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印：跟随张政烺先生点校《金史》 | 专题 | 202004-04（总第12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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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文印
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参加点校“二十四史”，是历史给我的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跟随张政烺先生点校《金史》，又是我个人的极大幸运，正是张先生的指点，使我走进了研讨宋、金文献的大门。
张政烺先生是山东荣城县人，人高马大，标准的“山东大汉”。开始他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一接触就会发现，先生满面春风、满怀热情，让人顿感亲切有加。我当时对先生坦言，我虽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但先是留校“闹革命”一年，接着又从中华书局到山东胶县的解放军沽河农场锻炼一年。回京之后，没有停脚，又去湖北咸宁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战天斗地，从毕业到现在，五六年来，业务书是一页也没翻过。对“二十四史”，上学时读过《史记》，翻阅过《汉书》等前四史，至于《金史》，只知其名，一个字也未读过。张先生听了我这番话，微笑着对我说，读《金史》不难、不难。接着他又说，它的人名、地名有点乱，读的时候要留点心。这样，在张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便笨鸭子上架了。
张政烺先生肖像，约摄于1970年代或1980年代
当时，张先生正参照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对读《金史》，并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上条子，以便下一步写校勘记时参考。因此，他对我说，你也去图书馆找一部《金史详校》吧，咱俩分别来贴条子。张先生总是戏称这些条子为“胡子”，他说：“我贴我的胡子，老崔贴老崔的胡子。”虽然如此，我常常少不了要麻烦先生。有一次，我看了有关高琪的资料，可是再找这个人的传，却找不见了。我便去问张先生。张先生习惯性拍拍脑袋，笑着对我说，这个人姓术虎，叫术虎高琪，有时也写成高乞，读《金史》的麻烦就在这里。我恍然大悟，立马在卷一百零六找到了他的传。这类事极多，不胜枚举。
我们把条子贴光之后，开始甄选这些条子，撕下来，写成校勘记。张先生戏称撕条子叫“拔胡子”。他说：“我拔我的胡子，老崔拔老崔的胡子，写校勘记后，再由我归总。”我们是遵照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三负责精神”进行工作的。这里需要插一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点校“二十四史”这一工作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但因顾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天天到书局来上班，所以，日常工作便委托白寿彝先生代为负责。我们当时按四库馆的惯例，亦戏称白先生为“副总裁”。他屡次强调：一、我们整理古籍，首先要对古人负责，对流传下来的古籍负责，前人正确的东西，不要到我们手里反而搞错了；二、我们整理是古籍是为今人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正确的东西奉献给读者，一定要对当今的读者负责；三、同时，古籍是要流传下去的，我们整理的书，不仅要使当代读者看得明白，而且，也应使后来的读者看得明白，尤其是校勘记，决不能写得含混，而应该清楚明白，删几个字一定要交待清楚是哪几个字，补几个字也如是，决不可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三负责”的原则来确立和写出校勘记的，对我们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一般便尊重古人，不再添乱。如卷二十四《地理志》，我写了条校勘记如下：
张先生看了这条校勘记后，写道：
他在“不管”后面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表示与我商榷之意，最后我们达成一致，他便在这条校勘记上批了“不管了”三字。因为资料缺乏，我们根本“管”不清楚。
对我所写的校勘记，但凡可取的，张先生必批“好”字以示鼓励，如卷八《世宗纪》，我写有这么一条校勘记：
张先生除了批个“好”字之外，还写了“已改抄”三个字。张先生改的校勘记在点校本第一册的176页，为卷七《世宗纪》的第二条校勘记：
两相对比，就会看得很清楚，“‘曰’下当有脱文”虽只有六个字，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指出了此处问题之所在，把这条校勘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说张先生是“大手笔”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张先生考证历史是十分严谨的，在卷二十四《地理志》，我曾写了这样一条校勘记：
张先生对这条校勘记虽批了“已完全采入”五个字，不过是对我的鼓励而已，他所改作的校勘记在《金史》第二册584页，为该卷《地理志》的第五十二条校勘记。张先生写道：
看得出，我写的校勘记不过旨在说明 “更名永安在金，不当系于辽开泰年下”而已，甚为粗略。而张先生写的校勘记则不同，他通过《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证实了南京路河南府的芝田县，“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又证实了山东西路东平府的“汶上，本名中者，贞元元年更为汶阳”，之所以“永安”“中都”要更名，是因为这些地名与都城的称谓发生了重复，都可证明贞元元年金的都城中都其地所在必名永安，否则就不用改永安为芝田了。这正是张先生考证历史的严谨之处，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虽然后来北大刘浦江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他的长文却未触及芝田、汶阳何以更名，也并未为我们提供任何可以驳倒这一结论的新材料。
用张先生所写的校勘记，对照自己所写的校勘记，才知道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才知道什么是问题之关键所在。很显然，我忽略了元好问“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的重要记载，而张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并引《金史》《地理志》佐证了这些记载的属实。那么，中都的“地名永安”便是千真万确的、难以推翻的了。
当年，白寿彝先生讲“三负责”精神时，特别强调，对前人的看法如有意见，可以不加引用，但切勿引用了之后再予以驳斥。因为前人的有些看法是其毕生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不理解，但不可轻易否定。张先生修改校勘记，亦严格遵循了这一精神。如卷二十四《地理志》，我写了这么一条校勘记：
张先生批道：
看得出，张政烺先生并不同意钱大昕的说法。所以，这类校勘记便理当删除了。
张政烺先生胸怀博大，对人总是敞开心扉，知无不言，助人为乐。有一次，我们请张先生讲讲“二十四史”的版本，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讲的那天，他从家中带了个很大的蓝布包裹——用蓝布包书，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大概车挤，张先生走得满头大汗，进到房间，连水都没喝，坐下来就讲。张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直到讲完，他的蓝布包也未打开。是我们会后想看看张先生的“宝贝”，他才把蓝布包打开给我们看，都是相关书目之类，可谓琳琅满目，令我们大开眼界。
张先生是一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他只看别人收获了便高兴，其胸怀之宽厚、博大，令人很难企及。张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考证性文章，叫《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这篇名文，署称“癸未季冬写于南溪李庄板栗坳”。“癸未”即1943年，这正是前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躲开战火而避地四川南溪李庄的时期。当时，张先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史语所图书的迁运任务，大受时任所长傅斯年的表彰，而且还在百忙中写下了这篇影响十分深远的大文。此文以翔实的材料、严密的逻辑，推翻了自明万历重编《内阁书目》以后，各类公私书目凡“涉及《相台九经三传》或《沿革例》者，皆以为出于岳珂之手”的错误，并坐实了《春秋经传集解》之“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记中的“岳氏”，乃是元初人岳浚，而与南宋人岳珂无涉。这一结论，已广为学界所接受。所谓“相台”即相州，据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相有铜雀台，故相州谓之相台。”乃宋名将岳飞的故乡，所谓“发愤河朔，起自相台”者也（见《金陀粹编》卷十九）。据吴亮增修的《毗陵人品记》，称“岳浚字仲远，宜兴人，飞九世孙”。虽然张先生认为“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岳浚与岳飞相距一百二十年，通谱自贬何至于称九世孙？”但岳浚是岳飞的几世孙辈则是毋庸置疑的。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九经三传沿革例》时，从《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说明中知道张先生有这么一篇文章的，当时很想找来一读，但历史所的同仁告诉我，别找了，张先生的大文只是稿本，并未刊发。直到1991年6月，我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看到了这篇文章。也就是说，这篇1943年写于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的文章，竟在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拿出来正式发表，而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最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一直公开自己的观点和考证征引的材料，这种视学术为公器的博大精神，正是张先生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助人为乐的体现，令人由衷敬佩。
说张先生淡泊名利，还有另一事可以佐证。张先生1936年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6年应聘为北大史学系教授。他参与了1954年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该所研究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拔白旗”，张先生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当时主政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金灿然先生奉行“人弃我取”的用人之策，将有真才实学的落难者召入中华书局，如前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先生、北大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都是金灿然“取”来的。所以，他听说张政烺先生离开北大后，立马要求文化部把张先生调到中华书局，并给他一个副总编辑的职位。如果不是中华书局还保留着这一任命书，我们还真不敢相信张先生曾受命为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但张先生毕竟是张先生，他并未理睬文化部这一任命，而是认认真真地在历史所当他的研究员，直到1966年正式调入历史所。写到这里，我们便可知道，张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前面已经提及，我是在学业荒废了五六年之后，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包括张先生在内的老先生们不仅为我补了一课，而且还领我进入学术的殿堂。当时，张先生告诫我，《金史》的人名、地名有些乱，要我留心。我遵照张先生的告诫，以《金史人名索引》的形式清理了这些混乱的人名。这本书1980年出版，张先生看了很高兴。
因为在工作中常向张先生请教，而张先生又是热心肠，话虽不多，却多画龙点睛之语。他曾说过，刘祁的《归潜志》记金末之事较为翔实，我便发愿整理此书。恰好此时顾颉刚先生向我介绍他的学习方法，即每天写三千字的读书笔记，写不出就抄五千字的书。我听了之后，颇受鼓舞，决定手抄《归潜志》，加以整理。为了减少抄写的错误，我特用毛笔抄写，做到一笔一画，决不草书。此书1983年出版。
我曾向张先生请教过他对《大金图志》一书的看法，张先生沉吟良久，对我说，此书前人颇有争议，但毕竟是第一部《金史》，价值总还是有的。我便是凭着张先生这些话，决定整理《大金图志》，我用明钞本补了通行的扫叶山房本没有的《经进大金国志表》《金国初兴本末》《金国世系之图》，附录了《女真传》《金虏图经》《金志》《族帐部曲录》等相关资料，并努力查找了全书的史源出处，成《大金国志校证》一书，此书1986年出版，为大家提供了一部较为可读的史书。
最后，因为听张先生谈到《靖康稗史》，得知此书史料价值甚高，同时也了解到南京图书馆藏有丁丙钞本，我便又一次下定决心，将此书整理出版。我对此书作了较详的笺证。此书1988年出版，大得前辈学者缪钺先生的好评。
回想起来，我整理这些书都与张先生的教导和启发有关，如果我不是跟着张先生学点《金史》，这些书的整理便也无从谈起了。张先生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导师，把我领进了学术之门。这都是令我感激、终身难以忘怀的。
点校“二十四史”那一段时间，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名家荟萃，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忘不了白寿彝先生对我的关怀，他主动向临时党支部提出并取得同意，当了我的党内联系人，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同时，白寿彝先生还一直把我当作他的编外研究生，鼓励和指导我写有关论文，我本人大部分文章都是经白先生看过后，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我一直感念白寿彝先生对我的恩德。
白先生办事严肃、认真，尤其讲究原则。他对“四人帮”鼓吹的“儒法斗争”不屑一顾，他说，马克思经典著作讲的是阶级斗争，而“儒法斗争”充其量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学派斗争而已，它怎么能取代阶级斗争。他对“四人帮”考教授的罢考，更是传为美谈，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人人都伸出大拇指，夸赞“老白真行”。
幽默、诙谐的启功先生同样令人终生难忘。我每出一书，大都是由启先生题写书签。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与曾贻芬合写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当时我不知道启先生正患眼疾，写不了字，更用不了毛笔，但他得知我求他题签，毅然用硬笔作了题写，如此高情厚谊，每想起来，心里都热乎乎的。
翁独健先生口含烟斗校《元史》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有时烟斗早就熄火了，他仍在那里吧嗒，认真看书。我们看了，又是感动，又忍俊不禁，那种认真的投入精神，真是无以复加。
那时的办公室十分简陋，既无空调，也无电扇，王仲荦先生似乎很怕热，每每见他在办公室汗流浃背地工作，一丝不苟。
唐长孺先生既能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又十分关心他人。我们那时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打打乒乓球。不过，当时因为出版社刚刚恢复工作，没有固定的保洁人员，所以那张乒乓球台早已满是灰尘。但有一天，球台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费了好大周折，我们才知道，是唐长孺先生一大早为我们擦洗的，大家甚为感动。从此，我们也开始主动保洁了。唐先生是一级教授，工资三百五十元，但我们后来才知道，每月他自动交两百元党费，以保持自己低调的生活。唐先生这种精神，亦使我们十分感动，都努力向他学习。
最后，我想说一下邵循正先生。点校“二十四史”开始时，邵先生因病正在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但他多次表示，愿意立即参加《元史》的点校工作。当时，中华书局还专门派人陪同白寿彝先生去小汤山看望他。不久，邵先生就从疗养院来到了中华书局，但是很快旧病复发，与世长辞。我常常想，如果邵先生不离开疗养院，也许旧病就不会复发，从某种意义上说，邵先生正是为了点校“二十四史”而献出宝贵生命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点校“二十四史”，到现在也快半个世纪了，我个人也从青年步入了老年。但那段历史我仍铭刻在心，很多人和事亦常常浮现在眼前，对他们充满了怀念和敬意。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时来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只拿本单位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额外补贴。而且，点校“二十四史”是不署名的，也没稿酬。但是，这些老先生都兢兢业业，把他们的才华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同时，又对青年人存着一种知识分子本能式的厚爱，多所指导和培养。想到这些，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