東、江西爲最多。從內容上看，這些石刻內容極爲豐富，可以說涵蓋了當時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舉其大者，涉及到如下幾個方面：
（一）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傳記。這些墓誌中，有一些北宋時期十分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的墓誌，這些墓誌提供了這些人物生平的第一手資料，有些資料在傳世文獻中是沒有或者不詳細的。北宋卷所收碑誌中，《宋史》有傳的有二十三位：藥元福、楊信（楊承信）、竇儼、張昭遠（張昭）、竇儀、党進、魏丕、張宏、裴濟、雷有終、雷孝孫、李若拙、馮拯、王貽矩、石中立、朱景、沈邈、李孝基、富弼、王拱辰、劉几、趙叔雉、趙顥。其中張宏、石中立、富弼、王拱辰、馮拯均是位至宰執的大臣，藥元福、楊信、党進則是五代宋初的重要軍事將領，竇儀、竇儼、張昭遠是五代宋初重要的文人。這些墓誌中很多資料都可以和正史裏的記載相印證，也可以補充很多正史裏所沒有的資訊。比如李若拙墓誌記載其兩次出使日南之事，《宋史》卷三〇七本傳云：“雍熙三年，假秘書監使交州。先是，黎桓制度逾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繇是桓聽命，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於前，若拙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辯以歸，禮幣外，不受其私覿。使還，上謂其不辱命。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若拙充使，至，則桓復稟命。”墓誌云：
日南國自征討不取之後，屯戍貪泉，積歲未解。雍熙中，黎桓服我德，懼我威，請罪納款，乞授真爵。太宗仁撫遠俗，遂以分閫可之。詔公借秘書監，持節往焉。車服儀注，悉從官給，遵路日具行人之式。搢紳詠皇華詩，餞于都門之南，榮觀者如堵焉。爰止海濱，黎桓備蘭舟桂楫，迎出天池，接於境上。冠盖色目，尚存竊号，寮屬稱呼，仍多僭擬。公遣左右通好，責以臣禮，明諭受恩之則，俾改從事之官。黎桓聽伏，靡不稟正。公然後攬轡徐行，始相見焉。翊日，黎桓具軍容，抃舞拜命，士民歡呼曰：“復見漢之衣冠矣。”館穀浹旬，燕會朝夕，屢以大貝明珠間列罇俎。公略不流視，主帥官聯，愈增恭畏。因取先陷蠻蜑使臣鄧君辯以歸。交贄禮幣，賮行方物，非書送者讓去。由是，橐中裝絕於他使。周歲復命，對敭日，面奏異域風俗，黎桓喜受正朔兩使之恩。太宗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得之矣。”所獲例物，連書上進，係榷法者入公帑，餘皆回賜。交州自公奉使後，朝廷累頒恩信，行人或非其人，黎桓多聚巨蟒侮之。至道中，來擾海隅，國家謂公前使得宜，亟召赴闕，借禮部侍郎，持節再往。黎桓郊迎曰：“萬里小國，疊降玉趾，瀟湘之會，何以加也。”公申明命，存大體，俾箕踞慢態，變為肅容。南鄙頓安，時公之力。
其記載更爲詳細，可作爲邊疆史的重要資料。
（二）一些新出家族墓誌，對於我們瞭解這些家族的世系、文化、婚宦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資料。近年出土的宋代家族墓誌，最重要的如十四方富弼家族墓誌（見《富弼家族墓地》）、九方韓琦家族墓誌（見《安陽韓琦家族墓地》）、九方臨城王氏家族墓誌（見《北宋臨城王氏家族墓誌》），這些家族墓誌的出土，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詳細地探討宋代的家族文化。本書所收四百餘方墓誌中，家族墓誌數量較多，很多家族之間又有各種聯繫，一些家族世居一地，構成了該地域最爲精英的羣體。本書除了收入富弼家族的十四方墓誌外，重要的家族墓誌還有很多，比如：新出晁氏家族墓誌有晁宗簡墓誌（李淑撰）、晁端仁夫人葉氏墓誌、晁端義墓誌、晁公改葬記（晁補之撰）、晁渙之墓誌（黃庭堅撰）、晁臨之墓誌（晁損之撰），豐富了我們對昭德晁氏家族的認識，可以和傳世文獻相比勘，補充糾正以前研究中的一些疏失；本書收入的新出范仲淹家族墓誌有范鈞、范埴、范純誠、范純禮妾馬氏等幾種，對於研究范仲淹及其家族有重要意義。另外本書所收家族墓誌多出自洛陽，比如富弼家族墓誌、馮拯家族（馮俊、馮拯、馮恕己、馮維清母李氏墓誌）、任布家族墓誌（任平、任述、任拱之夫婦、任升之、任氏十一娘、任氏十五娘）、石熙載家族墓誌（石中立、石從簡、石祖溫）、李謙溥家族墓誌（李中吉夫婦、李昭凝夫婦、李昭受、李昌世夫婦、李昌遹妻）、張去華家族墓誌（張立、張津、張景晟、張毖）、李迪家族墓誌（李孝基夫婦、李孝直妻范氏、李倜）等，這些家族之間有着各種各樣的聯繫，構成了洛陽地方家族文化網絡，出將入相，落葉歸根，成爲地方文化精英，是地域文化的維持延續的最重要的力量。有些家族則不斷遷徙，分枝流派。比如蜀地儒者任玠，其子孫後來分佈於河南陝西各地，任乃孚墓誌（范鎮撰）云：“君家之狀曰：‘漢任安十八代孫，世為蜀人。曾祖令徽，不仕。祖稹，仕蜀，試秘書郎，與先生皆葬成都。’今君又葬于河南，屯田君葬長安，郿縣令及職方君葬華陰，則先生之裔為三任矣，後必有大者乎！”任玠葬於成都，其子任乃孚葬於洛陽，任允孚（屯田君）葬於長安，任中孚（郿縣令）、任其孚（職方君）葬於華陰，因爲官宦和卒葬地的不同，一個家族便分枝散葉，分居各地。一個家族往往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比如本書所收武功蘇氏家族（蘇通夫妻、蘇昕夫婦、蘇暉妻墓誌），蘇通墓誌云：
性沈默而有大志。不喜談章句，樂文武治世之道，故不肯從鄉里貢……交語以大趣而不畸碎，明韜謀而僻於言兵。其旨以正守權，施權正，循相生，終復無窮極。嘗曰：“使吾雖日迎百敵，無殆焉。”康定中，元昊內寇，西帥連討未平。先生興曰：“時矣，盍求之乎。”遂東遊京師，歷謁公卿間，能吐言論時事，而深究利病。且久，於志無所合。嘆曰：“吾道固已已者邪，於吾復何傷。”然終不能与碌碌者俱，因從道士遊，即其宮學老子說，而多畜丹砂諸寶石，庶夫成不死之藥。乃歸，買山於鄠杜之間，將退處以卒其志焉。
其子蘇昕墓誌云：
性强果勇邁，少而不羈。當康定寶元之間，夏羌犯塞，守兵迎戰不利，西土騷動。君以謂智者盡其謀，勇者奮其力，則兵可强，敵可滅。於是學孫吳兵法，略究其義，而尤長於刺射之伎。既而西師解嚴，君遂退養于家，勤約甚有規法。然平居暇日，尚或躍馬戲劍以自娛，視不忘其志也。
不事科舉，好談兵法，可謂子承父志，也可見時代與地域文化之影響。
本書收有三十七種宋代宗室墓誌，有些爲《北宋皇陵》一書所失收，對於研究宋代宗室世系有重要價值。
（三）一些墓誌反映了北宋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對於研究北宋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像五代宋初的鼎革與平定北漢的戰爭、澶淵之盟、宋遼和議、西夏戰事、征討南蠻、王安石變法、川地戰事、地方兵變等等。這裏以涉及宋夏戰爭和王安石變法的一些碑誌爲例，介紹一下這些碑誌的史料價值。涉及宋夏戰爭的有裴濟墓誌、蘇通墓誌、沈邈墓誌、張庚墓誌、張穆之墓誌、安愈墓誌等。裴濟咸平初知靈州，凡四年，終以孤城無援，城陷而歿。沈邈“改陝西都轉運使，按章澄清，官吏畏帖。權知秦州。會元昊講解，疆場未附，於是畀公知延州。公親率將校，相地形嶮隘，塞蘆關道，修安塞等五堡寨。絕賊奔逸，省戍卒數萬人，邊人賴之，仁宗降詔褒諭”，寢疾卒於治所。張庚墓誌對於當時邊事記載尤爲祥明：
元昊反，自陝以西，爭修城壁，設樓櫓；府吏既以此得賞，又築西關城七里，西關無可保而役費甚。君嘆曰：“勞人而利賞，吾可不與邪！”將舉事而君奏罷之，人愈以德君。元昊入鄜延界，宿兵多而儲偫匱。詔君乘馹調發，君能稱緩急之宜而軍用集，除陝西轉運判官。仁宗召問邊事稱旨，賜五品服，給以裝錢，謂中書曰：“張某材可用。”君平生敢為，而一日遭人主知己，尤激卬無所不勉。開屯田，築籠竿城，為軍運東西蜀餘錢饋邊，悉出君畫。又言，臣所部四路，惟涇、原二州地平，羌出入便，而山外人與蕃漢雜，其畜積富。賊必抄掠，宜增兵選將以戒。已而元昊果攻涇原，葛懷敏覆軍於定川，元昊遂取瓦亭歸。將入渭州，而州以老弱千人乘城。經略使王沿戰怖，請君間道馳至秦州，得兵六千人，兵朝入而元昊夕薄城下，賴以不驚。於是，詔君與將帥謀所以勝後之略，令乘馹歸奏。沿為御史時，嘗以事彈樞密使。於是，樞密欲中沿以危法，白上曰：“懷敏之敗，以沿不為之救。”間以利動君，使對上如其指，君不應。既對，仁宗果問王沿狀，君曰：“懷敏盡將渭兵以出，沿特保空城爾。”仁宗意悟，沿猶坐黜，而議者多君不可撓。
對於當時中央政府處置邊塞戰爭的一些內部人事糾葛有所揭示。安愈墓誌所記邊事亦多曲折細節，值得詳味。
與王安石變法有關的如姚奭墓誌、周育墓誌、李誡墓誌、王孝先墓誌等。姚奭墓誌（邵雍撰）記起反對青苗法云：“時青苗法初下州郡，民情恟恟，莫知攸濟。君乃言曰：‘報國以忠，不以私徇。若遂不言，無乃欺君乎？言之獲罪，死且何避！’於是悉條利害以獻，章奏不絕。雖未能罷其事，一路聞之，無不多之。”周育墓誌則記載了元豐時期撫州金溪地方官吏行福建鹽法，騷擾地方之事。王孝先墓誌，則反映了王安石改革中新黨治理黃河水患的史實。其中，蜀地隱士李誡墓誌特別值得關注，反映了北宋中期賦役改革的思想資源：
隱君少好學，有大志，天姿敏明，百氏之書靡不畢覽，一誦不忘於心，通經術，不好傳注，言必稱孔孟，視荀卿以下蔑如也。……平居，慨然有致君澤民之意。嘗謂：天下農民困與徭役之不均，有田連阡陌而不知役者，有地粗容足而不免役者，有黔婁之貧而與猗頓齊費者，有顏淵之賢而與芻牧齊役者，遂著《平徭芻錄》數千言，其法以量民之產隨賦均取，還以祿願仕於公之人，以代農役。書成，上府尹韓康公。康公大稱之，曰：“某幸若執政，必當行之。”饋酒以謝隱君。隱君復以詩謝之，其末章云：“願公麹蘖成新釀，徧設通衢處處樽。”又嘗自為《苦熱》詩，有“細思搖扇手，堪歎負薪肩”之句。聞此詩者，咸知其有兼濟之意焉。其後韓康公嘗謂人曰：“以布衣有憂天下之心者，惟西蜀李誡而已。”神宗即位，患差役久弊，下詔中外，訪求利害。隱君上《平徭書》及《指掌書》萬餘言以應詔。明年，詣闕，又上《均安辯議》，其言蓋稽孔子所謂“均無貧，安無傾”，以為之法，假立問答凡五十有五，終始條例，曲盡均役之利。又上《大道一致書》、《大中致用書》及奏議一十四篇，亦數萬言，大率以安民富國為本。時曾魯公為大丞相，隱君以《大中致用五議》上公。公器重之，曰：“學術淵博，有大科之才”。隱君辭曰：“大科之才，非所敢望。所敢望者，願公行其所言而已。”與司馬溫公論議諸侯世國之事，溫公以謂：“堯舜之時，固有之矣。”隱君曰：“按《禮記》：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此則三代之前，諸侯未有世國矣。”溫公曰：“善。”相與言古今治亂及當世之務，談辯泉湧，沛然莫禦。隱君出，溫公喟然歎曰：“西蜀有竒才如是耶！”其為巨人所重類此。熙寧庚戍，就試春官，既中格，以感疾不克待廷試。聞者惜其垂成而歸，隱君恬然安命而已。及朝廷行免役新政，詔命有司參議立法。其士大夫得隱君緒餘，緣飾以獻，由是進擢者不可勝計。隱君首議，反以疾不與，命矣夫！
韓絳（康公）任成都府尹爲嘉祐八年至治平元年，其時李誡已提出了均賦役之法，神宗即位後，又上《平徭書》及《指掌書》，熙寧元年詣闕上《均安辯議》、《大道一致書》、《大中致用書》等，對於後來朝廷實行免役法，應該有所影響。
（四）一些墓誌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某一地域在北宋時期經濟、文化、教育、宗教、宗族、婚姻等等方面的狀況。比如洛陽出土的北宋墓誌有近兩百種，對於我們深入瞭解北宋時期洛陽的地域文化、精英文化、家族文化、婚姻網絡、學術演變、城市地理空間等等都提供極爲豐富的一手資料。在本書所收墓誌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於山西長治（北宋潞州、上黨）的近百種北宋墓誌，這些墓誌多是平民、下層官吏墓誌，這些墓誌雖然製作比較簡陋，誌文有雷同化的傾向，但卻是一宗瞭解下層人民的生活、思想、經濟、信仰、婚姻的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這些墓誌帶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反映出該地濃郁的商業文化氣息。《張延蘊墓誌》：“盤桓於貨殖之間，汩沒於旗亭之下。”《張興墓誌》：“一業肄縑綃之貨，四民寬高尚之懷。”楊智墓誌：“君姿狀豐偉，氣度寬敏，喜事商販。貲貨稍完，至和三年中旅次于平原，時遘疫癘，卒於邸舍。”《申秀墓誌》：“世以耕桑為業……乃亟謀徙居上黨，變農從商，能辨百貨之良窳，善察取息之根源，以勤以苦，而人得其百，而君得其千，不十數年間，驟立貲產，數倍于父祖之時。”也有數世爲商，成爲一地鉅富的，如《吳驤墓誌》：“府君姓吳氏，名驤，字天驥，潞州上黨人也。曾大父凝、大父誼、父宗古，皆以商賈自業，而善逐時利，由是為郡大姓。……君聞之，毅然獨執勞苦，甘麤糲，未始以一錢妄散。朝夕從事，不敢失其業，遂致資產豐羨，為鄉社雄。君居常好與射利者遊宴，多得輸寫其心，故能積貲百倍。鄉人有識者，咸推譽之。屬國家問罪西夏，而調度不一，君能獨力幹辦，常為諸豪先。”有由商而儒的，如《嚴文永墓誌》：“祖諱贊，自澤避居于潞，以商爲業，有心計，善謀生，貿易多塗，利原百出，當此之際，聚財巨萬。”至嚴文永時，“期數十年間，貨賄山積，鏹寶泉流，比及前代，家藏十倍。戶計郡籍，列居首等。自祖迄今，凡六世居義，閨門整肅，子孫詵詵，兄弟怡怡如也。和孝之譽，共聞鄉黨，一門之慶，孰可比焉。”《嚴文政墓誌》：“遠祖不樂仕宦，喜從商賈游，嘗往來上黨間，久之，爱其風俗淳厚，遂徙家焉。”“君生及冠，慨然有起家志，日訓諸季仲以治生事，舉有成算。性剛直难犯，廓然有量，不苟為笑語。閨門之內，威愛兼隆，故其季仲率皆畏事。仲曰文嵩，卓有立志，而君特諉焉，繇此貲產日以豐盛。”“男沆，克紹箕裘，而詩學優長，凡兩陪方物入貢天子，继中魁選，鄉黨稱嘆，盖嘉其善继述也。” 又如孫懷寶、孫用吉、孫用古父子三方墓誌。孫懷寶爲絳州平民，然善於治生，家貲鉅富。多行仁義，償還兄長逋欠。其子孫能繼承其業，且逐漸能讀書業進士。《孫懷寶墓誌》云：
君生而莊重謹密，其在垂髫時已異於常兒矣。既壯，負志操，以謂爲大丈夫者不囗聲名，則當治貲產，厚衣食，以取巨富爲事，於是父兄以家事一切委之。及父歿，君常以至孝事母過人，凡有服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母之意者，君能力致而跪奉之。母愛且賢曰：“有兒如此，安有不大吾門者邪？”君乃務勤儉，自刻削，與母同力，俾夜作晝，不數十年間，一變其家，貲用益倍，鄉閭稱君以爲善富。
其長子孫用吉，能繼父志，興大家業，誌云：
及壯，父喪，事祖母以孝聞。繼而祖母終堂，宗族析居，凡己有者，悉與分焉。君當此時，竭力奉母，與弟用古合謀相輔，相其時勢，殖以貨財，賤則取之，貴則與之，不二十年間，錢餘於庫，米餘於廩，雖有公私用度之繁，家累巨萬，戶冠一城。
次子孫用古，協助兄長，致家鉅富，教誡子弟，其長子孫彥則業進士，爲儒篤行，赫然可嘉。其誌云：
父喪，囗囗囗家，君遂小心竭力，以敬輔助之。由是謀畫盡忠信，明取舍，凡二十年。厚囗囗囗產業，故家累巨萬，而戶籍于首。……至晚年，常慮子姪驕奢，屢以多術教戒。一曰無悖逆以亂親，二曰無闘訟以毀身，三曰無躭惑以破貲，四曰無醼樂以廢時。識者取以爲灋。
在孫用吉墓誌中，撰寫者表述了自己對商人的看法，說：“今之世，士以文取貴而紆紫腰金，商以利致富而長廊廣畝，其道雖不同，而成功一也。然則享富有能仁義者鮮矣，故孫君之美宜彰于後世。”這種將富和貴都視爲成功的看法，反映了北宋時期潞州一帶，商業活動比較繁榮，所帶來的人們思想意識上的一些變化。
年十九，應拔萃，判入高□，除大名府戶曹掾。時烈考在魏王幕府就甘旨也。年二十二，舉進士。故兵部侍郎、贈太師王公祜乾德中典誥掖垣，兼掌貢籍，詞宗公望，卿大夫無出其右。四年春，中第者六，公居其四，失巍峩者，抑少年也。然王公獨以雄文博學許之，曰：“垂名不後於我矣。”尋授密州防禦推官。年二十七，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祖皇帝臨軒親試，條對聖目，日及申而奏成，太祖執卷曰：“儒者有如是之才者？三千字，寫亦難了，況文理乎！”遷著作佐郎。
《宋登科記考》載李若拙建隆元年進士及第，據誌，及第年份當爲乾德四年（九六六），開寶三年（九七〇）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科舉是宋代士人最主要的出仕途徑，各個階層都把科舉入仕做爲振興或保持家族昌盛的重要手段，從而付出巨大努力。有的家庭往往需要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方能取得成效。比如《王珣墓誌》云：
君乃召諸子，誦其先人之言曰：“吾家為晉著姓，司空清白之節，久而未泯。考諸譜錄，弈葉簪組。前世誥命，吾祖猶及見之。今蓽門圭竇，荒墜厥緒，汝曹能志此乎？”廼即其所居，闢屋構室，前後凡數楹，蓄聚圖史，延納名儒，俾授諸子。凡士之遊學于秦，莫不投跡如歸。食有魚，出有輿者，日以十數輩。燕樂衎衎，維恐失其歡心。故君之諸子，學問宏深，聞見該洽。及旅試有司，皆嶄然見頭角矣。其後施予既廣，貲產日空匱，君恬然不屑意，所守如初。至元祐中，猶子知彰策名登科，子傅紹聖初繼登進士第，季子儔四預計偕，鄉閭之人皆交口稱道之。
除了科舉成功的士人之外，我們還看到很多科舉失意的例子，或者悲嘆運命不濟，或者放浪於詩酒之間。如《宋庭堅墓誌》云：
初應進士科，後改應明經。以不預薦，常憤畜自勵，謀欲決取榮名，登仕路，自顯於州閭間，逡巡躊躇，未得緣徑。聞朝庭新下詔，以断案刑名取人，君遂忻然應之。考官撰案，其中所犯情罪，五刑備有，間設詞語情節，重復疑誤，使刑名難於裁決，試人之識別如何，稍不明辨，遂致差跌，自非深曉案情、刑統敕律、令文格式，未易應副。余時年方壯，少舜舉十餘歲，同預秋試罷，日暮方歸，余聞所試之案，舜舉口誦案辭數千言，敷陳首尾，情罪輕重，并所断刑名，略無遺脫。余嘆其記敏如此，而竟不預薦，亦命也。自此遂不復應科舉，歸家訓督諸子，葺治生事。
可謂科舉之路，坎坷多舛。《徐之武墓誌》記其“不能屈意作時文，齟齬奇窮者數年”，乃歸耕侍親，“時時劇飲，飲輒醉，放聲長吟，志適意暢，而寵辱紛紛曾不足芥蒂胸次，真可謂達士矣”，也不過借酒澆胸中磊塊而已。《朱常墓誌》記其“遊太學不歸者五年，孑孑自立，不茍求知於人，人亦罕有知者”，后自“京師歸，益難与人交。閉門讀書，不出者動經歳，鄰里故人罕見其面。既不利於進取，則於世事益漠然無意，時時獨酌取醉而已”，其胸中之鬱結亦可窺見。或許我們在研究宋代科舉制度之時，對於這些科舉失意者，應該給予更多關注。
還有一些胸懷大志者，不願爲進士業，而期望通過干謁公卿，參加制舉考試，平步青雲。如任布之子任述，“爲人聰悟絕出，膽氣自負，妙筆札，能古文。始業儒，即恥及章句，故不爲進士禮部之辭，而潛力于六科大對之學。最慕孟子、韓先生道與文，正可繼聖人。每下筆，必踵孟躡韓，而宗諸孔氏也。捨是則空言累句無一作者，朋友多之。自幼迨長，其爲益堅，著文凡七篇，大氐類子輿、況、雄之書。寶元己卯，袖七篇，副以大軸，往干太師相國呂公于天雄軍。公一見前席，閱所贄文，驚其不倫，許之老筆。是歲述赴掌西都之左藏，呂公因以書薦於洛尹尚書宋公綬，公待之如呂。王貳卿鬷罷政柄，來出鎮也，述以下吏求謁，王公大奇之，面稱于衆曰：‘玆任氏之令器矣。’”可惜命運不濟，二十四歲羸疾而卒。其父爲其所撰墓誌中不禁仰天號呼：“吾兒見器於大臣，得譽於朋友，才如是，志如是。當清時公朝，莫能粗展其有，使光大著見，爲吾門寵，今乃知作善之無益而明神可欺也已。”讀來令人歔欷！
（六）數量不菲的女性墓誌，提供了大量關於女性生活、婚姻、家庭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資料，對於宋代女性研究有重要意義。本書所收墓誌、壙記資料中，近半數是女性人物的生平資料，這無疑爲女性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文獻。同時，所收墓誌中，還有二十餘種鴛鴦誌（夫妻墓誌），對於我們認識宋代的家庭、夫婦關係，都有著重要作用。出自仕宦家庭的女性多有較高的文化修養，除了侍奉公婆，襄助夫子之外，自然對於子女的教育也會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潘稷夫人李氏墓誌》云：“夫人世儒族，昆弟姪從，繼繼登科甲，以故喜書札，精通白氏詩。晚好佛書，見山水秀絕之處，常欲褫俗累而居其間，性樂幽靜蓋如此。”“男四人：長承議也，林、瑜、豐，舉進士，瑜、豐蚤世，皆夫人教育以成之也。”又如《宋奉國妻孫氏墓誌》，孫氏爲孫抃幼女，嫁宋祁第六子宋奉國。墓誌云：“（夫人）十歲誦書史，領略大義。習爲詩，句法奇古。逮長，端靖嚴毅，女紅之隙，嘗讀劉向《列女傳》以自規警。……喜為詩文，與班、謝相上下。晚依祖道解《金剛經》四句偈，凡數百言，詮釋微奧，直徹至理。蓋其宿植德本，故發為言辭，皆入三昧。”劉伯莊爲其妻陳婉所撰墓誌，則表達了其極爲痛惋之情：“陳懿柔靜慧，得之自然，事其姑以孝，睦其族以義，予嘗慮有不及者，必以義理相勉。至於伏臘之須，米鹽之細，治之皆有序，而不以累予，故予獲助為多。甘貧窶，薄嗜好，出見女曹飾金珠、曳羅繡，未識有羨色。嗚呼！生死常也。獨可悲者，予拙於生事，少思以儒學奮於時，四上而四黜，與之同困窮者有年矣。晚得一官而遽失之，不獲偕老，何天窮予甚也。夫人之憂患，非寓於言，則不足以寫其悲傷欝結之情，故予誌其墓，又哀之以詩四章，予未能忘情者也，且異夫不及情者焉。”是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者也。
（七）宗教信仰、喪葬習俗方面的資料。所收拓片中有一部分是宗教性質的，如《佛光寺僧塔銘》、《大宋故萬固寺主月公道者塔記》、《龍門香山寺僧道元（元公）灰骨塔記》、《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等，也有涉及宗教信仰的，如《張好禮座化銘》等，對於研究宋代士人及民間宗教信仰，有很高的價值。宋代民間奉佛比較普遍，特別是女性奉佛，更爲普遍和虔誠，這與其生活空間有密切關係，如王曙夫人劉氏，“奉佛祗嚴，暮年苦足疾，亦策杖扶掖，旦旦詣精廬，燔香瞻拜。”而《楊昶墓誌》所記事蹟，則帶有傳奇色彩：
楊氏女名昶，字景延，道號淨持。其先鄭人，自王父居洛，復爲洛人。父賢寶，見任右宣義郎。母譙郡張氏。女之生十四年而卒。其將生也，吾父夢人謂曰：“異域聖僧降于爾家。”頃有鼓吹前導，肩輿處子而至，覺而吾母遂產。及漸長，自修飭所爲，不類等列。貌豐潔，性恬淡，自生及終，不食魚肉，親者皆愛奇之。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微疾逝，識者咸共悲嗟。復夢於其兄曰：“結緣既盡，我則當去，勿復念我。”自是更無影響。嗚呼！始終亦異矣！
該誌爲其兄所撰，從帶有夢徵的出生到夭亡，其間有濃郁的傳奇色彩，這或與其家庭虔誠奉佛有一定關聯。
士人之宗教信仰同樣值得關注。《王辯墓誌》記其在功名與崇佛之間的行走自如：“常悟浮圖教，以因果為不無，印其書，恭自持誦及廣散之，又贊《金光明經》刻諸石。其言深達性命究竟之理，知造物者以生我為勞而欲自逸。於是優游園林，事文酒為樂，手筆名公留題詩于亭榜，自著賦詩雜文甚多，人皆慕取之。”“君連取五貢，侵尋八就春試，固欲仕矣，而不以此汲汲，遂逐偽而喪真。每退而厚佛事，談生理，順適其意，可謂圓機不器之士，而於語默出處，爲無媿憾也。”而《張好禮座化銘》則顯示出時人在儒佛二教之間的折中心態：
宣和五年歲在癸卯九月十七日，奉議郎致仕張公享年八十一，安居無恙，座化於河陽中城之私第。舉首平視，垂膝正履，左掐卯紋，右當佛印，眉本疏白而俄變濃黑，色本輕黃而復生紅潤，儀形儼然，若不亡之像。三城士民，觀者如堵，咸謂自昔座化未有如此之異常也。鄉曲之間，談不容口。雖鄰邦遠邑，至有市香結侶，不憚百里之勞，造門而願瞻其相者。郡守、別乘，爲之親奠，皆驚歎嘉異。以謂自非方寸坦夷，夙不害物，陰德素積，以成證果之行者，何以致此？
誌中所記富有傳奇色彩。而按何種禮儀安葬張好禮，則成爲難題，最終，採取折中方法：
鄉人之議，欲俾塑真形，立供像，以徇俗情。殊不知送終厚葬，無使土親膚者，人子之大事也。既不可強毀其遷化之形，又不可特廢其厚葬之禮。於是括木爲樟，代其棺槨，置之禪榻，以坐於內，衣六品之服，備殮喪之具，謹遵常禮，而不敢少損。……蓋所以存人子不忍之孝心，全送終厚葬之大事，庶幾曲盡其情，而不廢其禮焉。
既不毀坐化之形，又衣以六品之服，特製棺槨，厚爲之葬，可算是曲盡情理，調和折中。
也有一些墓誌反映出道教信仰的，比如《黃嘉運墓誌》，黃爲洪州豐城人，因夢神人告誡只有勤禱上帝高真，方可減祿益壽，長養子嗣，故“授上清籙，披上清服，設上帝高真之像而祀之。香燭之奉，夙夜匪懈。間遇衙日、本命誕辰，持課道經，或詞或默，惟減祿益筭爲請。每謂：‘華山者吾之所自出也，三仙即吾之祖矣，吾一歲一朝。’”近年出土的數量較大的宋代江西民間墓誌、壙記、地券，也比較多地反映出民間的宗教信仰。
四、本書所收北宋石刻的文學藝術價值概述
本書所收石刻拓本除了上面所說的文獻價值，爲文史研究者提供基礎文獻資料之外，其文學價值、書法藝術價值、語言學價值亦不容忽視。
（一）文學研究價值。本書所收錄的四百五十種石刻拓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傳世文獻所沒有的，這無疑爲宋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鮮的資料。這些石刻拓本提供了很多知名人物的作品，提供了很多作家的生平資訊，無疑對推動宋代文學研究的深入具有很高價值。其次，本書所收錄的壙記、券記、碑碣、買地券等，爲宋代文體學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可以更爲深入地研究墓誌文體的細化的演變。再次，這些文章，具有重要的文章學的研究價值，特別是大量底層的、民間的墓誌，對於我們研究宋代底層的文學教育、文學思想、文章寫作都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縱向地看這些碑誌文章，宋初無論是知名文人所撰寫的碑誌或者沒有撰書人名的民間墓誌，其文風都是駢儷的，是唐末五代文風的延續。如果從本書所收墓誌做一個粗淺的關照的話，可以看到墓誌文風的一個演變痕跡。文人所撰的墓誌，在天聖、景祐年間尚以駢儷文風爲主，如馮拯墓誌（一〇二三，宋綬撰）、馮恕己墓誌（一〇二三，聶冠卿）、蘇昌嗣墓誌（一〇二四，陳最）、劉藏用墓誌（一〇三〇，王復）、王德倫墓誌（一〇三九，王景），較早出現的古文墓誌則有衛瀆墓誌（一〇二八，李寇）、宋武墓誌（一〇三六，蘇舜欽），康定慶曆之後，文人所撰士大夫墓誌，則基本都爲古文墓誌，駢儷文風的就不多見了。而山西所出北宋平民墓誌，早期多不署撰人名字，中期則出現一些由當地地方文人所撰寫的墓誌，其文風演變，比文人士大夫墓誌要滯後一段時間。《嚴文永墓誌》（一〇五四，鄉貢進士楊儀撰）是較早的一篇用古文撰寫的山西民間墓誌，而駢儷化的民間墓誌，在山西民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如《河內郡宋君銘》（無撰者名，一〇八〇）。
在一些碑誌里，反映出不同階段文風的變化。如《石中立墓誌》：“天子方好文，而虢略楊億，以雄渾奧衍革五代之弊，公與中山劉筠、潁川陳越推而肆之，故天下靡然變風。”記載石中立參與楊億所倡導的西昆詩文新風。又如《甯龔墓誌》云：“端臣之文，辭簡理明，氣韻豪壯，若驚風怒濤，號震洶涌。讀之者心開意快，無不自足。然於經術，乃詣極理致，此人所難。”甯龔曾從尹材學《春秋》之學，亦反映熙豐時期文風之變化。有的墓誌也會提到誌主的文風和時風的格格不入。《蔡元卿墓表》：“至江西胡氏囗義學，與群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囗以好古，不合於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徐之武墓誌》：“君少聰慧，讀書屬文，一時儕類莫敢與之角，皇考君銳意欲成就之。崇寧初，所在興學，君以里選中有司……然不能屈意作時文，齟齬奇窮者數年。”《劉唐工墓誌》：“公少以儒雅自將，屬文不追時好，再黜於有司，遂不復爲科舉學。”
本書所收碑誌中，也不乏名家之作，爲傳世文獻所不見者，如孫僅《李若拙墓誌》、宋綬《馮拯墓誌》、李淑《晁宗簡墓誌》、范鎮《楊日宣墓誌》《任乃孚墓誌》、謝景初《石用休墓誌》、宋敏求《李中吉墓誌》、孫洙《章岷墓誌》、章楶《李中吉夫人劉氏墓誌》《和鎮墓誌》、邵雍《姚奭墓誌》、陸經《范鈞墓誌》《范楫墓誌》《沈邈墓誌》《王貽矩墓誌》、程顥《李孝基墓誌》、范純仁《蘇澄墓誌》、楊畏《羅承嗣墓誌》《吳執中墓誌》、黃庭堅《晁渙之墓誌》、游師雄《安愈墓誌》、趙挺之《王孝先墓誌》等。也有一些雖已見收於作家文集，然出土碑誌和別集所收有所不同，可以互校者，如：蘇舜欽撰《宋武墓誌》、歐陽脩撰《王汲墓誌》、晁補之撰《張鼎墓誌》等。一些地方文人所撰墓誌也值得關注，這些人的身份或爲鄉貢進士、或爲館客門生，本書收山西出土墓誌中，劉伸撰有六方墓誌、裴淑撰有四方墓誌，對於研究中下層文人的寫作有一定的價值。
（二）書法藝術價值。這些墓誌拓片，無疑是具有重要書法價值的一手資料。特別是名人書丹的墓誌，更引人注目。如歐陽脩撰書《王汲墓誌》，邵雍撰、王慎言書《姚奭墓誌》，范鎮撰、宋敏求書的《任乃孚墓誌》；王安國撰、王尚恭書的《張庚墓誌》；程顥撰，王慎言書幷篆蓋的《李孝基墓誌》；范純仁撰、韓維書、楚建中題蓋的《蘇澄墓誌》；安燾撰、蘇轍書、文彥博篆蓋的《王拱辰墓誌》；韓維撰、孫永書、司馬光篆蓋的《富弼墓誌》，都是名人撰寫、名人書寫的藝術精品。本書收有三方誌文以古文或篆書書寫的墓誌：陳恬篆書的《賈正之（賈公直）妻蔡氏墓誌》、王壽卿篆書的《范純禮妾馬氏墓誌》、陳晞篆書的《彭汝礪母張氏墓誌》，都是出土宋誌中的書法精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特別是陳晞篆書《彭汝礪母張氏墓誌》，墓誌長九十二厘米、寛一百二十厘米，全文近千字，篆書遒勁有力，刻工精美，該誌由彭汝礪好友熊本撰，其內容也頗爲重要，對於瞭解彭汝礪的家世、求學經歷、人際交往和政治傾向都很有價值，堪稱近年所出宋誌中的重要發現。另外，本書還收有數量頗多的山西、江西民間墓誌，其中不少墓誌書法樸拙，率意隨性，已經引起了書法界專家的重視。本書所收碑誌也可以補充北宋碑誌刻工的不少信息。另外碑誌拓本不同的形制、紋飾等，也爲藝術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素材。
（三）語言學研究價值。宋代語言是由中古時期向近古轉化的重要階段，白話要素比重越來越大，而在文獻刊刻中，俗字也大量出現。本書所蒐集的石刻資料，有很多來自於民間，其間保存着大量的俗語、俗字、碑別字，這無疑可以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素材。
通過上面對於本書所收北宋碑誌的文獻價值和文學藝術價值的簡要介紹，可以看出本書的出版，會給唐宋文史研究者、書法愛好者、語言學、社會學、宗教學等等方面讀者提供新的資料，促進相關的研究，將會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
編者在收集宋代石刻拓本的過程中，甘苦備嘗，也結交了很多學界和收藏界的師友，掌握了不少的收藏線索，持之以恆，或將有更多的收穫。但本書所收拓片只限於個人收藏，能力有限，尚不能全面反映近些年新出北宋石刻文獻的全貌，這是比較遺憾的。寄希望於以後有更好的墨緣，能將此工作繼續下去。石刻文獻的整理頗爲複雜繁難，能力所囿，本書肯定存在許多錯誤和不足之處，衷心希望得到各界專家的批評指正。
全文刊於《新宋學》第六輯，标题为《新出土北宋石刻碑誌芻論》，引用時請註明出處。圖片來源於網絡，若涉侵權，請聯繫刪除。
【編輯】仝相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