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新史料、长时段、再认识：从文书、碑刻看宋元江南地域社会 | 201904-11（总第905期）

*转自南大元史

自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提出以来，对宋以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成为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以历史分期为主要方法论的“明中期变革说”、“宋元变革说”、“宋元明过渡说”等学说分别对两宋、宋元、明清之间的变革意义进行了阐发,亦有学者对宋元、元明之继承与延续有所发挥。总体而言，学界多从宏观理论视角对宋元、元明在不同层面的因革进行框架式的勾勒，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迫切需要历史专业不同领域、方向研究者打破学术藩篱——从各自领域出发批评探讨、取长补短，以期在整体连续视角下重审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2019年3月16日—17日，“碑刻·文书与地域：12-14世纪江南史研究的新探索学术工作坊暨第十九次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在南京举行，该工作坊暨沙龙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联合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群体共同组织，江浙沪三地学者济济一堂，以碑刻、文书的专题形式深入探讨宋元江南地域社会的具体问题。此次活动由学术会议与专题演讲两部分组成，学术会议分宋史、元史各两个专场，旨在加强宋史和元史青年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会议现场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杨晓春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古代史研究对于新史料的发掘非常重视，而新发现的碑刻和文书均属于新史料的范畴，传统金石学对唐以前的碑刻尤为重视，但由于宋元之后传世文献较多，故学界对宋元之后的碑刻关注度不高。近年来，宋元时期碑刻材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国家社科基金中有关碑志的立项数目持续增长，宋人墓志数据库也在建设之中，不少学者利用此类资料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

杨晓春教授开幕致辞

宋史专场第一场由苏州科技大学周扬波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吴铮强副教授以《墓志书写与宋代温州士人社会的构建》为题进行报告，文章叙述了墓志书写对宋代州士人社会的构建造成的重大影响，地方墓志书写是科举官僚乡居并与地方士人、业儒富户建立社会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地方的传播，温州地方的地方墓志书写者是北宋太学三舍法运动、洛学传播的逻辑延伸，由此形成了一批有全国性交游圈的地方儒士。温州墓志书写的地方差异性体现在当地富户与业儒群体文化观念的落差；即使在同一地方，墓志书写构建的宋代士人社会形态也可能是不稳定的，不同的墓志书写者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在温州就表现为周行己与许景衡关注的富户与业儒的冲突与融合，王十朋以地方势力为根基的取向，陈傅良沉湎于士大夫门第的构建，而叶适超然于地方社会之上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河南大学仝相卿副教授的报告（刘江博士代读）以《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为主题，对宋代文献中存在“一人二志”这种极为特殊的现象——亦即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对延请不同人对墓主的生平事迹加以撰写，并全部保存下来这一墓志碑铭撰写的非常规操作为切入点，以王安石父亲王益墓志为中心，探讨了不同撰者对同一墓主所撰墓志内容的不同侧重以及丧家与撰者在求铭过程中的理念，引起与会者诸多兴趣。西南民族大学张卫忠老师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守边帖》为中心，对其作者、投寄对象等文献信息进行了详细考辨，提供了宋季“元丰旧党”声援联结、待机而动，但在常见史料中又很难看到的案例，视角独到、引人入胜；上海师范大学刘江老师通过解读《武义南宋徐渭礼文书》，对宋代借服色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用意进行了钩沉。

上述四位学者报告按次序分别由南京大学杨晓春、南开大学马晓林、北京大学求芝蓉、中国社科院李鸣飞等几位元史研究学者进行评议。尤其关于宋代借服色问题，引起元史学者极大兴趣，探讨一直延续到中场休息之后。

宋史专题第二场由杭州师范大学尤东进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周曲洋老师论文主题为《南宋经界法的推行路径及相关文书复原——以宋元时期的土地簿籍为线索》，报告对绍兴年间李椿年与王鈇交替主持经界法不同思路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梳理，认为绍兴经界法的推行，是为了解决南宋初期特点的土地赋役问题，目的是做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其核心是“均税”与“定户”，即做到土地的担税平均及有户承税，推进了以往学界有关这一问题认知；复旦大学历史系吕晓闽博士以《关于吕祖谦门人的几条短札》为题进行讲演，对文献有关吕祖谦门人进行史料索隐，并指出在考虑朱吕门人的交集时，必须在已有名单的基础上，结合文集的细读，试图探明诸人究竟是更多保留了吕学或谓“婺学”的底色，还是受到朱学的深刻影响，从而影响着金华一地的学风；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董飞以《论史嵩之起复——以外廷臣僚与宋理宗为中心的考察》为题，对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遭遇起复事件进行了重新解读，对事件前后政治生态、意识影响以及对南宋后期政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了勾勒，诸多观点不乏新意。本场会议分别由厦门大学李春园、复旦大学温海清、济南大学王素强等老师进行了评议。

元史专题第一场由南京大学陈波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温海清副教授以文天祥死国事件为中心，以后世宋“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之说为切入角度，对文天祥在宋亡元兴之际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象征地位及其勤王抗元开始直至被杀之间的具体行实做了详实的文献考察，并分析了文天祥被处死当年纪事在诸种文天祥传中的不同书写，由此来认识元人的“宋亡”历史观念及其历史书写。南开大学马晓林副教授以《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与元朝政治文化的二元传统》为题进行了报告，首先分类辨析文献的史源，探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相，指出壬子年日月山祭天，是元代历史编纂中的一次典型性事件，分析了壬子年祭天这一事件如何被书写、漏写、篡改，从而探析元朝的二元政治文化传统的演变，国家礼仪则是一其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祭天居于其首。元朝官修本朝史的过程，就是元朝二元政治传统演变与交会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鸣飞副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蒲松龄远祖蒲居仁族属生平补考》，文章根据《至正条格》所保留的史料对蒲居仁的仕宦经历进行了梳理，并由此推断蒲居仁在元代属于汉人，并通过对蒲鲁浑和蒲居仁的亲属关系辨析认为蒲居仁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的证据并不充分，报告有理有据，对学界争论已久的一桩疑案进行了补充考证。济南大学王素强老师以《龙湫显圣庙执照》碑刻为切入点，结合地理环境、时代背景，对元代官方祠神信仰进行探讨，报告见微知著、深入浅出。元史专题第一场分别由宋史研究学者中山大学周曲洋、上海师范大学刘江、复旦大学吕晓闽、河南大学仝相卿等老师进行点评。

元史专题第二场由复旦大学温海清副教授主持。厦门大学李春园老师以《水利碑所见的南宋至明初平阳社会变迁》为题进行报告，文章以南宋后期至明初的温州平阳地区为时空范围，分析其水利事业开展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国家的角色与地方社会组织者的变化。具体而言——南宋时代平阳地区存在着从民间修筑的小型水利，向大型水利设施转变的过程。前者是在移民逐渐进入飞云江、鳌江冲击平原的过程中，以村落为单位陆续建设的小型塘埭；后者则是以灌溉流域为范围、区域协作而建设的“总结性”工程；入元以后，政治变迁、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与财政、赋税体制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平阳地方的社会权势，从而也改变了水利事业开展的组织方式；进入明初，国家明显地加强了对地方水利社会的参与，但其参与的方式与南宋时代有了很大的区别。南宋的官府主要依靠财政力量介入水利，从南宋到元代，官府与地方大家在水利问题上基本是一种“协作”的关系。文章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示了历史时期平阳当地社会变迁的诸多面相。南京大学于磊老师以《石刻史料所见徽州郑玉的地域社会像》为题，通过现存石刻史料来更为直观地展现郑玉活跃于地方社会的知识人形象，以此来回应森田宪司先生所提倡的“利用具有可见度的材料，考察碑刻文献，探究活跃于地方社会的知识人所发挥的作用、活动的空间及其知识人网络等问题。”进而利用明清时代地方文献的记载，考察了后世对郑玉在元代活动的认知情况。北京大学求芝蓉对浙江省新昌县董村元代摩崖石刻进行考证，揭示出碑文涉及人物哈剌䚟生平中不为人知的开采水晶的经历，并对其事迹进行发挥，探析哈剌䚟献宝与元成宗对珍宝的热衷的内在关联，以及对朝政社会的诸多影响。最后一场报告的是南京大学杨晓春教授，其报告题目是《元代松江下沙瞿霆发家族谱系小考》，文章根据清修《鹤砂瞿氏族谱》的记载，就元代及明初瞿霆发家族的谱系状况明确的说明，并举例说明瞿霆发家族谱系状况的确立对于一些零星文献的理解的帮助，修正了传世文献有关元代瞿霆发家族的记载相互歧异之处。本场报告评议人分别为浙江大学吴铮强、西南民族大学张卫忠、杭州师范大学尤东进、苏州科技大学周扬波等老师。

最后中国政法大学李雪梅教授致闭幕词，李老师特别以政法大学古籍所拓碑团队的经验指出，碑刻、文书资料并非仅单纯起到补充传统史料的作用，如果相关碑刻资料，特别是一手的现存碑刻、拓片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其实很有可能会颠覆传统历史学史料以及认知的。这也正面回应了会议讨论中屡屡为学者们所提及的碑刻、文书资料之于传统史学的意义问题。

会议第二部分为专题演讲，第一场演讲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李伟国教授，其演讲主题为《宋辽金元墓志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其数据库编制》，李教授从自己多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谈起，结合自己平时研究积累，对宋辽金元墓志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其数据库编制工作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李伟国教授指出，宋代墓志铭类文献是中国古代文献和艺术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填补传世文献空白。与纯文本资料相比，其所能提供的历史信息是立体的、多方面的。首墓志铭实物中的文本，绝大多数具有原始性，石刻完成以后，可能得以随其他载体流传，也可能从此成为孤本，因而具有特殊价值；墓志类原始文本相对于同一传世文本来说，具有无可争议的准确性，而根据刻石文字流传的文本，随着时间流逝几经翻刻、改动，难免发生差错；石刻文本的行款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具有同类书面文献所不具备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数据库编制工作的介绍，引起听众极大兴趣。

第二场演讲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雪梅教授，其演讲题目是《宋辽金元碑刻中的公文和私约》，李老师从汉至元代公文碑的书目，如何辨别公文碑，为何要刊刻公文碑等几个问题展开，对公文碑的学术史做了专业深入的解读。李老师认为，较之甲骨、简牍、纸本文献，碑志是更为经典的本土性史料，石刻文献兼具传世和出土、官方和民间、实体和程序等特色，且有自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千余年积累，使石刻文献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的传承基因，很可能就隐藏在碑石之中。李老师还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多年来进行的田野访碑工作，图文并茂，生动精彩，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李伟国教授演讲

陈寅恪先生曾论及史学研究的“预流”问题，其深意在于指出学术研究应该洞察新材料与旧材料、旧问题之间的关系，兼容不同领域、不同文化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辅以中国历史文化语境所特有的视角，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并由此在各自的领域内占得一席之地。斯人已逝，其言犹存，时至今日依旧是不无裨益。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将碑刻材料与典籍文献各自的优长充分结合？如何在地域与文本之间探寻内在的隐秘关联？如何通过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学术对话突破学科边界的自我限定？此次宋元史青年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活动，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作者为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硕士，文章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责编：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