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我与女性史研究”座谈会 | 201909-23（总第1066期）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车佳敏
*转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我与女性史研究”座谈会纪要
2018年10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我与女性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成功大学历史学院刘静贞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志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出席了座谈会。学者们分享了自己从事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心得体会，并对当下女性史、性别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伊沛霞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进行女性史研究的经历。她求学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正是女权运动浪潮席卷美国之时。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女性史研究开始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沛霞教授的研究兴趣转向家庭史，并将目光聚焦于宋代。她意识到，在宋代的墓志铭和《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材料中，蕴含了大量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信息。《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是伊沛霞教授这一阶段研究的成果，她认为，在对婚姻的观察中，不能仅仅将女性视为牺牲品和受害者，而要注意到女性自己的能动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对“女性史”的研究范畴进行反思，学者们认为，不应过于强调女性的特殊性，而应将性别作为研究路径，来观察历史中社会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柏文莉等学者继续进行中国古代史范畴内的女性史、性别史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刘静贞教授从她自身研究的经验出发，省思《当“历史”遇到“性别”》的可能性。她在博士阶段对北宋皇帝的研究，虽然写到太后，也关心具体的人如何面对已被政治社会制度规范好的角色，但性别尚未进入视野。后来尝试在士大夫笔下寻找女性，却发现，在历史资料中找到的女性身影，其实映照着士大夫的社会秩序性别理念。这一来，“女性”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成为研究的取径。刘静贞教授认为，文本解读是女性史研究的重要理路。无论是王昭君和孟姜女的故事传讲，或是《列女传》的书写，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寄托着时人特殊的情感。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是书写者的选择。她期望在历史研究中加入性别分析，可以更有效地了解过去的人在其所处的时空中，是如何解决生命、生活问题的。
刘静贞教授认为，以往对于宋代历史格局的认识中，男性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画面，但在“一人独裁”“士大夫官僚”等任何一个历史侧面，都有女性的参与。由于历史知识具有被建构性，面对被建构的过去，我们既要追究“性别”作为分类概念曾经如何形塑了女性的面貌，影响了历史的书写；更要思考这种曾经“男女有别”的过去，今日应该如何去看待。研究者面对性别在历史中呈现的差异性时，在证明不平等和个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可以着力去探寻差异形成的动因，也该关心个人在礼法、情性间的挣扎与选择。刘静贞教授借用“因陀罗网上的宝珠”指出，女性史研究常呈现多中心交错的分析叙事，如同宝珠彼此折射出多重的映像，女性人物背后既牵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理念规范，也缀接着近距离的具体人物和人际关系。
李志生教授讲到，中国大陆女性史研究的起步，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学界理论的影响。上世纪末，在郑必俊教授等学者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女性史及各学科的女性研究逐步发展起来。李志生教授提出了在研究妇女日常生活史中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史”和“性别史”的研究范畴如何把握，在做妇女问题的梳理时，可否同时研究男性。二是如何平衡上层的历史与庶民的历史，通常日常生活史的目光关注庶民，那么应如何处理虢国夫人之类的上层社会女性？
邓小南教授讲到，学界对于“女性史”和“性别史”的概念问题经历了反思，在对女性进行研究之后，人们发现，脱离男性无法观察女性，故开始产生“社会性别史”的提法。但是随后又有人提出，将两性并列考察，背离了女性史研究开展时的初衷，应该更加关注那些曾经被忽视了的女性。刘静贞教授认为，性别概念的引入十分重要，它让人们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到底在何处，反思社会中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的思考，并不是停滞不进的。
在提问阶段，有人谈到，有些人存在一种偏见，认为从事女性研究的都是女性学者。对此刘静贞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学者自身的性别身份问题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学者能否很好地把握所研究的问题。佟新教授认为，费孝通教授在概括中国社会特点时，“男女有别”是重要的一项。对分工体系的认识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一种“偏颇的知识”。在目前学术界整体的观念里，女人没有被视为真正的学者，而仿佛是学术领域的闯入者。随后，在场学者和听众还针对宋代女性在图像中的描绘、当下娱乐市场中的女性意识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撰稿人：车佳敏
编辑：陈 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