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 | 两位“老实治史者” | 201905-30（总第9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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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把话扯得远一点，最近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从积极方面说，确是给中国人吃了一副痛苦的清醒剂。长期以来，各行各业，不愿从事艰苦、认真、细致，而费时、费力、费财的学术和技术攻关，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在史学领域，难道不也有此类情况？

我曾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尽管大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不老实治史，但实际上，治史确是存在着老实治史和不老实治史之别。老实治史的规则其实相当简单，如前辈王毓铨先生从秦汉史改行治明史，他的办法也无非是通读《明实录》，并做了大量的史料卡片，就成为公认的明史大家。但是，又有几人愿意坐冷板凳，把卷帙庞大的《明实录》读完呢？又要当明史大家，又无志气通读《明实录》，岂不矛盾？就我十分有限的见闻，不老实治史的门道，堪称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果用一句贬语，就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目标无非是最大限度地少花或不花气力，浪得虚名，而谋实惠。目前的学术大环境，造就了一批不老实治史者，若干人还成了颇有虚名的学术活动家，也引起一些人的歆羡、追随和吹捧。但是，如果全依不老实治史为楷模，其结果，无非是导致具有悠久和辉煌传统的中华史学的萎缩、倒退，甚至含垢蒙耻。

幸好史界老实治学者并非无人，如顾宏义教授，就是一位。笔者与顾先生虽相识较早，但并无多少交往。2011年，我在四川大学讲课，有同学要我出些研究选题。我说，其实中国古代方志的重要分界线，应是北宋与南宋。从今存的很少量方志看，南宋方志的体例、规模等，比北宋方志有颇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往后明清，甚至民国时的方志，大致沿袭了南宋方志的规范，而真正用现代科学眼光修方志，有所创新，又是从民国方志开始的。随便检阅宋代史料，就可以找到许多佚失的宋代方志名。如果能作全面统计，肯定是部有价值的专著。当即有学生告诉，顾宏义先生所编《宋朝方志考》已经出版。我在吃惊之余，只感觉自己孤陋寡闻。事后得知，顾先生还另著《金元方志考》，更使一代方志研究得以配套成龙，堪称珠联璧合，这又是我事先未曾设想到的。

与顾先生的学生任仁仁先生相识，也有多年了。我在河北大学兼职时，定期去讲课。任仁仁先生还是个本科生，却一次不漏地听课，我最初还以为他是研究生。当谈话中得知他是本科生，不由吃了一惊，也明白他是个决然专心治史的人，在如今浮躁之风盛行的时代，确是难能可贵。

他们师生赠我两部著作，一是顾宏义先生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二是师生合编的《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应当承认，因为自己杂事较冗，只能粗略地翻一遍。好在另有一位仔细的品读者，王瑞来先生，已发表了专文。在此，只是写一点自己的读后感，对两位辛勤耕耘的学者，表示一点微薄而真挚的敬意。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顾宏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460.00元

中华古籍整理已成一项专业性要求很强，基本训练难度很大的工作,也可说是技艺。1949年前，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古籍，只是圆点断句，大致由印刷工人做的。有一旧事，还须再提一次。在大学时代，写了一篇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三个助手分工的习作，兴致致交给邓广铭先生，满以为此稿纠正了翦伯赞先生的错误，肯定会得到老师表扬。不料劈头是一顿批评，说我标点错误，应如何如何标点。我回答是自己是依《万有文库》本的断句而标点的，邓先生说：“《万有文库》的断句错误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历史系高年级的水平。的确，如此浅显的学识，自己当时确实不懂。坦白地说，当时我感觉愉快，决不是事实。但在五六十年后，回忆此事，内心仍是充满了对老师感戴的深挚之情。

1950年代，从《资治通鉴》的标点本开始，集中了大批专家，为中华古籍校点树立了标准的样本。记得当年商鸿逵先生就在讲课时说，尽管是一批顶尖的专家，但仍有错误。事实证明，重要的、大部头的古籍整理，很难一步到位，而做到无可挑剔。尽管如此，这个范例仍然应当珍视，正规整理中华古籍，已不可能脱其窠臼。事实证明，用简体字整理中华古籍，决不是个成功的发展方向，而即使用繁体字，划不划人名、地名号等，难易程度也必定会有颇大差异。故重要的古籍，仍须依《资治通鉴》标点本的范例，划人名、地名号等。

中华古籍整理从手工生产，到电脑生产的革命性转变，则大致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使用中华古籍电脑软件，可以大量节约时间和精力，并且完成手工生产时简直不可能设想的繁杂工作。《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就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任仁仁、顾宏义编，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一版，48.00元

目前中华古籍整理，一般仍是将原书校点和注释之类。《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则是采用另一种模式，就是将古籍按某种要求，另外改编成新书。如欲深入研究如朱熹和张栻那样的大思想家，此类古籍还是非编不可。曾记得，在上大学时，就得知和利用了清人丁传靖抄宋人笔记小说所编的《宋人轶事汇编》，感觉使用方便，当然也懂得，此书原则上是不能当史料使用的。近年又有周勋初、葛渭君、周子来和王华宝先生扩编此书，付出了极大辛劳，成书后规模达223万字。《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合计240余万字。但依个人的工作经验判断，后两书工作量之大，又当是前一书的倍数。应当郑重声明，此说绝无贬低前一书价值和成就之意，但工作量的多少，是可有个客观的判断的，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还是应当实事实说。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网罗信札计2950余通，包括朱熹与530余人的通信，《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网罗信札计330通，包括张栻与119人的通信。其体例的三段式，一是某人简介，二是信札，三是考订此札的写作时间。其所下的苦功夫，还不是在网罗和编排信札，而是写某人简介和考订写作时间。

古人讲究避名讳，称呼一般不用人名，而是使用表字、官称、号某某等，如王安石一般称“荆公”“介甫”，司马光称“温公”“文正公”“君实”之类。这给今人的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往往难以查找某人的真名。从前，即使是造诣最深的名家，光靠手工，要大规模地寻找总计650人的真名，也是无以完成的。现在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情况才完全改变，即使如此，仍是费力极大，何况很多人的真名还是寻找不到。我个人也有此工作经验和体会，有时费了半天、一天时间，好不容易才查找到某个人的真名，但有时费了很大气力，却一无所获。至于考订写作时间，即使像长达180卷，连同附录，共约190卷的李纲《梁溪全集》，内容十分丰富，但要考订其某诗文的写作时间，也会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唯其如此，我刚翻一下上述两部书，知其大概，就立即向作者表示了由衷赞佩之敬意。非老实治学者，是绝不肯做此类笨事和傻事的。但要认真治史，却又只能硬着头皮去做，绝没有任何迟疑和顾盼的余地。总计约650人的简介，3280馀通信札写作时间的考订，固然也有吸收前人成果的因素，但需要有多大的工作量！？至少依我的年龄和体力，是无以承受的。

 顾宏义先生无疑是近年来宋史界的高产史家之一，其好处是多而不滥，注重作品的质量，力图精益求精，这也是十分可贵的。不难看到，有的先生，出了点名，就不再注重质量，粗制滥作，这是不正常的。说得小一点，为何就不珍视自己的名声呢？

年过古稀，方才懂得，世上有高明的学者，决无完美的学者，有高明的长篇著作，决无完美的长篇著作。如果要对《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挑点小毛病，也可说是白璧之瑕，并非没有。尽管我只能粗略翻看，也可举些实例：

一、编例第2 页：“然後注明其於其他條目下之重復情况”。此处繁体字“復”当作“複”。

二、第354页：“孔子之稱管仲曰：‘威公九合諸侯……’”此处“威公”即齐桓公。因为宋人避宋钦宗赵桓之御讳而改，应予校正。

三、第1549页：“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淬鋒軍與左翼相掎角”，按南宋广南东路设摧锋军，“左翼”乃左翼军。此处“淬”字系误，须校正。

四、第1584页：“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应改为“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此处乃是无額上供钱、经制钱和总制钱三笔财政项目之简称，宋时可称为“窠名”。

五、征引书目第3668页：“《鐵網珊瑚》（明）趙琦美，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此版本不好，经清人篡改，可改为（明）朱存理，清雍正刊本。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常说，在中国大陆史界，我们一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与前辈相比，一代不如一代。但也热切盼望，在我们之后，能够一代胜于一代。应当承认，三十余年间，史界的不良风气确实有蔓延之势，自己看到此类情况，不免气短。然而看到一些好的作品，又使自己产生希望。史界不是还有不少同仁，仍未受不良风气的侵蚀，在认真地治史吗？有了今天远比几十年前，上百年前优越的工作条件，只要以最大的努力，弥补在简体字语言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史家的先天性缺陷，熟练掌握繁体字，及简、繁体字的准确转换，一代胜于一代，是可以实现的。但只能属于下笨功夫、死功夫、苦功夫和真功夫的治史者，至于那些取巧者，甚至若干赢得风光于一时的学术活动家，却肯定不在此列。

衷心祝愿顾宏义和任仁仁先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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