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朝专法述论 | 201910-01（总第1080期）
本文原刊于《人文》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感谢王曾瑜先生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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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对数量庞大的宋朝专法，作了初步整理，并依现代观念予以分类，计行政机构、人事管理、礼制、刑法、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举、宗教、财政经济与社会关系和事务十类。文章强调，宋朝仍是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人治社会。虽法令繁多，似乎事事处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治史者似不必被此现象所惑，需要透过现象，看穿其人治的本质，实与其他朝代无异。
作者简介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朝重视法令的编纂，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愈来愈多，其名目和数额之庞大与繁琐，令人咋舌，因绝大部分佚亡，今人已完全不可能作全面的清理和统计。朱瑞熙先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第十章第九节，[1]郭东旭先生的《宋朝法律史论》[2]、《宋代法制研究》[3]，戴建国先生的《唐宋变革期的法律和社会》[4]等书，对此作了相当多的介绍和论述。
宋朝的专法，为“其一司、一路海行所不该者，折而为专法”，[5]或称“若一司、一路专法，不系海行者”。[6]宋代有时称通用为“海行”。有所谓“一司专法”等，[7]或称“一路、一州、一县，在外一司条件”，[8]“一路、一司、一州、一县与夫在京省、台、寺、监，有司局、务，各有专法”。[9]《朝野类要》卷4《一司》说：“在京内外百司及在外诸帅抚、监司财赋兵马去处，皆有一司条法，如安抚司法，许便宜施行之类是也。”例如南宋初记载，“自兵火後，省部无一州、一路专法。及州县引用，则往返诘问，有三、四年不决者”。[10]“临安府、秀州亭户合给二税，依皇祐专法，计实直价钱，折纳盐货”，[11]这是生产盐的专业户，有北宋皇祐时所制订的专法。宋朝就有所谓“茶盐专法”。[12]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上批：“中书所修条例，宜令简约有理，长久可施行遵守；仍先令次第编排，方可删定取舍。今中书编条例，闻已千馀册，遇事如何省阅，虽吏人亦恐不能悉究。可令先分出合为中书每行一司条例为三等，仍别见行、已革、重复者，例或分明，与条无异，止录其已施行者；或自有正条，违之以为例者；或不必著例，自可为条者；或修不能该，必须例为比者，使各自为处，然後中书日以三、五件参定存去，修创之。朕所见大概当如此，卿等宜更审度，恐尚有不尽事理。近见閤门编仪制，取索文字费力，盖吏人不喜条例分明，亦须量立赏罚，以防漏落。”[13]当时“中书编条例”，“已千馀册”，已非重新删定不可了。
宋神宗为此设立了详定一司敕令所，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命曾布、邓绾和崔台符“同详定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14]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诏在京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编修讫，并上中书。在京一司敕送检正官，馀送详定一司敕令所再详定”。[15]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诏令式所修定宗室禄令，不成文理，未得颁行，送详定一司敕令所重定以闻。於是删定官魏沂罚铜十斤，送审官东院，详定官沈括特释罪”。[16]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据司马光奏：“近岁法令尤为繁多，凡法贵简要，令贵必行，则官吏易为检详，咸知畏避。近据中书、门下後省修成尚书六曹条贯，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监在外。又据编修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馀卷、册。虽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观而详览，况于备记而必行之。其间条目苛密，抵牾难行者，不可胜数。”[17]光是“尚书六曹条贯”，已达“三千六百九十四册”，而“诸司敕、令、格、式一千馀卷、册”。可知为数之巨。南宋初，“自兵火後，省部无一州、一路专法。及州县引用，则往返诘问，有三、四年不决者”。经王良存建议，“令州县条具所得专法，上之朝廷，付有司详定，著为成书，颁之内外”。[18]
宋代法律除沿用前代的敕、令、格、式等外，另有例、申明、看详、条法、条贯、条令、条例、条式、条约、条制等多种名目。如苏颂奏中说：“大抵条例戒於妄开，今日行之，他日遂为故事。若有司因循，渐致隳紊。”[19]可知条例有临时立法的意味。宋时所谓“申明”，有多种词义。用作专法者，或是“申明旧典”。[20]如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宋真宗“令长公主宅於诸州河置船者，止免诸杂差遣，其路税如式”。这是因“宿国长公主宅乞免税，真宗虑其有违条制，故申明之”。[21]绍圣时，“详定重修敕令所申明黄河浮桥禁，揭榜於两岸”。[22]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秘书省申明，太史局礼生，乞依翰林天文局、医官局人吏出职条法”。[23]都属“申明旧典”。但如崇宁时，蔡京负责编修“《殿中省提举所六尚局供奉库敕令格式并看详》六十卷，内不可著为永法者，存为申明”。[24]申明又作临时性的法令。元祐初，户部“案卷宣敕共一万五千六百馀件”，“修到敕令格式一千六百一十二件，并删去一时指挥共六百六十二册，并申明、画一一册”。[25]又如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中书省奏：“勘会东南粮纲，为抛失少欠数多，近已奉御笔措置，罢募土人，改差使臣等管押，及令经由拖欠路分任责。令（今）有合申明事件下项。”提出七条申明，[26]也作临时性的法令。南宋范应铃批评有的官员完全不依法处事，说若是如此，则“敕令格式之文不必传，详定一司之官不必建，条法事类之书不必编，申明指挥之目不必续”，[27]也说明了“敕令格式”、“条法事类”和“申明指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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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
[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 《宋史》卷163《职官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3857页。
[6] 楼钥《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53—360页。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後简称《长编》，卷477元祐七年九月癸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4456页。
[8] 《宋会要辑稿》，以後简称《宋会要》，刑法1之12，中华书局，1957年，第6467页。
[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後简称《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九月庚辰朔，中华书局，2013年，第3029页。
[10] 《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甲戌朔，第1658页。
[11] 《要录》卷43绍兴元年四月乙未，第931页。
[12] 《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甲午，第1761页。
[13] 《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戊戌, 第1959页。
[14] 《宋会要》刑法1之9, 第6466页。
[15] 《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己卯，第2390页。
[16] 《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己酉，第2499页。
[17] 《长编》卷385元祐元年八月丁酉，第2499页。
[18] 《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甲戌朔，第1658页。
[19]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6《内降条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2—244页。
[20] 《长编》卷34淳化四年，第293页。
[21] 《宋会要》食货50之1，第5657页。
[22] 《宋会要》方域13之23，第7541页。
[23] 《宋会要》职官18之89，第2799页。
[24] 《宋会要》职官19之9，第2815页，刑法1之22，第6472页。
[25] 《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乙未，第3510页；《宋会要》食货56之25，第5785页。
[26] 《宋会要》职官42之8—9，第3238页。
[27]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因奸射射》，中华书局，1987年，第449页。
宋朝的各种专法，遣存记载残缺颇多，今以拾零和集腋的方式，按现代的概念分类介绍于下。
一、行政机构类：
在皇帝内廷方面，宋徽宗崇宁时，编修成《殿中省提举所六尚局供奉库敕令格式并看详》六十卷，“总为殿中省通用”。[1]
在中枢机构方面，《遂初堂书目》载有《中书条例格式》。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李承之编定《熙宁中书礼房条例》十三卷，连目录共十九册。[2]邓绾参与编修《中书户房条例》。[3]宋仁宗时，张方平上奏说：“礼部条例，定自先朝，考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4]当时尚书省礼部职掌甚少，他的说法其实是指礼部贡院的专法。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可能是绍圣时的《中书省官制事目格》一百二十卷，《尚书省官制事目格参照卷》六十七册，《门下省官制事目格》并《参照卷旧文净条厘析总目目録》七十二册。
宋神宗元丰改官制，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颁三省、枢密、六曹条制”。[5]後又编修尚书省“六曹条贯，改差门下、中书後省官详定”，[6]六曹即六部，自然包括了大部份的中央政务。《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元祐时的《六曹条贯及看详》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六曹敕令格式》一千卷，绍圣时的《六曹格子》十册，秦桧等撰《绍兴重修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令格式》五十四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右相秦桧上《三省令格》二卷。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右丞相梁克家、参知政事曾怀“上《中书门下省敕》二卷，《令》二十二卷，《格》一十三卷，《式》一卷，《申明》一卷；《尚书省敕》二卷，《令》七卷，《格》二卷，《式》三卷，《申明》二卷；《枢密院敕》四卷，《令》二十四卷，《格》十六卷，《申明》二卷；《三省通用敕》一卷，《令》五卷，《格》一卷，《式》一卷，《申明》一卷；《三省枢密院通用敕》二卷，《令》三卷，《格》一卷，《式》一卷，《申明》三卷，《目录》二十卷，并《元修看详意义》五百册”，“以《乾道重修逐省院敕令格式》为名”。[7]
枢密院的专法，有《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元祐时《枢密院条》二十册，《看详》三十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右相秦桧上《枢密院令格》二卷。
关于财务机构三司的专法，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有司上《条贯在京及三司编敕》共十二卷”。[8]《通志》卷65载有《三司编勅》二卷（宋朝索湘等编），《三司咸平杂勅》十二卷（林特等修）。宋神宗命令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并敕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9]《玉海》卷66《熙宁诸司敕式》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宰臣王安石言：“提举编修《三司勅式》，成四百卷。”[10]《宋史》卷204《艺文志》则载有“陈绎《熙宁编三司勅式》四百卷，又《随酒式》一卷”。四百卷《三司勅式》应是同一法律书，虽由王安石所上，其实由陈绎等编定。《宋史》卷204《艺文志》另有“庆历中纂集”《三司条约》一卷。三司有衙司，“掌大将、军将名籍，第其劳而均其役使”，隶属盐铁部之兵案。[11]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权三司使章惇乞重定牙司条例及差占军、大将窠名”,得到宋神宗批准。[12]牙司即是衙司，可知三司所属的一个小小子司，也订立专法条例。苏颂则说：“衙司条例既多，不能一一通晓。”[13]
尚书省六部的专法，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修成《六曹条贯及看详》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册”。[14]宋徽宗时，编有《大观六曹寺监通用条法》。[1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右相秦桧上《六曹寺监通用令》一卷，後又上《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六十七卷，《六曹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库务通用敕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令》二卷，《申明》四卷，万俟卨等上《厘正省曹寺监内外诸司等法》四卷。《遂初堂书目》载有《乾道重修三省密院敕令格式申明》。以上法律虽系“通用”，其实还应是专法。但《宋会要》刑法1之39则为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秦桧等 “上《六曹通用敕》一卷，《令》三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六卷，《寺监通用敕》一卷，《令》二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五卷，《库务通用敕》一卷，《令》二卷，《目录》四卷，《六曹寺监通用敕》一卷，《令》一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五卷，《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一卷，《令》一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三卷，《寺监库务通用敕》一卷，《令》一卷，《目录》二卷，《申明》四卷”。另《宋会要》食货51之16则载有《在京库务通用条令》。
从元丰改制前的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到改制後的尚书省吏部，自然是重要的官员管理机构，专法颇多。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仁宗詔曾公亮刪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16]《通志》卷65载有《皇祐审官院敕》一卷（贾寿编）。《玉海》卷66《嘉祐审官院编敕》说，此法规十五卷，为王珪所编。《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审官院编勅》十五卷，应即是此法，另有《铨曹格敕》十四卷。宋神宗熙宁时，“修三班、审官东、西院、流内铨法”。[17]《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沈立新《新修审官西院条贯》十卷，又《总例》一卷，《审官东院编敕》二卷，[18]曾伉《新修尚书吏部式》三卷和《元丰新修吏部敕令式》十五卷，呂惠卿《新史吏部式》二卷。元祐时编有《吏部四选敇令格式》一部。[19]《玉海》卷117《元丰吏部敕令式》载南宋初经历兵祸後，只存有“元丰、元祐吏部条法与七司省记”。宋徽宗政和时，韩粹彦“改吏部，管勾（侍郎）右選”，“翻庋阁，掊坌尘、墙隅、壁角之隐，获故牍三万二千六百，中得前後制书二千七百七十六缉，联蠧，毁定，去复，重编为甲令者别七千五百二十六，罢令之不当者四百五十，决其眊滞不理者九百有六，吏以符檄私自匿来自觉举者二百九十八，他小簿最尚不在是，凡损益废置，合五万四千一百有奇”。[20]《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朱胜非等撰《绍兴重修吏部敕令格式并通用格式》一百二卷，其中有《吏部敕》五册，《令》四十一册，《格》三十二册，《式》八册，《申明》十七册，《目录》八十一册。[21]陈康伯等撰《绍兴参附尚书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另加《申明》，共七十二卷），[22]《宋会要》刑法1之45—46记载更详，包括“《尚书左选令》二卷，《格》二卷，《式》一卷，《申明》一卷，《目录》三卷；《尚书右选令》二卷，《格》二卷，《申明》二卷，《式》一卷，《目录》三卷；《侍郎左选令》二卷，《格》一卷，《申明》一卷，《目录》三卷；《侍郎右选令》二卷，《格》二卷，《式》一卷，《申明》二卷，《目录》三卷；《尚书侍郎通用敕》一卷，《令》二卷，《格》一卷，《式》一卷，《申明》二卷，《目录》一卷；《司封敕》一卷，《令》一卷，《格》一卷，《申明》一卷，《目录》一卷；《司勋敕》一卷，《令》一卷，《格》一卷，《申明》一卷，《目录》一卷；《考功敕》一卷，《目录》一卷，《改官申明》一卷；《修书指挥》一卷，《厘析》八卷”。後龚茂良等撰《淳熙重修吏部左选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开禧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二十三卷。[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有绍兴时《吏部續降》并《别編》共四百三十五卷。《宋史》卷158《选举志》，卷204《艺文志》记载有宋孝宗时所编的《淳熙吏部条法总类》，《玉海》卷66《淳熙吏部条法总类》和《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此书为四十卷。《宋史》卷39《宁宗纪》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载有《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文献通考》卷203载有《嘉定吏部条法总类》五十卷，包括《开禧重修七司法》（全称应即是《开禧重修尚书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24]《庆元泛行法》、《在京通用法》等。《玉海》卷66《嘉定吏部条法总类》亦载此书为五十卷，“并百司吏职补授法二百六十三册，一百三十三卷”。宋理宗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谢方叔等进《寳祐编吏部七司续降条令》”，[25]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程元凤等“上进《编修吏部七司条法》”。[26]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又“诏重修吏部七司条法”。[27]最终传世者，则是人们所熟知的宋理宗时的《吏部条法》残本。此外，熙宁时有《官告院條制》，[28]《遂初堂书目》载有《官诰院一司条格》。
户部有《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元丰户部敕令格式》一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编修户部左、右曹，度支、金部、仓部“《敕令式》共一千六百一十二件”，以《元丰尚书户部左右曹度支金部仓部敕令格式》为名。[29]
刑部方面，《玉海》卷66《熙宁详定尚书刑部勅》记载，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详定勅令所言，准送下刑部勅二卷”。[30]但《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范镗《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敇》一卷”，就是同一法规，但卷数有异。
工部方面，《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元丰时《水部條》十九卷。
关於翰林学士院，《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张诚一《学士院等处敇式交并看详》十二巻，《御书院敕式令》二卷，元丰时《贡举医局龙图天章宝文阁等敕令仪式及看详》四百十卷。
元丰改制前的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的专法，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颁行《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册。[31]《玉海》卷66《治平諸司條式》对此记载较详：“官吏之数，金布之籍，监临赏罚之格，工器良窳之程，舟车受纳之限，筦榷亏赢之比，转补之资叙，招收之等式，皆迹旧便，今芟繁之要。”这是提举诸司库务司的行政专法。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详定《诸司库务条贯》，删成《敕令格式》共二百六册，各冠以元祐为名”。[32]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编修《在京通用条贯》，取到在京诸司条件，修为一书，除系海行一路、一州、一县及省、曹、寺、监、库、务法，皆析出，关送所属。内一时指挥不可〔为〕永法者，且合存留依旧外，共修成敕令格式若干册”，[33]称《元祐在京通用条贯》。[34]《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吴雍《都提举市易司敕令并厘正看详》二十一卷，《公式》二卷，《元祐诸司市（事？）务敕令格式》二百六册。
元丰前负责马政的群牧司编有《群牧司条贯》。[35]
关於诸寺监的宗正寺等，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宗正寺丞王巩奏：“《宗正寺条例》、《皇帝玉牒》十年一进修。”[36]宋徽宗崇宁时增订了《大宗正司敕》。[37]《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张稚圭《大宗正司条》六卷，《熙宁新编大宗正司敕》八卷，绍兴时《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及《目録》八十一卷。[38]《宋会要》刑法1之42载，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修成“《大宗正司敕》一十卷，《令》四十卷，《格》一十六卷，《式》五卷，《申明》一十卷”。《文献通考》卷203载有大约是宋宁宗时的《大宗正司法》。
在大理寺方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右相秦桧上《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右治狱令》[39]一卷。
在太常寺方面，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太常丞张庭实奏，“诸大礼应奉人乘违失仪者，杖一百，应缘大礼行事有违犯者，不以本年赦降原减，元系《太常寺省〔记〕条法》。”[40]因宋室南渡，法律丢失甚多，往往凭省胥们回忆重新记录，故时名“省记”。[41]
司农寺在王安石变法时，成为几乎与三司平列的财政机构。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邓绾奏：“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已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42]後宋神宗命命参知政事吕惠卿提举编修《司农条例》，并设立提举编修司农条例司。[43]《宋会要》刑法1之12，《通志》卷65和《玉海》卷66载有“《元丰司农勅令式》十五卷”，《宋史》卷204《艺文志》则为十七卷，蔡确上奏：“常平旧敕多已冲改，免役等法素未编定，今除〔合〕删修为敕外，所定约束，小者为令，其名数式様之类为式，乞以《元丰司农敕令式》为目。”[44]
将作监方面，《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曾肇《将作监式》五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6元祐元年八月戊申记载：“诏外监事，令太仆寺依元群牧司法施行。”
负责治水和水利的都水监则有《都水条例》。[45]
皇城司则有《皇城司条约》。[46]
宋仁宗时，傅尧俞说有《内侍省条例》。[47]元丰二年（公元1076年），“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上《入内内侍省敕式》，诏行之”，[48]这是入内内侍省的专法。《鄂国金佗续编》卷15《赐褒忠衍福禅寺额敕》引大观三年三月十六日都省札子：“内外指射有额寺院充坟寺、功德院，自今并行禁止。如违，在外御史台，在内令入内内侍省弹劾施行。合厘为祠部法，内弹劾一节，合厘为御史台、入内内侍省法。”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负责“删润修立，成《殿中省提举所六尚局供奉库敕令格式并看详》，共六十卷，内不可著为永法者，存为《申明》，事干两局以上者，为殿中省通用，仍冠以‘崇宁’为名”。[49]
此外，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编修令式所上诸司勅式四十卷，颁行”，另有“《閤门抬赐式》一本，《支赐式》二，《赏赐赠式》十五，《问疾浇奠支赐式》一，《御厨式》三，《炭式》二”。翌年，又完成《诸司勅令格式》三十卷。[50]《玉海》卷66载有《治平诸司条式》和《元丰诸司勅式编敕》。《通志》卷65和《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吕夷简所进《一司一务勅》三十卷。《宋会要》刑法1之5则称《一司一务编勅》。《宋史》卷35《孝宗纪》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九月，“名省记法为《淳熙重修百司法》”。
在地方机构方面，宋时有《發運司條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陈桷“兼（都督）行府随军转运判官，许辟属官二员，如《发运司条例》，关送尚书省指挥”，[51]发运副使也有《发运副使条法》，[52]另有《发运司属官条例》，亦即发运司属官法。[53]《通志》卷65载有《诸路转运司编勅》三十卷（陈彭年编），《两浙转运须知》一卷，《元祐广西衙规》一卷。另外，在绍圣时，又有《提举常平官条制》。[54]宋代还设立《诸路监司互察法》。[55]沿海的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则有《市舶法》。[56]管理坑冶和铸钱，则有《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司条例》。[57]另有《提点刑狱条例》、《提举保甲司条例》、[58]《提举茶盐司条例》[59]等。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宋高宗诏“委官详定闽、浙、广三路市舶司条法”。[60]
各路州的专法，《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王安礼《重修开封府熙宁编》十卷，这是开封府的地方专法，另有可能是绍圣时的《诸路州县敇令格式》并《一时指挥》十三册，宣和时《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一部，吕惠卿《县法》十卷。宋神宗时，有《京東路條例》。[61]南宋初，“诏夔、利州守臣并依成都府条例，升带本路兵马钤辖”。[62]“成都府条例”也是路一级的专法。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 ),宋朝编修《诸路州军分曹掾掾格目》三十册。[63]
二、人事管理类：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三年“夏五月，制违御笔法。诏中外官司，辄敢申明冲改御笔处分者，以大不恭论。政和三年，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旧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诏，而後命学士为之。至熙（崇）宁间，有内降手诏作御笔手诏，违御笔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焉。有不类上札者，而群下皆莫敢言也。”臣僚奏对，则有《转对条例》、《轮对条例》等。[64]
宋时官员有很多出身名目，宋哲宗时，李常说，当时“入流名品几七、八十数”，[65]而“命官出身，各有条法”。[66]例如买官，则有《进纳条令》，[67]此仅是一种出身之专法。又如吏胥出职升官，则有各机构的“人吏出职条法”。[68]官员升官，有《文臣关升条令》。[69]
宋神宗熙宁时，修“宗室条贯”，[70]“宗室条贯”即“宗室法”，“应臣僚辄带借［倩］或售顾人力入宫门，罪赏并依宗室法”。[71]《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元丰时《宗室及外臣葬敇令式》九十二卷，《皇亲禄令并厘修敕式》三百四十卷。宋徽宗崇宁时增订《大宗正司敕》说：“诸宗室女使曾生子者，更不得雇入别位(不限有无服纪)。违者，牙保人徒二年，知而雇者，加一等，许人告。”[72]《宋史》卷34《孝宗纪》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五月，“立《宗室铨试法》”。宋宗室《补官条法》，其中有《宗室赐名授官令格体例》。[73]“宗室添差差遣”，也有具体的《差注条法》。[74]编修皇室玉牒，则有《玉牒条例》。[75]关于宗室的生日等支赐，有《支赐条例》。[76]
《宋会要》职官63之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载：“翰林学士丁度言：‘详定服纪亲疎在官回避条制，请本族缌麻以上亲及有服外亲，〔无服外亲〕，并令回避，其馀勿拘。’从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又进行修订。[77]此外，另有宗室、戚里不得出谒接见宾客条法。[78]
据《宋史》卷159《选举志》，“既定铨试法，任子中选者得随铨拟注”。“任子法以长幼为序，若应奏者有废疾，或尝犯私罪至徒，或不肖难任从仕，许越奏其次”。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定《亲王女郡主荫补法》，遇大礼，许奏亲属一人，所生子仍与右班殿直，两遇，奏子或孙与（三班）奉职，即用奏子孙恩，回授外服亲之夫及夫之有服亲者，有官人转一官，毋得升朝，选人循一资，无官者与（三班）借职，须期以下亲乃得奏”。“政和间，尚书省定《回授格》，谓无官可转，或可转而官高不欲转，或事大而功效显著，为一格，许奏补内外白身有服亲”。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删定《堂吏保引试赏罚条约》”，[79]专门就中书门下堂吏引荐考堂吏而设，这当然是范围很小的专法。
辟举条法方面，长官奏辟属官，也有“专法奏辟者”。[80]《东坡全集》卷83《与子由》（赴定州）说：“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执言，本官系合入远人碍辟举条。及反复诘之，乃始伏云。”
宋朝荐举官员，则有《荐举条贯》，[81]亦可称《举官条例》、[82]《荐举条令》。[83]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诏中书、门下省检正官岁举官，如（尚书省）左、右司条例”。[84]这当然只是举荐官员条例的一部份。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宋廷又颁布了更加优惠的卖官政策：“将大姓已曾买官人于元名目上升转，文臣迪功郎升补承直郎一万五千缗，特改宣教郎七万缗，通直郎九万缗，武臣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二千缗，保义郎已上带閤门祗候三万缗，武翼郎已上带閤门宣赞舍人十万缗，已有官人特赐金带五万缗，并作军功，不作进纳，仍与见阙差遣，日下起支请给。其家并作官户，见当差役、科敷并免。如将来参部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之类，一切并依奏补出身条法施行。仍免铨试，金带永远许系”。[85]
《隐居通议》卷31《前朝封爵》记录了南宋封爵的《景定條法》，“具载甚详”，包括“大国”、“次国”、“小国”和“节镇”清单，其中“节镇”显然有错讹，在此不必备录。
对官员颁发官告，则有《官告条制》。[86]
宋朝设立考课法，而各类官员有不同的考课内容和标准。如转运使，“其考課法曰：“故事，转运使给御前历子，岁满上审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尝立考课升黜条”。[87]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立《守令考课法》”，[88]或称《考课条令》。[89]
关於官员的磨勘，则有《磨勘条例》。[90]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诏举行磨勘法”。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定《内侍磨勘法》”[91]
监司对所属州县监督，则有《察访条例》。[92]
官员致仕，宋仁宗时，范仲淹上奏：“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条例，亦乞与南班、上佐，等第别降指挥。”[93]
官员生病，“轮当面对官如有为患请假，上殿未得”等情况，则有《在将理假条法》。[94]
宋真宗咸平时，制订《重详定百官封赠条制》。[95]
官员身後赠谥，则有《定谥条法》。[96]
《通志》卷65载有“《熙宁八路差官勅》一卷，《元祐新修差官出使条》三卷”。《宋史》卷204《艺文志》记载有蒲宗孟《八路敕》一卷，应是其简称，另有“《八路差官敕》一卷（编《熙宁总条》、《审官东院条》、《流内铨条》）”，则应是重复者。这是“分川峡为四路，广南东、西为二路，福建一路，後增荆湖南一路，始立八路定差之制。许中州及土著在选者，随意就差，名曰指射，行之不废”，[97]是地方铨选的法规。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沈希顔《元丰新定在京人从敕式三等》”。则是关于官员人从的专法。
宋朝设置特殊的宫观闲官，韩元吉说：“照对陈乞宫观，已有立定条法。”[98]
关於罪官洗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八月辛未载有“叙复法”。[99]
官员、吏胥和军人的俸禄，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班《禄令》”，[100]《通志》卷65载有“《嘉祐禄令》十卷，《嘉祐驿令》四卷”，《玉海》卷66《嘉祐禄令》和《嘉祐驿令》对此两部专法记载较详，而说《嘉祐驿令》“总上、中、下三卷”，应是较准确的。《宋史》卷204《艺文志》也称三卷，两部专法为吴奎所编，但另有“张方平《嘉祐驿令》三卷，又《嘉祐禄令》十卷”，疑为重复。《宋史》卷199《刑法志》有《诸仓丐取法》、《告捕获仓法给赏条》。久而久之，“仓法”一词便被“重禄法”所取代。重禄法经宋哲宗元祐时的短期废罢。[101]大理寺推司“皆行重禄法，而月给止一十一贯五百文，米六斗，春冬并无绵绢”，淳熙时“推司各人月添料钱三贯，米一石”。[102]《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大观新修内东门司应奉禁中请给敕令格式》一部，《政和禄令格》等三百二十一册。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张浚等上《禄秩新书》等二百四卷”。包括“《海行敕》一卷，《在京敕》一卷，《海行令》二卷，《在京令》一卷，《海行格》一十一卷，《在京格》一十二卷，《申明》一十五卷，《目录》一十三卷，《修书指挥》一卷，共五十八卷，《看详》一百四十七卷”。[103]两年後，右相秦桧又上《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八百十卷。[104]
官员的公使钱方面，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105]此处的“公使”，可能是指公使钱的使用之类。
《宋史》卷204《艺文志》记载有《马递铺特支式》二卷，沈括《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一卷，这是官员出差补助的专法。
《宋会要》职官79之1记载，地方上官员迎送，则有《州县迎送条制》。
《宋史》卷20《徽宗纪》，崇宁五年六月“癸亥，立诸路监司互察法，庇匿不举者罪之”。《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为五月。
关于吏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戊申：“大理寺言：‘乞立人吏互相保任法。’从之。” 《宋史》卷204《艺文志》记载有《嘉定编修百司吏职补授法》一百三十三卷。
关于京城的仓场之类的官员，有专门的《诸仓界监官条例》。[106]
关于司法官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9元丰三年十月甲申：“侍御史知杂事何正臣言：‘大理寺法：本寺官不许看谒，仍不得接见宾客，府司军、巡两院推勘公事不减大理，而休务日乃得看谒。亦或非时造诣禀白，不惟妨废职事，亦恐未免观望、请托之弊。欲乞并依大理寺条施行。’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辛亥，刘挚说：“刑部法当三期，旧在中书日，一年一检举，後归刑部，用刑部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壬戌则载有在军队中，设置“路分兵官、将（正将）、副（副将）、押队使臣禁出谒及见宾客”的专法。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编《淳熙一州一路酬赏法》，包括《诸路州军赏法》一百三十九卷，《目录》十七卷，《诸路监司酬赏法》四十七卷，《目录》五卷，《通用赏法》十三卷，《目录》一卷，《西北州军旧赏》一卷。[107]
相当特殊者，是宋徽宗迷信道教，于是“蔡攸上《诸州选试道职法》”。[108]
三、礼制类：
宋朝除授“凡宰臣、亲王、使相、枢密使、节度使”等，按惯例向皇帝“辞免”，若皇帝不允，“即告谢”。[109]“文武官该告谢者”有专门的《閤門条制》。[110]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李淑等上进新修《閤門仪制》十二卷，《客省条例》七卷，《四方馆条例》一卷。[111]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刘筠、宋绶等撰《五服敕》一卷，政和时《宗祀大禮敕令格式》一部，宣和时《明堂敕令格式》一千二百六册，程龟年《五服相犯法纂》三卷，另有《九族五服图制》一卷。宋时朝班序位，称为杂压或班位，则有《杂压条令》。[112]
甚至臣僚的服饰，则有《文臣时服条例》等。[113]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入内供奉官冯宗道上《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六十卷”，[114]景灵宫只是奉祀宋朝祖宗场所之一，竟有如此繁密的专法。
四、刑法类：
《秘书省续四库书目》和《通志》卷65载有《景祐刺配敕》五卷。《宋史》卷35《孝宗纪》淳熙十一年五月癸卯，“命刑部、大理寺议减刺配法”。《宋史》卷199《刑法志》载有《盗贼重法》、《妻孥编管法》，卷201《刑法志》载有《元丰刑部格》、《政和编配格》。同书卷204《艺文志》记载有《熙宁法寺断例》十二卷，元丰时《明堂赦條》一卷，大观时宋徽宗御制《八行八刑条》一卷，曾旼所编《刑名断例》三卷。《文献通考》卷203载有《元丰刑部叙法通用》一卷，“末载《申明》，至绍兴、淳熙以後”。《四库阙书目》补《熙宁守法断例》一卷。《秘书省续四库书目》载有《元祐以後赦书德音》二卷，《五刑旁通格》一卷，《刑法要格》二卷。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时，已制订的“刺配之法，大抵二百馀件”。[115]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颁行《审刑院条贯》十卷，《经例》一卷。[116]
张方平《乐全集》卷27载有《请详定盗贼条法事》奏，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9《奏乞重立不以赦降原免条约》奏，都涉及刑法的专法。
熙宁时，宋神宗“令殿前、步军司，今後大辟罪人，并如《开封府条例》，送纠察司录问”。[117]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宋神宗詔：“私铸钱罪至死者，比已贷之，然其妻属尚有编管法，其除之，自今勿缘坐。”[118]这是编管专法。
绍圣时，殿中侍御史董敦逸奏：“请应隶本台所察处，依《在京刑狱条例》，许本察官非时就往，点检簿书。”[119]
《通志》卷65载有“《熙宁法寺断例》八卷，[120]《元祐法寺断例》十二卷，《绍圣断例》四卷，《大理寺例总要》十二卷”。以上虽是判刑案例，但也有法规的性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陈康伯上《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一卷。《宋会要》刑法1之46记载更详，总称《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包括《卫禁》共二卷，《职制、户婚、厩库、擅兴》共一卷，《贼盗》三卷，《斗讼》七卷，《诈伪》一卷，《杂例》一卷，《捕亡》三卷，《断狱》二卷，《目录》一卷，《修书指挥》一卷。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编特旨断例》五百四十七件：《名例》三卷，《卫禁》一卷，《职制》三卷，《户婚》一卷，《厩库》二卷，《擅兴》一卷，《贼盗》十卷，《斗讼》十九卷，《诈伪》四卷，《杂例》四卷，《捕亡》十卷，《断狱》六卷，分为一十二门，共六十四卷，《目录》四卷，《修书指挥》一卷，《参用指挥》一卷，总七十卷”。[121]淳熙时，又“参酌到适中断例四百二十件，以《淳熙新编特旨新例》为名”。[122]
处罚盗窃等，强刺为兵，则有《配军条例》。[123]
《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6《雇主杀所雇人回奏》说：“臣等伏蒙圣训：‘雇主打杀所雇之人，合入甚罪？契勘奏来。’臣等今令法司检到条法，谨具缴进。”可知宋代“雇主打杀所雇之人”，也有专门刑法，反映当时雇佣关系的普遍。
五、外交类：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章惇修《都亭西驿条贯》，供西夏朝贡之用。[124]苏辙奏中曾节录了《北使条约》、《西使条约》和《高丽使条约》。[125]宋敏求曾编修《蕃国朝贡条例》。[126]宋哲宗时，已有《于阗国进奉条式》，[127] 另“详定编修《国信条例》”。[128]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编修北边条例”。[129]宋徽宗时又有《奉使契丹条例》。[130]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元丰时《高丽入贡仪式条令》三十卷，《高丽女真排辨式》一卷，《诸蕃进贡令式》十六卷，宣和时《接送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奉使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张大中编修《八国条贯》[131]二卷和《奉朝要録》二卷。《职官分纪》卷45《国信使》载有《差开封府官祖送人使条制》、《差开封府官接伴人使条制》与《乞借官者条制》，後者是外交官“借官、不借官者”的具体规定。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修成《高丽敕令格式例》二百四十册，《仪范坐图》一百五十八册，《酒食例》九十册，《目录》七十四册，《看详卷》三百七十册，《颁降官司》五百六十六册，总一千四百九十八册，以《高丽国入贡接送馆伴条例》为目”，[132]足见此专法之繁琐。
作为外交机构的国信所，则有宋哲宗时编定的《元符详定国信一司条法》。[133]
六、军事类：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命枢密副使田况提举《殿前马歩军司编敕》”。[134]从军士到军员的军职迁补升迁，则有《元丰转员令》、《转员旁通格》、《转员旁通册》等。[135]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官马俸马草料等式》九卷，《熙宁新定诸军直禄令》二卷，而《熙宁将官敕》一卷，则是将兵法的法规化，另有蔡硕《元丰将官敕》十二卷，而《諸軍班直禄令》一卷可能编修时间更晚。《元丰将官敕》包括“府界、京东、西路二百五十六条，河北路二百五十五条，河东路二百五十八条，河南路二百五十一条，”。此後，“其逐路将兵敕内已冲改者共二百四十馀条，续降二百五十馀条，兼陜西五路将敕约六十四条，与诸路将敕参用”。[136]《文献通考》卷203载有崇宁时《诸路将官通用敕》二十卷。在广西驻军，则有《邕州条例》。[137]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诏在京、府界、诸路禁军格斗法，自今并依元丰条法教习”。[138]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赵鼎等上《诸班直诸军转员敕格式》十三卷，又上《亲从亲事官转员敕令格》七卷”。[139]亲从官和亲事官属皇城司，[140]其实是特务之流。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宰相“吴充等上《详定军马司敕》五卷”。[141]《文献通考》卷203载有《宣和军马司敕》十三卷，《令》一卷。
《宋会要》兵18之34—35载：“白身人依陕西效用法补授。”此为高级军士效用之专法。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御营使司始请募沿海州军海船，防托海道，船主比効用法，借补名目”。[142]
在民兵方面，北宋有《义勇条例》。[143]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颁保甲法，最初称《畿县保甲条制》。[144]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命王安礼“专一编修《三路义勇条贯》”，[145]这是陕西、河东与河北三路的民兵义勇专法。後又制订北方五路《上番条约》，[146]这是调发保丁，前往县尉司和巡检司，代替原来的弓手和士兵，行使巡警等事务的法规。宋徽宗宣和时，罢京东、京西路保甲教阅，“即不冲改京畿三路见行《教阅条法》”。[147]《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张诚一《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五卷，《总例》一卷。许将《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二卷，《申明》一卷等，其中应包括《义勇保甲上番条约》。[148]苏轼向宋廷上奏，“乞增修弓箭社条约”。[149]崇宁时，对“陜西五路并河东”的弓箭手“新降条法”。[150]乾道时，颁利州路“义士专法一百四十二条”，而兴元府良家子也“依义士法”。[151]另有记载称《四川义士条例》，[152]当即是指此法的另一名称。《周益国文忠公集·奏议》卷8《論兩淮民兵》说：“南渡以来，两淮团结民社，前後条法固备。”另有辰州刀弩手“並依《陜西弓箭手條例》施行”。[153]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审刑院上《秦州私贩马条例》。[154]《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王诲《群牧司编〔敕〕》十二卷。[155]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颁行的《马政条贯》，[156]似应为同一法的另名。另有“秦凤路茶马条法”。[157]政和时，颁《給地牧馬條令》，亦称《給地牧馬條法》。[158]马群购买和运输，则有《贸易纲马条法》。[159]
至少在北宋後期，“诸军疾病，合给官药”，“依在京军营法医治”，[160]当时为军人治病设有专法。军人阵亡，则设有《战殁条制》。[161]私役禁兵，则有“私役禁军法”。[162]军中刑罚则另有《厢军条例》等。[163]
宋朝并无军法大全，但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阶级法、逃亡法等，都属专法。又如《武经总要》前集卷14《罚条》七十二条，王质例举“有斗伤之禁，有博戏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饮禁，有滥禁，有逃禁，有盗禁，有诡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敛财之禁，有弛艺之禁，有窃造军器之禁，有私传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结义社之禁”，[164]这些也是军法的一部份。
七、文化教育科举类：
宋初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即“约周显德之制，定《发解条例》及《殿罚》之式”。[165]
陳彭年说：“前所颁《诸路发解条式》，与《礼部新格》不同，虑官吏惑于行用，望申明之。” 宋真宗“诏翰林学士晁迥等重加详定”，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晁迥“等上其書，乃頒於諸路”，[166]另名《诸州发解条例》。[167]《宋史》卷155《选举志》记载，宋真宗时，“定《亲试进士条制》”，这是殿试的法规。《宋史》卷204《艺文志》记载有晁迥《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卷，这又是省试的法规。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又制订《贡举条制》十二卷。元丰时《武学敕令格式》一卷，大观时《诸路州县学法》，大观时宋徽宗御制《八行八刑条》一卷，范镗《熙宁贡举敕》二卷，白时中《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五十一卷，《政和新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一百五十九卷，《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申明》二十四卷。但《宋会要》刑法1之11则载熙宁末，范镗上编修《贡举敕式》十一卷。宋徽宗时的《崇宁贡举法》“系以元丰条令及後来申明等修立”，[168]也可称《崇宁贡举条令》。[16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有万俟卨等上《贡举敕令格式》十项，共四十五卷。《宋会要》刑法1之43记载更详，包括“《御试贡举敕》一卷，《令》三卷，《式》一卷，《目录》一卷，《申明》一卷；《省试贡举敕》一卷，《令》一卷，《式》一卷，《目录》一卷，《申明》一卷；《府监发解敕》一卷，《令》一卷，《式》一卷，《目录》一卷，《申明》一卷；《御试省试府监发解通用敕》一卷，《令》一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一卷；《省试府监发解通用敕》二卷，《令》二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二卷；《内外通用贡举敕》一卷，《令》五卷，《格》三卷，《式》一卷，《目录》四卷，《申明》二卷；《厘正省曹寺监内外诸司等法》三卷”。小至省试代笔，也有专门的《省试代笔条法》。[170]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密院修《武举条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因王安石反对，宋神宗下令修订，又“再进呈《武举条制》”，[171]也可称《武举条贯》。[172]
《通志》卷65载有“《熙宁贡举勅》三卷，《元祐贡举勅》三卷，《贡举条制》五卷，《贡举事目》一卷，《元祐新修制科条》一卷，《崇宁通用贡举法》十二卷，《崇宁州学制》一卷，《崇宁学制》一卷，《御制八行八刑条》一卷，《大观州县学法》十卷，《大观新修学制》三卷，《大观学制勅令格式》三十五卷，《礼部考试进士勅》一卷（宋朝晁逈等撰）”。《文献通考》卷203载有《绍兴贡举法》五十卷，另有《绍兴监学法》二十六卷，《目录》二十五卷，《申明》七卷，《对修厘正条法》四卷，共六十二卷。南宋初年，宋高宗诏“自今省试帘外官同姓、异姓亲若门客，亦令依《帘内官条法》回避”，又令“贡院帘外誊录、对读、封弥、监门等官避亲修入《省试条法》”，一并编入《绍兴重修省试令》。[173]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贾昌朝《庆历编敕律学武学敇式》二卷，李定《元丰新修国子监大学小学元新格》十卷，又《令》十三卷，朱服《国子监支费令式》一卷，陆佃《国子监敕令格式》十九卷，[174]元丰时《武学敕令格式》一卷，《绍圣续修武学敕令格式看详并净条》十八册，《绍圣续修律学敕令格式看详并净条》十二册，《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并《对修看详》一部，《崇宁国子监画学敕令格式》一部，大观时《诸路州县学法》一部，《国子大学辟雝并小学敇令格式申眀一时指挥目録看详》一百六十八册，郑居中《政和新修学法》一百三十卷和《学制书》一百三十卷，李图南《宗子大小学教令格式》十五册，孟昌龄《政和重修国子监律学敕令格式》一百卷，蔡京《政和续编诸路州县学敇令格式》十八卷。宋哲宗元符时，“修成《太学敕令式》二十三册，以绍圣新修为名”。[175]宋徽宗大观时，有《太学辟廱诸路州学通用令》和《大观重修国子监太学辟廱敕令格式申明》。[176]政和时，又有专门的《小学条制》。[177]宋仁宗“嘉祐以来”，编有《宗学一司条法》，而在南宋初散失，需要“搜访”。[178]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详定到《宗子大小学敕》一册，《令》七册，《格》五册，《式》二册，《申明》一册，《一时指挥》一册，《对修敕》一册，《令》二册，总二十一册”。[17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时，编定《国子监敕令格式》十四卷，《太学敕令格式》十四卷，《武学敕令格式》、《律学敕令格式》各十卷，《小学敕令格式》二卷，《监学申明》等八卷。崇宁时，甚至小小的算学，也“将《元丰算学条制》修成敕令”，[180]後又有《崇宁国子监算学条令》。[181]医学方面，宋徽宗时，“开封府选开、祥两县官兼权医学教授，并依《正教授条法》”。[182] 《宋会要》刑法1之40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秦桧等“上《国子监敕》一卷，《令》三卷，《格》三卷，《目录》七卷，《太学敕》一卷，《令》三卷，《格》一卷，《式》二卷，《目录》七卷，《武学敕》一卷，《令》二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五卷，《律学敕》一卷，《令》二卷，《格》一卷，《式》一卷，《目录》五卷，《小学令格》一卷，《目录》一卷，《监学申明》七卷，《修收指挥》一卷”。另有《国子生条例》和《太学博士法》。[183]绍兴时有《诸州教授条例》。[184]
宋真宗景德时，“裁定”太乐署和鼓吹署“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185]
官员考试，较为特殊者，如有《试刑法官条例》。[186]宋徽宗时规定：“选试尚药局医官，并依《试诊御脉医官条例》施行”。[187]当时的医职升迁，有《医候条制》。[188]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宋神宗批准：“应应举授试国子四门助教人，欲令流内铨作《长史文学条例》施行。”[189]
八、宗教类：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熙宁新修凡女（女冠？）道士给赐式》一卷，薛昻《神霄宫使司法令》一部。
九、财政经济类：
《通志》卷65载有“《景德农田勅》四卷（丁谓等定）”，“《熙宁常平勅》三卷，《元丰江湖盐令勅》六卷”，“《茶法易览》一卷，《茶法总例》一卷”。《宋史》卷204《艺文志》则说有“丁谓《农田敕》五卷”，“曾布《熙宁新编常平敕》二卷”，稍异。另有李承之《江湖淮浙盐敇令赏格》六卷，而《编类诸路茶盐敕令格式目録》一卷则不知编于何时。据《宋会要》刑法1之3，《景德农田编勅》应为五卷。《遂初堂书目》载有《淳熙常平茶盐敕令》。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河北缘边安抚司上《制置缘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画图》，请付屯田司提振遵守”，得到宋真宗批准。宋神宗时，又修订再颁。[190]这是个范围很小的水利法。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颁农田水利法，称《农田利害条约》。[191]他“诏《茶场司条令》，中书别立抵当法”。[192]《农田水利令》到宋哲宗时，又修立《绍圣条法》。[193]
宋真宗大中祥府时，“颁募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194]宋时另有“诡名挟户法”。[195]
宋神宗时，“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196]宋徽宗时则称《方田条法》。[197]针对人户买卖田地逃税，则有《漏税条例》。[198]南宋实行经界法，则有《经界条例》。[199]
《宋史》卷204《艺文志》载有张动《直达纲运法并看详》一百三十一册。押送纲运，则有《押纲条例》。[200]《宋会要》食货45之8—18所载《纲运令格》为纲运专法之详细条文。
自宋神宗时实行熙丰新政後，宋朝役法有《绍圣免役条法》。[201]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着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202]《宋史》卷204《艺文志》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有《绍兴重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申明》五十四卷。《宋会要》刑法1之41 载，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秦桧等“上《常平免役敕》五卷，《目录》二卷，《令》二十卷，《目录》六卷，《格》三卷，《目录》一卷，《式》五卷，《目录》一卷，《申明》六卷，《厘拆条》三卷，《对修令》一卷，《修书指挥》一卷”，总计正好五十四卷。
陈襄上奏说：“欲乞转运司先于隔年抛降和籴小麦价钱数目，下本州县依诸路放买紬绢条例。于来年正月半以前，预支与五等人户。”[203]和买紬绢逐渐成为宋朝的重赋，也有专门条例。
北宋末年创立经制钱，作为一项新的财政窠名和杂税，则有《经制钱条例》。[204]
《宋会要》食货39之40元祐六年七月有“擅支封桩钱物法” 。《宋史》卷198《兵志》，“元丰三年，（牧地）废监租钱遂至百一十六万，自群牧使而下赐赉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书丞王得臣与逐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按租地，约三年中价，以定岁额。若催督违滞，以擅支封桩法论。”宋哲宗时，“枢密院请申严《封桩禁军阙额请受法》”。[205]
宋朝实施繁苛的禁榷制度，如有《白矾条例》、《私盐条例》、《私茶条例》、[206]《禁榷茶盐条例》[207]等。元丰时，有《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20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时，上《盐法勅令格式续降》等共一百五十五卷。南宋初，赵开在四川“变盐法，其法实祖《大观东南东北盐钞条约》”。[209]《宋史》卷184《食货志》载有“煎盐亭户法”。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林特、刘承珪、李溥等编成《茶法条贯》二十三册。[210]元丰二年（公元1076年），“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司上《茶法敕式》”，宋神宗“诏行之”。[211]宋哲宗时，有《川茶条例》，而“出卖官茶”，又有《开封府界條例》。[212]南宋时记载提及有“政和都茶场法”，[21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绍兴时，上《茶法》一百四卷。北宋沿边入中粮草，则有《交引条贯》。[214]小到成都府路“诸州县产茶地分，并依《邛蜀等州买茶税场条例》”。[215]
同勾当开封府司录司检校库吴安持言：“乞以见寄金银、见钱依常平仓法贷人，令入抵当出息，以给孤幼。”[216]“收养老幼废疾”，则有《福田院條制》。[217]
熙宁时，实施所谓“仓法”，又称“河仓条贯”。最初因“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宋神宗批示“三司速详定以闻”。宋廷于是下令对一部份吏胥的俸禄“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增禄的同时，还规定“在京船般仓专副、所由、斗子、[书]司、守门人等，如因仓事受取粮纲及请人钱物，并应在京诸司係公之人因仓事取受，专典、斗级并因纲运事取受粮纲钱物”，须判处重刑。[218]後又改称“重禄法”。[219]
宋神宗熙宁时，“修左藏、内藏库法”。[220]南宋初，宋高宗“诏杂买务收买药材”，“所有熟药所纳钱、看、搯，并依《左藏库条法》”。[221]
《宋史》卷176《食货志》载有“义仓法”。另有宋神宗时的《常平广惠仓条约》，即人们常称之青苗法，後称《熙丰青苖条约》。此法前身，是《陕西预散青苗条贯》。[222]南宋胡世将说：“旧制，常平钱、义仓米皆有专法，不许支拨。近年以来，州郡急于军期，侵借殆尽。”[223]
《宋史》卷430《张洽传》，卷438《黄震传》载，“时行社仓法”，“孝宗颁朱熹社仓法于天下”。
宋神宗时，推行市易法，则订立《市易条约》。[224]
《鸿庆居士集》卷34《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阁致仕朱公墓志铭》：“转般仓法具载有司，第付臣推行。”
据《宋史》卷181《食货志》，宋神宗“诏陜西行蜀交子法”。绍兴末，“定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赏钱千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苏辙说：“北界（辽朝）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225]铸钱则有《上供铸钱条约》。[226]
熙宁时，制订市舶司《抽解条约》，[227]元丰时，“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228]南宋时称《市舶条例》，[229]都是外贸及抽税等的专法。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载有《绍兴宽恤诏令》二百卷。人户纳税，有“检放灾伤条法”，[230]灾年还有“遏籴条法”。[231]
据《宋史》卷184《食货志》，宋徽宗时规定，私造茶引者“如川錢引法”。
《元祐差役敕》，“凡删修成敕二千四百四十条，共一十二卷，内有名件多者，分为上、下，计一十七卷，目录三卷。令一千二十条，共二十五卷。式一百二十七条，共六卷。令、式、目录二卷。〔申〕明一卷。馀条准此例一卷。元丰七年以後赦书德音一卷。一总五十六卷”。[232]《文献通考》卷203载有《役法撮要》一百八十九卷。宋徽宗政和时，户部奏，“大保长催税，系熙、丰、绍圣良法”，主张“只令遵依见行《绍圣条法》”，得到皇帝批准。[233]
《宋史》卷181《食货志》说：“（大观）四年，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
和籴粮食，有专门的《籴买条法》。[234]各地纲运，大观时，宋徽宗诏：“六路起发纲米，于南京畿下卸、交量，并依在京《司农寺条法》施行”。[235]当时又有所谓《籴便条例》。[236]
关于所谓无额上供钱物，宋朝也专设“无额上供法”。[237]
宋真宗时，戚纶“定《州县职田条制》”。[238]《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癸巳载：“都司检详官奏，下营田法，於诸路行之。”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9元符二年四月己亥载，奉议郎崔俞言：“乞将校、节级侵冒合招弓箭手地土者，论如盗耕官田法。”宋朝还设有“逃田法”，[239]“户绝法”，[240]“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241]等。
宋朝制订了《典卖田宅条令》。[242]宋时典卖田业，还有“亲邻之法”，是指亲邻有优先典买权。南宋晚期所遵用的，有“庆元重修田令与嘉定十三年刑部颁降条册”。[243]
“私荒田法，听典卖与观寺”。於是寺观“多以膏腴田土 指作荒废，官司不察。而民田水旱，岁一不登，人力不继，即至荒废，观寺得之，无复更入民间，为农者受其弊”，故宋徽宗政和时又补充下令，“除官荒田许观寺请佃外，馀并不许典卖”[244]。
此外，按黄震之说：“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后，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县受理田主词诉，取索佃户欠租之日。”[245]这又说明官府为私家地主督租，也设有专法。
苏辙《栾城集》卷41《论侯偁少欠酒课以抵当子利充填札子》说：“民间欠负，合催合放，皆有条法。”
在交通邮递方面，如有“传送金字牌文书条法”、“急脚递条法”之类。[246]大观初，蔡京修订的《大观马递铺敕令格式》，颁行诸路，共“敕、令、格、式、申明、对修，总三十卷，并看详七十卷，共一百册”。[247]这是官方邮递的专法。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立《讥察海舶条法》。[248]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修立到《诸路岁贡六尚供奉物法》”，後又有《政和诸路岁贡六尚局格》，[249]是进贡皇帝的专法。
十、社会关系和事务类：
“宗室条贯”即“宗室法”，“应臣僚辄带借［倩］或售顾人力入宫门，罪赏并依宗室法”。[250]宋徽宗崇宁时增订《大宗正司敕》说：“诸宗室女使曾生子者，更不得雇入别位(不限有无服纪)。违者，牙保人徒二年，知而雇者，加一等，许人告。”[251]“宗室序位官同，以尊卑为序”，则专门有《宗室尊卑条法》。[252]
《筠溪集》卷3《缴刘光世免差科状》引《绍圣常平免役令》规定，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宋时有“官户法”，[253]其中应包括“官户科敷及和预买等条法”。[254]
宋代有“父子律”、“夫妇律”、“房族律”等。[255]
京城设福田院，收养乞丐，则有《福田院条约》。[256]宋朝还制订了《鳏寡乞丐条例》。[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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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会要》职官19之9，第2815页。
[2] 《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己丑，第2443页；王应麟《玉海》卷66《熙宁中书礼房条例》，台湾大化书局影印本，1977年，第1315页；《宋史》卷204《艺文志》，第5140页。
[3] 《长编》卷216熙宁三年十月癸亥，第2011页。
[4]黃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59页。
[5] 《宋史》卷16《神宗纪》，第306页。
[6] 《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壬辰，第3105页。
[7] 《宋会要》刑法1之49，第6486页。
[8] 《长编》卷90天禧元年六月甲戌，第797页。
[9] 《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庚辰，第2033页。
[10] 又见《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巳，乙卯，第2353、2357页。
[11] 《宋史》卷162《职官志》，第3810页。
[12] 《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甲申，第2466页。
[13] 《苏魏公文集》卷18《奏乞初出官人乞不许差充签判》，第1092—260页。
[14] 《宋会要》刑法1之14，第6468页。
[15] 《宋会要》运历1之23，第2139页。
[16] 《长编》卷146庆历四年二月丁巳，第1355页。
[17] 《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第2204页。
[18] 尤袤《遂初堂书目》作“熙宁审官东院编敇”，即此法。
[19] 《长编》卷373元祐元年三月壬午，第3492页。
[20]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巻17韩粹彦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24—244、245页。
[21] 《宋会要》刑法1之36，第6479页,《要录》卷69绍兴三年十月癸未，第1345页。以上吏部敕、令、格、式等合计为184册，与《宋会要》、《要录》所载总数“共一百八十八册”不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作“一百八十四册”，应为确数，中华书局，2000年，第593页。
[2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作加上《申明》，“共七十二卷”，第593页。
[23] 《宋史》卷204《艺文志》，第5145页。
[24] 《宋会要》刑法1之59，第6491页。
[25] 《宋史》卷44《理宗纪》，第853页。
[26]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五年闰四月戊戌，中华书局《宋史全文》版，2016年，第2858页。
[27] 《宋史》卷45《理宗纪》，第882页；《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6景定三年七月辛巳，第2912页。
[28]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9《官告院》，中华书局，1988年，第248页。
[29] 《宋会要》刑法1之13，第6468页。
[30] 又见《长编》卷286熙宁十年十二月壬午，第2697页。
[31] 《宋会要》刑法1之6，第6464页；《长编》卷205治平二年五月壬寅，第1898页。《宋史》卷204《艺文志》作“王珪《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卷”。据陈乐素先生《宋史艺文志考证》第125—126页，认为王珪不是作者，系《宋史》误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按《长编》作“都官郎中许遵”。
[32] 《宋会要》刑法1之15，第6469页。
[33] 《长编》卷484元祐八年六月壬戌，第4522页，以《四库》本参校。
[34] 《宋史》卷17《哲宗纪》，第336页。
[35] 《宋会要》职官23之8，第2886页。
[36] 《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己酉，第3678页。
[37] 《宋会要》帝系5之19，第121页。
[3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作“八十七卷” ，第593页。
[39] “《右治狱令》”，中华书局标点本和《全宋笔记》本都作“又《治狱令》”。据《宋史》卷165《职官志》，大理寺“凡職務，分左、右”，有“左断刑”，“右治狱”，第3900页，如《宋会要》职官63之14，後为岳飞辨诬之薛仁辅任大理寺左断刑少卿，第3819页，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40] 《宋会要》礼14之83，第628页。
[41] 《宋史》卷199《刑法志》，第4965页。
[42]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庚申，第2118页。
[43] 《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乙未，第2393页，七月壬子，第2395页。
[44] 《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甲寅，第2393页。
[45] 《宋史》卷92《河渠志》，第2301页。
[46] 《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甲寅，第633页。
[47]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61傅尧俞《上仁宗论李允恭不合荐孙永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78页。
[48] 《长编》卷299元丰二年八月辛酉，第2812页。
[49] 《宋会要》职官19之9，第2815页，刑法1之22，第6472页。
[50] 《玉海》卷66《熙宁诸司勅式》，第1315页。
[51] 《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丙寅，第1646页。
[52] 《宋会要》职官45之15，第3398页。
[53] 《宋会要》职官39之9，第3150页，40之4，第3159页，《宝庆四明志》卷3《官僚》，《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7页。
[54] 《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乙未，第4602页。
[55] 《宋史》卷20《徽宗纪》崇宁五年，第376页。
[56] 《宋会要》职官44之6，第3366页。
[57] 《宋会要》职官43之139，第3343页。
[58] 《宋会要》兵4之21，第6830页。
[59] 《宋会要》兵22之16，第7151页。
[60] 《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壬午，第3530页。
[61] 《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癸卯，第2022页。
[62] 《要录》卷17建炎二年九月甲午，第2022页。
[63] 《宋会要》刑法1之26，第6474页。
[64] 《宋会要》职官55之17，第3607页，职官60之6，第3735页。
[65] 《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乙丑，第3945页。
[66] 《宋会要》职官5之17，第2471页。
[67] 《宋会要》职官55之45，第3621页。
[68] 《宋会要》职官31之7，第3004页，55之21，第3609页。
[69] 《宋史》卷160《选举志》，第3754页。
[70] 《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第2204页。
[71] 《宋会要》刑法2之89，第6540页。
[72] 《宋会要》帝系5之19，第121页。
[73] 《宋会要》帝系2之29，第59页。
[74] 《宋会要》帝系6之2—3，第131页。
[75] 《宋会要》职官20之14，第2827页。
[76] 《宋会要》职官27之15，第2944页。
[77] 《宋会要》职官63之4—5，第3814页。
[78] 《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第2683页。
[79] 《宋会要》职官3之25，第2410页。
[80] 《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丁亥，第1121页。
[81] 《宋会要》职官65之32，第3862页。
[82] 《宋会要》选举29之6，第4697页。
[83] 《宋会要》选举29之19，第4703页。
[84] 《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第611页。
[85] 《要录》卷97绍兴六年正月戊戌，第1858页；《宋会要》职官55之45－46作“武臣见系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贯”，第3621页。
[86] 《宋会要》职官11之65，第2655页。
[87] 《长编》卷186嘉祐二年七月辛卯，第1712页。
[88] 《宋史》卷27《高宗纪》，第507页。
[89] 《宋会要》职官59之19，第3726页。
[90] 《长编》卷187嘉祐三年八月，第1727页。
[91] 《宋史》卷12《仁宗纪》，第241页，第248页。
[92] 《宋会要》职官45之8，第3395页。
[93]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18《奏致仕分司官乞与折支全俸状》，《四部丛刊》本。
[94] 《宋会要》职官60之9，第3737页。
[95] 《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甲子，第404页。
[96]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八年十一月，第2132页。
[97] 《宋史》卷159《选举志》，第3721页。
[98]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9《又集议繁冗虚伪弊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65—117页。
[99]第3062页。
[100] 《宋史》卷12《仁宗纪》，第242页。
[101] 《宋会要》职官57之95，第3699页，《宋史》卷179《食货志》，第4355页，卷199《刑法志》，第4978页。
[102] 《宋会要》职官24之34—35，第2909页。
[103] 《宋会要》刑法1之37—38，第6480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第593页，《玉海》卷135《绍兴重修禄秩新书》，第2609页。《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丁亥作晏敦復、王俣等上《绍兴重修禄秩新书》五十八卷，《看详》一百四十七卷，第1975页，有异。
[104]《宋会要》刑法1之37，第6480页，《要录》卷122绍兴八年十月丙辰，第2276页，《玉海》卷135《绍兴重修禄秩新书》，第2609页。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作“秦桧等上《禄秩勅令格》三十二卷，又上《三省令格》二卷，《枢密院令格》二卷，《六曹寺监通用令》一卷，《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右治狱令》一卷，以上《目録》、《申明》共十二卷”，第593页，颇异。
[105] 《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壬子，第2522页。
[106] 《宋会要》职官26之3，第2921页。
[107] 《宋会要》刑法1之52，第6487页。
[108] 《宋史》卷157《选举志》，第3690页。
[109] 《宋会要》仪制9之1，第1988页。
[110] 《宋会要》仪制9之3，第1989页。
[111]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癸丑，第1152页。
[112] 《宋会要》仪制5之28，第1929页。
[113] 《宋会要》食货51之30，第5689页。
[114] 《宋会要》刑法1之12，第6467页。
[115] 《宋会要》刑法1之7，第6465页。
[116] 《宋会要》刑法1之9，第6466页。
[117] 《宋会要》职官15之7，第2701页。
[118] 《长编》卷333元丰六年二月己未，第3098页。
[119] 《宋会要》职官17之15—16，第2741—2742页。
[120] 按此应即是《遂初堂书目》所载《熙宁大理寺断例》。
[121] 《宋会要》刑法1之47，第6485页。
[122] 《宋会要》刑法1之52，第6487页。
[123] 《宋会要》刑法1之2，第6462页。
[124] 《宋会要》刑法1之9，第6466页。
[125] 苏辙《栾城集》卷46《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四部丛刊》本。
[126] 《琬琰集删存》卷2《宋谏议敏求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
[127] 《长编》卷429元祐四年六月癸丑，第4047页。
[128] 《长编》卷494元符元年二月庚辰朔，第4614页。
[129] 《宋史》卷162《职官志》，第3802页。
[130] 《靖康稗史笺证·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31] 标点本作“入国条贯”，疑误。
[132] 《宋会要》刑法1之30，第6476页。
[133] 《宋会要》职官36之59，第3101页。
[134] 《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癸未，第1710页。
[135] 《宋史》卷196《兵志》，第4886、4887、4889页。
[136] 《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丙辰，第3847页。
[137] 《宋史》卷196《兵志》，第4901页。
[138] 《宋史》卷195《兵志》，第4860页。
[139]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炎兴以来敕局废置》，第593页。
[140] 《宋史》卷188《兵志》，第4626页。
[141] 《玉海》卷66《熙宁详定尚书刑部勅》，第1315页。《宋史》卷204《艺文志》作“吴充《熙宁详定军马敕》五卷”，脱一“司”字，第5140页。
[142] 《淳熙三山志》卷14，《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1990年，第7900页。
[143] 《宋会要》兵1之8，第6757页。
[144] 《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第2029页。
[145] 《宋史》卷191《兵志》，第4738页。
[146] 《宋会要》兵2之12，第6777页。
[147] 《宋会要》兵2之41，第6792页。
[148] 《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丙辰朔，卷278熙宁九年十月戊戌，第2588、2621页。
[149] 《历代名臣奏议》卷331，第4291页。
[150] 《宋史》卷190《兵志》，第4717页。
[15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利路义士》，《兴元良家子》，第408、409页。
[152]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一年二月，第2290页。
[153] 曹彦约《昌谷集》卷11《辰州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67—136页。
[154]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甲午，第431页。
[155]据《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补“敕”字，第1965页。
[156] 《宋会要》刑法1之7，第6465页。
[157] 《历代名臣奏议》卷242吕颐浩奏，第3185页。
[158] 《宋史》卷198《兵志》，第4945页，《宋会要》兵21之32，第7140页。
[159] 《宋会要》兵24之33，第7195页。
[160] 《三朝北盟会编》卷8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0页。
[161] 《宋会要》兵4之28，第6834页。
[162] 《宋会要》方域11之2，第6501页。
[163] 《宋会要》刑法7之4，第6735页。
[164] 王质《雪山集》卷6《兴国四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9—400页。《宋集珍本叢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第602页脱“有滥禁”。
[165] 《长编》卷5乾德二年九月癸未，第50页。
[166] 《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八月癸卯，第670页。
[167] 《宋会要》崇儒4之4，第2232页。
[168] 《宋会要》选举4之19，第4300页。
[169] 《宋会要》选举16之7，第4515页。
[170] 《宋会要》职官73之1，第4017页。
[171] 《长编》卷234熙宁三年六月乙亥，第2184页。
[172] 《苏魏公集》卷17《议武举条贯》，第1092—251页。
[173] 《宋会要》选举5之3—4，第4314页。
[174] 又见《玉海》卷112《元祐国子监敕令格式》，第2148页。
[175] 《宋会要》职官28之14，第2978页，又刑法1之17另载绍圣时蔡京修成《太学敕令式》二十二册，第6470页。
[176] 《宋会要》职官28之18，第2980页。
[177] 《宋会要》崇儒2之1，第2187页。
[178] 《宋会要》崇儒1之5，第2165页。
[179] 《宋会要》刑法1之24，第6473页。
[180] 《宋史》卷164《职官志》，第3880页。
[181] 《宋会要》崇儒3之6，第2120页。
[182] 《宋会要》崇儒3之17，第2216页。
[183] 《宋会要》崇儒2之28，第2201页。
[184] 《宋会要》崇儒1之7，第2166页。
[185] 《长编》卷61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第525页。
[186] 《宋会要》职官3之26，第2410页。
[187] 《宋会要》职官19之8，第2814页。
[188] 《宋会要》职官22之39，第2879页。
[189] 《宋会要》职官48之2，第3456页。
[190] 《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丑，第726页，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丑，第2389页。
[191] 《宋会要》食货63之183，第6078页。
[192] 《长编》卷312元丰四年四月丙子，第2923页；《宋会要》食货30之17—18，第5327页。
[193] 《宋会要》食货63之192，第6082页。
[194] 《宋史》卷174《食货志》，第4205页。
[195] 《宋会要》食货69之69，第6364页。
[196] 《宋史》卷174《食货志》，第4199页。
[197] 《文献通考》卷5，第113页。
[198] 《宋会要》食货61之59，第5903页。
[199] 《宋会要》食货70之112，第6426页。
[200] 《要录》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乙未，第1824页。
[201] 《宋会要》食货14之22，第5049页。
[202] 《宋史》卷178《食货志》，第4330页。
[203] 陈襄《古灵集》卷6《知河阳县乞抛降和籴小麦价钱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3—534页。
[204] 《宋会要》食货14之18，第5047页。
[205] 《长编》卷492绍圣四年十月戊子，第4591页。
[206] 《宋会要》食货34之2—3，第5389—5390页。
[207] 《宋会要》食货36之3，第5433页。
[208] 《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戊申，第3228页。
[209] 《琬琰集删存》卷2《赵待制开墓志铭》，第236页。
[210] 《宋史》卷183《食货志》，第4481页；《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亥，第624页。《宋史》“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策”当据《长编》改作“册”。
[211] 《长编》卷298元丰二年五月己卯，第2794页。
[212] 《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壬午，第4777页。
[213] 《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庚子，第429页。
[214] 《宋会要》食货36之12，第5437页。
[215] 《宋会要》食货30之13，第5325页。
[216] 《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戊子，第2076页。
[217]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4《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00—203、204页。
[218] 《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第2000页；《宋会要》职官26之5，57之92—93，食货62之10—11，第2922页，第3697页，第5953页；《宋史》卷199《刑法志》，第4977页。
[219] 《宋会要》职官57之95，食货6之52，第3699页，第4905页。
[220] 《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第2204页。
[221] 《宋会要》食货55之18，第5757页。
[222] 《宋会要》食货4之25，第4858页。
[223] 《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丁未，第2116页。
[224] 《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丁未，第2276页。
[225] 《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一、论北朝所见於朝廷不便事》。
[226] 《宋史》卷180《食货志》，第4386—4387页。
[227] 《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丁巳，第2588页。
[228] 《宋史》卷186《食货志》，第4560页。
[229] 《宋会要》职官44之13—14，第3370页。
[230] 《历代名臣奏议》卷258李弥逊奏，第3378页。
[231]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1《乞禁止遏籴状》，《四部丛刊》本。
[232] 《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壬寅，第3854—3855页。
[233] 《宋会要》食货70之23，第6382页。
[234] 《宋会要》食货40之9，第5513页。
[235] 《宋会要》食货47之4，第5614页。
[236] 《宋会要》职官44之38，第3382页。
[237] 《宋会要》职官44之15—17，食货64之77，第3371—3372页，第6138页。
[238] 《宋史》卷306《戚纶传》，第10104页。
[239] 《宋会要》食货69之43，第6351页。
[240] 《宋会要》食货69之48，第6353页。
[241] 《宋会要》食货69之68—69，第6363页。
[242] 《宋会要》食货61之65，第5906页。
[243]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亲邻之法》，第308—309页。
[244] 《宋会要》食货63之192，第6082页。
[245] 黄震《黄氏日抄》卷70《再申提刑司乞将理索归本县状》，耕馀楼刊本。
[246] 《宋会要》方域11之2，第6501页。
[247] 《宋会要》刑法1之22，第6472页。
[248] 《宋史》卷29《高宗纪》，第551页。
[249] 《宋会要》食货41之43，刑法1之27，第5558页，第6475页。
[250] 《宋会要》刑法2之89，第6540页。
[251] 《宋会要》帝系5之19，第121页。
[252] 《宋会要》仪制3之52，第1897页。
[253] 《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壬子，第2407页。
[254] 《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庚申，第1474页。
[255] 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四部丛刊》本。
[256] 《宋会要》职官37之9，第3139页。
[257] 《宋会要》食货60之3，第5866页。
在上枚举的专法只是抛砖引玉，肯定有不少疏漏，只能请读者们原谅笔者的年龄和精力了。但宋朝的专法，当然是宋朝法律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值得人们作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马克思说：“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1]法律无非是必须体现和贯彻统治和剥削阶级的意志，这是颠仆不破的客观真理。中华的夏、商、周三代有礼有刑而无成文法，大致自春秋後期，开始制订和公佈成文法，包括铸刑书等。从无法到有法，自然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依个人的简单化理解，法治是法大於权，而人治则是权大於法”。[2]尽管出现成文法，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人治的特徵，正是法律没有严肃性，而权力可以压倒和破坏法律。从战国、秦汉至明清，都是人治社会，宋朝并不例外。
权大於法的人治的特点，就是执法不依原则、道德和法律办理，而是依权势和人情办事，一切依阶级、阶层甚至个人的私利和需求，符合私利时似可遵纪守法，不合私利时更可违法乱纪，讲究“持苞苴而请谒，奔走权门”，[3]结果无非是“悖法乱理”，[4]“徇私枉法”。[5]正如李纲所说：“法完令具，布在方册，而吏惰弗虔，荒失诏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泽，良法美意，殆为虚文。”[6]
岂止是贪官污吏，而皇帝本人又何尝不同样悖法乱理。宋人所谓“祖宗之法”，当然是个含糊的概念，却似有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严肃性。但宰相张商英反对宋徽宗给宦官加封节度使，说：“祖宗之法，内侍无至团练使。有勋劳当陟，则别立昭宣、宣政诸使以宠之，未闻建旄钺也。”[7]结果是张商英罢相，蔡京迎合宋徽宗之旨，首“擢童贯领节度使，其後杨戬、蓝从熙、谭稹、梁师成皆踵之。凡〔内侍〕寄资，一切转行，祖宗之法荡然无馀矣”。[8]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严肃性又何在?或行或废，还不是听凭官家的一念之差？
宋朝法令繁多，似乎事事处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例可援。治史者似不必被此现象所惑，需要透过现象，看穿其人治的本质，实与其他朝代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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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浅谈中国古代权大於法的主流政治传统》，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6期。
[3]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页。
[4] 《通典》卷167，中华书局，1992年，第4318页。
[5] 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5雍正五年七月初五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3—159页。
[6] 李纲《梁溪全集》卷36《诫谕监司按察州县诏》，岳麓书社，2004年，第457页。
[7] 《宋史》卷351《张商英传》，第11097页。
[8] 《宋史》卷472《蔡京传》，第13724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二年正月，中华书局，2006年，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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